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桑争稻田、棉争粮田和西方圈地运动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粮田论文,稻田论文,圈地论文,明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从农业结构、农作制度、作物引进、农业技术、人口和粮食等方面将明清时期出现的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与同时期西方特别是英国出现的圈地运动做了比较，认为桑争稻田、棉争粮田和圈地运动是在相似的历史背景（即，工商业的发展）下，出现的性质相似（即，衣着原料生产和粮食生产的土地之争）的历史现象，但是由于中西方的农业结构不同（即，中国为农桑结构，西方是农牧结构），它们所导致的结果却迥然有别。
15世纪以后，中西方农业发展史上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在东方的中国是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而在西方的英国等国则是圈地运动，对于这两种出现在世界不同地区的现象，中外学者都分别做了大量的研究，特别是圈地运动几乎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课题，但是却很少有人将桑争稻田与圈地运动联系起来做比较研究。本文试图对此做一尝试。
一、桑争稻田、棉争粮田和圈地养羊
我们把中国在明代中后期以后出现的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与英国的15世纪末期以后出现的圈地养羊相提并论，是基于以下的理由：
第一，桑争稻田、棉争粮田和圈地养羊的本质是一样的。
桑争稻田、棉争粮田和圈地养羊的出现与农业结构有关。农业结构是由农业的根本任务，解决衣食温饱所决定的，因此，农业结构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食物生产，二是衣着原料生产。就食物生产而言，中西方的差异并不太大，都是以谷物生产为主，但是衣着原料的生产却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中国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就以蚕丝和大麻为主，丝为富人和老人享用，麻为平民百姓穿戴，到宋元以后，改为以棉花为主，则“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贱皆赖之”①。动物的皮毛虽然也被用作衣着原料，但极不普遍，除给富人充作奢侈品外，普通百姓难以得到。西方，特别是英国，则正好相反，自史前时代开始就以毛皮和亚麻（特别是羊毛）做为衣着原料。尽管早在公元前4世纪罗马人就知道有丝绸，后来丝绸又进入罗马帝国并为上流社会所喜爱，种桑养蚕技术也在公元6世纪(536A.D.)传到了欧洲②；16世纪中期，蚕丝还只是在英国贵族中使用，伊丽莎白皇后开始穿上了丝袜，16世纪末蚕桑生产技术传入法国，随后又转到了英国，直到1701年英国才通过法案禁止从外国进口蚕丝③。但此时英国人的衣着原料依旧是以羊毛为主。蚕桑业和同时的羊毛业及棉纺业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衣着原料不同，获取的方法也不同。在中国则为养蚕，在英国则为养羊，但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养蚕和养羊都不能单独存在，而必须与谷物种植相结合，于是不同的衣着原料获取导致了不同的农业结构。在中国农业结构的主体是农桑（或粮棉），在西方则是农牧。这里的“农”，主要指的是谷物生产，桑，即是蚕桑生产，也包括棉麻生产在内；牧，则是指畜牧生产，其中又包括肉、奶、毛、皮等的生产，兼有食物生产和衣着原料生产功能。从农业的结构与功能上来看，桑争稻田和圈地养羊的性质一样，都不过是衣着原料生产和食物生产之间的土地之争。
