孚雷法国革命史学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法国论文,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弗朗索瓦·孚雷（Fran
ois·Furet）是当代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曾任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院长（1977—1985年）。1965年，孚雷与李舍（D.Richet）合著《法国革命》一书，对当时以索布尔为代表的法国革命传统史学的解释提出质疑。（注：张芝联：《从〈通鉴〉到人权研究》，三联书店，1995年，第294—295页。）从此，以孚雷为代表的一些历史学家与传统史学在法国展开了长达20多年的论战。到80年代中后期，逐渐取代传统史学，开始占据法国革命史研究的主导地位。这从1989年法国革命二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就可看出：孚雷被法国的新闻媒介冠以“二百周年之王”的头衔。（注：米歇尔·伏维尔：《对法国革命修正主义解释的思索》（Michel Vovelle, "Reflectionson the Revisioni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载《法国历史研究》（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1990年第4 期，第749页。）他本人在接受一家报刊的采访时也声称 “我赢了”。（注：米歇尔·伏维尔：《对法国革命修正主义解释的思 索》（MichelVovelle,"Reflectionson the Revisioni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载《法国历史研究》（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1990年第4期，第749页。）
这一在法国革命国际史学界已产生重大影响并且影响还在持续的新史学，长期以来之所以在我国史学界一直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就因为孚雷史学是对法国革命传统史学的“反动”，它在我国史学界基本上处于受拒斥的地位；而由于对孚雷史学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这种拒斥态度有很大的盲目性，在科学上是不足取的。为改变这一状况，本文试图对孚雷史学作一些系统的介绍，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其得失作一番探讨。
孚雷法国革命史观的基本内容
（一）史学思想上
首先，孚雷特别强调法国革命的连续性，认为法国大革命并不是如当时革命者和传统史学家们所想象的是与过去彻底决裂、是一个全新的世界的开始。相反，法国革命只是一件长期工作的最后完成，具有突出的历史连续性。在孚雷看来，在法国革命的起源上，旧制度下的法国君主专制主义起了很大作用。旧制度下法国君主一直进行着加强王权和中央政府权力的工作。中央集权慢慢渗透到法国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逐渐剥夺了贵族的政治权力和自由，并开始在社会中形成使已丧失了政治权力但仍然保存特权地位的贵族成为法国各阶层痛恨的焦点。当法国革命爆发，国家权力出现真空时，这种平等主义文化就逐渐形成一种关于权力的革命意识形态，并成为革命的动力。所以“法国专制主义为自己的灭亡培养了掘墓人”，（注：孚雷：《思考法国革命》（F.Furet,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伽利马尔出版社（Gallimard）1978年，第173 页。）而旧制度下开始的中央集权化，在法国革命结束后，不仅未消失，而且得到了强化，并一直长期存在。
从法国革命的结果看，孚雷认为革命前后的法国在经济、社会层面上变化不大。经济上，“旧制度下的法国经济在18世纪并未受到阻碍，而是繁荣。18世纪后期的危机是总的上升趋势中的不景气。”（注：孚雷：《思考法国革命》，第189页。 ）“整个大革命过程中经济的变化很微弱，大革命前是一种前资本主义经济，大革命后仍是如此。”（注：姚蒙：“建立一种批判的大革命史学——访法国著名史学家弗朗索瓦·孚雷”，载《史学理论》1989年第4期，第82页。 ）法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未因革命而改变速率，法国的工业起飞过程漫长，人口升降趋势也不引人注目。社会层面上，孚雷指出“法国革命并未使法国的社会结构发生明显、深刻的变化，在大革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法国仍是一个农民国家，有大地产者、有农民、有贵族、有资产者。革命后的法国社会，其深层仍建立在革命前社会的传统之上，这是一种国家至上与公共权力至上的传统。”（注：姚蒙前引文，第79页。）
孚雷史学思想的第二个特点是强调法国革命中政治的核心地位。在强调法国革命的连续性的同时，孚雷也不否认法国革命具有决裂性。在他看来，法国革命的特点就在于“一种现象的连续性怎样能通过革命这样明显的、彻底的不连续性表现出来？”（注：孚雷：《思考法国革命》，第128页。）法国革命的决裂性并不体现在经济、社会的变化上， 而是体现在政治上。法国革命的历史重要性在于它第一个进行了民主政治实验，而这种实验将成为普遍现象。由此法国革命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政治原材料。通过革命，在法国政治领域引入了民主的现代理论和实践。以人民主权代替了国王的主权，并且展示了现代民主政治中代议民主制与直接民主制间的矛盾。“1789—1794年的法国革命史能被看作是从与代议制原则的妥协向舆论统治的无条件胜利的迅速转变。”（注：孚雷：《思考法国革命》，第84页。）此外，法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还体现了现代民主的理论矛盾，这就是“民主能有非常不同的结果，它既能导致公民的自由、也能导致国家的专制。”（注：孚雷：《一个评论》（ F.Furet,"A Commentary"），载《法国历史研究》（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1990年第4期，第799页。）由此，孚雷强调政治是18 世纪末到19世纪末法国历史的核心部分。正是通过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文化，法国这一时期的历史才展示了特点。
