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要矛盾新特征与科学发展新理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要矛盾论文,新理念论文,科学论文,社会论文,新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2)09-0021-05
在和平、合作、发展的世界大背景下，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长过程中，发展是中国的主题。毫无疑问，这个主题，是由社会的主要矛盾所决定的，对主要矛盾的判断，直接决定着我国发展战略的选择。科学发展观，是基于对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矛盾的主要方面及其表现形式的判断而提出的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认真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变化，在理论上有助于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与把握，在实践中有利于自觉而清醒地坚持科学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
一、社会主要矛盾是确立发展理念的基础
从以人为本的视角来考察社会历史，需要与满足需要，是人类始终面临的矛盾，这个矛盾亘古不变。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指出：需要是人们活动的原动力，“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1](pp.514、286)这就是说，人的需要与满足需要的矛盾贯穿个体的一生，同时也贯穿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因为，“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2](p.130)，“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3](p.559)，一个需要的满足本身就会产生更多新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把这种新需要的产生称为是“第一个历史活动”。[4](p.32)这就是说，在人的本性意义上，从解决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的第一需要开始，人类就在不断地产生需要与创造满足需要条件的循环中展开自己的历史，无论任何一个社会形态，在任何一个社会发展阶段上，需要与满足的矛盾都普遍存在着。
从形式逻辑上解释，化解矛盾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抑制需要，另一种是创造条件满足需要。因为需要是人的本性，长期采用抑制需要的方法是对人性的压制，是不可取的。当然，人类历史上的某些时期或在某个局部，禁欲主义的存在也并不少见。满足需要的最普遍的方法是后一种，即通过劳动创造出需要的对象，马克思指出：“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说来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上的需要的手段。”[5](p.96)在这里，劳动只是满足需要的手段，劳动的过程是有目的地制造使用价值活动，而使用价值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着需要的满足程度。其中关键的是使用价值的质与量，直接由人的劳动能力，即生产力所决定。这样一来，需要与满足需要之间的矛盾，就转化为需要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当然，生产力并不仅仅是指个人的力量，特别是在走出了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方式之后的现代社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每一个环节都超出了个体的支配范围，日益精细和严密的社会分工体系使每个人都成为体系中的微粒，这时生产力就成为社会生产力，满足需要的条件也由个体或自然共同体提供转化为由社会共同提供了。同时，个人的需要也在生产与生活的交往中，演变成为一种以个人需要为基础的社会群体需要。总而言之，现代社会使个体需要与满足需要这对矛盾，转变成了社会需要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社会需要与社会生产的矛盾，在不同社会和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普遍存在，但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中它并非是唯一的矛盾，也并非一定是该社会的主要矛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当这对矛盾决定和制约着其他社会矛盾与问题的解决，并成为影响社会发展进步的根由时，社会需要与社会生产的矛盾便构成社会主要矛盾。
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及其主要矛盾统一体构成成分的准确分析，是确立发展理念和制定重大发展战略的理论与现实依据。从大的历史发展时期来看，一个社会的发展遭遇挫折，直接原因是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出现了问题，而深层次原因是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判断不清晰所致。因此，判断一个社会的发展理念与战略的优劣，前提是看它与该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及其主要矛盾发展趋势的符合程度，脱离特定社会的主要矛盾来谈发展观只是纸上谈兵，无用更无益。
二、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其嬗变
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但是，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和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人民的生活水平极其低下，甚至基本生活需要也难以满足，强烈的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1956年，党的八大曾明确地指出，过渡时期结束以后，我国社会的性质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矛盾的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矛盾的主要方法是，适时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党的八大对我国主要矛盾的分析是正确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具有创新性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战略。但可惜的是对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没能清醒而坚定地坚持下去，当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时出现了反复，以至于最后把阶级矛盾当作了主要矛盾，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对待一切问题。
