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考古学论文,中国论文,五十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的步履匆匆，当人们径直奋勇向前时，蓦然回首，却发现自己已站在了世纪之交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已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征程。在近五十年中国所取得的辉煌业绩中，考古学的发展及其所取得的成就丝毫不逊于这个时代，尽管经历了多少崎岖曲折，尽管还留有多少遗憾，然而新中国的考古学以其自己的辉煌昂首挺进21世纪。
一、中国考古学发展的若干阶段
为了凸显近五十年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突飞猛进，需简单地回顾一下本世纪前半段考古学的起步与初步发展。
1.中国考古学的发轫（1928年前）
“考古”一词最早见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寇水》，此时的“考古”含义仅仅是指考核考证古代事物。北宋吕大临作《考古图》，“考古”取意“有意于古者，亦将有考焉”，实为金石学的代名词。从《考古图》的印行至1928年前，是有着许多杰出贡献的中国金石学时代。无论是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还是流沙坠简的发现本身，都只能为金石学划上亮丽的最后一笔而无法超越金石学的藩篱。
真正终结金石学的是考古学。现代考古学以田野考古的科学性而奠定了自己的牢固地位。西方考古学在19世纪臻于完善，且日见兴盛。本世纪初，作为帝国主义逐鹿地点的旧中国被迫洞开门户，在掠夺性的文物发掘中，田野考古作为一种学习和研究的手段与方法也开始通过各种科学的和非科学的途径传入中国。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任教中国古文字课时，提出了著名的两重证据法，这表明田野考古发现已经深深影响了传统学问的治学方法及学者的世界观。瑞典人安特生虽然是作为调查中国矿藏的顾问而受政府派遣来华工作的，然其最大的成功则在考古学上，特别是1921年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李济认为，安特生实际上是第一个通过自己的成就在中国古文物调查中示范田野方法的西方科学家。1921年、1923年在北京周口店先后发现两颗人牙化石，1927年又发现一颗人的左侧下恒臼齿，这一前所未见的发现即后来被定名为“北京人”的牙齿。仰韶文化和北京人的发现这一划时代的科学成果拉开了中国考古学“十月怀胎”的序幕。
2.中国考古学的诞生（1928—1937年）
第一次由中国学者自行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是1926年李济邀请袁复礼共同进行山西汾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并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主持的发掘。但这次调查和发掘属于国际合作的性质且发掘的规模很小，故尚不能算是由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的考古工作。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内设考古组，这是中国第一个从事田野考古和考古研究的现代学术研究机构。同年10月史语所考古组主持了殷墟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这是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科学发掘的开端，似雄鸡报晓一般宣告了中国考古学的正式诞生。自此以后至抗战前的1937年6月，殷墟又进行了14次发掘。这15次的发掘， 前后持续10年，规模宏大，所获甚丰。如果说甲骨文的发现导致了殷墟的考古发掘，那么殷墟的田野考古则以科学的发掘资料证明了商代后期都城的存在，从而证明了古文献中记载的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殷商王国的存在。这是中国考古学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古代文明研究的杰出贡献。中国考古学一经诞生，就以其科学性和实用性显示出了自己独特的存在价值。
殷墟和其他一些重要的考古发掘成果成为中国考古学的良好开端，并为中国考古学的良性发展开辟了道路。中国第一代的考古学家筚路蓝缕，在借鉴外国现代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同时，摸索出一套适合中国特点的田野工作方法，积累了一批通过正规发掘而得到的科学资料；在思维方式和世界观上彻底突破了金石学把玩器物的消遣心态，显示出了他们深邃的学识智慧和坚忍不拔的毅力。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不论是在学术上还是思想上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3.中国考古学的积蓄（1938—1949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一些正在进行的考古发掘被迫中断，一些学术团体迁往内地，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在西南西北进行了有限的发掘和研究，并有较重要的收获。解放战争时期，田野考古处于停顿状态。