孚雷史学思想的第三个特点是突出1789年在法国革命史中的地位，强调革命意识形态是革命的动力。孚雷认为法国大革命的核心是1789年。这一年是激进的和富有创造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没有与旧社会任何妥协的情况下实现了。社会等级和封建主义被废除；职业向有才能的人开放，社会契约代替了君权神授；民主的人和代议制诞生；经济上的解放，国内贸易自由，取消了行会、集团的利益。奠定我们当代世界的新的资产阶级秩序的基本特征已最终建立了。（注：孚雷：《1789年》（L'Année 1789），载《年鉴》杂志（Annales ESC）1989年第1期， 第20—21页；《思考法国革命》，第201页。）而与之相对立，“1793 年的法国则有很多挫折与损害，人们开始重新回复了旧制度的东西，如专制、专横、无套裤汉的经济制裁等，这些都是历史陈渣在法国政治上的再次泛起。”（注：姚蒙：前引文，第81页。）孚雷特别强调指出，1789年的法国形成了一种革命意识形态，它成为1789至1794年法国革命的内部动力。1789年5至7月第三等级对国王的胜利，攻占巴士底狱，就形成了一种革命意识形态，它以一种新的政治社会性（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民主社会性），代替了旧的以君主为中心的政治社会性。它包括：人类再生的观念；政治万能，所有个人问题，所有道德或思想都成为政治的，没有任何政治不幸不能获得政治解决；人民主权代替了神授君权，人民享有主权，并且这种主权是统一和不可分割的。（注：孚雷：《思考法国革命》，第49页。）这种革命意识形态一经形成，就占据了出现真空的权力领域。平等和人民主权的观念是这种革命意识形态的核心。在这种革命意识形态统治之下，关于合法性的语言上的竞争代替了对权力的利益冲突，政治成为建立谁代表人民、平等的象征，权力掌握在那些能占有、保持这种象征地位的人手中。孚雷认为革命把象征体系置于政治活动中心，正是这种象征体系，而不是阶级利益，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在权力斗争中起了决定作用。“狭义上的法国革命史，它的突出特点就是关于合法性的不同看法间的激烈冲突以及不同的人和集团之间为了使革命在自己旗帜下进行而展开的争夺。”（注：孚雷：《思考法国革命》，第88—89页。）从三级会议召开至救国委员会专政，同样的动力在起作用，这就是革命意识形态，它是革命的内部动力，直至1794年罗伯斯庇尔倒台。（注：孚雷：《思考法国革命》，第94页。）
孚雷史学思想的第四个特点是反对以外部环境理论解释1793—1794年的雅各宾派恐怖统治。在孚雷看来，1789至1794年的法国革命存在着一个激进化的过程，革命的发展到了1793年出现了制度化的恐怖。法国革命的传统史学家，往往以一种外部环境理论解释1793年恐怖，认为革命的外部环境从宫廷、贵族的敌对、阴谋发展为与外国势力的冲突，到1793年法国面临民族生存的危胁，民族利益占了上风，所以采取恐怖这种最激进的方式，以打败国内外敌人，保护革命。（注：孚雷、奥祖夫：《法国革命批判词典》（F.Furet、M.Ozouf:A Critical Dictionaryof the French Revolution），哈佛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46页。 ）孚雷指出这种解释理论存在两大缺陷：一是只不过重复了革命者自己当时的解释；二是人们用革命之外的因素定义革命，把历史的首创精神归于革命的敌对势力。因而这种解释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因为“民族危亡的形势并不必然促使一个民族走向革命恐怖。革命恐怖与军事形势是无关的。没有什么‘革命的环境’，只有革命造成的环境。”（注：孚雷：《思考法国革命》，第105页。）1792 年春天开始的战争中有英法商业竞争的一面，但最主要的是法国国内的政治原因。战争是法国国内各个政治派别都希望的。吉伦特派鼓吹战争，是为了获得权力，路易十六期望战争，是为了重新获得权力，雅各宾派则是为了使革命激进化。（注：孚雷：《革命的法国1770—1880》（F.Furet,Revolutionary
France 1770—1880），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03—107页。）
孚雷认为，1793—1794年的恐怖与战争之间存在着一个悖论：1793年春、夏，恐怖流血最少的时期，正是共和国最危险的时期，面临外国军队入侵和内部的旺代叛乱；而1793年10月以后，恐怖逐渐增多时，正是国内形势转好的时候。（注：孚雷、奥祖夫：前引书，第143页。 ）所以孚雷认为革命恐怖只能从革命内部动力机制——革命意识形态中去考察。恐怖是革命意识形态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1789年出现的革命意识形态已包含了出现恐怖的内在因素。（注：孚雷：《革命的法国1770—1880 》， 第140页。）1789年，革命意识形态成为革命的动力。 法国革命的所有领导人都注意到了这种权力的变化，每一个政治集团都追求同样的目标，为获得权力，通过使革命与革命的语言相一致而使革命不断激进化。罗伯斯庇尔就是以最纯粹的形式使用革命意识形态，控制了舆论。通过不断的批判权力而最终获得权力。（注：孚雷：《革命的法国1770—1880》，第145 页。）在他统治时，意识形态与政府共存了，观念与权力之间不再有任何差别，于是政治上除了一致，就是死亡，别无选择。恐怖的最高潮是在1794年春，这时军事环境已得到改善，恐怖作为一种行政措施，目的是灌输平等思想和克服政治上走入死胡同的困境。它并不是现实斗争的产物，而是善恶二元论和某种普遍化的社会恐惧的产物。（注：孚雷：《思考法国革命》，第202页。）1794 年热月政变后，绝对民主的革命意识形态不再与共和政府共存，不再充斥于权力的整个领域，也不再成为革命的真正权力。代议制政府的合法性开始恢复，重新恢复了社会的独立性，承认个人利益和政治交易是必需的。（注：孚雷：《革命的法国1770—1880》，第153 页。）热月政变并不是革命的结束，而是革命最纯粹形式的结束。此后，革命意识形态仍然存在，但它的功能、本质变了，由关于合法性的话语、权力的焦点变为只是共和派的一种宣传工具了。（注：孚雷：《思考法国革命》，第126页。）