然而，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依然存在分歧。所以，面对三年自然灾害，党内出现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之争论。即使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如何处理革命与生产的关系上，党内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以及批判“唯生产力论”都很能反映当时党内的不同认识。后来，提出了“吃饭”和“建设”两者位置的摆放问题，这实质上是对社会主要矛盾更为直接、更为形象的表述。对于党内反复出现的这些争论，表面上看是对发展方法、工作重点、政策措施安排方面的分歧，但深层次的原因是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上出现了动摇。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需要弄清楚的和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什么是最重要的问题呢？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而要弄清楚这一首要的基本问题，就需要先弄清楚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以及在这个方位上的主要矛盾。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就开始认真地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和探索。邓小平曾多次强调：“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6](p.312)“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6](p.314)“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7](p.225)邓小平的这些论述，紧紧抓住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是“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水平”，二是“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并且还提出了解决主要矛盾的方法“首先就是要使生产力发展”。
1987年，党的十三大在分析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明确了我国社会的性质，指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第一次鲜明地指出：“我们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并在对社会主要矛盾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初级阶段，为了摆脱贫穷和落后，尤其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8](pp.12-13)这表明，我们党已经自觉地把需要与需要的满足之间的矛盾当成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认识到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意义所在，认识到发展生产力对于解决主要矛盾的关键所在。
直到今天，我们党仍然坚持社会主要矛盾的这一判断，而且对主要矛盾的语言表述连一个字也没有改变。社会主要矛盾的明确提出迄今已经10多年了，在这10多年中我国经济社会有了长足的发展和变化，这些变化是否引起了主要矛盾的改变呢？
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就开始显现出一些新特征。从生产总量来看：198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4545.6亿元，到1995年已经达到57600多亿元，原定2000年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已经提前五年实现。进入新世纪之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攀登新台阶：2001年首次超过10万亿元，2006年突破20万亿元，2008年突破30万亿元，2010年将近40万亿元，2011年更是达到47.2万亿元。同时，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和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中国外汇储备也快速增长，1990年底首次突破100亿美元，1996年底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2001年底越过2000亿美元的门槛，2006年底达到1万亿美元，2009年达到2万亿美元，2011年外汇储备突破了3万亿元。到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位。
从人民群众的收入来看：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78年为343元，1995年达到4283元，2002年上升为7703元，2007年为13786元，2011年达到21810元；我国农村家庭居民人均纯收入，1978年为70元左右，1995年达到1577元，2002年上升到2476元，2007年为4140元，2011年达到6977元。与此同时，我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也呈跳跃式增长：1978年为210亿元，1995年达到29662亿元，2002年上升为86911亿元，2007年为172534亿元，2010年达到303302元。中国的反贫困事业取得重大进展，随着经济发展贫困线标准不断提高，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1978年的2.5亿下降到2010年的2688万人。中国历史上实行两千多年的农业税，也在2006年退出了历史舞台。①
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社会生产能力和社会消费能力。上述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没有变，但其表现特征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一是我国落后的社会生产状况得到了巨大的改变，生产供给能力大大提高，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主要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出现了供求基本平衡或供大于求的格局，卖方市场开始向买方市场转化，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商品紧缺现象已经根本改观。二是人民群众的需要基本获得了满足，日常生活必需品供给充足，大件生活耐用品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庭，人民群众的整体生活水平已经走出贫困、越过温饱、实现小康，正朝着全面小康的水平迈进。三是生活资料供需之间基本保持了动态平衡，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适应了多层次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手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依据价格机制，调节着生产规模、生产效率和产品与服务的质量，生产与消费通过市场这一中介联系更为紧密，社会多层次的需要通过市场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实现。
毫无疑问，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特征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适应主要矛盾特征的变化，发展理念、发展战略、发展措施必然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三、立足于主要矛盾新特征基础上的科学发展观
要调整发展战略，首先需要对主要矛盾进行解构性分析。既要分析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显现出的新特征，更要分析主要矛盾的变化究竟是质变，还是量变。谨慎地分析、正确地判断，在理论上直接关系到发展观的选择，在实践上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和重点。
从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分析入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两个问题。
