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农村政治、意识形态关系的变化与新经济政策的结束：1921—1929，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意识形态论文,新经济论文,化与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07）06—0072—06
本文通过分析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农村政治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变化，说明苏联农村社会关系的变化，如何为苏共领导人提供了结束新经济政策的支持力量。
新经济政策初期苏联农村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关系
苏共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主要在工业集中的大城市首先展开，党的基本力量主要来自于城市的工人阶级。在国内战争中，苏共与农民的关系复杂而微妙。农民因为苏维埃政权颁布的法令获得了土地而对苏共心存感激，苏共因此获得农民广泛的支持。为了巩固政权，苏共必须解决曾经直接导致沙皇政府与临时政府垮台的主要问题：粮食危机。所以，苏维埃政权只能向农民征购粮食，以保证城市的工人、士兵获得足够的食品。由于缺乏必要的支付手段与农民交换粮食，苏维埃政权在农村推行激进社会政策的同时，采取了有损农民经济利益的余粮征集制，因而引起了农民的不满甚至是反抗。1921年3月开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实际上是苏共放弃在农村的激进社会政策的结果，苏联农村的政治形势随之实现了稳定。
农村政治形势的稳定，标志着来自国内的对苏维埃政权的威胁已经消除。但这并不意味着苏维埃政权已经在农村有了巩固的政治意识形态基础。实际上，苏维埃政权巩固的政治意识形态基础主要是城市的工人阶级，在远离城市的广阔农村，许多地方仍然没有党组织存在，在农村缺乏对党的基本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支持。1917—1923年，农村党员占党员总数的比例始终只有5％，1918年，苏共在整个农村只有2104个党支部。
党员与基层组织的缺乏，使村苏维埃中党员数量极为稀少，有的村庄虽然有党员，但也经常不能进入村苏维埃，因此，苏共并没有真正掌握农村的基层政权。在村苏维埃选举中“存在着农民阶级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斗争。在许多村庄，一条鲜明的界限将富农与勉强能够糊口度日的贫农划分开来”。而党组织并不能直接决定党员进入村苏维埃。[1] 贫农、中农占有人数上的优势，富农却凭借其掌握的经济文化资源，“在许多村社和村苏维埃中占据了主导地位”[2]。
当时在苏联农村社会中发挥实际主导作用的不是村苏维埃，而是村社和村会，这进一步削弱了苏共在农村的政治影响。村社已经存在了几百年，“它是最具俄国特色的制度”[3]。长期在村社环境中的生活，使农民形成了对它的依赖。十月革命以后，村社被改革为土地协作社，名义上，它由所有享有表决权的农民组成的村会来管理，但实际上只有15％的农民能够参加村会的活动。参加村会管理的主要是富农，而贫农往往被拒绝。村会掌握着村苏维埃所缺乏的物质与财政资源，其权威得到大多数农民的认可，享有比村苏维埃更大的权力。于是，在苏联农村就出现了双重政权的局面，一个是村苏维埃，一个是村社与村会。而传统的村社和村会在苏联乡村中实际上起着支配作用。
对苏共来说，新经济政策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政策，还包含着更为深刻的政治目标，新经济政策首先是工农联盟的一种特殊形式。工人阶级要形成对农民的领导。因此，要保证新经济政策成为工农联盟的特殊形式，一个重要的条件是在农村形成能够确保苏共对农民发挥领导作用的政治关系，但农村现存的政治关系，显然与苏共的希望相去甚远。
传统组织形式在苏联农村起支配作用的局面，产生了巨大的意识形态后果。受到村社和村会支持的活动体系，不但维护着传统的政治关系，而且也是一整套矛盾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关系再生产的基础。传统观念仍然支配着农民的行为，这些观念中最为显著的，是乡村自立的观念和根深蒂固的宗教观念。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俄国农村由村社控制土地和其他一切最重要生产资料，村会管理村庄一切公共事务，使村社显得像一个大家庭，村社的所有成员都具有相同的宗教信仰，庆祝同样的节日，遵循相同的社会规范，这种共同的生活与文化，使农民对村社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因而，“村社不仅仅是一种生活的结构事实，也是一种文化价值”[4](P86)。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与文化中，农民形成了乡村自立的虚幻概念，即乡村本身是一个完全依靠自己、自给自足的世界。这种观念构成了外部世界发生的一切重大变化对乡村生活产生影响的严重障碍。
同时，乡村自立的观念还使农民对城乡之间生活水平的差别采取了相对无所谓的态度。在农民看来，城市与乡村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不能用一个标尺来衡量。两个世界所存在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差别，恰好反映了乡村生活的独特性，而城乡之间在物质生活条件上的不平等，在某种程度上也被认为是乡村自立必然的伴随物。[5](PP21—22) 革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
实际上，苏联农村已经不是一个与外部变化没有联系的自立的世界，但这些观念仍然支配着农民的行为，而通过农民的行为，这些观念又不断进行着再生产。乡村自立的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在沙俄时代对一切希望改变农村的行动发挥着否定的作用，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它对苏联共产党实现工农联盟，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生存状态的努力发挥着否定的作用。这是一种反对一切重大社会变革的保守的思想力量。
