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文学观念：致力于中西融合的初步尝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论文,中国近代论文,观念论文,致力于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费正清曾经指出，中国关于现代性的概念表现出一些不同于西方之处，“在中国，‘现代性’不但表示对当前的关注，同时也表示向未来的‘新’事物和西方的‘新奇’事物的追求”（注：《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61-562页。）。事实也正如此。我们认为，李泽厚所说的自新文化运动所开始的“启蒙”和“救亡”两大主题在近代就凸现出来了，二者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要完成历史所赋予的“救亡”与“启蒙”的“二重变奏”，近代人就必须要先来审视一下手中的“武器”是否能胜任其职。显然，再仅仅囿于传统的思维模式和文化观念，根本不可能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用古老的传统学说也不足以抵挡坚船利炮的袭击。因此，中国近代一大批先进或比较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有意识地调整自我的文化心态，即使是晚清政府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一味固守国门的消极后果，于是，近代中国自从鸦片战争起，便逐渐以较为开放的姿态来对待西方世界。其过程虽然极为艰难，甚至是以血的代价才换来了开放的“世界眼光”，但中国人“天朝帝国”梦的保守心态最终被击碎了。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出于不尽相同的目的，对西方文化采取了借鉴和吸收的态度，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指出的，是“以其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所谓‘经世之学’相结合”。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讲，文明的进步存在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和融合的矛盾与统一过程之中。就中国近代文化和文学观念而言，其中存在着诸多对立及冲突，如西方基督教观念与中国以儒学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就表现为近代历史上所出现的多次“教案”与教会的斗争。但是，走向中西融合在近代来讲，毕竟是历史的大势所趋，这种“融合”可能是自觉的，也可能是非自觉的。而国门一旦打开，作为不同质的异质文化就会与本土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吸引。英国民族学家弗里斯曾精辟地指出：“各族的联系及其文化融合，是发动各种导致人类进步的力量的主要推动力。”（注：转引自[苏]C·A托卡列夫《外国民族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社会文化发展史已充分证明：一种文化如果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不与异族文化相互交流，它必然会失去活力，最终将走向消亡。
近代早期的先驱者并没有特别自觉地从文化发展的角度力主学习西方，融合中西，而往往出于救亡图存的现实目的，不得不向西方借鉴先进的科学技术及政治文化制度。张罗澄在《时务论》中便透露出这种心态：“窃思中夏被先圣先王之深，崇尚王道，一旦用夷变夏，人心本难自安。但以时事孔棘，亟在燃眉，参用西法，克图速效，转贫弱为富强，亦维持世变不得已之苦心也，而必黜者，亦未免拘于墟耳。”显然，他们基本上还是停留在技术或现实层面来考虑学习西方的，尚未在文化心理的层次上思考问题。然而，能够迈出这么一大步，已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了。当然，中西交流并非自近代始，从东汉印度佛教的传入到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的接触，都曾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但就其自觉程度而言，中国近代人是以“别求新声于异邦”的自主姿态接受西方文化观念的；而就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看，也是前者所无法比拟的。致力于中西文化的融合始终贯穿于整个中国近代历史。
作为近代文化的一个因子，近代文学观念在中西文化融合的大背景之下出现了对西方哲学思想、西方文学观念有意识吸收和学习的局面。对域外文学观念的接受也经历了由简单模仿到相互对话、相互融合的过程。本文所要重点讨论的问题是：中国近代文学观念在其形成过程中究竟以哪些方式与西方观念发生碰撞并为我所用。
第一，中国近代文学观念大量吸收了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学说和哲学理论，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人文主义等社会学、哲学流派都对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哲学思想对文学观念的影响在西方文学世界中是非常明显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方任何文学理论流派都有其哲学基础，也正是由于哲学对文学的影响，西方不同文学理论流派的特征才显得极其鲜明，进而形成了流派林立的局面。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也有其哲学基础，如我们常说的儒家文学观念、道家文学观念等等也是着眼于其哲学基础而言的。也许是由于传统诗学不太注重思辨以及在此思维方式影响下所形成的表达方式的缘故，中国传统文论话语中的哲学气息就显得不够充分，没有形成一个流派超越另一个流派，出现峰峦叠起的形势。然而，到了近代，中国文论家开始有意识、有目的地用西方哲学观念来帮助构筑自己的文学理论体系，或以之为理论方法阐释中国文学现象。对中国文学观念变革产生较大影响的有进化论、人道主义、唯意志论、实证主义哲学思潮以及民权学说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首推进化论和唯意志论。
