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北朝时期中华正统之争与正统再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正统论文,东晋论文,南北朝论文,中华论文,之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西晋灭亡后，诸多政权并立的局面，使历史沿着三国时期辨伪正的惯性，拉开了正统之争的战幕。这次已不是汉族政权之间的争斗，而是在奉行同一种文化的前提下，入主中原的“五胡”政权与汉族政权之间的争斗，华夷之辨成为争正统的新内容。
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建立后，在观念形态上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北方汉族人民在文化心理状态上严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注：《左传·成公四年》）的传统观念，进行顽强的心理抵触。二是江左东晋政权以正统王朝作号召，打着“克复神州”，“中兴晋室”的旗号，造成一种卷土重来的气氛，使中原晋民的故国之思保持着长久的持续力。少数民族政权虽据华夏中土，却得不到华夏正统的称号，征服不了中原人心。刘渊以摧枯拉朽之势而摧乱晋，却一直受到“晋人未必同我”（注：《晋书·刘元海载记》）的困扰。甚至到石虎时，还顾虑赵人“不忘中国而不戴己”（注：《读通鉴论》卷13）。 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统治者都认识到，要淡化晋民的正统王朝的政治观念，必须在文化心理上同汉民协调起来，树立正统王朝的旗帜，“擅中华之称”。
自西晋末至南北朝末的中华正统之争，大体上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十六国前期，“假中国之礼乐文章，而冒其族姓”（注：《读通鉴论》卷12）。这种争夺又可分为三种情况。
其一，标榜前代正统王朝，冒其族姓。如匈奴刘渊称汉氏之甥，建国号为汉，追尊后主，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
其二，借王命以自重。前燕慕容廆、慕容皝，前秦苻洪、苻健，羌族姚襄，均接受东晋的封号。胡三省说：“晋室虽微，慕容、苻、姚之兴，其初皆借王命以自重”（注：《资治通鉴·晋纪·元帝建武元年》胡注）。
其三，自为帝统。后赵石勒一进入华夏地域即为华夏正统的果敢精神，明确亮出夷族旗号，自为帝统。刘琨曾写信劝其背汉归晋，石勒报琨曰：“君当逞节本朝，吾自夷，难为效”（注：《晋书·石勒载记》）。称赵王后，号胡为国人，公开打起夷族帝王的招牌。对这一光明磊落的作法，石勒曾有一段自我感慨：“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注：《晋书·石勒载记》）他对阴险狡诈的狐媚作法表示极大的鄙视，却也一直担心自己这个夷族帝王得不到人们的承认。擒邵续后，石勒派徐光责让说：“续蚁封海阿，跋扈王命，以夷狄不足为君邪？”（注：《晋书·邵续传》）到了晚年，石勒越发感到忧虑和困惑。他曾对徐光说：“吴蜀未平，司马家犹不绝于丹阳，恐后人将以吾为不应符录，每思之不觉形于神色。”（注：《晋书·石勒载记》）可以说， 这个问题造成石勒终生的遗恨。
北方汉族地主在经过了一段对东晋王朝的翘首仰望和对克复神州的心理淡化后，张宾、王猛等有识之士，把对汉族文化的忠诚转向了对夷族的改造，比较现实地走上了与夷族合作，进而复兴和再造中原文化正统的道路。
