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你”三种话语形式的心理学_心理学论文

“我与你”三种话语形式的心理学_心理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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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4)04-0081-05

从语言的角度,“我”是与“你”相对的,人们在说“我”的时候,已经区分了我与你是两个不同的话语实体。人类的各种关系正是由这些“我们”与“你们”的关系构成。同样的,心理学的研究在本质上也是由这些“我”与“你”的关系所构成。“我”与“你”是构成各种复杂关系的基础,最终“我们与你们”构成了“大家”,在“大家”的公共领域中进行交往与对话。可见,“我与你”的关系实质是一种对话的交往关系。

在人类思想发展的早期,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哲学家很好地体现了“我与你”的这种本真的对话关系,苏格拉底从不以“我”的口吻对“你”进行“教诲”,而是在与对方的对话中探索真理,因此苏格拉底也被称为“精神催产术”的创始人,正是这种精神催产术体现了“我”与“你”的平等对话关系。这种平等关系被西方近现代理性哲学打破了,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将“人类的理性”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人类的理性是最高法则,笛卡尔用一个大写的“我”来代表人类理性,我们开始用理性的名义解释世界,到了康德那里,理性开始为自然界立法,黑格尔则将理性哲学推到了极至,理性已经成为科学的代名词。而在科学研究中,研究者成为了理性的化身。因此,在这个时候,研究者已经成为“我”的代名词,成为科学的代名词。因此,在科学的领域中,到处充斥着“我”的意志,替代了作为常人的“你”。在这个意义上,“我”就意味着专家水平,“你”则意味着常识水平。

在心理学发展的早期,由于受到自然科学的巨大影响,怀有一种“物理学嫉羡”的情结,致力于模仿自然科学,将自然科学研究中的“我”、“你”的关系模式移植到心理学的研究中。在心理学研究中,心理学专业工作者成为“我”,而民众则成为“你”。作为“我”的专家心理学是建立在理性的法则之上,试图为人类心理行为寻找一种普遍性的规律。作为“你”的常人水平的心理学,不在乎普遍性的规律,只在乎日常生活的理解与体验。因此,在“我”与“你”之间就产生了某种缝隙,“我”与“你”分别都在自言自语,“我”不关注“你”的日常生活,而“你”也不理解“我”的理论与知识。这实质上是一种二分式的研究模式,正是这种二分式的研究模式导致心理学研究与现实拉开了不小的距离。

一、“我”的心理学

“我”的心理学是近代科学主义的产物,是一种科学主义的话语形态。“我”的心理学实质上是心理学专家的心理学。它服从于科学理性的法则,最终陷入到科学话语的独白之中。

首先,在认识论上,“我”的心理学遵循了自然科学的“对象化”的研究法则。笛卡尔创立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笛卡尔提出了著名的“镜像”隐喻,他把人类的心灵比喻为一面巨大的镜子,人类正是通过这一面巨大的镜子来反映和认识世界。“镜像隐喻”将人与世界作了划分,世界成为人类认识的对象,人类则是认识的主体。人类在认识世界的活动中始终处于主动和控制的地位,在这种意义上,人类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理性“独白”的关系。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科学家是绝对的主体,自然物是绝对的客体,自然物是统一在主体理性的范畴中,是用主体理性的语言来表达的。此时,科学家面对的是物,是客观对象,由于客观存在没有主体性,是完完全全的客体,因此,在针对自然客观存在的时候,这种“独白”是合理的,也是必需的。