（二）孚雷的史学方法
首先，孚雷反对传统的法国革命史研究中的“纪念史学”，大力提倡解释史学。孚雷认为法国革命传统史学是一种“纪念史学”或是叙述史学。这种史学认为史实自身会说话，证明自己，从而采取一种纯粹的描述，以重建革命参与者的个人或集体经历。分析也仅限于对起源的讨论中。历史学家们把自己置身于革命中，把自己的情感、好恶与革命者的意识、情感相连，以达到与自己心中的英雄、事件相认同。（注：孚雷：《历史工场》（F.Furet,L'Atelier de L'Histoire），弗拉马里翁出版社（Flammarion）1982年，第76页：《思考法国革命》，第38页。）于是出现保皇派、自由派、雅各宾派、无政府主义史学。所有这些在孚雷看来都只是一种“寻求认同”的史学，无论是诅咒革命还是庆祝革命，都没有摆脱当时革命者自身的虚幻，仍然保留着对革命参与者的有意识经历的信仰。（注：孚雷：《思考法国革命》，第26页。）这种“纪念史学”，混淆了分析的两个客体：作为历史过程的革命，包含一系列起源、结果；作为一种变化模式和一种集体行动的特殊动力的革命。这两者分别涉及不同的时间参照系。分析革命的起源或结果，观察者要追溯1789年以前和考察1794年或1799年之后的情况。（注：孚雷：《思考法国革命》，第38—39页。）
因而孚雷提倡在法国革命史研究中采用解释史学方法。主张历史学家不再去描述那种“独一的、瞬间的、不可比较的”历史，以试图重构过去，而应从过去中挑选一些研究对象，同时对这个过去提出一些有选择的问题，并解释它们。（注：孚雷：《历史工场》，第76页。）孚雷的《思考法国革命》一书就是围绕着“人们如何解释这样一个事件（指法国大革命——笔者按）？”问题而展开，并提出自己的一套解释理论的。它以关于革命者期望的虚幻性的批评为基础，通过考察革命行动者的想法与他们的历史地位间的差异性，指出革命的真实结果与革命者的期望之间有一鸿沟。（注：孚雷：《思考法国革命》，第35页。）
孚雷史学方法中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与思想、文化研究紧密结合的政治史研究。孚雷认为法国革命中经济、社会层面上变化不大，因而反对传统史学用经济、社会解释法国革命。传统史学解释一般认为法国革命在经济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生产方式；社会上是资产阶级对贵族阶级的胜利。孚雷对这种传统解释的实证基础提出了质疑。他指出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是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而法国革命只是一个持续几年的历史事件。（注：孚雷：《思考法国革命》，第189页。 ）旧制度下的法国贵族与资产阶级已出现了融合。18世纪的法国并不是由贵族垄断了国家的重要职位，通过购买官职，第三等级上层的许多人进入了高等法院，成为贵族。由国王、金钱引起的贵族化在整个18世纪不断增长。贵族与资产阶级在思想上也有一致性，第三等级和贵族的陈情书中更多的是相同处。而且贵族的陈情书“更具启蒙色彩，更强调个人自由、个人权利。”（注：孚雷：《思考法国革命》，第72—73页。）因而孚雷认为1789年前贵族和资产阶级是同一精英中的部分，他们争夺的是地位，而不是经济利益。由此孚雷指出传统史学的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经济、社会解释不适合于1789—1799年或1789—1794年这短时期的革命。 （注：孚雷：《思考法国革命》， 第187—188页。）
与这种观点相适应，孚雷在史学方法上把强调的重点放在法国革命史的政治研究。从政治层面考察法国革命。但是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孚雷所强调的政治史是与传统的政治史有很大区别的。传统的政治史是一种描述性的事件史，只满足于对帝王将相和战争等重大事件的叙述。而孚雷所写的政治史不是事件性的，而是“有着一种强烈的概念化研究倾向”（注：姚蒙：前引文，第82页。）这种政治史研究是与思想、文化研究紧密结合的，注重考察法国革命中语言、观念、象征体系的作用。这一点在前面所说的孚雷对革命意识形态和恐怖时期的分析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语言、意识形态独立于经济、社会因素之外，在一段时期内起了决定作用。
对孚雷史学的思考
（一）孚雷史学出现的历史背景与精神气候
孚雷史学能在法国革命研究的国际史学界出现并且影响越来越大不是偶然的，它是与法国国内和国际上的历史背景与精神气候直接相连的。
1、50、60年代法国革命国际史学界中的英、 美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
从本世纪50年代开始，在英、美史学界中出现了一种对法国大革命的传统史学进行修正的思潮，向传统史学的观点、方法提出挑战。代表人物主要为科本（A.Cobban）、帕尔默（R.R. Palmer ）、泰勒（G.Taylor）等。
1953年，美国历史学家帕尔默在美国史年会上提交论文《1760 —1800 年的西方世界革命》，把1760—1800年这一时期的西方各国革命看作是大西洋文明的共同现象，提出“大西洋革命”的观点。随后在1955年罗马举行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他和法国历史学家戈德肖（J .Godechot）合作，重申并发展了这一论点。 以后帕尔默又在《民主革命的时代》和《法国革命的世界》中再次阐述和扩充了论据。（注：张芝联：前引书，第295—296页。）在帕尔默看来，18世纪末存在着一场“大西洋革命”，这场革命最初发生于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也就是1776年开始的美国革命。随后蔓延到瑞士、荷兰和爱尔兰，最后于1787—1789年间到达法国。从法国开始，革命又影响到德国莱茵地区、波兰、意大利等欧洲其他国家和整个拉丁美洲。由此，法国大革命成为大西洋革命的一部分。帕尔默认为“把法国革命看成是一个更大整体的一部分，只会使法国革命变得更伟大，而不是更小。”（注：帕尔默：《法国革命的世界》（R.R.Palmer,The World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纽约1971年，第266页。）