第一，我国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很快，但是我国的劳动力素质和生产技术水平都比较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我国有“世界制造工厂”的美誉，但是无论是企业还是产业大多数都还处于世界产业链的末端，我们与发达国家拼的是劳动力的数量、劳动力的低廉价格和劳动强度，而不是劳动者的素质。有研究者测算，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约是35%，而发达国家人力资源对经济的贡献率则达到75%，差距高达40%。可见，中国是劳动力大国，但还远不是人力资源大国。二是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资源、能源消耗较大。我们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沉重的环境代价，直到今天我国环境“整体恶化、局部向好”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尽管对数据的准确性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们必须承认如果用普遍认可的微笑曲线来衡量，我国的产业所在的位置处于正下端，我们缺乏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等核心竞争力要素，产品的附加值还不高，建设创新型国家还任重道远。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实现了嫦娥奔月、蛟龙潜海，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9](p.13)这就是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客观状况。
第二，我国居民的生活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和较低层次。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如果以2008年划定的每年每人1196元为贫困线标准来核定，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还有2000多万；若以国家扶贫办正在酝酿的1500元为标准，全国贫困人口总数将大大增加，再回到9000多万甚至上亿都有可能。如果按世界银行划定的人均每天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这一低贫困线为标准，则我国的贫困人口数量约为2.12亿；如果用人均每天生活费用不足2美元这一高贫困线为标准，则我国的贫困人口数量将达到7亿，占总人口的50%以上。世界银行列出的中低收入国家大多采用高贫困线，若以此标准衡量，中国毫无疑问仍然是中低收入国家，事实上世界银行也是这样看中国的。二是中国居民的文化消费普遍较低，并且文化消费需求增长不快。据《中国文化消费需求景气评价报告(2011)》统计，“十一五”以来全国文化消费年均增幅不增反降，乡村更是显著下降，全国城乡文化消费需求景气指数远低于理想值。三是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市场，这可以表明中国的需求层次发生了变化，购买力水平提高，但这种变化并不必然是由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带来的，相反，直接原因在于社会财富分配不合理，使少数人集聚了大量的财富，这只是贫困中富裕的一种表现。目前，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农村基本上维持在42%左右，城市也维持在40%。可以清楚地看出，无论用什么标准来判断，现阶段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整体上还比较低。
上述数据和事实也表明了以下两个基本判断是符合实际的。
第一，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与改革开放之初比较，我国生产力总体上已经有所提高，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居世界第二，但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居于世界后列，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了小康，但这种小康还是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还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需要与满足需要之间的矛盾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较所发生的变化，还只是量的变化，远没达到质变的程度，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科学发展观强调全党要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而要认清基本国情首先就要认清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只有清醒认识社会主要矛盾，践行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才会多一份自觉，多一份坚定。
第二，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中，社会生产落后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生产决定消费，就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来说，解决贫困问题，提升消费层次问题，解决收入差距扩大问题，解决民生问题，无论哪一个问题的最终解决都离不开生产力的提高。甚至中国现阶段面临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都与社会生产落后有关，例如，经济结构不合理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够协调，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大，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比较突出。这些问题和矛盾只不过是社会生产落后在各个领域的表现而已，其根源还是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物质财富不充裕。因此，我们制定发展战略，一定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能放松，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科学发展观坚持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分析了主要矛盾的阶段性特征。它深刻地回答了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是长期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而不是权宜之计。因此，如果把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些具体政策，当作长期的发展战略：如果把“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的声音作为认识主要矛盾的依据。那么，我们就会失去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清醒判断，失去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坚持，也就把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引向了误区。胡锦涛反复强调：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离开了发展这个主题就没有意义了”。[10](pp.850-851)2012年7月23日，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再一次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在这个问题上，他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当然，科学发展观强调的发展，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发展(以人为本的发展)，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又好又快的发展。因此，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个重要阶段，准确判断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其主要矛盾的新特征，对正确理解和自觉践行科学发展观，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注释：
①以上数据根据国务院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和国家统计局有关统计数据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