由于东晋政权的存在和北伐，不继召唤着北方晋民的故国之思，又因为五胡政权更兴迭仆，旋起旋灭，每次都从封建化的起点上重新开始，十六国前期各政权始终没有享有正统王朝的威望。东晋伐前秦至灞上，耆老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注：《晋书·桓温传》）王猛、苻融都认为：“国家戎族也，正朔会不归人”， “晋虽僻陋呈越，乃正朔相承。”（注：《晋书·苻坚载记》）苻坚之所以大举南下，“是急欲作正统，恐后世以其非正统，故急欲亡晋”（注：《朱子语类》卷136）。
第二阶段 十六国后期，自建年号，自为帝统。
五族分立的时代大潮，在不断地撞击、更新着北方的地域观念和正统观念。最初，当西晋失去北方黄河流域之地时，人们说是“惠帝失驭”，“刘石乱华”，“叨窃中土”。这些常用的措辞，反映了这样一种心理观念：刘石窃踞的是华夏地域，取代的是西晋的统治，是对中华正统和地域的祸乱和篡窃。由于石赵在中原的较长统治，待前燕、前秦兴起时，人们口头上不再提晋政权了，“因石赵之乱”，又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前秦统一，北方又成了苻秦的地域。待后燕、后秦兴起时，又成了“蹑苻亡之会”（注：《晋书·姚泓载记》）了。经过中原几度易主的洗礼，人们似乎忘记了晋司马氏曾是中原的主人。
此时的东晋王朝，自中华荡覆五十余载，“先旧徂没，后来幼童，班荆辍音，积习成俗，遂望绝于本邦，宴安于所托”（注：《晋书·桓温传》），“雍容江表，坐观祸败，怀目前之安，替四祖之业，驰檄布告，徒设空文”，（注：《晋书·张俊载记》） “自苻坚淝水之败，至是十有四年矣。关河之间，戎狄之长，更兴迭仆，晋人视之漠然不关乎其心。”（注：《资治通鉴·晋纪·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胡注）前辈们那种慨悲壮的亡国之戚，那种克复神州、中兴晋室的雄心壮志，随着岁月的流逝，仅成为后生们无动于衷的历史记忆，再也唤不起他们对北土的热望。因此，前秦瓦解之后的新政权，都直接了当地自立为正统。甚至是奉行建兴年号四十余年的河西地区，除西凉李暠外，也都自建年号，自为帝统了。
第三阶段 南北朝时期，南北同为邻国，平等对话和北方系统地再造正统阶段。
自拓跋珪更名为“魏”后，拓跋魏遂以“神州之上国”的姿态反客为主，折服了东晋南朝政权。在汉族地主的引导下，北魏进行了一系列再造正统运动，至教文帝改制达到了高潮。一个汉族文化与夷族文化共溶的中华文化主体，在北方重新构筑起来，人们心态上已形成一种北重南轻的倾斜状态。
南方汉族正统王朝的威望在人们心目中日渐淡漠。十六国前期，东晋拒不和“北寇”往来。石勒遣使修好，晋成帝焚其币。胡三省评论说：“晋虽未能复君父之仇，而焚币一事，犹足舒忠臣义士之气。”（注：《资治通鉴·晋纪·成帝咸和八年》）到太元二十一年（396） ，晋安帝司马德宗即位，遣使至魏。（注：《魏书·崔玄伯传》）刘裕灭后秦后，又与北魏“每岁交聘不绝”。因此，到东晋安帝，江左君臣放弃了曾是中原君臣的名分，而与“盗窃中士”的夷狄之君平等对话，同为邻国了。
如果说，东晋承认北方政权还问心有愧的话，那么刘宋政权的建立，终于卸去了沦陷中原的历史债务，从而理直气壮地与北方交往了。自此，在南北交往的通道上，使者络驿不绝。刘裕与北魏“频请通和（注：《魏书·岛夷刘裕传》）”，“元徽、昇明之时，虏使岁通”（注：《南齐书·魏虏传》），南齐时，“岁时往来，疆埸无事”（注：《南齐书·魏虏传》），“自梁魏通和，岁有交聘，”（注：《北齐书·陆印传》）都是双方平等往来的反映。
二
正统之争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一）华夷君长，谁应为帝
魏晋时的夷族，一部分是不闻华土的“塞外荒远食肉之族”，（注：《廿史札记·僭伪之君多文学》）另一部分是已款塞内的匈奴、羯、氐、羌（随后是鲜卑）等族。由于后者处于“密迩华夷，分民接境”的地域，早已摆脱不知中国礼仪状态，许多人甚至成为谙熟汉族典章的饱学之士。（注：《廿史札记·僭伪之君多文学》）匈奴贵族刘渊“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注：《晋书·刘元海载记》）并以非凡的仪容机鉴折服了晋武帝等汉族士族。羯族石勒自比汉族开国君主，自谓能与汉光武并驱中原。但他们又没沾染中原士族的“膏梁豢养之气”，仍保持了本民族雄爽劲悍、能骑善射的本色，可以说是处在汉化过程中最有生气和进取精神阶段。正因如此，他们能够认识华夷各自的长处和弱点，能以进取者的眼光，对汉族文化进行有选择的吸收。