近五十年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两大阶段：
1.中国考古学的初步繁荣期（1949—1972年）
如果说，本世纪前半段的考古学的发展仅仅是个别地区的个别发现，考古学文化的框架还远未建立起来的话，那么本世纪的后半段，考古发掘和研究的主要精力则放到建立我国各考古学文化的谱系这一基础性的建设上。新中国初期，中央政府就迅速地建立、恢复了考古机构，建立了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的工作体制。1952年起，中央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四届“考古工作人员培训班”，对各地文物单位的300多名专业人员进行了短期业务培训， 这批学人遂成为新中国考古事业的中坚。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设立的考古专业，又培养了大批科班出身的考古工作者。人才的培养把考古的火种撒向了祖国各地，从而可能将考古田野工作推向全国，进而力争在地域上消灭空白，在时代上填补缺环。这一阶段逐步形成了以配合基本建设为主，主动发掘为辅的田野考古的体制。在一些面积大、性质重要的遗址地点建立田野工作站，使之成为考古的常设基地，这是中国考古学的创举，既推进了祖国的经济建设，同时也在经费和项目上得到了有利的支撑，从而更好更快地推进了考古科学的学术性发展。
这一时期，较大的田野发掘比较集中于黄河流域。旧石器时代的各种古人类化石、新石器时代的半坡遗址、北首岭遗址、庙底沟遗址、屈家岭遗址、北阴阳营遗址和大汶口墓地；夏商周时期的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遗址、丰镐遗址、洛阳东周城等都进行过规模较大的发掘，并取得丰厚的成果，积累了丰富的发掘经验，使中国的田野考古工作更加完善。1950年在河南辉县琉璃阁的发掘中，第一次成功地剔剥出一座完整的车马坑，为西方考古学家所称道。1953年发掘的洛阳烧沟，为中原地区的汉墓编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标尺。1968年发掘了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出土并复原了金缕玉衣，等等。
1966年开始，因“文化大革命”大部分地区的田野考古工作暂告中断，《考古》、《文物》、《考古学报》三大刊物也被迫停刊。
2.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期（1972—至今）
1972年《考古》、《文物》、《考古学报》三大刊物同时复刊，中断了多年的田野考古工作逐步得到了恢复，从此中国考古学开始进入了黄金时期。考古发掘的地域涵盖了全国各地，时代上纵贯了从旧石器时代到唐宋的漫长时段。且每一地区和每一时间段几乎都有重大或比较重大的发现和收获；同一时间段内区域文化的蓬勃发展、同一区域文化内在不同时间段内的持续发展在考古发掘中都有了不同的显露。更重要的进步则表现在这一时期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上的突破性进展。
二、五十年来中国考古的重大成果
1.田野考古的重大发现 中国历史的久远性和不间断性以内涵的形式导致了中国考古学的大发展。要在半个世纪无数的考古发现中找出具有世纪意义的重大发现是较为困难的，本文的标准是历史价值、文物价值和考古价值的综合。
旧石器时代考古 旧石器时代是中国历史的开端，时间上与地质学上的更新世大致相当。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起步较晚，1920年法国神甫桑志华在甘肃庆阳县城北的黄土层及其之下的沙砾层中发现了人工打制的一块石核和二件石片，这是中国有正式记录的旧石器。
虽然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起步较晚，但一旦起步则发展迅速。80年来，中国发现的人类化石十分丰富，拥有了代表人类进化各主要阶段的标本，基本可以勾画出人类进化史中的各个进化环节并建立起自己的体系，中国日益成为世界上研究人类起源、进化和远古文化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 旧石器时代早期有经古地磁测定为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距今80—75万年的蓝田公主岭人和距今50—65万年的蓝田陈家窝人。本世纪最伟大的发现无疑是北京人的发现。根据多种同位素方法和古地磁测定的结果，北京人文化延续的时间为距今70万年至20 万年。 另外有1975年在湖北郧县发现的郧县人，时代相当于北京人或略早。 1980 —1981年在安徽和县发现的和县人，其系统位置与晚期北京人相当。还有据铀系法断代距今为23万年至18万年的大荔人和距今12.5万年至10万年的许家窑人以及时代接近的1984年发现的辽宁营口金牛山人；旧石器时代中期有丁村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几乎遍布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代表性的为距今18865±420年的北京山顶洞人。