英国历史学家科本是这股修正思潮中影响最大的一个。1954年他在接任伦敦大学法国史讲座教授时所作的第一次讲演就是以“法国革命的神话”为题的。在讲演中科本指出“认为法国革命中封建秩序消失、资产阶级取而代之的观点只不过是一种神话”（注：科本：《法国革命的神话》（A.Cobban,The Myth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1978年，第8页。）。1964年，科本又出版了《法国革命的社会解释》一书， 进一步系统阐述了他的观点，对法国革命的传统史学提出了更系统的批评。在该书中，科本重申“革命是资本主义推翻封建主义的理论”只是一个神话，反对认为1789年资产阶级进攻并摧毁了封建制度。在他看来，18世纪的封建制度已只是领主特权，攻击封建制度实际就是攻击这些特权。但是这些特权到1789年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非贵族手中。部分地通过领主权利，资本主义进入了农业。资产阶级既不渴望也不想攻击贵族权利。1789年8月4日之夜取消领主权利的决定是在广泛的农民起义的压力下作出的，而法国农村的革命并不是反对封建主义，而是反对增长的商业化，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活动，而是反对城市金融资本渗入农村。（注：科本：《法国革命的社会解释》（A.Cobban,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剑桥大学出版社1968 年，第37、52页。）
在革命的资产阶级问题上，科本指出法国革命并不是由那些富裕的商人、金融家和工场主鼓动和领导的。相反，法国革命是由自由职业者和官僚领导的。法国革命后的新统治阶级并不是由上升的工业和商业资本主义者组成的，土地所有者才是革命后法国的新统治阶级，他们的财富和影响的基础是土地。（注：科本：《法国革命的社会解释》，第85—86页。）科本认为革命的经济成果非常小。革命阻碍了法国工业发展，对法国殖民地和外贸是一个灾难。革命并没有加速资本主义经济在法国的发展，而是阻碍了它。科本指出法国革命的这一经济后果是与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人是官僚和自由职业者，而不是工业家和商人这一情况相一致的。（注：科本：《法国革命的社会解释》，第80页。）总之，科本认为法国革命是保守的，地产主的，土地所有者阶级的胜利。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看，革命不是支持，而是反对资本主义。（注：科本：《法国革命的社会解释》，第172页。）
继科本对法国革命传统史学发起挑战后，英、美国家的一批历史学家纷纷发表文章，进一步引申和发挥科本的主要论点。其中以美国历史学家泰勒发表的两篇文章影响最大。1964年，他在《英国历史评论》上发表“18世纪资本主义的类型”一文，对革命前法国存在的资本主义类型进行了仔细分析，认为它们与未来的工业资本主义没有什么相似之处。18世纪的资本主义还远不是一种资产阶级垄断，它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贵族的大量参与。由此泰勒对革命前贵族的传统形象提出了挑战，认为他们已与资产阶级越来越相似。（注：泰勒：《18世纪资本主义的类型》（G.Taylor,"Types of Capitalism in Eighteenth Century" ），载《英国历史评论》（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1964年，第478— 497页。）1967年，泰勒又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非资本主义财富和法国革命的起源”一文，这是一篇被认为“在影响力上仅次于科本的著作的文章”。（注：多伊尔：《法国革命的起源》（W.Doyle,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7页。）在文章中，泰勒指出革命前法国的所有社会集团的财富在本质上都是非资本主义的。1789年前资本主义并没有成为法国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形式。在革命前的法国存在一种产业主的财富，它不属于资本家的财富，而主要是指地主、城市不动产、购买的官职和各种年金等，约占法国全部财富的80%。第三等级上层中产业主的财富大大超过商业和工业资本。在贵族的绝大部分和中间阶级的产业主之间，存在着投资形式和社会经济价值的连贯性，使他们在经济上成为一个单一集团。最后，泰勒得出结论：不存在所谓资产阶级革命的经济解释。“法国革命本质上是一场导致社会结果的政治革命，而不是一场产生政治后果的社会革命”。（注：泰勒：《非资本主义财富和法国革命的起源》（ G.Taylor,"Noncapitalist Wealth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载《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67年，第491页。）
除了泰勒以外，福斯特（R.Forster）、贝伦斯（B.Behrens）、爱森斯坦（E.Eisenstein）等英、美历史学家在60年代也相继发表了一些很有影响的文章和论著。他们都强调法国贵族与资产阶级的经济共同性，认为贵族的财政特权并不如革命者和后世史学家所宣称的那么大， 1789 年革命中贵族参与程度之高足以否定所谓革命是贵族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冲突的观点。（注：多伊尔：前引书，第17页。）英、美国家法国革命史研究中的这种修正思潮，从50年代发端，到60年代研究逐渐深入。在法国革命研究的国际史学界中影响也逐渐增大，孚雷也受到了这种思潮的强烈影响。他自己就曾承认科本、泰勒、帕尔默三人在他的史学思想的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因为“科本首先展示了法国革命的雅各宾史学的自相矛盾；泰勒指出了旧制度法国资产阶级的非资本主义特点；而帕尔默则在他的比较史研究中重新发现了民主概念的价值。”（注：孚雷：《一个评论》第792页。）另外， 在《法国革命批判词典》一书的序言中，孚雷再一次表示了对英美国家历史学家在法国革命史研究中的贡献的感谢。（注：孚雷、奥祖夫：前引书，第xiv页。）
2、法国国内的历史条件