八王之乱，“皇晋失统，神器南移”，为刘石等人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于是，各少数民族政权占据着中原统治中心的有利地域，纷纷向汉族的帝王正统挑战。
匈奴贵族刘渊踏着司马氏骨肉相残的血迹捷足先登，巧妙地利用晋民的怀旧感，将其历史眼光引延到汉朝。“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刘氏“为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注：《晋书·刘元海载记》）匈奴刘氏应继汉为帝王。这样，刘渊从先朝血胤上找到了夷族为帝的依据。
刘渊尤好《左传》，《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其中“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注：《左传·昭公三十二年》）的观念甚笃。孟子曾谓：“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得志行乎中国”。（注：《孟子·离娄下》）这种夷夏一同说，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共鸣。他把《左传》、《孟子》中的有关思想融汇在一起，又提出了帝王无常，夷族亦可为帝的理论：“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注：《晋书·刘元海载记》）后来的石勒、慕容廆、苻坚、 赫连勃勃，无不据此作为夷族称王的理由。慕容廆以此又提出“华夷何足问乎”（注：《资治通鉴·晋纪·元帝大兴二年》）的混一华夷理论。他们共同撷取传统文化中帝王无常、华夷一同的内容，作为在中原称帝的根据，反映了政治上的成熟和谙练。他们虽然没有机会同南方的正统王朝面对面地论争，却折服了所有持抵触态度的北方士族。拒不和胡族合作的邵续、高瞻、赵彭等人，在“夷狄不足为君郡”（注：《晋书·邵续传》）的反问下，均理屈辞穷。
中原汉族对待夷族，既排斥又汇通消化。“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四夷宾股”，是汉族帝王理想的统治格局。他们总是以“修文德以来之”和虚府库赏赐的代价，来换取万国来朝的精神满足，从而站在天朝大国的位置上，以居高临下的心态来对待夷族。这种传统，使汉族帝王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民族优越感和心安理得的自尊。当外族入侵时，即使政治军事上全面崩溃，各分上却要自欺欺人地维护正统地位。东晋王朝明明偏安江左，仍标榜是“正朔相承”的中华正统，声称“晋祚虽衰，天运未改。”（注：《晋书·温峤传》）他们决不承认夷族称帝的现实，“自古以来诚无戎人为帝王者，至于名臣建功立业者则有之矣”（注：《晋书·刘琨传》）。
值得庆幸的是，在北方胡族政权刚刚建立的历史条件下，只要东晋不自动放弃自己的正统地位，不主动承认夷族称帝的合理性，无论他们的辩解如何软弱无力，在晋民心目中，甚至在夷族帝王的思想深层，正统仍属于他们。可中原正统帝王不统治中原，统治中原的不是正统帝王，这种荒诞的错位局面又决定了东晋王朝的正统形象只能是短暂的。
（二）南北君主，谁得天命
梁启超曾列举了古人判定正统的六条依据：以得地多者为正；以居位久者为正；以前代血胤为正；以居前代旧都为正；以后代所承者为正；以中国种族为正。（注：《饮冰室合集·新史学·正统论》）该时期的正统之争还有一个突出内容：得天命之争。