先看进化论对中国近代文学观念的影响。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出于变革和革命的需要，在戊戌前后至“五四”前后从西方引进进化论，对中国近代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可谓中国近代的第一大思潮。有人曾这样描述进化论处于热潮时的情形：“我们放开眼光看一看，现在的进化论，已经有了左右思想界的能力，无论什么哲学、伦理、教育，以及社会之组织、宗教之精神、政治之设施，没有一种不受它的影响。”（注：陈兼善：《进化论发达略史》，《民报》3卷5号，1922年。）“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注：章太炎：《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民报》第2号。），甚至“《天演论》便变成一般救国及革命人士的理论根据，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等名词，也便成为社会上最流行的口头禅了。”（注：王栻：《严复与严译名著》。）可见，进化论的影响面之广、影响度之深。尽管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王国维、胡适、陈独秀等诸位大家对进化论的理解存在许多分歧，运用进化观念所解决的问题也是各不相同的，但他们对进化论基本精神的把握还是比较一致的，就其对近代文学观念的影响而言，也是十分明显的。
从对文学表现的内容而言，进化论为近代文学提供了立论的基础。在进化论信奉者看来，人道主义的兴起，个性解放的勃兴是符合人类社会的进化规律的，因此，严复认为“人道所为，皆背苦而趋乐”，他坚信“世道必进，后胜于今”（注：严复：《天演论》按语，《严复集》第五册，第1359-1360页。）。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就是受益于进化论的，他在著名的《人的文学》中指出：“我们要说的人的文学，须得将这个人字，略加说明。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人为贵’或‘圆颅方趾’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从动物’进化的，（二）从动物‘进化的’。”并说因第一个要点，故而人有“肉的一面”，因第二个要点，故而人有“灵的一面”。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近代文学家也是常常用进化论思想来论证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进而形成了带有进化论色彩的文学史观。梁启超的文学进化观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文学语言的进化，“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中国先秦之文，殆皆用俗语，观《公羊传》、《楚辞》、《墨子》、《庄子》，其间各国方言错出者不少，可为佐证。故先秦文界之光明，数千年称最焉……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以故？俗语文学大发达故。”（注：周作人：《小说论丛》，《新小说》第8号（1903年）。）其二，为小说体裁的进化，“凡一切事物，其程度愈低级者则愈简单，愈高等者则愈复杂，此公例也。”（注：周作人：《小说论丛》，《新小说》第8号（1903年）。）梁启超的观点得到了时人的响应，如楚卿（狄葆贤）说：“饮冰室主人常语余：俗语文体之流行，实文学进步之最大关键也。”（注：狄保贤：《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新小说》第7号（1903年）。）胡适在其《文学改良刍议》中更是明确从进化论角度出发，来讨论以白话取代文言的必要性的：“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非吾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他还指出：“白话文学是有历史的，是有很长而又很光荣的历史的。我要人人知道国语乃是一千几百年历史进化的产生。”（注：胡适：《白话文学史》。）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以任何事物“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的革命与进化的关系原理说明白话文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总之，因为近代学者往往以“进化”的眼光看待其他新思潮的出现，因此进化论思潮对中国近代文学观念的影响是巨大的。
再看作为人本主义哲学流派的唯意志论对近代文学观念变革的影响。唯意志论的代表理论家是德国的叔本华和尼采，但它的形成却是建立在接受自古希腊以来特别是近代哲学（如卢梭的社会学说、康德的哲学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唯意志论哲学用“意志”来解释自然和社会方面的问题，它把人的“主体性”强调到了极致。这一思想在中国近代引入是因为它恰恰适应了近代知识分子反对传统伦理、要求个性解放的需要。它对中国近代文学观念的影响是从人学本体论的角度发挥作用的。
王国维对唯意志论哲学美学思潮的接受在近代是最具代表性的。《〈红楼梦〉评论》以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学说为依据，认为人生之欲与生活与痛苦三者是合而为一的，人类要摆脱痛苦必须寻求解脱之途径，而文学艺术是其中一种方式。正是在此认识基础之上，王国维认为《红楼梦》是“悲剧中之悲剧”，堪与世界一切伟大著作相媲美。王国维的结论在某种意义上曲解了《红楼梦》的本意，但以叔氏哲学来阐释这部作品，却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它的价值所在。更为重要的是王国维首先以西方理论展开对中国文学的评论，开创了中国文学批评的新体系，打破了传统文学评点式的批评方法，从系统挖掘文学作品的内涵意义上讲显然是传统文学批评无法比拟的。