60年代，孚雷史学在法国史学界出现，并且逐渐发展，除了受到国际史学界中英、美修正思潮的影响外，还与法国国内的各种条件直接有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勒费弗尔的影响下，法国革命的传统史学逐渐成为法国革命史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解释模式。这种史学用社会原因来解释法国大革命，通过广博的考证和批判的思考，系统的解释法国大革命。并通过对农民和无套裤汉的考察，把对农村群众和城市大众的研究引入法国革命史中，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史学。50、60年代是传统史学空前繁荣时期，吸引了法国国内外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如索布尔、鲁德、科布（R.Cobb）等。勒费弗尔和索布尔先后担任巴黎大学法国革命讲座教授，并掌握了《法国革命史年鉴杂志》。培养了一大批学生，广泛传播了他们关于法国革命的观点、研究方法。但是在这种统治地位的背后，也隐约潜伏着危机。随着传统史学占据主导地位，它也开始出现僵化、教条化的倾向，研究局限于一定的模式之中，缺乏创新了。索布尔在他的研究鼎盛时期就曾感叹“没有人对此感兴趣了”。（注：米歇尔·伏维尔：《法国革命的史学史》（M.Vovelle, L'Historiographic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载《法国革命史年鉴杂志》 （Annales historigue
dela Révolution franaise）1988年， 第113页。）
此外，法国革命的传统史学与战后法国政治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法国革命史研究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一直与政治紧密相关。19世纪末奥拉尔研究法国革命，目的就是从历史上为当时的议会制共和国提供证据。马蒂厄对法国革命的看法，是直接受他对苏联十月革命和法国政治的态度影响的。50、60年代的法国革命传统史学也是如此，研究受苏联的影响很深。索布尔本人就是法国共产党中有很高地位的成员。（注：沙蒂埃：《法国革命的文化起源》，第XV页。）传统史学能取得统治地位，除了自身的研究成果外，也是与二战后法国知识分子思想普遍左倾有关，而一旦法国社会、政治以及知识分子的思想发生变化，与之有紧密联系的法国革命传统史学也就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影响了。
从50年代开始，法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法国经济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迅速发展。1959—1968年，法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递增5.95%，仅次于日本而高于美国和西欧其他各国。（注：弗朗索瓦·卡龙：《现代法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59 页。）工业生产发展迅速，尤其是一些新兴工业部门发展更快，如航空、宇航、核电和军事工业等。农业生产也得到持续发展，从1960—1970年，法国农业以每年递增2.4%的速度向前发展，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注：沈炼之主编：《法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04、606页。）法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使法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法国的农业人口大幅度减少，60年代末仅占法国总人口的12%左右。（注：张芝联主编：《法国通史》，北大出版社，1988年，第575页。）法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 社会中间阶层迅速扩大。“1982年，法国中产阶级占法国就业人口的37%”。（注：吴国庆：“法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载《西欧研究》1985年第6期，第31 页。）另外，由于对外贸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不断发展，法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法国社会生活与外部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这一时期的法国已不再是19世纪意义上的共和国了，人们不再需要保持革命的记忆了。作为革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民族国家观念发生了变化，旧的欧洲民族国家的地位被降低。法国的法律与政治制度也改变了，第五共和国的宪法加强了行政权，是一种全民普选的总统制。另外建立司法体系以监督法律的执行，削弱立法权。这一切都“标志着与19世纪共和正统的断裂，这种断裂可使人们重新发现法国革命史中一些被人遗忘的东西。”（注：孚雷、奥祖夫：前引书，第xxii页。）
与法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相适应，这一时期法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我们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左翼思潮在法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中长期占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法国共产党对法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极大。二战后，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纷纷加入法国共产党。同时，一种对革命的梦想遍布于知识分子的话语中，认为革命是从过去到未来的必由之路。（注：朱迪特：《不完美的过去——1944—1956年的法国知识分子》（T. Judt: Past Imperfect —French
