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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都市运行特征的观察和揭示
如果说新女性主义文学着重于都市文化意识的彰扬，那后现代主义文学则更注重于都市运行特征的观察和揭示。
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台湾文坛正式出现了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建设和观念倡导。1986年，罗青以《后现代状况出现了》为题为《四度空间》诗社五诗人合集《日出金色》作序。同一年，《中国时报》经过半年的策划，推出了大型的《后现代主义》系列，先后刊载王文兴、宗恒、蔡源煌、王
极、齐隆壬、张家铭等人的文章，分别就“哲学、绘画、电影、文学、音乐、舞蹈、建筑、社会学等不同的角度，探讨介绍后现代的现象与观念”。编者还指出：在台湾，“解构批评，后设小说和后现代主义的观念，从两三年前开始，已经常见诸较学院性的杂志和学术专著上面。年轻一辈的学者和学生论及思想、文学、艺术时，也不时夹杂与‘后现代’有关的字眼”；“三月中旬，台北更出现了一个叫‘脱·现代主义的出发’的后现代室内设计展”，诸如此类的例子，“足以说明‘后现代主义’已登陆此地”。〔8 〕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学者詹明信、哈山等于1987年前后到台湾讲学，对于后现代主义在台湾的兴起，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虽然“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和理论是从国外引进的，但不能否认它的出现有着台湾社会和文坛发展的现实基础。首先，它是台湾同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过渡社会状态的文学反映。一般说来，所谓“后工业文明”以资讯事业的高度发达、大众消费的极度膨胀和跨国公司的盛行为其明显标志。台湾的生产力发展总的说尚未达到西方发达国家水平，便由于历来对外国资本的依赖以及电子制造业的特别发达、社会财富的急剧膨胀而引发的服务消费行业的勃兴，使台湾提早地出现上几种特征，从而在某些方面或层面超前地进入后工业文明状态，因此后现代文学的应运而生并不奇怪。在台湾文坛，与“后现代”最为紧密呼应的作家群，是被称为“新人类”的年轻作家。这些25岁以下、成长于都市的新一代，他们的模仿组合力强大、善用图象思考、强调感性消费、讲求快速效率等特点，正是现代资讯社会的典型产物，从而也印证了后现代文学在台湾的生长基础。
后现代文学的实际表现，首先在于作品中对后工业文明状况的描绘、反映和省思。如工业社会所强调的整齐性、集体性、统一性，逐渐为信息社会的变化性、差异性和多样性所取代，致使社会趋向多元无序状态；社会大众的消费导向，致使商业逻辑轻易地入侵文化领域，使“文化”也沦为消费品；都市人的性格也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即从原来孤独、焦虑、疏离然而不乏求强求胜的竞争性的一群，转变成懦弱、猥琐、玩世不恭、得过且过，追求现世享受而缺乏生活理想的一群。上述情况在后现代文学的叙述描写、人物塑造中得到体现。如一些小说以丧失理想、庸碌无为的人物取代现代主义的焦虑、孤独的主人公或现实主义的富有为民请命使命感的人物形象。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是对语言反映事物真相功能的质疑。既往的文学观，无论是现代主义或现实主义，都相信文学家总能找到某种精确的语言穷尽事物的真相，后现代文学则对此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观念加以根本的怀疑和颠覆。而这种质疑延伸到更广泛的资讯传播环节上，则是对后工业文明的触及其本质特征的一种反映。后现代资讯社会中“形象”的泛滥和仿造假冒商品、人工造境的大量涌现，使人益发怀疑自己所面对的是一个虚假的世界，面临着被强势的虚假资讯所误导的危险。因此，对资讯及其传播媒介的怀疑成为必然，并聚集为作家们审视都市现实的焦点之一。由此再延伸，则可引发对一些权威说法或流行说法的重新审视。这是后现代文学对于都市的最为独特和深刻的批判角度之一。