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职业：欧洲中世纪时期的形成与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中世纪论文,形态论文,时期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9639（2007）04-0044-04
英国学者哈罗德·珀金（Harold J.Perkin）从历史的观点来审视高等教育时指出：“一个人如果不理解过去不同时代和地点存在过的不同的大学概念，他就不能真正理解现代大学。历史表明，过去的一些偶然事件的决定与选择比有意识的计划和决策带来的影响更大。过去的希望、抱负和价值观与现代大学概念紧紧结合在一起。”[1]（P49）理解现代大学的学术职业，就需要理解过去不同时代和地点存在过的学术职业，尤其是欧洲中世纪大学原始学术职业的形成和形态。
一、学术职业的形成
近现代大学发轫于欧洲中世纪后期。在这段时期，学术职业作为一种“以思想和传授思想”[2] 的职业逐步形成，并对大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广义的学术职业伴随着学校教育的形成而产生，因为学校教育需要专门的教师来从事这一专门化的职业，通过从事教学或研究来获得政府、团体组织或个人支付的薪酬，以获得继续从事学术职业的可能。狭义的学术职业是指在大学里从事教学与研究的专门化职业，专指大学教师所从事的职业。学术职业与其他职业的边界在于学术职业是以知识或思想为中介的一种特殊类型的职业。学术职业的精神诉求是“在理性背后有对正义的激情，在科学背后有对真理的渴求，在批判背后有对更美好事物的憧憬”[2]。学术职业的身份标志是教授和学者。
学术职业是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满足社会对于神职人员、法律工作者、医生等专业工作者的需要而形成的。专业工作者的培养必然需要专业化的训练，而训练专业工作者的职责只能由学者或教师来承担。因此，中世纪的社会需要为学术职业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在学术职业的形成过程中，学者和学者群体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学者从事的学术职业为大学的形成提供了基本条件；另一方面，大学的兴起又为学术职业的形成提供了平台。巴黎大学的兴起无疑印证了这一事实。12世纪初，在巴黎讲学的一些著名教师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在这些学者中，著名学者阿贝拉尔无疑是中世纪最负声望的人物之一。他将精深的辩证法造诣、理智的信仰、宗教的狂热和求知的激情融为一体，成为社会各界共同仰慕的偶像。他凭借自身的个人素质，所作出的贡献，开辟出的道路，一直通向了巴黎大学的创立[3]（P102）。雅克·勒戈夫称他为“第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的知识分子，第一个教授”[2]。无疑，阿贝拉尔等人从事的学术活动推动了巴黎大学的兴起。同样，波洛尼亚大学也是由从事罗马法研究的学者共同形成的。佩波内（Pepone）被认为是波洛尼亚第一个公开教授法律的教师[4]（P30～33）。牛津大学的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Robert Grossteste）、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等学者从事的学术职业对于牛津大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欧洲中世纪学术职业的形成来看，学术职业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形成的，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学者从神职人员、医生、法律的职业中分化出来，转变成具有独立尊严和合法性的专门从事高深学问教学和研究，并通过高深学问来获得社会认同和物质意义上的专门职业。在欧洲中世纪时期，学术职业是以“知识和思想”作为交换中介自发形成的，对于推动大学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学术职业的使命
学术职业作为一种社会分工职业承载了特殊的使命。这种使命表现为对于高深学问的探求，为社会服务和文化的传承。这种使命与其他职业的使命截然不同，它是学术职业价值和精神的体现。
（一）探求高深学问
欧洲中世纪后期，源自于古希腊的时代精神——理性自由和民主自由被重新发现，并被一些著名学者，如阿威罗伊和阿贝拉尔推崇，促进了欧洲中世纪自由思想的复兴。自由思想的复兴又促进了人们对于知识的探求，渴求知识蔚然成风，共同的兴趣使学者们组成一个个团体，来探究高深学问，而这些学者团体就是中世纪大学的雏形[5]（P49-51）。对于高深学问的探求促进了学术职业的形成，并成为学术职业的首要使命。