Intellectuals1944 —1956 ）， 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年，第41—42页。）可以说，在二战后的十多年中，共产主义思想和苏联对法国知识分子是有很大吸引力的。但是，这一情况到50年代中期发生了变化。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所作所为，使它在法国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力逐渐下降。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赫鲁晓夫的苏共20大秘密报告，更是使共产主义运动在法国知识分子中遭到了挫折。大批法国共产党员退党，法国知识分子的注意力也逐渐转向了非殖民地化问题。在一部分法国左翼知识分子中，历史与革命的距离感产生，不再相信所有历史都容纳在革命的承诺之中。把苏联作为一个全新的开始与先锋国家的观点正在消失。70年代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一书在法国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巨大震动，直接导致了对法国革命时期雅各宾专政的再思考。孚雷本人的亲身经历就很好地体现了二战后法国知识分子的这种思想变迁。孚雷在1949年加入法国共产党，曾经是党内活跃分子，但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他就退党了，并转向自由政治思想，也就是从马克思转向了托克维尔，用他的话就是“时代的风已吹向托克维尔而不再是马克思”（注：孚雷：“法国思想界十年回顾：开场白”，载《当代西方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104页。）。
孚雷史学作为一种史学流派在法国出现，除了与以上所说的经济、社会变化和法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有关以外，还是与二战后法国史学领域的情况直接有关的。二战后，法国史学界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年鉴学派逐渐取得优势地位。年鉴学派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逐渐渗透到法国史学的各个领域。年鉴学派的基地高等实验研究学院第六部（1947年成立，1975年改为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和《经济、社会、文化年鉴》成为传统的法国大学的抗衡，使以巴黎大学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的影响不断下降。（注：沙蒂埃：《法国革命的文化起源》，第xvii页。）孚雷就属于年鉴学派的第三代成员，在他与李舍1964年出版《法国革命》一书而受到以索布尔为代表的法国革命传统史学一致抨击后，他就利用《经济、社会、文化年鉴》杂志继续发表文章，为自己的史学思想和研究方法辩护，并与索布尔、马佐里克等人论战。他在年鉴杂志1971年上发表的“法国大革命教理问答”就是其中很有名的一篇。1977年孚雷担任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第三任院长后，更是利用这一机构来扩大自己的影响，以与巴黎大学相抗衡。在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下，聚集了一批与孚雷志同道合的研究者，如奥祖夫、李舍、诺拉（P.Nora）等。正是在这一批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孚雷才能不断出版有影响的法国革命史著作，他的史学思想在法国史学界的影响也才能逐渐扩大，并最终动摇了法国革命传统史学在法国史学界的领导地位。
（二）我看孚雷史学
1、孚雷史学的成就
通过对孚雷的法国革命史观的介绍，我们不难发现，他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还是很有特色的，其中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富含启迪的看法，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在我看来，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孚雷十分强调史学史研究，重新发现了一些以前为人们所忽视的历史学家，如托克维尔、科善、基内等。孚雷在自己的著作中大量引用了这些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从托克维尔处，孚雷借鉴了他对法国大革命与旧制度的关系的思考；从科善处，孚雷则吸收了他对法国革命政治层面的分析，尤其是对雅各宾主义的分析。尽管孚雷搬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和索布尔、马佐里克等论战而寻找理论依据的需要，但是托克维尔、科善确实是法国革命史研究中不容忽视的历史学家。科善对18世纪法国各种“思想社团”及法国革命中雅各宾专政的剖析，托克维尔对法国革命连续性的研究，都是有一定见地的。尤其是托克维尔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已成为“研究法国18世纪，特别是大革命历史的必读著作，称之为一颗‘史学珍珠’亦不为过。”（注：张芝联：《旧制度与大革命》序言，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ix页。）