“我”的心理学从一开始就陷入到自然科学的理性独白之中。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最早是灵魂,从词源上来理解,“Psychology”(心理学)一词的意思是指“Psyche-logos”(心理的理念或学问),也就是关于灵魂的研究[1]。心理学首先面对的是人自身的心灵问题,在心理学的早期萌芽时期,心灵问题基本上包含在哲学研究之中,人们通过反省自己的心灵,通过与别人的交谈和交流,共同探讨心灵的问题,苏格拉底将这种方法推向了一个高峰,这种思想方法被称为“精神催产术”,真理就在平等的谈话交流过程中显现出来,但科学家认为这样的方法缺乏实证研究,不具有真理性。这种状况到了近代得到了改观,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心理学提供了借鉴的模式。前心理学中“人—人”的关系蜕变成了“人—物”的关系,人不再是目的,而成了用来了解人性的工具,成了物,成了对象。在这种“人—物”关系中,理解一个人和理解一个典型事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通过对同类的行为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性,在这个时候,同类的行为变成了我们把握人性的工具,仅此而已。在这种研究中,人被物化,完全服从于理性的解释。在康德看来,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研究应当具有伦理性。伽达默尔也批评了这种把人对象化的做法“这种遵循18世纪方法论思想和休谟对此所作的纲领性表述的社会科学方法,其实是一种效仿自然科学论的陈词滥调”[1],如果把人对象化,势必产生对方法的崇拜。事实上,科学心理学一直致力于研究方法的精巧化,注重程序性的东西,在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之间更偏向于研究方法和手段,忽略了研究的现实性与内容性。

其次,在本体论上,“我”的心理学预设了一个心理实体,假设在所有心理行为与现象的背后存在着普遍的和具有内在逻辑性的规律,心理学的任务就是探寻这种实体性的规律。显然,“我”的心理学关注的是具有普遍性的规律,而不是生活现实,民众的心理生活仅仅被看作是这种普遍性规律的个别表征。现实的心理生活被用来证明存在于民众生活之外的具有普遍性的规律。“我”的心理学追求对心理的形式化解释,用对心理行为的研究代替了现实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研究,用对理性思想的研究代替了对现实个体与人群的研究。注重心理的结构与形式,忽略了作为心理行为的实际生活内容。为了完成对心理行为的形式化的解释,“我”的心理学对科学方法有一种渴望,将科学方法运用于心理经验,包括那些超出科学方法论控制范围的对真理的经验,如个体的心理生活、文化经验。如果在研究中发现科学方法不适用于这些经验,就把这些经验排除在研究之外,带有强烈的“方法中心”的情结[3]。

最后,在方法论上,“我”的心理学以逻辑实证研究为主,“证明主义”比较盛行,纯粹依赖于经验和逻辑。认为科学知识是已经被证明了的知识,是严格地从观察和实验得来的经验事实中推导出来的,是客观上被证明了的,是可靠的。除此以外,任何不能被客观证实的经验都不能成为知识。所以,“我”的心理学又可以被称为“逻辑的、经验的心理学”。“我”的心理学更多追求的是“合理性”,而不是“合情性”。心理学专家更多地是考量诸多的心理事件是否在逻辑与理性上成立,而忽略了它们是否在生活中成立。由于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实体原则基础上,又受到普遍性原则的影响,“我”的心理学必然寻求脱离现实生活的“内在与抽象”的逻辑,进而必然导致“方法中心”与“价值中立”,最后拉开了与现实的距离。事实上,整个西方科学心理学正是沿着这条线索发展而来的。

二、“你”的心理学

普通民众的心理学在对象化的研究中被指称为“你”的心理学。在心理专家看来,“你”的心理学缺乏对普遍性的理解以及对未来生活的预测和控制,是常识性的存在,因而是不可靠的。

在认识论上,“你”的心理学不寻求对心理生活的普遍性解释,而是更多地强调“生活原则”。在这个意义上,“你”的心理学可以被称作常识心理学。与科学家不同,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是运用常识来理解和处理心理生活事件的。科学家是严格按照“假设—验证—预测—控制”的程序实施研究的,其最终目标是掌握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普遍性规律,以便运用规律来预测与控制人和事物。普通民众并不关心普遍性,只是关注片断性,将生活中的片断琐事任意串连在一起,这其中可以根据个体的兴趣、爱好、态度、经历以及情绪、情感等等主观性的因素。这些生活事件的串联构成了民众真实的心理生活。在民众的心目中,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所谓规律,有的只是一种生活体验,一种感悟,一种意义。没有“普遍性”,民众的生活照旧正常地继续。但是在科学心理学家看来,“你”的心理学严重缺乏规律性的解释,是不可信的。