新石器时代考古 中国新石器时代是中国史前史最灿烂的一章，其考古成果蔚为大观。一般而言中国新石器时代大致起始于距今10000 年，延续到距今4000年左右，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基础。目前中国各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有8000处，几乎遍布全国各地，其中经过发掘的有400多处。因其分布范围、文化内涵和起讫年代的不同，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呈多元性和不平衡性。在一定的地域内先后产生的几支新石器文化往往形成了自身的发展序列，诸文化之间则不断发生交流与融合、分化与整合，共同谱就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恢弘篇章。
从本世纪20年代始，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兴起，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也开始发展起来。1921年仰韶文化的发现和1928年龙山文化的发现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始点。然真正的长时期细致的比较研究，是在近五十年，经过考古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已对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进行了分区、类型和分期的深入研究。1954—1957年陕西西安的半坡遗址的发掘，第一次获知仰韶文化村落的概貌，以后又发掘了华阴横阵村、华县元君庙和临潼姜寨，局部或整体地揭露了仰韶文化的村落和完整的氏族公共墓地等聚落布局，对了解当时的人类生活和氏族社会形态及其组织结构，提供了生动具体的物证。
这一时代考古学的最大收获是基本建立起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发现了超过1万年的陶器标本， 把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年代大大推前，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1 万年前陶器的国家。磁山—裴李岗文化和大地湾文化的发现也是一大突破，为仰韶文化找到了源头。
近五十年新石器考古的另一项重要成果是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不断有新的考古成果将中国的稻作起源前推，目前的最新资料表明，湖南澧县彭头山和江西万年仙人洞的稻作文化的遗存均距今一万年。
夏代考古 主要是以探索夏王朝时期的夏人活动区域内遗留的物质文化遗存为主要目标的考古。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夏代，史学界有不同看法。疑古派史学家曾对夏禹是否为实际的客体存在提出过怀疑，进而否认夏代的存在。中国考古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论证夏代的存在与否。1959年起，考古工作者在传说中的夏人活动区域的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十分重要的是发现了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因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而命名。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积累和分期断代的深入，学者就二里头文化是否为夏文化的问题进行了40余年的热烈讨论，目前大部分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的4 期遗存或二里头文化的部分遗存属于夏文化的范畴。这是本世纪考古的重大发现，它的意义在于确证了夏的存在，确认了古文献中对夏王朝的记载是可信的。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成就促使商周考古发展为夏商周考古。
商代考古 这是以王朝为区划标准的考古学阶段之一，近五十年的研究成果基本上可以建立起商代考古文化发展的完整序列。如果说，1928—1937年15次的殷墟发掘宣告了中国考古学诞生的话，那么，近五十年殷墟的继续发掘及其重大的成果则显示了中国考古学的成熟与发达。近五十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安阳建立了工作站，在殷墟共进行了40余次的发掘，共发现殷代铸铜作坊和制骨作坊各二处，烧陶窑址五座；中字形大墓4座，甲字形大墓16座， 中小型长方竖穴墓三千余座，祭祀坑近三百座，车马坑11座，共出土甲骨文50000余片， 青铜器近七百件，武器约1500件。尤其是1976年妇好墓的发掘，收获甚丰，妇好墓是目前唯一能与甲骨文印证而确定年代和墓主身份的商王室墓葬，出土各类器物1928件，仅青铜礼器就有210件，超过本世纪前五十年170余件的总和。近五十年的发掘，基本搞清了殷墟的范围和布局，确立了殷墟文化的陶器和铜器的分期标准及组合特征，建立了它们的发展序列。殷墟考古逐渐发展为包括考古学、历史学和古文字学等多学科的“殷墟学”。