其次是孚雷对法国革命研究中的一些原有定论提出质疑，使法国革命史研究在争论中深化、拓展了研究领域。如孚雷对旧制度下法国专制主义国家的考察就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认识法国革命的起源问题。应当承认，旧制度下的法国专制主义君主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力，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这些措施的实施逐渐剥夺了贵族的政治权力，客观上对打破旧的封建社会结构起了一定作用。贵族作为国王与民众之间的社会中介的功能被剥夺，中央集权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直接控制着民众。英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之所以在规模和彻底性上存在着差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英国没有法国那样强大的中央集权，英国贵族仍然具有社会中介功能。而在一个像法国那样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中，一旦发生革命，出现权力变更，那么它的社会变动往往是彻底的，难以平息的。法国君主专制在法国革命的爆发中是有一定作用的，尽管这不是专制君主的本意。而专制的幽灵在法国革命中不断闪现（在雅各宾专政、拿破仑统治中），这恐怕也确实是出乎革命者的预料的吧。
另外，孚雷对旧制度下法国贵族与资产阶级融合问题的分析，使我们看到了旧制度下法国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孚雷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了英美修正学派的研究成果。他们一般认为旧制度下的法国贵族相当资产阶级化了，贵族管理他们自己的财富，为了获取利润，投身于市场中。旧制度下的贵族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种姓，它不断接受从资产阶级上来的新成员。而对旧制度的中产阶级来说，财富并不是一种目的或是追求更多财富的手段，而是为了获取贵族头衔所代表的荣誉和地位。（注：贝伦森：《永远的革命》（D.Berenson,"A PermanentRevolution—The Historiography of 1789" ）， 载《近代中国》（Modern China）1995年第1期，第82页。）应当说， 这些研究成果是建立在对大量史料的详尽分析基础上的，对深化和拓展我们对旧制度下法国社会结构的认识有借鉴作用。
当然，孚雷法国革命史研究的最大成就还是他有力推动了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研究。政治层面上的广泛创造，无疑是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成果。法国大革命为后人提供了一整套政治理论和实践体系。今天我们所惯用的“左派”、“右派”、“红色恐怖”、“白色恐怖”、“反动”等等政治词汇，都是来源于法国革命时期的政治创造。法国大革命开始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实践，具体展示了现代民主政治中直接民主制与代议民主制间的矛盾，并且表明平等有不同的后果，既可能与个人自由相联系，也可能导致国家专制。
所以，这些如果只是通过传统政治史的对事件的描述是无法理解和阐述明白的，只有从政治文化出发进行研究，才能理解。孚雷的政治文化研究十分注重分析语言、象征体系、意识形态在法国革命政治中的作用。这就使我们得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考察法国革命的政治进程，认识到当旧的以君主为中心的合法性消失后，一种新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合法性如何产生，围绕着这种新的合法性，又如何形成一套权力话语，进而在革命群众中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在整个革命进程中不自觉地表现出来。前面所述的从革命意识形态出发对雅各宾专政所做的分析就是孚雷政治文化研究的典型例证。
孚雷倡导的这种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研究对各国史学家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今，政治文化研究已成为法国革命研究中的热点。众多历史学家在孚雷开创的领域里不断拓展前进。如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Hunt）、贝克尔（K.Baker）、英国历史学家卢卡斯（C.Lucas）等。1986—1988年法国和英、美历史学家分别在芝加哥、牛津和巴黎举行了三个名为“法国大革命和现代政治文化的创造”的国际研讨会，可以说是对一个时期的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研究成果的总结。
2、孚雷史学的缺陷
尽管孚雷在法国革命史研究中取得了这样令人注目的成就，但他的法国革命史观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陷，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首先在对雅各宾专政的分析上，孚雷虽然从革命内部动力机制出发考察了雅各宾专政出现的必然性，但是他片面夸大了雅各宾专政中违反自由民主的一面，而完全无视雅各宾专政在法国大革命中彻底摧毁封建专制主义、建立民主社会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雅各宾专政的出现，是与法国大革命本身所潜藏的专制主义传统有关，但是外部环境并不是如孚雷所认为的一点作用都不起的。从1793年春开始，国内贵族的叛乱和国外反法同盟的进攻已经使革命陷入了危急形势之中。正是在内外压力下，雅各宾派才开始实行恐怖统治的。在这里，我们要对孚雷的两个论点提出批驳：首先，孚雷认为“战争是革命意识形态的必然后果，是法国国内各个政治派别都希望的”，此说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众所周知，在1792年，并非所有的法国革命派别都支持战争，想要战争的是以布里索为首的吉伦特派，而雅各宾派虽然主张与旧制度彻底决裂，但在向国外君主反动势力开战方面却相当审慎。当时他们就反对宣战，罗伯斯庇尔还为此发表了著名的反战演说。（注：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79页。 ）其次， 孚雷所谓1793 —1794年的恐怖与战争之间存在着一个悖论的观点也很难成立。法国革命的实际进程告诉我们，战争形势的真正好转是在1794年6 月的弗勒吕斯战役中法军赢得决定性胜利之后。而在此之前，法国革命始终是处于国内贵族叛乱，国外反法联军入侵的威胁之中的。尽管雅各宾专政时期重新恢复了一些旧制度的东西，如专制、独裁、经济统制等，但正是通过这种新专制主义，革命才能彻底摧毁法国根深蒂固的旧专制主义反动势力。正如索布尔所说：“共和二年不是革命的苦难时期，而是为保证战胜反革命和外国联军从而拯救资产阶级革命所必需的革命激进时期。”（注：索布尔：《理解法国革命》（A.Soboul,Understandingthe French Revolution），纽约1988年，第171页。）