在本体论上,“你”的心理学用生活实体取代了心理实体。民众生活于实实在在的现实之中,人们关注的是生活本身,而不是隐藏在生活事件背后的具有抽象性的心理实体。民众是心理生活的主人,心理生活是个体主动建构的过程。无论在人类总体水平上,还是在个体水平上,都在主动地建构。在文化社会中,民众通过建构形成了有关日常生活的一套观念,这些建构在日常生活基础之上的观念构成了心理生活,成为“你”的心理学的本体。在日常生活观念的影响下,民众才得以熟练地解决各种生活问题与事件[4]。民众关注的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正确地应付各种情况。对民众而言,重要的是服从文化观念以及取得良好的效果,而不是探究这些文化观念后面的实体性原则。常人运用的是一种生活话语,与科学话语不同,它直接来源于真实的生活,具有话语的生活性与真实性。同时,由于文化的、社会的原因,个体本身的生活经历以及诸多因素,心理生活的建构还具有很大的个体差异性。因而民众的心理生活也更多地呈现出多元性。

在方法论上,“你”的心理学依赖的是生活经验线索,而不是抽象的逻辑理性线索。“你”的心理学是一种“合情”的心理学,更多地是符合日常生活的情理。与“我”的心理学过分注重合理性不同,民众更多地从生活事实出发,往往显得“无理”,但却“有情”。在日常生活中,常人拥有大量心照不宣的生活规则与理念,这些生活规则与理念制约了民众的各种心理生活体验。也正是这些生活规则与理念构成了民众判断、处理和应对生活事件的线索与依据。民众在应对各种复杂心理事件的时候,并不依靠各种能自圆其说的心理学理论,此时,生活经验成为一种隐含的理论,它决定着个体对社会生活现象的意识觉知。同样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因为个体着眼的不是心理学理论本身,而是基于对心理生活的现象资料作出自发的、非反思的、直接的判断。

三、“我与你”的心理学

无论是“我”的心理学,还是“你”的心理学,都处于话语的独白状态,二者是割裂的。“我”的心理学极度渲染了心理学的合理性,而“你”的心理学则执著于心理学的合情性。两种话语的分裂导致了心理学发展的困境:一方面,“我”的心理学沉迷于研究的程序性与逻辑性,不关注日常生活的真实样态;另一方面,“你”的心理学埋头于日常生活经验的网络之中,运用常识性知识解决各种问题,凸现了现实性与合情性,但却抛弃了对心理生活的反思,具有相当的盲目性。两种话语形态的断裂不利于心理学的发展,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使心理学研究丰满起来。因此,在话语形态上,应当将“我的”与“你的”心理学转换成“我与你的”心理学。在“我与你”之间进行对话,打破独白的话语形态。

在认识论上,“我与你”的心理学必须打破笛卡尔的“镜像隐喻”,应当将研究中“人—物”的话语关系模式移换为“人—人”的话语关系模式。在“我与你”的心理学研究中,“我—你”关系既不是“人—物”的关系,也不是“人—人”的单向度关系,而应当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平等和相互开放的关系,即体现伽达默尔的“效果意识”[5]。所谓效果意识,就是指在主客体的交互关系中产生了新的意义,这种意义既不完全属于主体,也不完全属于客体,而是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种关系中,主体与客体都没有“独立意识”,也没有“依赖意识”,二者是一种对话的关系,主体不排除自身的历史性,客体也不排除自身的历史性,两者的历史性在对话中得到新的诠释,而这种新的诠释恰恰是我们应该研究的对象或目的,即效果现实性。在对人的研究中并不存在着主客体,只有二者的相互作用,即相互理解,强调在“参与”或交互作用中去获得真理或意义。