50年代以后至今，商代考古的进展之一表现在对商文化的分期编年上，目前已从早、晚两期说渐渐发展到早、中、晚三期说，这是商代考古研究的深化。郑州二里岗文化和郑州商城是50年代初最重要的发现，郑州商城是目前发现的商代城垣遗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座，据C[,14]测定，距今3500年左右，为商代早期城址。比之略早的偃师商城的发现与研究，为夏商分界和商文化的起始提供了新的基点。商代中期的典型遗址是河北藁城、湖北黄陂盘龙城、郑州小双桥、河北邢台曹演庄等。商代晚期则以殷墟为代表。1962年在发掘安阳大司空村的商代遗存时，根据灰坑的打破关系、地层的叠压关系和器物的特征，将殷墟文化进一步划分为早晚相承的4期，使之形成了完整的系列， 这是考古学的田野工作与研究工作相结合的重要成果。
这一时期考古学的另一重要收获在于对商代方国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河南罗山莽张、山西灵石旌介、河北定州、山东滕州前掌大等商代方国贵族墓地的发掘，以及陕西西安老牛坡遗址的发掘，都为研究殷商时期方国的分域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西周考古周文王所建丰邑与周武王所建镐京的遗址的调查始于1933年，1951年以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发掘，取得重要成果，初步建立起西周考古的断代标尺。西周时期较大量出土的青铜器及其铭文为断代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山西曲沃晋国遗址和晋侯墓地、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和遗址、山东曲阜鲁故城和兖州西吴寺遗址、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和三门峡虢国墓地的考古成果，进一步深化和细化了西周文化的分区研究。
商周时期考古的重大进展是非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现。湖北黄陂的盘龙城遗址，河北藁城的台西遗址以及四川的三星堆遗址、江西吴城遗址和新干大洋洲以及安徽屯溪的墓葬均反映了商周时期各地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古 自本世纪二十年代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室主任马衡对1923年发现的河南新郑彝器的调查开始，至今已发掘了这一时期的墓葬6000余座，为东周墓葬的分期和年代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其中陕县上村岭虢国东周墓、辉县固围村魏国墓地、寿县蔡侯墓、淅川下寺楚墓、随县曾侯乙墓、平山中山王墓、江陵楚墓等对研究东周时期各诸侯国的历史和文化颇具标尺性意义。春秋晚期铁器出现，战国中期，冶铁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考古发掘的第一手资料描绘出了中国冶铁业发生、发展的轨迹。
秦汉至元明时期的文献记载详备，这一时期的考古主要结合文献的记载，以重要的都城、墓葬、社会经济和文化艺术的遗存以及周边少数民族的考古学文化研究为主，也取得大量的重要成果。使中国历史时代的考古学亦呈绚丽多姿之态。
从1990年开始，每年评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另外，分别评出“七五”和“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七五”期间十大考古新发现是：“郧县人”头骨化石；良渚文化反山大墓和瑶山祭坛遗址；城子崖龙山、岳石文化城址；殷墟宫殿遗址和160号墓；三星堆遗址； 新干商代大墓；北戴河秦汉大型建筑遗址；法门寺唐代地宫文物；清凉寺宋汝官窑址和蛮子营汝窑瓷器窑藏；辽陈国公主墓。“八五”期间十大考古新发现是：三峡工程淹没区考古调查和发掘；南京汤山旧石器时代地点；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原始聚落遗址；浙江杭州莫角山；良渚文化大型建筑基址；山西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河南永城县汉梁孝王陵及梁孝王寝园；甘肃敦煌汉悬泉置遗址；陕西麟游县隋仁寿宫、唐九成宫遗址；江苏扬州唐宋城遗址。这基本上可以视为近十年来考古学成就的杰出代表，从中可以窥测到考古学发展的深度和广度。
2.近五十年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突破 近五十年是中国考古学从开创走向成熟的时期，成熟的最重要的标志是考古地层学、类型学的建立、完善和普及。