台湾的后现代作家曾试图把握“都市作为正文”和“正文作为都市”的辩证，认为：都市文学的创作者同时兼具了都市正文的阅读者，以及正文中都市的创造者的双重身份。〔9〕或者说， 创作者一方面将都市本身当作正文加以阅读，从包括路牌、街道、铜像、广场、公园……在内的各种都市符徽中了解了城市的成长和变迁；另一方面，其创作活动本身（包括仰赖现代印刷术和策略而成名的过程）即是一种“都市化的社会实践”——都市正文书写的组成部分。这样，后现代文学强烈的自我指涉倾向——对创作本身的反省，特别是对语言能否反映真相的质疑，实际上也是对都市正文阅读的一部分，具体而言，即对步入后工业文明阶段的都市社会资讯产生、传播过程中的复制、伪造现象的观察和揭示。
在艺术形式上，后现代文学的明显特征之一，是拼贴、组合等的大量运用。而这可说社会步入后工业文明阶段人们的思考方式和审美经验发生变化的一种反映和折射。杜十三曾写道：“只有数十年时间，继飞机、电话之后、电视、电脑、传真机、镭射……等等高科技的迅速崛起，霎时间使地球变成了村庄，却又使电子变成了宇宙；使整个人类的历史压缩成为一个‘昨天’，却又使现代膨胀有如飘渺的未来……而我们活着，已然是活在一个包含所有人类呼吸，以及古人嚏声和来人胎动的历史社会里，是四度的，而不是三度的空间了。即将进入后工业时期的现代人，家里可能依然摆着祖先的牌位，却又供着电脑的设备，早上在东京看朋友，晚上在家里看杨贵妃……在这种‘时无定时’、‘象无定象’的空前的生活方式里，几乎一切既定的现象都可以用新的观点重新被‘解构’，依照个人的需求重新被组合，时间和空间，慢慢的可以当成生命的零件前前后后的加以利用，而我们所面临的，将是一种没有秩序的新秩序，一种没有规则的新规则。”〔10〕林耀德则指出：电视节目的叙事不断被插播广告截断，影象被录影系统不断复制、倒转再重现，数据和资料在“晶方”（Chip）的电子海洋里无限量累积，形式和质材不再如现代主义观点是统一的“存有”，思想、语言、事件和人被剥离开来，一切时间和空间在“并时系统”中同步涌现，从自然主义以降将“主题”与情节视为一体的文学信仰已经彻底“破产”，因此，“‘拼贴’不仅仅是混乱时代的抗议手段，更已形成当代人类的思考方式”。〔11〕同时，组合和拼贴也直接反映了后工业文明的都市已成为“历来所有思想的大杂烩”的时代之特征。李昂在评论张溪南的得奖小说《慌城》时指出：这类作品在“拼贴的联结接触点上，更自由，更纷乱，更不具心理的逻辑性，或着重事物的状况。这群新小说家，开始有一种属于80年代台湾的特色，那或许是由矛盾、冲突、对比、慌乱、纷杂形成的一种新美学和新意义。”〔12〕
写作和阅读的“享乐策略”
台湾迈向都市化和后工业社会的又一直接结果，是文学的消费性格日趋明显。最早以作家特有敏锐，感受并一再撰文指出这一令人忧虑的文坛趋向的是陈映真。随着情况的严重化，80年代中期以后，越来越多的作家注意到此，连篇累牍地加以分析和总结。如王孝廉指出人在共通的人文思考上越来越幼稚，越需要消费型文学的情形：由于现代节奏加快以及大众休闲形式的多样化，“大家实在很忙，忙股票忙电动玩具或是忙着撞车，能够有闲情余兴读完一本文学作品的人并不多”〔13〕，即使能保持阅读习惯，也多着眼于消遣解闷的言情武侠上。郑明娳在分析台湾散文创作时指出：由于消费社会追求“娱乐”功效的读者偏爱于字数少、文意浅、影象多、内容熟悉的作品，因此各种札记体、笔记体、警句体、短书体的散文作品大量涌现，并以短短的篇章、甜甜的语言、浅浅的哲学、淡淡的哀愁和帅帅的作者为特征。〔14〕文学书籍注重包装、影象、作者明星化以及轻、浅、甜、软的内容的消费趋势继续延伸到90年代。即使有时经济景气低迷，但已被撑大的消费胃口并不见缩小，“文化出版业拿来填塞这群消费新贵的，多是强调个人的、即时的、享乐的产品”，“‘比较注重文学素质’的书籍已不能象多年前一样占着强势主流的姿态在市场上昂首阔步了”，取而代之的，是星座占卜类、休闲漫画类、炮制爱情浪漫小说类、梦幻呓语笔记类，以及带点生活情感情绪导引而以小品文形式出现的产品等，而受到直接冲击的则是一些较具理想性格的产品，如“《人间》、《文星》、《新地文学》等杂志惨淡叫停；洪范、尔雅、大地、纯文学等出版社的业务萎缩。”〔15〕