第二，桑争稻田、棉争粮田和圈地养羊是在大致相同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圈地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早在12世纪就开始了，13到15世纪时得到缓慢的发展，但是圈地作为一种运动则是15世纪末期以后的事。自新航路开辟以后，欧洲的贸易中心由地中海转到大西洋，促使英国工商业的发展。自古就以羊毛输出为主要产业的英国，从15世纪起，毛纺织工业迅速发展起来，由羊毛输出国变成呢绒输出国，呢绒运销欧洲各地。由于羊毛纺织业的兴盛，养羊成为当时很有利可图的事，导致了圈地运动的兴盛。富有的农场主采取圈占耕地的方法，剥夺小农的小块土地，改为牧场，用以养羊（也有一部分为着改良普通的农业）。时间从15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历经三个半世纪。圈地运动起初主要在英国，后来波及到欧洲大陆及北美等许多地区。
中国的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也是明代中后期，伴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而出现的。古代中国粮食生产与衣着原料生产的大致比例为100：20到100：30之间④。但是这个比例到了明末清初时期，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某些地区粮食产品和衣着原料产品之间的比价发生了变化，如明末清初张履祥的《补农书》就提到“桐乡田地相匹，蚕桑利厚……地之利为博，多种田不如多治地”⑤。与此同时，棉花生产粮食生产的比价也发生了变化，山东等地生产的棉花，经“贾人转鬻江南，为市肆居焉，五谷之利不及其半矣”⑥。于是便出现了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的局面。
不难看出，西方的圈地运动和中国的桑争稻田，及棉争粮田，都是在工商业，特别是纺织工业发展的情况下出现的衣着原料生产和粮食生产在土地占用上所产生的矛盾现象。但是在相同背景下出现的相同性质的现象，却由于现象本身的结构不同，对历史产生不同，甚至是相反结果的影响。
二、圈地养羊对西方农业的影响
圈地养羊，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都是衣着原料生产对于食物生产的冲击，其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用于粮食生产的土地减少。迫使农业以相对少的土地，生产出尽可能多的粮食，以满足人们对于基本口粮的需要，导致了土地利用率的进一步提高。
（一）农作制度的发展
土地利用率的提高主要是通过改变耕作制度来实现的。西方耕作制度的改变则主要表现在田草农业的出现。圈地养羊以前，大部分的耕地仍然沿袭了古代冬谷、春谷和休闲的轮作方法。牲畜在废弃的草地、林地的边缘、休闲地，或者在收后留着残茬的地上放牧，过冬的饲料很少。畜牧的发展受到限制，而作物所需要的肥料又主要来自畜肥，因此，饲料的缺乏，又影响到肥料的缺乏，最终又影响到作物的产量。
尽管圈地运动是因为羊毛市场的扩大而出现的，但是并非所有的圈地都用来养羊，对于一些有经验的农民来说，他们更懂得植谷和畜牧的好处，特别是到了16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城市工业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城市人口的增长，使面包、肉类和其它食物的需求增加。这就迫使人们在圈地养羊的同时，也开始将一部分圈占过来的土地用于谷物生产。实际上许多的圈地都被用来谷物和畜牧的联合生产，田草轮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在田草农业里，各种土地（耕地、牧场、割刍地、荒地）都合在一起进行谷物和田草的轮作，田草无论是豆科，还是非豆科作物，都用来饲养动物，这就打破了耕地与非耕地的界限。现在不必减少谷物的出产就能够提供充足的过冬饲料，饲养羊群从前是与耕作不相容的，现在成了农业正常过程中有价值的副业，牛不再在休闲地上随便放牧，而在棚里饲养。而新的动物饲养方法，反过来又影响了谷物的栽培。由于把羊依次圈在有牧草和块根作物的地里饲养，又由于牛和猪是在农家庭院里舍饲，所以农作物初次有了丰富的肥料供应。这样，农业一个部门的进步，造成了其他部门再进一步的可能，形成良性循环，从而改变了过去把谷物栽培和动物饲养分别经营，农田和牧场分开的历史，真正地将农牧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是欧洲农业历史上的技术革命。这个革命之所以发生，在某种程度上要归功于作物的引进。
（二）作物的引进