地层学和类型学是考古学的基本方法论，为考古学的两大支柱，有了地层学和类型学，考古学方真正从传统史学中分离出来。地层学是科学地取得考古资料的方法论；类型学则是科学地归纳、分析考古资料而加以分类的方法论。在两者的关系中，地层学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切理化的、计量的确定年代的技术，都要接受地层学的验证。“地层”这一名词是从地质学引进来的，但考古地层学因对象的不同，因而在观察和处理方法上比地质地层学要细致得多。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田野考古中采用严密的地层学方法，是世界考古学渐趋成熟的重要标志。现在一般人认为，世界近代考古学的真正的始点，在于德国考古学家施利曼1871年至1883年根据地层学的原理对特洛伊古城的发掘。人类居住在一起一般都会在原来的天然堆积或沉积的生土上面，堆积起一层熟土，这层熟土常夹杂着人类无意识遗留下来的或有意抛弃掉的器物，这种包含文化遗物的熟土层，考古学上称为“文化层”。后来的人再在这一文化层上生活，又会在原来的“文化层”上堆积起另一“文化层”。如果没有扰乱，上层的年代必然晚于下层的年代，上层伴存器物的埋藏时代一定晚于下层的器物，各墓和各文化层中年代最晚的一件器物是该墓或该文化层的最早年代。这样文化层的堆积便构成了这一居住址的编年史。
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应用和发展是从殷墟发掘开始的。殷墟最初几次的发掘水平不高，主要目标是有字甲骨，因而未严格按照地层学的要求来进行工作。1930年梁思永从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回国后，主持安阳后岗发掘，发现了仰韶、（河南）龙山和小屯的三叠层，并根据地层的叠压关系论证了其时代的早晚关系，这是考古地层学在中国确立的标志。从此，殷墟的发掘走上了科学的轨道。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全国各地进行的重要考古发掘项目，分布之广，数量之多，发掘规模之大，收获之丰，是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所无法比拟的，也是世界考古学史上罕见的，中国田野考古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使用了各种技术和手段，可以从错综复杂的层位关系中将客观对象井然有序地揭露出来，其间对地层学的认识和运用积累了许多颇具特色的经验，并且在相当大程度上发展了地层学的理论和实践，从而为世界的考古学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系统的类型学理论是瑞典人Oscar Montelius在1903 年出版的《东方和欧洲古代文化诸时期》第一卷《方法论》中建立起来的。本世纪初，该理论传入中国，中国的考古工作者从三十年代便以类型学的方法来研究发掘到的资料。1930年梁思永在研究山西西阴村的仰韶陶器时，首先对若干陶片进行了形态分类；之后，李济在整理殷墟的陶器和青铜器时亦运用了类型学的理论和方法。四十年代开始，以苏秉琦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者在对大量考古新材料的分析与综合的工作中，从中国考古学的具体情况出发，正确运用并发展了这一理论。如何把握考古的各种遗迹和遗物的资料，表达清楚各件器物之间、器物群与各种遗迹之间的共存关系，是当时世界考古学界并未完全解决的重大课题。苏秉琦先生1945年成稿、1948年印出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将器物按其形态差别而划分为型、亚型和式别的分型分式法。这一正确的理论在近五十年中得到了广泛采用，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从而可以根据不同型、式的遗迹、遗物的共存关系来判断各单位的相对年代。同时将同一型别的相似形态归为同一文化或同一文化系列或源于同一文化系列；将不同制法而造成的不同型别，归于不同文化或不同文化系列。这种类型学的革命性意义在于从单种器物、单种遗迹现象的分型分式法，发展到了包括成组器物、成组现象的遗迹单位的分型分式法。这是近五十年来类型学方法在实践和理论上的重大进步。
考古类型学中的另一题中之义是对墓葬进行分类研究。将每个墓葬作为个体单位，运用分型分式的方法进行分析，用大、中、小来分型，用分期的方法分式，进而从墓葬的大小和随葬品的多少去研究人群的等级和社会关系及其演变的广度和深度。在此基础上，寻找到了一条考察各种考古学文化的正确途径：划分区系类型，按类型寻找来龙去脉，依期别分析社会面貌的变化。这也是中国考古学对世界同行的贡献。
研究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问题，其最终目的是绘制中国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图，苏秉琦先生提出了中国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的思想：陕豫晋邻近地区；山东及邻省部分地区；湖北和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这无疑是中国类型学新的重大拓展。