求知是人的本性，而学者必须深刻理解和发展高深知识。正如费希特所说：“谁献身于获得这些知识，谁就叫做学者。……每一个学者，以及每一个选择了特殊阶层的人，都本能地要求进一步发展科学，特别是发展他们所选定的那部分科学。……他的进步决定着人类发展的一切其他领域的进步；他应该永远走在其他领域的前头，以便为他们开辟道路。……只要他活着，他就能够不断推动学科前进。”[6]（P42）追求真知，修正谬误，坚持真理是以学术为职业的学者的使命。中世纪大学的学者们在探求高深学问中，取得了许多成就，这些成就涉及到神学、经院哲学、医学、法学、自然科学等多个领域，这些成就为欧洲文艺复兴提供了思想和知识的基础，为近代的科学研究提供了理论源泉。
（二）为社会服务
“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因此，学者特别担负着这样一个职责：优先地、充分地发展他本身的社会才能、敏感性和传授技能。”[6] 大学的存在和发展是以满足社会需要为前提的，否则，学术职业就没有长久的生命力。中世纪大学是一个为社会服务的动力站，承担着为社会培养神学、医学、法学的各类专门人才的责任，正因为欧洲中世纪社会对于专门人才的渴求，才促进了大学的兴起，才促进了学术职业的发展。学术职业因社会的需要而存在，因社会的需要而发展。学者们运用他的知识和思想为社会服务，以批判的理性和对社会的敏感性来引导社会发展，使知识造福于人类。
（三）文化传承
对于以学术为终身职业的学者们，他们保存知识、选择知识、传递知识、发展知识的最终目标是传承文化，促进人类的发展。如何摆脱宗教的控制，用理性的思想来认识和理解知识是中世纪大学学者的使命。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几乎涉及到欧洲中世纪的整个思想界，这场围绕着理性和信仰、哲学与神学的关系这些根本问题的论争对于基督教神学理论的改造，对于经验论哲学和科学思想的萌芽，对于近代哲学和科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7] 9P290～291。学者的使命就是为了追求真理，在追求真理中传承文化。
三、学术职业的准入与专业训练
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学术职业——教授——对于非学术职业人群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他们不仅可以从学生缴纳的学费中获得物质生活所需要的报酬（物质或金钱），而且在欧洲社会可以自由迁徙任教并受到尊重，而获得执教权是教师们从事学术职业的前提。
学者最初进行学术研究和教学是自发的、自由的、独立的、竞争的，能否通过知识的传授吸引学生并获得学生支付的报酬是这个学者能否继续从事学术职业的基础。学者是巴黎街头的“知识卖艺者”，有没有执教资格有听众——学生决定，不需要也没有机构来授予执教权。当这些学者逐渐形成自己较为稳定的学生群体时，就形成了稳定的师生关系。当各自为战的师生群体受到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干预和影响时，和其他手工业行会一样，保护师生权利的学者行会就自然而然形成了，而这种行会就是大学的雏形，也是保障学术职业从业权利的组织。
和其他各种行会一样，学者行会需要形成制度来维护行会的团结、约束学者的行为、保障学者的利益，授予学者执教权是行会对于学者从事学术职业的制度安排。在基督教一统天下的中世纪，学者行会的制度安排必然要受到教会的干预，教会通过其政治权力和拨给土地等多种形式逐步获得对于行会的控制，执教权从学者行会手中转移到教会手中，由地方主教负责认定教师资格。随着大学教师人数不断增加，主教就把教师的准入权委托给一名专门的教士，这为“掌校教士”为整个地区的学术职业候选人授予执教权或者驳回他们的申请，甚至拥有“开除教籍”的权力。学者行会对于执教权没有任何发言权。这迫使学者行会这个学术共同体必须紧密团结起来，共同抵制那些未经他们同意而获得执教权的人，拒绝他们加入行会，不把他们当同事看，拒绝参加这些人的就职礼，使通过这些主事（掌校教士）获得执教资格的教师有名无实。后来，学者行会通过有组织、有规模的罢教和迁徙来巩固了这种权力。在教皇的支持下，学者行会最后争取到了大学学术职业的准入权力，即任何学术职业候选人只要被一定数量的教师评定具有“教授”资格，主事（掌校教士）便有义务向他颁发执教权。学者行会实际上成为大学学术职业的审批组织，决定着谁可以在大学从事学术职业。大学学术职业的准入权又从教会转移到学者行会手中。