然而，面对消费性文学日益膨胀的压力和诱惑，严肃文学的阵营并未完全崩溃，而是经过认真的抉择和调整，作出各自的因应之道。其中最主要的不外两种态度。一是对严肃文学的衰弱表示严重关切，试图力挽狂澜，将六、七十年代台湾文坛追求文学本体或文学使命的传统加以延续和伸展。如陈映真努力排除各种困难，创办主要刊登报导摄影作品的《人间》杂志，其初宗是：“……通过报导，促使人们再度凝视别个人和他的生活，透过生命与生命的遇合，唤醒我们的关心、爱和希望。”〔16〕其《发刊辞》又写道：“在一个大众消费社会的时代里，人，仅仅成为琳琅满目的商品的消费工具。于是生活失去了意义，生命丧失了目标。”然而，“我们抵死不肯相信：有能力创造当前台湾这样一个丰厚物质生活的中国人，他们的精神面貌一定要平庸、低俗，我们也抵死不肯相信：今天在台湾的中国人，心灵已经堆满了永不饱足的物质欲望，甚至使我们的关心、希望和爱，再也没有立足的余地。”另一种态度则是力图打破以往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截然对立的界限，吸取二者的某些因素加以有机的融合，以此寻求文学新的出路。这不失为顺应历史潮流而采取的因应之道。在众多作家的理论和实际创作中，出现了精致文学通俗化、通俗文学精致化的双向运动。詹宏志在主编1988年尔雅版年度小说选时，别出心裁地提出了一个“阅读的享乐策略”，指出以往的评论活动显露一种“禁欲性格”，即作品不断被放在“各式各样的道德和政治范围”内加以诠释和评价，他决定反其道而行之，采有一种“放松的、伊庇鸠鲁式（Epicurean）的阅读态度”， 即以“好看”与否作为选编的一个标准；但他又将通俗文学“给读者直接迅速的满足”和精致作品“延宕”这种满足的特征作了对比，宣称：“我仍然选的是所谓‘严肃创作’或‘艺术小说’”〔17〕，十分典型地显示了在严肃纯文学和大众通俗文学之间的折冲、抉择和二者的揉合。实际创作中，许多严肃作家有意在作品中渗入一些轻松、讨喜的通俗文学因素。另外有些作家则认识到通俗文学可能蕴涵着较丰富的“民间灵魂”，因此着意于对通俗文学的变造，试图在其中融入较多的民族历史文化内涵。这种双向运动使台湾文学获得了在传统二分法框架下无法获得的新的内涵、技巧和想象力的开拓。如作为“后现代文学”一项重要实验的诗的多媒体创作，将录相录音、电视镭射等新兴科技手段以及绘画、音乐等各类艺术，与传统的依赖语言文学创作相结合，推出了“录影诗”、“电脑诗”以及各种“诗的声光”演出、现代诗多媒体发表会、视觉诗展览、现代诗与民歌欣赏会、“诗的交响夜”、“艺术上街”活动等。诗的多媒体化使原本十分“尊贵”的诗文体，以较为可亲的面貌出现在大众面前。长期主持《联合报》副刊的著名诗人痖弦也是这种倾向的倡导者和支持者之一。在《联副》推出“诗广告”专辑的同时，他特撰《诗人在工商社会中的角色》一文助威，认为：“在一盏孤灯下创作严肃的文学作品是本分，行有余力，匀出一些时间与精神来反哺、服务社会，也是有意义的回馈，不但能使广大民众熟悉诗的语言，也能提高文学的审美力，扩大文学的人口。”这一尝试表明，一些文学家在这个“商业慢慢艺术化，艺术也慢慢商业化、企业化”〔18〕的时代，已不被动地接受消费文化的冲击，或无动于衷地蹲踞于象牙塔中构筑一己的私梦，而是主动地迎接时代的挑战，努力调整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及其与大众的关系，以使作品得到更广大读者的欢迎，并真正发挥其认识、教化等有效功能。
虽然上述现象不能涵盖近年来台湾文学发展的全部，但它们已足以说明都市化背景下台湾文学的一个方兴未艾的主要趋向。（全文完）
注释：
〔1〕詹宏志：《六十九年短篇小说选·编序》。
〔2〕季季：《最后一节车厢——七十五年短篇小说选》编选序言》）
〔3〕黄凡、林耀德语，见《新世代小说大系·都市卷序言》。
〔4〕转引自痖弦《在城市里成长——林耀德散文作品印象》。
〔5〕〔17 〕詹宏志《阅读的反叛——〈七十七年短篇小说选〉编选前言》。
〔6〕吕秀莲：《贞节牌坊》。
〔7〕赖廷恒：《利笔杀猪，阅读女性情欲》。
〔8〕见《中国时报》1996年8月15日。
〔9〕林耀德：《都市：文学变迁的新坐标》。
〔10〕杜十三：《四度空间的历史社会观——浅谈资讯时代的艺术形态》。
〔11〕林耀德：《不安海域》。
〔12〕李昂：《新人类的声音》，《联合文学》第61期，1989年11月。
〔13〕王孝廉：《评审的话》，《联合文学》7卷1期。
〔14〕郑明：《80年代台湾散文现象》。
〔15〕见吴继文《年度出版趋势显影》、素文珠《文学书从受挫到寻求出路》等文，《中国时报》1992年1月12日。
〔16〕《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59页。
〔18〕白灵：《“曲”要高也要和“众”——文学的多媒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