在俄国农民中还存在强大的东正教的思想观念。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政权在1918年颁布的法令规定：教会与国家、学校分离，宗教传道活动纯粹是个人活动，任何宗教活动都不得影响他人权利，所有教会财产为公共所有。教会因此失去了拥有的一切特权。但东正教会在继续活动，宗教活动仍然是农民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农民的宗教观念也不可能通过一个法令而消除。东正教会在农村的活动以及农民家庭共同进行着再生产的宗教观念，构成了支持社会保守主义的强大力量。苏共所推行的社会变革，只要与宗教力量发生正面交锋，几乎都遭到失败。因为许多农民都是宗教的保卫者。
在十月革命已经五年以后，苏联农村并没有形成新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关系，在这里起着决定作用并在进行着不断的再生产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关系，仍然是在俄国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传统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关系。当然，在农村已经形成了新的政治形式：苏维埃。但这种新的政治形式至少在新经济政策开始时，并没有真正发挥基层政权的作用。新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关系已经开始进入农村，还没有取得支配地位。苏维埃在农村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基础十分薄弱。
苏共在农村巩固政治与意识形态基础的基本方针
对于苏维埃政权在农村基础薄弱的问题，苏共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就有了明确的认识。苏共为了加强苏维埃在农村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基础，首先不是从政治环节入手，而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即首先加强苏共在乡村的文化领导权，通过文化领导权来加强对农民的思想影响，“文化领导权并非僵硬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普通人的现实感、一套活生生的意义价值观体系。它具有强大的支配力。”[6](P27) 在整个新经济政策时期，苏共力求不以僵化的意识形态，而以普通人的现实感，依靠活生生的新的意义价值观体系来潜移默化地影响农民，特别是影响青年农民和那些经历过村庄外部生活的农民。
文化领导权的实现需要有效的手段，“俄国文化围绕东正教而形成，其核心是对已写成文字的极端尊重”，基于对俄国文化这一点的清醒认识，苏共认为，报纸就是文化领导权的最重要体现。[7] 在新经济政策初期，苏共为了扩大在农村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影响，在1923年创办了一份专门面向农民的报纸《农民报》。《农民报》的读者对象是那些没有能力阅读更严肃材料的读者；对《农民报》的要求是，充分考虑到农民的文化水平，特别是农民表达自己利益和愿望的特点。
与创办《农民报》相呼应，苏共在1923—1924年，发动了农村通讯员运动，在农村建立一支扩大苏共政治与意识形态影响的引导与组织力量。苏共要求农村通讯员要支持党的总目标并促进这些目标在农村的实现，协助党组织和苏维埃扩大自己的影响，加强对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同时，苏共还要求农村通讯员批评地方干部的错误，反映农村的真实情况特别是阴暗面。
随着农村通讯员队伍的建立，《农民报》形成自己引人注目的特点。除了传达苏共的政策与思想理论等相关信息外，报纸还大量发表来自农村通讯员的报道与文章，包括对村、区领导机关的批评，同时报纸专门开辟了农村读者来信专栏，刊登农民来信。结果，《农民报》成为农村与农民情况与思想状况的信息集中地。在新经济政策期间，《农民报》共收到农民来信约80万封。从收到的农民来信可以发现，几百万份《农民报》进入到过去近乎与世隔绝的村庄，在将普通人的现实感和活生生的新的意义价值观体系传播到村庄内部的同时，也将苏共的政治、政策主张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到村庄内部。通过报纸传播到村庄内部的新思想逐渐寻找到接受者和进一步的传播者，苏共在农村开始有了政治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真正基础。
为了在农村扩大政治与意识形态影响，苏共还在每一个村庄建立了小型图书馆或者读报室（阅览室）。这就为农村青年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过去的聚会与活动场所。在这里，青年人谈论的是过去为农民所不知道、不了解的话题。这些话题已经远远超出了村庄的范围，甚至区和县的范围。一个人只要经常到这样的场所，其思想意识的变化就不过是时间与程度问题了。
鉴于在农村中组织力量的薄弱，加强党在农村的发展成为苏共的主要工作之一。由于农村党员队伍的发展始终缓慢，大力发展共青团在农村中的组织，就成为苏共壮大在农村的力量的基本任务，因为青年人的思想受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要小得多，而且比较容易接受新的观念。同时，发展共青团组织还被赋予特别的期望：使共青团成为苏共与农民之间的媒介，并且为未来的农村变革做好干部准备。所以，苏联农村的共青团组织是按照在农村形成新的政治、社会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轨迹发展的。由于得到苏共的重视，也由于农村青年已经不满意农村单调乏味的生活，共青团在农村的发展远远超过共产党的组织。到1927年，共青团在农村的团员总数已经超过了100万，占当时全部共青团员总数的50％，而在1929年，苏共在农村的党员才19万多人，其在党员总数中比例仍然只有10％。苏共在农村的党员多数集中在各级政权机关、学校和国营农场等，而共青团员则大多数存在于各个村庄。在新经济政策结束前夕，苏共在农村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存在主要是通过共青团实现的，由于共青团组织获得了迅速发展，苏共终于在农村获得了比新经济政策初期要牢固得多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基础。