东晋司马睿承制江左，曾制造了一系列中兴之兆。《晋书·元帝纪》载：“于时有玉册见于临安，白玉麒麟、神玺出于江宁，其文曰‘长寿万年’，日有重晕，皆以为中兴之象焉。”
“秦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元帝之渡江也，乃五百二十六年，真人之应于此矣。”
南朝政权更是如此。南朝人写的《宋书》、《南齐书》均在史无前例的情况下增设《祥符志》、《符瑞志》加以演染。这些反映命定思想的符瑞，显然是在向北方胡族标榜，东晋南朝是膺受天命的正统王朝。
胡族政权在天命符端方面也毫不示弱。刘渊称“平明有紫气，兼陶唐旧都”，便迁都平阳。又于汾水中得玺，增“渊海光”三字，以为己瑞，改元河瑞。（注：《晋书·刘元海载记》）石勒获黑兔，宣称是“龙飞革命之祥”，改元太和。（注：《晋书·石勒载记》）慕容雋责问冉闵使者：“冉闵养息常才，负恩篡逆，有何祥应而建大号？”（注：《晋书·慕容儁载记》） 反映了当时对天命符瑞的重视。前秦苻氏人关，大造“艸付应王”的谶文。 拓跋珪入中原，亦有“神人言南迁，神兽导引”，“圣人出于北方”的符瑞。（注：《魏书·灵征志》）这都是在借助天命，标榜正统。
先秦两汉时期的天命符瑞，仅具有应天之命，改朝换代的含义。尔后在诸政权并立的时代，则具有强烈地排它性和竞争性。
作为受命于天的直观表达形式，是争压和假造玉玺。
秦始皇始制乘舆六玺，另以兰田白玉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注：《文献通考·王礼考》）成为后世说的传国玺。以后，每当改朝换代，总要上玺绶于新王朝的统治者，区区数寸之物，竟成为天命正统的象征和万世乱阶。
西晋以后，各政权之间为传国玺的归属进行了激烈地争夺。汉国刘聪首先从晋怀帝处夺得。汉败亡，卜泰奉传国玺降于前赵刘曜，刘曜谓泰曰：“使朕获此神玺而成帝王者，子也。”。（注：《晋书·刘曜载记》）石虎克上邽，夺得传国玺献于石勒。 后赵乱，东晋濮阳太守戴施从冉闵大将军蒋干处骗得玺，送于建康，东晋南朝相传。在戴施之前，东晋无传国玺，被讥为“白版天子”。（注：《南齐书·舆服志》）传国玺归东晋后，在北方犹争夺不息。前秦瓦解，姚苌逼苻坚交出传国玺，被苻坚严辞拒绝（有人认为该玺为前燕慕容儁假造，燕灭归秦，秦灭归慕容永）（注：何德章：《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东晋太元十九年（394），东晋雍州刺史郗恢于慕容永处得玺以献。 北齐时，辛术移镇广陵，获传国玺送邺（即慕容儁假造的那枚）。
在争夺的同时，假造和谎称得玺者更是层出不穷。据《古今图书集成·皇纪典·帝统部》玺印条所引各史统计，自刘渊起兵以来，屈指可数的天子七玺竟变出45枚之多。这种持续地争夺以及托命假造玉玺的现象，都是在制造一种受命于天的正统王朝的气氛，树立自己的正统形象。从梁将陈庆之以“秦皇玉玺今在梁朝”、“正朔相承当在江左”（注：《洛阳伽蓝记·景宁寺》）的矜夸，即可看出各政权“以得玺者为正统”（注：郝经《传国玺论》）的观念。
（三）南北政权，谁是华夏文化中心
正统之争的发展，逐步涉及到其深层内容。标榜华夏礼仪之邦，显示衣冠人物之盛，争人才，重出使，成为相争的突出内容。
第一、标榜华夏礼仪之邦。
西晋时，有力排斥南士和吴地。自晋室南迁，“九分天下而有其二”，（注：《晋书·地理志》）历史无情地把他们赶到吴越之地，而把拥有先朝旧都的中原让给了胡族政权。因此，十六国政权莫不以“中原为正统，神州为帝宅”，（注：《魏书·礼志一》）自诩“苞括二都，握帝王之统”。他们以先朝旧都、中原神州的优势，毫不客气地把东晋南朝贬为“远逃江会”、“不闻华土”、“僭立江表”的僭伪政权。至南朝齐，甚至被指为“名为天子，适如平世之扬州刺史而己。”（注：《读通鉴论》卷16）自南北分裂后，中原与吴越的地域概念，几乎成了正统与非正统的政治概念。