圈地养羊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养羊，而为了养羊就必须发展饲料生产。田草农业的实施就是要增加冬季动物饲料的供应，以提高畜牧生产和谷物生产的产量。于是在进入17世纪以后，一些被圈占了的土地就开始种上了芜菁和三叶草等饲料作物。这两种作物的引进为牲畜提供了大量的饲料，提高了土地的载畜能力。
芜菁和三叶草开始是作为饲料而引进的，但是在种这些作物的过程中，人们发现，种过三叶草的地方小麦生长得更好，认为三叶草以某种方式给小麦准备好土壤，同样的经验也使他们相信小麦为芜菁，芜菁为大麦，大麦为三叶草准备了土壤。这样便导致了被称为“诺福克(Norfolk)轮作制”的小麦、芜菁、大麦和三叶草的四圃农作制的出现。这种农作制度，使休闲的频率降低，因为三叶草加速了硝化过程，而三叶草的栽培又清除了地上的杂草，加速了土地利用的周转，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
芜菁和三叶草的引进不仅增加了动物的饲料，提高了土地的载畜能力和利用率，改变了英国的农作物制度，而且对于耕地面积的扩大和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也起到积极的作用。例如，它们在使得一些轻松的土地(Light-Lands)成为可耕地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如，英格兰南部的灰质沙丘(chalk downlands)和Norfolk部分地区，就是在芜菁和三叶草引进之后，第一次被用于耕种。芜菁和三叶草的引种增加了载畜量，同时也就增加了肥料的供应。畜肥是当时主要的肥料，畜肥量的增加，提高了土壤肥力和谷物的产量。除此之外，芜菁和三叶草还直接地作用于土壤，芜菁和中耕结合在一起可以取得抑草作物(cleaningcrop)的作用，三叶草做为一种固氮的豆科作物，增加了粮食作物所必需的营养供应，对于提高谷物的产量起到重要的作用。
（三）农具的改进
饲料作物的引进还带来了生产工具的改进。因为新作物需要新的农具，并且产生了对播种机和畜力中耕机的需要。16世纪以前，欧洲所普遍采用的犁是笨重的双轮犁，这种犁每架都需要六到八头牛的一支牛队。16世纪时，荷兰发明了一种较轻的犁，这种犁，用两匹马就能拉动。这种犁在16世纪和17世纪时就从荷兰引入到了英国，而最早使用这种犁的就是圈地运动的发源地诺福克和萨福克等地。在播种农具方面，16世纪以前，欧洲唯一的播种方式是撒播，这种方式浪费种子，产量却很低。1701年Jethro Tull发明了条播机，1731年，他在一本名为"Horse Hoe Husbandry"（《马拉中耕农业》）的书中公开了他的发明，条播机不仅是英国产生的第一台真正的播种机械，而且也是英国农活朝废除手工劳动所迈出的重要的第一步。Jethro Tull还发明了马拉中耕锄。与此同时，人们正着手于其他农具的改进和发明。所有这些发明和改进都大大地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
（四）农业进步与圈地的关系
圈地发生以前，英国实行的是敞田制(open field system)，敞田制是由一块一块的“长条地”组成的“公有地农业制度”。在这种耕作制度下，土地被划分成小块条田彼此交错，每年依据作物的种类和农事时间强制划一耕种。这是一种落后的土地管理及其利用的制度，正如16世纪后半叶英国诗人托马斯·塔瑟所认为的那样，从这一长条地移往那一长条地进行耕种，这种过时的耕作方法是浪费时间的，而且不可能产生出适量的粮食⑦。而圈地运动把敞田和公田重做安排，使其更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事实也是如此，英国的圈地运动和农业改良几乎是同步的。最初为了养羊而圈地，在圈地上播种新引进的饲料作物，用以养羊。圈地和引种新作物具有相同的目的。而新引进的作物也只能种植在圈地上，因为敞田制是不能随意更改作物的。新作物的引进又导致了四圃轮作制的出现，而四圃轮作制最初出现是在诺福克，所以被称为诺福克农作制。而诺福克又是圈地运动发生最早的地区，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圈地运动对于农作制度改变所起到的作用。
还应该指出，农业改良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而且还是一个经济问题。在小农经济的情况下是不足以进行有效的技术改良的。而只有通过圈地所建立起来的大土地所有制，才能为技术进步提供经济保障，因为农业改良只有应用大量的资本投入才能做到，这也就难怪英国的农业改良的首倡者主要是一些经营大地产的富裕的地主，如Jethro Tull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圈地运动就没有这些人的存在，也就没有农业改良。