苏共所采取的这些措施，都是为了改变仍然存在于农村的传统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关系，最终在农村形成新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关系。但苏共也认识到，传统形式同样也可以在形成新的社会关系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举行节日庆祝活动并进行戏剧演出，是俄国人民的传统。苏共认为，“传统被证明可以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适应”[8](P12)。通过节日庆典和其他的宣传媒体，党就能够使新的政治认同逐渐发展。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就确定了新的与社会主义相联系的节日，并每年都举行盛大的节日庆祝活动和戏剧演出。随着与新制度相联系的节日庆祝活动在农村的展开，传统的节日庆典在农村被削弱。新的节日庆典的戏剧演出，主题发生了有利于苏共扩大意识形态影响的根本性变化，但在语言与演出风格上却保留了过去的传统，从俄国历史中选取的恰当主题，被重新解读，从而建立起革命与历史的连续性。这种方式被霍布斯鲍姆看作是“发明传统”，其目的在于通过对传统形式式的运用，就某些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对人们进行谆谆劝导。“事实上，只要可能，人们都企图与过去恰当的历史建立起连续性。”[9](PP1—2) 其作用主要是加强社会的凝聚力，在新的秩序下形成新的政治认同。
苏共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政治宣传最具特色的也许是对政治宣传画的运用。布迪厄曾经说：“‘眼睛’是通过教育进行的历史再生产的产品。”[10](PP2—3) 苏共在政治宣传中运用了各种方式，但宣传画却被给予了特别的重视。除了视觉宣传具有更直接的冲击力外，当时俄国绝大多数人是文盲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由艺术家创作的新型工人与农民形象的宣传画进入到每一个村庄，以新的偶像替代了过去农村常见的宗教偶像。这对苏共在农村扩大政治与意识形态影响的方式，同样发挥了主要作用。
经过多年的努力，这些措施的效果最终显示出来，新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关系开始在苏联农村形成，正是新形成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关系，为结束新经济政策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条件。
苏联农村政治意识形态关系的变化与新经济政策的结束
1926年的一天，《农民报》编辑部收到一封来自平扎省沃果罗茨科耶村的信件，寄信者是一位名叫索尔达托夫的共青团员。他在信中表示，我已经将自己的灵与肉都献给了群众工作、科学、发展和文化。我现在准备为苏维埃国家、党和共青团工作，不管前面是刀山还是火海。这一切都要感谢共青团，是共青团改变了我。[11] 这封在苏联解体以后，从当年寄给《农民报》的读者来信中发现的一个农村共青团员的信件，清楚地说明了，经过数年的努力，苏共面向农村的战略已经取得成果。索尔达托夫只不过是数以百万计的思想观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的苏联农村青年的一个代表，这一批具有新的观念，希望过新生活的青年人在村庄中出现并决心为苏维埃国家、党和共青团工作，是苏联农村政治与意识形态关系发生变化的标志。
然而，变化并不仅仅发生在青年农民身上，那些有过村庄外的生活经历或者能够阅读并经常读报的中年农民当中，一些人也在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同样都在当年《农民报》的读者来信得到了真实的反映。一个被送到疗养地疗养了一个半月的农民，在给《农民报》的信中写道，疗养院对他而言就像个天堂，而一个半月后他还要回到老家农村的地狱里去。当一个农民将自己的老家农村看作地狱时，其思想发生的巨大变化是不难想象的。同时，这个农民又在信里写道，贫苦农民在自己生活中会等到、看到地上天堂曙光的日子很快就要到来了。[12](P457)
这些农民来信反映出这样一个重要信息，不论是青年农民还是其他年龄段的农民，都有一部分人不再能够忍受农村单调乏味、贫穷落后的生活状态。他们使用着新的政治话语，用新政治概念思考苏联的经济与社会生活，向往着更美好的生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潜移默化地对这些仍然生活在农村环境中的人们发生影响，在他们身上，新的常识正在取代旧的常识。在这些思想观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的群体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农村中的青年群体，因为这个群体的集体认同是建立在对传统的拒绝与对苏维埃国家、党和共青团的忠诚的基础之上。他们与其他年龄段的思想发生变化的农民还存在一个巨大差别，即他们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对社会流动的期待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农村的状况不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村庄内部实际上没有什么向上流动的机会，而国家如果不发生经济社会方面的巨大变化，也不能给他们提供向村庄外的世界流动的机会。当苏联农村青年中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新思想观念时，对苏维埃国家、党和共青团的政治认同也就日益加强，但这种认同能否持久并得到真正巩固，还是要取决于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否满足这些农村青年的需要。