面对北方“拥旧都而抗王室”的指责，东晋王朝实在咽不下自己培植的苦果，但只能以“戎狄之邦”、“金陵王气”等不能自圆其说的论调来敷衍搪塞。“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注：《洛阳伽蓝记·景宁寺》）这种与中原帝里、江南夷越的传统观念相矛盾的说法，虽然掩盖不了他们的理亏，却反映了南方政权也要争得礼仪之邦的地位。
第二、显示衣冠人物之盛。
凉州张瓘曾问前秦使者：“秦据汉旧都，地兼将相，领袖一时者谁也？”（注：《晋书·苻生载记》）可见， 拥有衣冠人物，不仅是治国平天下的需要，还是向邻国夸耀、标榜正统的资本。十六国各政权都注意笼络衣冠华族，甚至“遣骑追求，执送军门”（注：《魏书·崔玄伯传》）。延至北朝，设官分职形成了与南朝互相匹比的风气。宋文帝以崔逞第四子崔諲为冀州刺史，魏太武帝说：“义隆知用其兄，我岂无冀州也！”（注：《魏书·崔逞传》）遂以崔逞小子崔赜为冀州刺史。南北通好后，双方都把使者的形象当作本国正统的化身，“借使命增国之光”。“南北通使，务以俊义相矜，衔命接客，必尽一时之选”，“接待聘使，亦必选有才行者充之”（注：《廿二史札记·以使命为重》）。奉命出使者都是容止可观，才辩出众，南北称美的一时之秀，以致于双方统治者都被这些精选出来的使者所惊服。魏孝文帝常谓臣下曰：“江南多好臣。”（注：《南齐书·魏虏传》）梁武帝也夸赞北使：“卢李命世，王魏中兴”，（注：《北齐书·魏收传》）“赵李人物，今实良多”。（注：《北齐书·李浑传》）
第三、以使者为争正统的喉舌。
南北通好后，使者往来成为争正统的前哨和喉舌。南北使者之间讌宴赋诗，谈经论史，嘲谑戏笑，表面上谈笑风生，实际上寸步不让，都暗藏着争正统的动机。南齐使者刘缵出使北魏，指着方山问：“此山去燕然远近？”北魏主客令李安世回答说：“亦由石头（建康）至于番禺耳。”（注：《魏书·李安世传》）南梁徐陵出使东魏，宴日甚暑，魏收曰：“今日之热当由徐常侍带来。”徐陵回敬说：“昔王肃至此，为魏制礼仪；今我来聘，使卿复知寒暑。”（注：《陈书·徐陵传》）
史书中此类记载，比比皆是，每位出使者都曾经过这种智慧与才辩的考验。他们对对方的一言一行都保持明智的警惕，从奉命出使的第一天，就肩负着为本朝争正统的使命。
三
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一代代向自己顶礼膜拜的夷族帝王。没有接触汉族文化的秦汉时期的四夷，仅仅是骚扰、陵侵中国，强则叛离，弱则归附。而接触了汉族文化的十六国国君，刚登上政治舞台，就显示了取中华正统而代之的政治抱负。他们把对汉文化的向望，付诸不同程度的洗面革新，“褫毡裘，袭冠带，释介胄，开庠序”，在自我否定中求得自我实现。讲求移风易俗、宪章旧典，笼络衣冠华族，继承先朝帝统，几乎成为十六国以来各政权奉行不替的基本国策。
十六国初期，胡族政权对汉族地主经过了一段仇杀、排斥、笼络、利用的过程，汉族地主对胡族也有一个反抗、观望、不合作到合作的过程。其间，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到后赵石勒保护衣冠华族，这个过程基本完成。汉族地主纷纷参加胡族政权，胡汉地主联合起来。这是北方再造正统的重要先决条件，因为掌握经学和典章礼仪的汉族地主，始终是夷族政权再造正统的伙伴和导引者。
石勒称赵王后，“仿春秋列国、汉初诸王，每世称元，改称赵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庙，营东西宫”，“朝会常以天子礼乐，飨其群下，威仪冠冕，从容可观矣”。“又制轩悬之乐，八佾之舞，为金根大辂，黄屋左纛，天子车旗，礼乐备矣。”（注：《晋书·石勒载记》）《魏书·乐志》载：“永嘉以下，海内分崩，伶官乐器，皆为刘聪、石勒所获。”可知石勒袭用的就是西晋天子的礼乐。其他各国更是仿汉族王朝典章礼乐，来构筑自己政权的规模。从种族上讲，它们是胡族政权，杂有一定的胡制，但基本规模却都是汉族政权的复制。他们不仅是争正统名分，而且也构筑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正统政权，来显示自己的实际存在。