圈地运动还为改良农具提供了用武之地。因为大型农业机械必须在广阔而又平坦的土地上才能正常运转，这就必须改造土地原有的自然属性（高低平直等），消除各种人为的障碍。圈地运动前，欧洲普遍实行的是敞田制，土地被人为地划分为一个一个的长条。在高低不平且条块分割的土地上是难以使用机械作业的，只有将土地填平，才能为农业机械化铺平道路。而土地填平也有赖于土地所有权的改变和大量资本的投入，而这一切都只能是在圈地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同时圈地运动使得农村的人口减少，农业劳动力不足，也迫使人们改进生产工具，以提高劳动效率。因此，没有圈地运动就没有农业机械的改良。OLGA BEAUMONTT和J.W.Y.HIGGS在谈到1750年-1850年欧洲农业工具发展时指出，在这一百年中，“更为有效的装配已经发明并投入使用，先前早已提出来的思想，第一次见到真实的表达。毫无疑问，在英国，主要的动力来自圈地。在条块土地上没有价值的机械设备，能够在新的商业农场（即圈地——笔者注）上得到有效的利用”⑧。不难看出，近代英国的农业改良都是在大农业场上进行的。那么，圈地运动与大农场的建立又有何关系呢？这还得从英国的农业结构说起，英国的农业结构自古以来主要是以农牧结合为主，但这主要是从土地占用的情况来看，从劳动力占用情况来看，畜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比种植谷物要少得多，据估计，饲养羊群需要的劳动力比种植谷物要少80%⑨，特别是绵羊一年中大部份时间都是自谋生路，无须多人看管，15世纪中期，英国只要一个男劳动力就可以管理500英亩的牧羊场。而圈地养羊使得畜牧业代替了农业，其结果必然是农村劳动人口的下降，于是“曾经是200人工作并依靠他们诚实劳动而生活的地方，现在只剩下一、二个牧人”⑩。这就是托马斯·莫尔所谓的“羊吃人”，羊吃人的结果使得小土地所有者纷纷破产，农场的数目急剧减少，而一些农场的面积却不断扩大。
圈地剥夺了农民的小块土地所有权，使之成为无产者，为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而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对农产品的需要扩大，刺激了技术改进的广泛采纳，以提高土地的产生率和土地的价值，所以一些富有的农场主在剥夺农民的小块土地，建立起大农场之后，也改变了原来的生产方式，在农场上实行规模经济，进行商品生产，以满足市场需求，促使他们进行合理化管理，以提高土地和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如，用畜力工具取代人力，以马耕代替牛耕。GRASS在《欧美农业史》一书中指出，圈地运动的结果“至少在农业方面，是更小心地使用比从前较多的土地，尤其包括着荒地”(11)。也就是说，圈地运动并不是简单地将耕地变成牧地，而后又变成耕地，而是将农夫的小规模耕种，变成大规模的放牧和大规模的耕种，即由原来自给自足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变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五）圈地运动的社会效益
尽管在中国的明末清初时期，英国的圈地运动还正在进行之中，有些农业的改良或许还刚刚起步，圈地的数量也有限，据英国学者的估计，从1455-1607年，在34个郡内总共只有圈地516573英亩，但圈地给当时英国的农业所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到16世纪末，英国农业生产发展的深度和广度都为欧洲其他国家所不及。养羊业稳步增长，到16世纪50年代初达到了高峰，而与此同时，谷物并没有因圈地而减产，反而是有增无已。虽然亨利八世纪曾禁止粮食出口，但有特许证者除外，大体说来“整个这一世纪，英国都倾向于出口粮食和肉类”(12)。这与圈地是分不开的。正如塔瑟在诗中所说的那样：
（走尽天涯海角）任凭你寻找
有那里能比美好的圈地
生产更多的羊肉和牛肉
最好的谷物、奶油和干酪(13)？
圈地之所以能够产生了比先前更多更好的食物，主要在于它需要技术，并能充分发挥技术的作用。因此，圈地运动促进了农业发展。