其次，孚雷在强调法国革命中政治、思想作用的同时，忽视了对经济、社会因素的考察，放弃了阶级分析方法这把理解法国历史最重要的钥匙，这是孚雷政治文化研究的致命缺陷。认定每个社会都是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其科学性是不容置辨的，也是当今世界所有严肃的历史学家包括年鉴学派的许多历史学家所一致承认的。而孚雷史学却恰恰忽视了这一理论，表现出明显的要将历史中的政治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割裂开来的倾向。孚雷曾引马克思的“法国是个政治的祖国，英国是个经济的祖国”来为他对政治因素的片面强调作辩护，但是孚雷先生恰恰忘记了马克思对法国政治的研究正是放在法国社会、经济背景之下的，从来就没有割裂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事实上，自巴纳夫写作《法国革命引论》起，许多研究大革命的法国有识之士也都在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着这一方法，并由此得出了大革命本质上是一场阶级战争的结论。也正是由于割裂了政治与社会的关系，传统史学特有的阶级分析方法在孚雷史学中消失了，整个法国大革命被涂上一层超阶级的色彩。这就不免严重削弱了他的革命政治文化研究的科学性。众所周知，尽管旧制度下法国贵族和资产阶级在社会经济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融合，但在文化观念方面的传统对立依然存在。法国贵族从来就自命血统高贵，从来就看不起第三等级，资产者无论多么富有，在他们看来也还是卑贱的奴才，王国的高官显爵一般都没有他们的份，而沉重的捐税却必须由他们来承担。托克维尔指出这种捐税的不平等造成的后果就是“当资产者和贵族不再缴纳同样的捐税时，每年捐税摊派都重新在他们中间形成一条清楚明确的线——阶级的界限”（注：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27页。）直到在1789年的三级会议开幕式上， 第三等级还在被侮辱性地命令只能身穿朴素的黑衣和保持肃静，并必须时刻对特权等级谦恭礼让。第三等级当时那种异常强烈的反抗情绪，谁能说不就是这样被激起来的呢？哈佛大学法国史教授希格内说得好：“就说资产阶级和贵族正在变得日益相近吧，但当时的人们是否真的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呢？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最关键的是人们在心里是怎么想的。如果可以说贵族和资产阶级在物质情况方面正变得日益相近，就象他们在气度、教养、衣着和言谈话语方面早就变得相差无几那样，难道因此也就可以说法国的有钱人在1789年真的认识到他们的境况了吗？贵族接受了资产阶级和他们身份平等这种观点没有呢？普通资产者又接受了贵族世袭对社会有益这种观念没有呢？”（注：希格内：《法国革命中的阶级，意识形态和贵族的权利》（Patrice Higonnet,Class, Ideology, and theRights of Nobles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牛津（Oxford）1981年，第48页。）对于这些问题，法国19世纪的历史学家基佐早就作了明确的否定回答：旧制度末期法国“资产阶级和贵族不可能为抵抗君主专制或建立并实行自由而团结一致。他们势不两立，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一个阶级不承认平等，一个阶级则不承认任何特权”（注：基佐：《法国文明史》（Franois Guizot, La
civilisation de la France），巴黎1857年，第iv页。）研究成果为孚雷大量引用的托克维尔也早就指出“第三等级和贵族杂处在同一块土地上，但是他们形成两个彼此迥异的民族，尽管生活在同一法律下，彼此形同路人”（注：托克维尔：前引书，第288页。）“资产阶级就生活在贵族身边，他们不需要贵族，反对贵族；贵族既不愿把资产阶级当作合伙人，也不愿把他们当同胞。”（注：托克维尔：前引书，第170 页。）关于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彼此孤立，互相冲突的例子在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比比皆是，不知极为推崇托克维尔的孚雷先生却为何视而不见？在当时的法国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的矛盾，始终是法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分析方法由19世纪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学家基佐，梯也尔等首先提出，就是因为法国存在着典型形态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可见，在法国革命史研究中，无视阶级分析的方法是对法国历史基本特征的无知。科学的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研究除了把阶级、社会、经济的因素同包括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在内的诸种文化因素结合起来考察外，别无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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