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经济发展并不理想，新经济政策只是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而非促进了农业发展。除了1926年略略超过1913年水平外，其他年份的粮食总产量都略低于1913年。农业陷入徘徊状态，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与此同时，农村中的社会分化却十分明显。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社会分化明显，使农村青年感觉到前途充满了不确定性。因为在农村几乎没有社会流动的可能，许多希望能够过上更好生活的农村青年，离开村庄到城市去寻找自己的希望，1926年，苏联出现了农村青年向城市移动的洪流。到1927年，与1913年相比，苏联的城市人口增加了20％。但是，由于农业无法为城市提供足够的农产品，工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城市就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这就在农村青年中产生了深深的焦虑与对现行政策的不满。当这些焦虑和不满逐渐积累时，必然产生对于政策转变与社会变革的强烈愿望和需要。
由于新经济政策内在矛盾的发展，苏联的整个国民经济在1927年前后遇到新的严重困难，到1927年底，国家陷入了深刻的危机。斯大林在经过短暂的犹豫，决定结束新经济政策，实现“大转变”，其政策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根据，就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已经发生变化的农村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关系。或者说，新经济政策时期，苏共在农村的努力已经为“大转变”准备了必需的政治、意识形态与社会条件。
当代俄罗斯历史学家科日洛夫认为：“俄罗斯在20世纪的历史首先是革命的历史。它由一系列单个的分别在1905、1917、1929年和其他年代完成的革命事件组成。革命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13] 1929年的革命事件就是斯大林结束新经济政策的“大转变”，既然“大转变”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就不能仅仅只对斯大林的思想与行为进行研究，更需要研究的是造成“大转变”的其他因素，而本文所分析的恰恰就是被我国学者忽略的其他因素之一。
任何政策推行的可能性，都只能用发挥主导作用的社会关系来说明。因为任何能够得到推行的政策都必然对社会关系的某些环节发生积极影响，对某些社会集团提供其实现自己愿望和需要的必要条件，因而得到某些社会集团的支持。没有任何社会集团支持的政策是不可能推行的。
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农村发生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关系变化，使农村青年产生了强烈的对更好生活和社会流动的向往，但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农村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均不能为他们提供这样的机会。而斯大林的“大转变”的目标是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它提出了明确的鼓舞人心的政治目标，同时为那些急于改变生活状况的农村青年创造了条件，使他们得以向上流动或者向村庄外的世界流动。以“大转变”开始的苏联加速工业化，产生了对大量的产业工人的需求，2000万苏联农村青年因此离开农村进入那些新建立的工业中心，他们有的带着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信念，有的怀着实现社会流动的愿望，不管他们各自的动机是什么，加速工业化为他们各自实现自己的梦想创造了机会。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产生大量的基层领导岗位，农村青年中的积极分子成为这些基层单位的领导者。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对各类人才的巨大需求，苏联的所有大学和各级党校开始大规模培训工作，农村青年特别是共青团员中的出类拔萃者进入大学或者党校学习。当“大转变”严重损害部分农民利益时，它也为接受了新的思想观念、有着新的政治信仰同时又迫切希望改变生活状况的农村青年开启了社会流动的大门并提供了机会。进入工业企业、大学和各类学校及基层领导岗位的农村青年成为“大转变”的获益者，因此也成为“大转变”的支持者。在“大转变”后进入大学学习的一位共青团员在日记中写道：我进入大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结果。我们穷孩子的使命就是改变社会，因为只有我们能够改变社会，并成为一个无阶级社会的平等的主人。我们这些经历了难以置信的艰难的穷孩子，必定能够创造这样的新社会。[14] 这绝不是空洞的口号，它所表白的是在当时的青年中具有代表性的对“大转变”的政治认同，而这就是科日洛夫所说的造成1929年革命事件多种因素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政治因素。但如果没有苏联农村政治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变化，就不可能在苏联社会中形成这样的因素。结论就是，苏联农村政治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变化同样是新经济政策结束的原因之一，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收稿日期：2007—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