圈地运动所导致的农业发展最终也给人们带来了实惠。这种实惠在17世纪英国人的食物中得到了反映。当时英国的农民及像劳工这样的人平时可以吃到肥腊肉、肥咸肉、干奶酪以及粗面包等等，以致当时有人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其低层阶级的人能比英格兰有更好的食品”(14)这就是圈地养羊所带来的最直接的效益。但是圈地运动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对当时英国的科技与社会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三、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对中国农业的影响
（一）多熟制的进一步发展
明末清初，中国农业在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之后，耕作制度的改变是进一步向着多熟方向发展的，由于桑棉占用了大量的粮田，所以多熟制的发展是以提高粮食产量为出发点，一个方面是在粮田中生产出尽可能多的粮食，如稻一麦、稻一春花（蚕豆、油菜等）、稻一豆、稻一荞麦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双季稻的发展；双季稻在唐宋以前就已出现，但主要是以再生双季稻，明代中后期以后，连作双季稻才得到发展。《天工开物·乃粒》中说到：“南方平原，田多两栽两获者，其再栽秧，俗名晚糯，非粳类也。六月刈初生，耕治老稿田，插再生秧。”在双季稻的基础上再加上各种小麦，发展为麦一稻一稻的三熟制。粮田多熟制的发展，促进了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为缓解由于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所引起的粮食种植面积下降、粮食减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一个方面就是在棉田和桑田中尽可能地挤种粮食，以减少由于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所引起的粮食减产，如《农政全书》所说：“凡高仰田可棉可稻者，种棉二年，翻稻一年。”实行棉稻轮作，《农政全书》中还提出了一种棉田间作，“预于秋冬耕熟地穴种麦，来春就于麦陇中穴种棉。但能穴种麦，即浸种棉，亦可刈麦。”这也就是褚华在《木棉谱》中说的“麦杂花”，“种棉者，或共大麦下种。夏获麦，秋则获棉，谓之麦杂花。”除麦以外，棉田间作套种的作物还有大豆、芝麻、玉米、绿肥等，据康熙《嘉定县志》的记载，“今佃户杂种诸豆于棉花两沟之傍。若棉花或败，获得豆以抵租也。”需要指出的是，棉麦等的轮作复种、间作套种在北方也已采用，《群芳谱》中说：“凡田，来年拟种稻者，可种麦；来年拟种棉者，勿种。……若人稠地狭，万不得已，可种大麦、裸麦，仍以粪力补之，决不可种小麦”。桑间种植很早就已出现，明清时期桑间种植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如《群芳谱》中提到“蚕豆……两浙桑树下，遍环种之。”另外桑争稻田的发展还导致了桑基鱼塘的出现，即将稻田挖深成池塘，把泥土复于四周成基，池塘用来养鱼，基地用来栽桑。在提高桑叶产量的同时，用养鱼的方法来弥补因桑争稻田所致的粮食不足。
多熟制的发展和土地利用率的提高，只是部分地弥补了由于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所致的粮食减产，而并没有消除人口增长和粮食供应之间的矛盾，相反由于缺乏资本和技术的投入，多熟制的发展必将加大对劳动力的需求，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多熟制的发展还影响到了畜牧业的发展，江南稻区在实行多熟制以前，曾经有所谓“抛牛”之俗，即在水稻收获之后，让耕牛自行在田中放牧。明清以后，由于多熟制的实施，早稻收割之后，种上了晚稻以及菽、麦、麻、蔬等各种作物，放牧已觉不便，明末宋应星就曾做过这样的计算，“假如有牛者供办十亩，无牛用锄而勤者半之，既已无牛，则秋获之后，田中无复刍牧之患。而菽、麦、麻、蔬诸种，纷纷可种，以再获偿半荒之亩，似也相当也。”沿至清代“抛牛”之俗索性被禁(15)，此种做法势必引起畜力紧张，从而加重劳动力的负担。这又是促使农村人口增加的原因之一。而人口的增加又对粮食供应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这就需要寻找新的食物来源，玉米和甘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引进和推广的。
（二）新作物的引进