3.思维方式的更新 像其他学科一样，思维范式的更新往往会导致技术上的革命性转变。50年代初，受当时的历史限制，把苏联的一切视为模式，在相当长的时段内将考古学的目的和内容局限在物质文化史方面及其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上，虽然在具体的考古学研究和文物研究的实践中，已大大超出了物质文化的范畴。但是在理念上，主动探讨社会组织的状况和人的精神面貌尚不多见。这一情况的转变开始于聚落考古的兴起。聚落考古学理论的传入中国是本世纪的七十年代，但聚落考古的实践则有意识无意识地开始于半坡遗址的发掘和第一个遗址博物馆的建立。以后的姜寨、元君庙以及大排房的研究，都是旨在探索先民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状况（包括物质生活状况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又在追索其社会组织的状况。而且对社会组织状况的研究也出现了在经典理论指导下实事求是进行研究和争鸣的良好趋势，比如仰韶文化的社会性质究竟是母系氏族还是父系氏族的争论就表明了这一点。
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众多西方的理论传入中国，考古学也不例外，考古学的研究开始注意人类文化的进程及其动力法则。以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为基础和主要内涵的传统考古学曾在一百年的时间里，为考古学的科学化和推进考古学的发展以及为人类知识的增进做出过重大贡献，而且其方法本身有着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间中还无法完全取代的合理性。问题在于，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并不是考古学的全部内容，在他们当然的合理性无法完全被替代的同时，他们不必也没有可能代替其他的理论和方法。新考古学的一系列新方法、新理论和新概念，解答了许多传统考古学无法解答的问题，特别是将研究人类文化进程及其动力的法则作为考古学的宗旨，已经并将继续改变考古学旧有的思维方式和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1948年美国的年轻学者瓦特·特勒在其博士论文《考古学的研究》中，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的考古学表示了极大的困惑和深刻的检讨，他认为考古学家的目的决不仅是准确地进行发掘和出版发掘报告，也不仅是准确的地层比较和器物类型划分，他强调应重视人工制品之间所反映出的人类行为，即考古学的研究应该是一种行为科学。1962年年轻的讲师路易斯·宾福德发表《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标志着新考古学的诞生。之后，传统考古学与新考古学之间、新考古学各流派之间的争论，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进了世界考古学的整体发展。新的理论、方法及其之间的争论，在本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不断地传入中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大踏步前进，虽然对这种进步的意义目前要做出正确的评价还为时过早。本世纪初的二十年和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恰恰是西方考古新学传入中国的时期，前后均为二十年的时段，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值得深思。
4.手段的更新 以前是一把洛阳铲打天下，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近五十年来考古学的手段越来越新。
用于考古的年代测定方法 包括考古地磁、古地磁（极性倒转）、放射性碳14、热释光、骨化石含氟量、钾—氩法、裂变径迹法、树轮年代法、氨基酸外消旋法、黑曜岩水合法、铀系法等。
分析鉴定技术 这是可以用来确切地区分古物，研究古物的制造工艺，探明物质的来源，并在一定程度上检验真伪的技术。这些技术包括有：同位素质谱分析（铅同位素）；发射光谱分析；原子吸收光谱分析；X射线荧光分析；X射线衍射分析；中子活化分析；电子探针显微分析；穆斯堡尔谱分析；质子加速器分析；等等。
分类方法渐趋先进 分类是一个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有一定的主观性，所以各人有各人的具体分类法。本世纪在分类上的重要进步在于动眼动手的直接分类法逐步走向成熟。同时全部研究和比较在计算机上实现，用数学分类中的主要成分分析法，严格按照数学规则进行的新分类法也开始有人尝试并取得一定的进展。
三、中国考古学的不足与发展前景
中国考古学作为本世纪20年代才开始建立的新学科，真正取得长足进步就在近五十年。正因为仅有不到一个世纪的历史，且又与中国近百年的政治风云相伴随，所以中国考古学在近五十年的发展中尚有一些亟需解决的宏观问题。