学者行会通过制定学术职业的标准来确保大学学术职业候选人的质量。被批准进入学者行会的人，必须受到较为严格的专业训练，必须通过考试和答辩，通过考试和答辩的学术职业候选人称为硕士或博士。硕士或博士是一种教师资格，获得硕士或博士也即表示获得“教授”职衔，即获得“执教权”。由于在学者行会中，文科教师和法学、医学、神学教师所受到的专业训练年限不同，加上文科是一种基础性学科，进行的是某种普通教育，是进行专业教育之前所应完成的一种较低级的教育，而法学、医学、神学是在文科基础上进行的一种专业教育，因此，在学者行会逐渐把受过文科训练的“教授”称之为硕士，而法学、医学、神学的“教授”称之为博士。跟随硕士和博士学习的年轻学生则称之为“学士”，意即为了取得“执教”资格而还正在学习的人。学士要成为“教授” （硕士、博士）要参加考试，考试的形式是辩论：教授和学士、学士与学士之间的辩论，辩论的结果确定是否通过考试。考试通过后，再进行答辩，指定题目，对题目进行完全而彻底的讨论，解答完毕，主试教授组投票决定是否授予硕士（或博士）学位 （执教资格）。假如投票满意，他将隆重而正式参加教授资格授予仪式，穿戴硕士（或博士）袍并获得相应证书，从此就成为学者行会的一名正式成员。
不同大学对获得学术职业资格的专业训练年限不同。萨莱诺大学，要通过3年文科和5年医科的专业训练才能进入萨莱诺大学继续深入学习医学，获得医学文凭[8]（P163）。而在巴黎大学，准备进入神学部的学生需花5-6年学习文学部的有关课程，经过考试，取得硕士学位后，方可进入最高阶段的神学部学习[9]（P65）。而神学部一般用4年学习《圣经》，2年学习有关的箴言，通过考试成为神学和圣经学学士。此后，2年时间独立讲授《圣经》，在通过考试和答辩后，可获得神学博士。神学学习阶段大约要花8年时间，加上文学部的学习时间，大约要花14年时间。波洛尼亚大学，则需要5年的专业学习，1年的讲授实践，才可以获得学士资格，两年之间，可申请博士学位，学习时间大约也是8年[10]（P75）。由此可以看出，在欧洲中世纪大学，要想从事学术职业，必须受到长期系统严格的专业训练，并必须通过严格的考试和答辩。
四、学术职业的薪酬
在学者行会从事学术职业的教授与在教会从事服务的教士在获取薪酬方式上是不同的。教会为了让更多的人信仰宗教，就必须面向所有的人，包括穷苦的学生。教会认为，宗教知识是上帝的赐予，知识是不可以出卖的，出卖知识就是买卖圣职罪，教学是教士的天职，如果教士通过出卖知识获取利润被认为是可耻的，教士们共同遵守教会的“教学无偿”的原则。教士的教学由教会来支付工资或者靠获得领地来增加收入。而学者行会这种最初的大学组织是一个世俗化的组织，虽然一定程度上受到教会的影响和控制，但它本质上是一个独立的、自治的组织，教学内容不仅仅包括神学知识，更多的是为了满足社会职业的需要。由此，学者行会（大学）中从事学术职业的教师的薪酬主要来自于学生的酬金。教师们依靠学生付给的报酬为生。
作为一种行会，教师们认为他们出售自己的知识与手工业者出售自己的产品那样，两者并无本质的区别。“作为工作与辛劳的代价，教师可以接受学生的金钱。”[11]（P87）作为在学者行会中学徒身份的学生，为了将来能成为学者行会的正式成员，大部分情况下也认为这是一种合理的行为。教师们认为，“依照我们的观点，劳动者不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得报酬是不明智的。他们规定，凡以学校名义接受一名学生参加自己的讲解答疑的博士（教授），应该从这名学生那里得到三磅啤酒和四瓶葡萄酒，或一枚杜卡特金币”[11]（P110）。而学生支付的报酬来自于自己的家庭或从慈善家那里得到的资助。
从欧洲中世纪早期大学从事学术职业的教师薪酬来看，学生是支付报酬的主体。教师薪酬的高低依赖于其声望和学识，声望高、学识渊博的教师招收的学生多，教师获得的薪酬也就越高，反之越低，这促进了教师不断地研究和学习，不断丰富自己的学识，提高自己的声望，进而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学生之所以愿意支付教学的费用，是因为学生可以通过专业训练来提高未来个人收益率，并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
中世纪末期，由于大饥荒、瘟疫和百年战争造成了经济衰退，促进了阶级的剧烈分化。学者行会转变成为有稳定结构的大学组织形式，大学学术职业开始走向贵族化，大学不断要求学生支付更高的费用，学费和考试费不断增加，从而阻碍了贫困大学生的入学。教师成为一种新兴的贵族职业，知识变成了占有与财富，变成了权力的工具，不复再是无私的追求[11]（P113）。大学的开放性荡然无存，学术职业的使命消失殆尽。“大学社团组织以前的荣誉标志、印章，现在变成了贵妇人的武器。”[11]（P115）中世纪末期大学的学术职业的薪酬与早期的薪酬有着很大的不同，学术职业的崇高使命，其精神诉求有了质的改变。
学术职业的薪酬在中世纪不同时期是变化的。这种变化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原因。学生支付的报酬越低，学术职业越具有竞争性，大学的自由精神越彰显；学生支付的报酬越高，学术职业越具有封闭性和垄断性，大学的自由精神越衰落。大学学术职业的薪酬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