对于王国维的“境界”说，学界流行着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观念，即认为它集了中国传统意境理论之大成。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准确的。王国维的“境界”说可以说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的结晶。清末民初的《国学月报》在介绍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时说它“是用新的眼光，观察旧文学的第一部书。”钱钟书在《谈艺录》中称赞《人间词话》“时时流露西学义谛，庶几水中之盐味，而非眼里之金屑”。可谓评价甚高，几乎算得是中西融合的典范之作了。王国维确实是在借鉴传统境界论的同时，将康德、叔本华的哲学理论融入其中，因为它融合得如“水中之盐味”，人们才不易发现它所受西学之影响。其实，如仔细考察，便可见出“西学义谛”。王国维提出：“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这其中的关键词“观”就是叔本华美学的“直观”或“静观”。已有学者指出：“王氏所谓‘能观’，意谓诗人在对某种客体的直接观照中形成的一种超越时空的‘领悟’，叔本华称之为‘审美的领悟’。而‘能观’的关键在于：审美主体本身‘合乎自然’，摆脱‘意志’的束缚，忘掉个体的存在，而‘自由’地进入审美观照之中。”（注：潘知常：《美的冲突》，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231页。）佛雏在对“境界”说与叔本华哲学之关系充分论证的前提下也指出：“王氏的‘合乎自然’与‘邻与理想’二者结合的‘意境’说，跟叔本华所谓后天的‘自然物’与先天的‘美之预想’（理想）二者‘相合’的审美‘理念’说，渊源甚深。”（注：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7-188页。）“境界”说可以说是中西融合的一个成功的例证。
西方社会文化思潮、哲学思潮的其他流派对中国近代文学观念产生直接影响的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总起来讲，西方哲学思想的引进使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受到冲击，它促发了具有新时代文化特点的新文学观念的形成。
第二，中西文学观念融合的另一种形态是以西方美学或文学理论的范畴或概念对中国文学进行分析研究，或以西方文学理论为参照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变革寻找理论上的依据。梁启超对小说社会作用的极力强调不排除传统“经世致用”观念的影响，但对新的小说观念产生最为重要影响的还是梁启超所注意到的西欧各国及日本明治时期对小说的重视。梁启超特别强调指出：“西国教科书最盛，而出以游戏小说者尤伙。故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注：《蒙学报、演义报合叙》。）康有为也注意到了西方社会对小说的青睐：“泰西尤隆小说学哉！日人尚未及是。”（注：《日本书目志·识语》。）同时，翻译小说在近代中国的大量出版也间接地带来了西方小说观念，进而对中国小说创作及小说理论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梁启超还吸取了西方文学理论流派的观点运用到中国作家作品的研究之中。例如，他对屈原的研究就运用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等理论范畴，梁启超指出：“楚辞的特色，在替我们开创浪漫境界，常常把情感提往‘超现实’的方向。（注：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第81页。）他指出浪漫主义的第一个特征是作品中蕴含着神秘的浪漫意识，第二个特征是“用想象力构造境界”（注：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第133页。）。属于浪漫主义的屈原作品有《远游》和《山鬼》。以西方理论为视点，梁启超还发现屈原的作品是现代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典范之作。他还指出屈原的作品开启了中国象征主义创作方法的先河：“纯象征主义之成立，起自楚辞。篇中许多美人芳草，纯属代数上的符号，他的意思别有所指。”（注：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第118页。）梁启超以西方理论解释屈原的诗歌创作开创了屈原研究的一个新时代。
第三，与文学观念的变革紧密联系的是文学研究思维方法的革新，二者之间具有相互影响的关系。文学观念的更新会推动文学思维方式的改造，而文学思维方法的更新又会推动新的文学观念的形成。中国近代文学观念在美学和文学研究的思维方法方面，也表现出中西融合的努力。
从总体上讲，中国古代思维方式是一种重宏观把握、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具体到文学批评中，这一思维特征则更加明显。从历代诗话、词话那种特有的评论方式中，我们能够看到古代人思维的特点。中国古代思维更多地依靠直观、体悟等方式来把握对象，而较少注重逻辑分析、理性推理，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核心，它有着很多优点。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种思维方法具有朦胧性、模糊性，有时甚至走向封闭和保守，正如恩格斯所言：“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2页。）