在本体论上,“我与你”的心理学将生活实体与心理实体结合起来,在两个实体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我”的心理学从心理实体出发,试图寻求一种普遍性;“你”的心理学从生活出发,关注的是处于片段状态的现实生活。心理实体过于抽象,超越了生活的现实性,将真实的生活片断强行地并入到一种逻辑的序列,过分关照了逻辑与理性。生活实体则过于无序与混乱,不太关注逻辑与理性,而是强调体验性。如何在两个实体之间建立一种有效的交流途径是关键。要打破两个实体的独白形态,只有采取对话的方式,才能在二者之间找到共同的平台。应当从两极到中介,消解生活实体与心理实体的边界。心理学研究最重要的是凸现真实性,这种真实性的研究既不单纯体现在抽象的研究中,也不是简单地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心理学应当强调研究的整体性。“我”的心理学是将人类活动孤立地置于某处,用“标本式”的方式加以研究,目的在于从每一个单独的事件中寻找到他们彼此的联系。这样直接导致了心理学研究陷入到了方法与程序的泥潭,也使心理学的学科统一性受到了严重的危害。事实上,心理实体并不抽象地存在于某时某地,而是存在于现实的生活之中。心理学专家同样生活在现实中,同样受到日常经验的熏染。所谓的“心理”就是人与人在生活的对话形态中产生的,专家之间的对话、民众之间的对话、民众与专家之间的对话构成了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所以,“我与你”的心理学主张整体性原则,将个体的活动与行为置于社会、历史、文化之中。一方面,个体是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塑造者,另一方面,个体也是社会、文化和历史的产物。要理解个体的心理行为及心理生活,就必须了解整个文化与时代的特征,反过来,要理解文化与时代,也必须了解个体。在整体中,局部是理解整体的条件,同时整体又是更好地理解局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一个整体性的活动,心理学应该在现实的总体性联系中探讨心理现象与心理生活,突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相互影响。

正方法论上,“我与你”的心理学追求一种“合情合理”的心理学,把民众的常识与专家的知识结合起来,把生活经验线索与理性逻辑线索结合起来。长期以来,以“我”的心理学为代表的专家心理学排斥民众的常识心理学。心理学专家对待常识的态度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表面上承认常识,把常识捧得很高,但却根本拒绝围绕常识的思考——无论证明还是证伪。心理学家习惯于这样指责大众:“你”的某某说法符合于常识,因此是多此一举;“你”的另一些说法则违背了常识,因而是显然荒谬。证明常识是不必要的,而证伪常识是大逆不道的,于是关于常识的任何思想都不必要了。第二种类型就是公然藐视常识,认为在科学与常识之间存在着永远无法弥补的鸿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一方面,科学心理学家醉心于科学研究;另一方面,现实社会生活却得不到科学心理学的惠顾。民众真实的常识性体验被专家抛弃了,专家主观地为民众设定了逻辑理性的生活。这样,专家心理学就用心理现象替代了心理生活。乔恩逊(R.B.Joynson)明确地指出:“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理解自己和他人的能力,这种能力给心理学家提出了一个自相矛盾的任务。对一个已经理解他自己的生物,心理学家寻求的是什么样的理解呢?心理学家对这个问题的反应常常是忽略它,或者是否认外行的理解需要加以认真的对待。但是,此等反应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并且心理学家迟早必面临着挑战”[6]。美国哲学家蒯因指出“科学是常识的继续”[7]。科学与常识并不矛盾,“我”与“你”也并不对立。一方面,常识心理学从心理生活层面了解个体,更能把握心理的生活经验,更能接近现实生活;另一方面,专家心理学从理性的角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生活事件的无序与杂乱。每一个人都像科学家一样,运用自己的语言对发生在身边的事情进行归因,判断,得出结论。科学家也在受到常识的影响。常识判断构成了生活,知识判断解释了生活,两者是密不可分的。正是常识与知识的对话,才可能保持心理学研究的合情合理。

“我与你”的心理学打破了传统的话语独白形态,追求一种对话与交往。“我与你”的交往关系是一种相互理解的范式。在相互理解的范式中心理学专家以对话为中介,在互动中学会了用常人的眼光来看自己的研究,他们通过达成关于世界上某事物的理解而与民众展开对话[8]。同样的,民众也需要与心理学专家达成某种理解。此时,双方就进入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打破了研究中“人—物”的关系。从“我”的心理学和“你”的心理学两种独白的话语形态到“我与你”的心理学的话语形态的转换意味着心理学研究应该寻求现实性与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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