从明代早期开始，人们就开始寻找新的食物来源，救荒本草等类著作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还有一部分的人在研究所谓的“避谷之法”，以期在饥饿难忍的情况下苟延数日之性命，但这些都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在明代中后期以后，原产于美洲的番薯、玉米和马铃薯等粮食作物被引种到中国。这些作物在引进中国之后迅速扩展，普及全国，成为许多地方，特别是山区人民的重要粮食。但是甘薯和和玉米等的引进并没有象西方引进的芜菁和三叶草一样，建立起一个良性的农作制度，它只是在粮食生产和衣着原料生产之间建立起了一个暂时的平衡，这种平衡之所以是暂时的，是因为随着人口的增加，又会出现新的不平衡。而甘薯、玉米等引进就是在增加粮食供应的同时，也加速了人口的增长。考古学家夏鼐指出：“我国的人口，在西汉末年便已接近六千万，……到明代极盛时仍只有六千万有零，……清初以战乱有所减少，但是到乾隆六年(1741)便达一万万四千余万，……道光十五年便增至四万万以上……，这样的人口激增，虽然与版图的扩大，土地的开辟，以及赋税的改变……都有关系，但是与明代晚年输入原产于美洲的番薯和玉蜀黍，恐关系更大”(16)。因此甘薯玉米的引进并不能解决中国人口的增长和粮食供应之间的矛盾，温饱问题并没有因为它们的引进而得到解决。
（三）中国农具的倒退
明清中国农业在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之后，虽然也通过引进新作物，改进种植制度，发展多熟制，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但是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却出现了倒退的趋势。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农具的倒退。
中国早在汉代时期出现过一些先进的农业技术发明，如代田法、耧车等，这些发明都是适合大面积的土地生产需要而出现的，它与近代欧洲农业改良时所采用的某些农具在原理上相类似，但是这些农具在中国却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原因在于农桑结构导致的人口增加，使大土地所有者越来越少（这里面还与土地的继承制度有关，封建欧洲的大土地所有制往往通过长子继承制得以保存，不因人口的增加而改变），采用先进技术设备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就越来越少。因此，一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往往得不到普及和推广、如代田法、耦犁和耧车，仅是在西汉京师附近和一些边远地区试用过，而并没有在一个更大的范围里推广使用。不仅如此，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技术倒退的现象。
唐朝江东犁的出现和明清铁搭的盛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什么先进的江东犁在明清时期很大程度上反而被落后的铁搭所取代？是江东犁不适合江东的自然条件吗？不是，因为江东犁就是适应当地的土壤耕作条件而最早出现的。那么，为什么发明江东犁的地方反而不用江东犁呢？(17)原因在于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所导致的江南地区人口增长和粮食供应的失衡，这种失衡使得原本一些可以用来放牧的地方都被开垦出来作为农田，而原来一些在收获之后可以用来放牧的农田也纷纷种上了作物，因而导致了畜牧的萎缩和牛力的缺乏。人口增加使得铁搭的使用成为可能，而畜牧的萎缩又使得牛耕缺牛，只好用人力代替牛力，铁搭代替牛耕。这又进一步加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据宋应星估计，“假如有牛者供办十亩，无牛用锄而勤力者半之”，这是一种比较保守的估计。一般说来，一牛可抵七到十人之力，因此少一头牛就相应地要补充七到十个劳力。这又陷入了新的一轮人口增加。
还有一个例子也很能说明问题，宋元时期，江浙一带的老百姓，为了提高劳动效率，减轻劳动强度，发明了一种耘水田的工具“耘耥”，据《王祯农书》的记载，这种耘田器“既胜耙锄，又代手足。况所耘田数，日复兼倍”。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工具，但是即便如此，江南许多地区的老百姓在水稻耘田时，还是弃而不用，而宁要以两手耘田，匍匐禾间，膝行而前，日曝于上，泥浸于下，苦在腰手，辨在双眸(18)，事倍而功半。究其原因，主要是劳力的过剩。