宣扬“承乾统历”、五德始终，改正朔，易服色，是秦汉魏晋王朝更替的传统模式。十六国国君称帝后，马上跻身于两汉魏晋等正朔帝王的行列，推五德，定行次，以明受命之徵。“赵承晋（金德），金生水，故赵为水德。燕承赵，水生木，故燕为木德。秦承燕，木生火，故秦为火德”。“秦赵及燕，虽非圣明，各正号赤县，统有中土，郊天祭地，肆类咸秩，明刑制礼，不失旧章。”（注：《魏书·礼志一》）这样，这些夷族帝王在中原正统帝王的座次上，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王夫之指出：“儒者之统与帝王之统并行于天下而互为兴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注：《读通鉴论》卷15）“开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风”，是十六国正统建设的普遍措施。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秦等政权，在戎马倥偬中，都广修学宫，立太学、小学、郡国学，设博士，祀孔子，行乡射之礼。“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十六国政权建立后，留心儒教，学校渐兴。仰慕、学习汉族文化，以儒者之统来显示帝王之统，说明胡族政权已承担起复兴和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
北魏政权树立正统运动，是一个前后相继、逐步深化的过程。拓跋珪初定中原，“便以经书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皇始元年（396），“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跸”。天光元年（398），“诏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吕，协音乐。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飨宴之仪。三公郎中令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浑仪，考天象。”（注：《魏书·太祖纪》）又诏百司议定行次，尚书崔玄伯等奏从土德，服色尚黄。这一系列措施说明，鲜卑拓跋部起步虽晚，但一开始就走上十六国树立正统的轨道。
到太武帝拓跋焘，伴随着北方的统一，在崔浩、寇谦之的倡导下，又掀起了一次鲜明的树立正统运动。其中心内容是，“兼修儒教，辅助太平真君，继千年绝统”，（注：《魏书·崔浩传》）“宣告四海，令方外僭窃，知天命有归”（注：《魏书·灵征志》）。
北魏孝文帝全面汉化、封建化的改制，就其思想深层来说，更是一次彻底地树立正统运动。它已摆脱了以往那种仅仅满足于“握帝王之统”的肤浅状态，而从鲜卑族政权能否长期存在的角度上计议。北魏迁都洛阳前，孝文帝对任城王元澄说：“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注：《魏书·任城王元澄传》）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又对陆叡、元赞等人说：“北人每言北人何用知书，朕闻此深用怃然……朕自行礼九年，置官三载，正欲开导兆人，致之礼教。朕为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孙博见多识。若永居恒北，值不好文主，卿等子孙不免面墙也（注：《魏书·广陵王羽传》）”。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再对咸阳王禧说：“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如此风渐习，风化可新。若仍旧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被发之人”。（注：《魏书·咸阳王禧传》）