考古学理论的贫乏。一方面它表现为将田野考古视为简单的锄铲“挖宝”性的发掘，即使当田野考古的基础性、技术性研究取得进步后，对于考古学理论的研究仍轻于考古学的田野实践。另一方面与此形成较大反差的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视为历史本身，从而出现用考古材料去印证经典论述，用经典论述作为田野考古资料价值高低的判断标准，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考古发掘和研究中的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再一方面就是对本世纪最后20年引进的国外大量考古学理论的消化与吸收、运用与批判的工作相对于引进本身更滞后，虽然引进已经相当滞后了。
考古资料的发表和考古报告的出版速度之慢，大大延误了考古研究的正常进行。一个遗址、一个墓葬的发掘经验和教训得不到及时的总结，致使有些错误一错再错。考古文物资料的单位“所有制”甚至个人“所有制”，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将发掘视为“青春饭”，将材料整理视为“黄昏饭”的观念方枘圆凿于现代考古学的开放态势，不啻是小农经济的最后产物。
田野发掘与考古研究的不平衡，我们说中国考古的黄金时代仅仅是指田野发掘的数量和质量而言，如果就田野发掘资料的整理和研究而言，则难称黄金时期。
在技术层面上和知识层面上的研究，如各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不平衡性；各文化间的交融与变异；各考古学文化类型的区分；同一类型中的分期与同一时期中的分段等等，都有可进一步完善之处。
在世纪之交的时候，我国的考古学行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展望未来，下一世纪中国考古学大发展的前景是：
田野考古和考古研究在理论上的突破。以人为中心的包括生态环境在内的新考古学的影响会越来越深；同时在借鉴国外考古学理论的基础上，会生长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新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
随着国民经济高速度增长的减缓和结束，考古发掘将从主要配合基本建设转到主动发掘，田野发掘将更加注重考古的可持续发展，因而更具有理性，更有成效，会更加科学。随着科技兴国的成效初显，田野作业和出土文物保护的科技含量增大，本世纪不宜发掘的墓葬和遗址将得到有计划的发掘。在考古学本身的发展过程中，考古工作者的人文素质也将有内涵性的增量：敬业精神的再提高；知识面的再扩大；基本技能的再延伸。
许多新的考古学分支，如环境考古，遥感考古，水下考古，航空考古、军事考古、饮食考古等会有突破性的进展；农业考古、天文考古、宗教考古、美术考古等虽不属于新学科，但在中国起步较晚，也将取得较大的成就。
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研究中，人类及其社会的发展将在现代科学的意义上确定其非线形的发展规律。1997年德国和美国的一批分子生物学家和分子人类学家宣布，他们从一件距今6万—7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化石中提取DNA，并与现代人的DNA进行比较，显示尼安德特人是人类进化中一支绝灭的旁支，而不是我们一直认为的现代人的直系祖先。这一成果的引进和评价，必将对中国近五十年来发现的人类化石作出新的鉴定，从而大大促进我国古人类学的研究。
中国考古学是广义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有别于属于人类学的西方考古学的一大特点。所以中国考古学可以而且必须参与历史学的一些重要课题的研究，而不仅仅是扮演资料提供者的角色。对中国食物和食物生产的起源问题（农业起源是其题中之义，但食物起源决不仅仅等同于农业起源）、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中国国家形成的阶段问题、先秦礼制的研究、夏商周三代与同时期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夏商周三代与处于相同发展阶段但并不属同一年代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考古学都是大有可为的。在历史时代方面，考古学也并非无能为力，实际上也有个“两重证据法”的运用问题。总之，21世纪的考古学必将与历史学有更进一步的互补与互动，产生1+1＞2的系统效应。
公众对考古学的认识和理解程度将大大提高，从而增进公众和社会传媒对考古学的参与程度。1999年3月3日北京时间上午9时， 世界各地的人们通过卫星电视，随着摄像机镜头，进入埃及吉萨省的一座古墓，发现了一具更古老的木乃伊，这是世界电视史上首次卫星直播重大考古发掘过程，也是世界考古学史上的一件划时代的事情。可望在下世纪的不远将来，此举定会在中国再现。这是凝聚社会各界力量，以动员其加大关注、支持考古事业力度的重要举措，也是考古学对于社会的教育功能和其认识论价值的实现方式之一。
著名考古学家西拉姆曾说：“考古学家艰巨的任务就是：让干涸的源泉恢复喷涌，让被人遗忘的东西为人理解，让死去的转世还魂，让历史的长河重新流淌”。在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考古学家和其他科学家一样，恐怕无暇欣赏那世纪之交的悦耳钟声，他们听见的只是新旧世纪一来一去的匆匆步履声和这匆匆步履声中的“声声唤”。下个世纪，考古学家所肩负的这颇富诗情画意的任务一定会有更加辉煌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