明中叶之后，尽管有一些知识分子力图弥补传统思维方式的不足，但由于强大的思维定势的作用，其冲击力是极其微弱的。如叶燮在他的《原诗》中就将文学、美学研究的对象进行了分类，而不是将对象作为一个浑沌的整体来描述。他将客体分为三，即理、事、情，将主体分为四，即才、胆、识、力。但叶燮的努力并没有对传统思维方式产生多大的冲击力。
古代思维方式的变革这一重要使命历史地落到了近代人的身上。龚自珍虽然没有真正接触西学，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旧的思维方式的弱点也越来越明显，思维机制期待着新机的出现，龚自珍的思维视角也开始发生改变。当朋友劝他“曷不写定《易》《书》《诗》《春秋》？”时，他的回答是“方读百家”，“未暇也”。这时他正研究“天地东西南北之学”，已不再把视野仅仅集中在儒家的经、史、子、集中了，这意味着其思维的内容已有变化。后来，随着西学传入中国，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发生了急剧变化，与之相适应，思维方式的变革也随之而来。这时期，近代人首先看到了西方科技的发展给他们带来的繁荣，于是便开始学习引进西方近代的数学、天文学、地理学以及声、光、电、化等方面的知识，国人的眼界自然大开。特别是《海国图志》等书使近代人认识到在“夜郎国”之外竟还有如此大的世界，这对传统的以华夏为中心的封闭的思维定势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尤其是后来对西方思维方法的进一步介绍，就逐渐推动了富有近代特征的思维方式的形成。
严复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系统地引进了演绎法和归纳法：“方其始也，必为其察验，继乃有其内籀外籀之功，而其终乃为其印证，此不易之涂术也。‘内籀’东译谓之‘归纳’，乃总散见之事，而纳诸一例之中……外籀东译谓之‘演绎’，外籀者，本诸一例而推散见之事也。自由学术不同，而大经不出此二者。”（注：《严复集》第2册，第280页。）严复指出了传统经学方法的非科学性，而且又认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往往“偏于外籀，而内籀之能事极微”（注：严复：《名学浅说》。），而演绎法又经常是错误的。他举例说：“吾往年闻一学人外西之非富强，而其语皆与联珠暗合，曰：富者不远适异国以求利矣，则非富也。”他认为，这个演绎过程并没有什么错误，“富者不远适异国以求利”（大前提），正是一种保守的、封闭的价值观念。由此可见，严复从思维方式的研究入手对传统的价值观念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曾尖锐地指出：“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正是抱着开通民智的目的，他才广泛地介绍西方的思维方法，为传统的思维方式找到了新的参照系。
新的思维方法在近代文学、美学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将西方的科学方法运用于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的实践者当推王国维。由于他精通中学与西学，对中西方思维的根本特质曾作过极其精到的概括和总结，他说：“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的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及分析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适应知识为满足，至分类，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之也。”他又说：“夫抽象之过，往往泥于名而远于实，此中世纪学术之大弊，而今世之学者犹或不免焉。乏抽象之力者，则用其实而不知其名，其实亦遂漠然而无所依，而不能为吾人研究之对象。何则？在自然之世界中名生于实，而在吾人概念之世界中实反而依名而存故也。”（注：王国维：《静安文集》，见《王国维遗书》第5册。）如前所述，他对《红楼梦》的评论便是运用新的思维方法研究的结晶。王国维在理论上认识到了传统思维方法不太重视分类的特点，在实践上他便努力运用抽象法、分类法从事其文学研究。他的意境理论可称得上是这方面的代表。
蔡元培也对中国传统的思维方法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长期以来，我们的思维方法“未能为精深之观察、繁复之实验”，“不得科学之助”，他说，“吾国人重文学，文学起初造句，必依傍前人，入后方可变化，不必拘泥，吾国人重哲学，哲学亦因历史之关系，其初以前贤之思想为思想，往往为其成见所囿；今后渐次发展，始于已有之思想，加入特别感触，方成新思想。吾国人重道德，而道德自模范人物入手。三者如是，美术遂以不能独异”，也更不会形成“系统之理论。”（注：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747页。）蔡元培在《美学的进化》一文中，还试图建立一种有别于传统美学的科学美学。这都表明，蔡元培的文艺学、美学方法有着鲜明的近代特点。
总之，近代文学理论家虽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思维方法，但已经明确注意到它的不足，进而以西方文化观念做参照，为构建新的思维模式和思维方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为近代文学观念的诞生提供了新思维工具。西方哲学、文学观念在中国近代的引入使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发生了深刻改变，并初步形成了中西融合的新局面。当然“中西融合”的结果并没有在近代产生成熟的文艺学新体系，其原因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那样：“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即生育于止‘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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