从孝文帝开导代乡旧族的言谈中，可以看出其深远的历史眼光。因此，这次树立正统的运动，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全面深刻。除了定官制，改律令，制礼仪等例行措施外，还有许多使鲜卑族彻底洗心革面的激进措施。如行均田，班吏禄，迁都洛阳，禁胡服，断北语，提倡鲜汉通婚，改姓氏，定族姓，确立鲜汉门阀体系等等。这些措施不仅使全面班宣文教、宪章旧典、光宅中原、移风易俗成为当时历史深层的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时代精神，而且使北魏政权成为全面复兴汉族传统文化的旗手。
由此可见，北魏孝文帝的改制，不仅是对十六国以来民族融合的总结，也是对树立正统运动的升华。它由以前直观地、简单地争夺和构筑正统，升华为彻底改变本民族的传统习俗，提高本民族的文化层次，来完成鲜汉一体化的自我塑造，取得永嘉以后中原传统文化延续者和复兴者的资格，从而作为汉族传统文化当之无愧的代表来显示中华正统的真正存在。
孝文帝时，有两个引人注目的变化很能说明上述问题。一是重新推定五德，否定了晋、赵、燕、秦、魏前后相承的帝王行次，而以魏直接承西晋的金德为水德。二是太和二十二年南伐，重提自十六国以来很少提及的“天无二日，土无二王”（注：《魏书·房伯玉传》）的传统观念。这两点旨在说明，西晋以后刘石乱华，“司马祚终于郏鄏，而元氏受命于云代”，“刘裕、道成，事系蛮夷，非关中夏”，（注：《魏书·礼志一》）北魏政权是中华传统文化延续和复兴的独一无二的代表，是当然的中华正统。
这样，经过十六国以来锲而不舍的追求，在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和汉族地主的共同努力下，一个融和胡汉各族，全面继承汉族王朝历史文化传统的新的中华主体，终于树立起来了。北方各族从文化心理上已同它协调，视它为当然的中华正统。南方也不得不对它刮目相看，政治观念上也在向它倾斜。
北魏分裂后，其正统地位得到进一步追认。尔朱荣、高欢、宇文泰先后控制朝政，但都要打着匡辅帝室的旗号。齐、周、隋的禅代都是表示接过先朝帝统。这些十六国以来在北方绝迹了的现象重新出现，充分说明了北魏正统的观念深入人心。
西魏宇文泰进一步巩固了北魏正统化的成果，除仿周礼，建六官，创府兵外，以鲜卑武川军人为主的关陇士族集团，成为北周、隋、唐三朝的领导核心，三朝的皇帝均出自这个集团，帝王之统建立在坚实的阶级基础之上。
作为正统与非正统的史学观念，显然是史家的一种历史偏见，所以梁启超把它称作是“史家之谬”。但就当时人们思想深层客观存在的政治观念来说，正统之争却有其明显的积极意义。首先，它使国家的统一自始自终成为统治者的历史责任与心理压力，时刻提醒统治者：“廓定四表，混一戎华”，才是真正的正统帝王。其次，该时期的正统之争是在奉行同一种文化的前提下，在华夷之间进行的，它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夷族文化的吸收和自身的更新、延续，使其在经过了几百年多民族文化的冲击和洗礼之后，又获得了更加丰富的内涵，登上一个更新的台阶。再次，它显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中原正统的存在，召唤着周边各族团结在它的旗帜之下；中原正统绝续，则由入主中原的夷族按照它的模式再造出来，继续举起它的旗帜。中原王朝可以灭亡，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却在任何时候也没在世界历史上消失或者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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