明朝天启年间(1621-1627)也曾有人试验过所谓的代耕法、人力犁，但那只是在发生牛疫之后，由于缺少畜力，而采取的一种补救措施，从历史上来看，这种耕地机械似乎还处在实验阶段，而并没有得到真正推广使用。因此农桑结合阻碍了农业技术的进步，中国传统农业所谓的精耕细作，是以大量劳力的投入，劳动生产率下降为其代价的。
从农具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中西方农业技术在圈地运动和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之后，正好走着两条绝然相反的路，一条是在提高土地生产率的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路，一条是以提高土地的生产率的同时，降低劳动生产率的路。
（四）明末清初农业发展与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的关系
多熟制的发展和甘薯、玉米等粮食作物的引进的确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使得明清之际的农业无论是从总产，还是单产，以及所养活的人口总数来看，都达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水平。以单产而言，17世纪时，中国每公顷耕地的大米产量已达到2.3公吨，这是现代以前农业技术理论上的最高产量(19)。但是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明清时期的农业发展是以劳动力的大量投入为代价的，而劳动力的大量投入又刺激了人口的增长，因此，明清时期农业的高水平发展并没有消除人口增长和衣食供应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由于人口增加而带来的温饱问题，相反由于人口的增长超过了农业生产的增长，人口占有生活资料下降，使温饱问题在明清时期变得日益突出。究其原因除了中国传统农桑结构的劣根性以外，主要是由于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所导致的农村人口的加速增长。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从战国到明代初年，中国的人口总数一直在二千万到六千万之间，明代中后期以后，中国的人口数量迅速翻番，突破亿人大关(20)。但是各地人口的分布是不平衡的，明清人口分布以江南地区的人口最多，仅江浙两省，人口就占据了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明代初年全国的每平方公里的平均人口密度是19人，而浙江是114人，南直隶（江苏）是48人，尽管这个基数已经是相当高，但是经过明中后期的发展，到清代初期，江浙一带的人口还在不断地翻番，见下表(21)。
区别康熙二十四年 乾隆五十一一五十六年平均数 咸丰元年
全国总计
54.8 55.49
80.69
江苏
268.9322.88
448.32
浙江
282.9227.61
309.74
再就江南地区一些具体地区的人口来看，嘉庆二十五年(1820)左右，苏、松、常三府的人口密度分别为1073、627、488；杭、嘉、湖三府的人口密度则分别为506、719、475人。这样的人口增长速度和人口分布密度，不仅在中国各地区中是首屈一指的，在世界人口发展史上也是少见的。如西欧的英、法、德、意四国到19世纪初(1800)的平均人口密度为59人。英国在14世纪的人口数是2500000人，人口密度约为10人。16世纪中期，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已跃居世界首位，但是到17世纪末叶，它的人口也不过是5500000人，人口密度为23人。19世纪初(1801)英国人口上升到16300000人，全国的人口密度才达到67人，刚刚超过明代浙江人口密度的一半(22)。
明清江南地区人口激增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认为，传统的农桑结构以及由于这种结构所引起的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是人口激增的主要原因。
本来谷物种植较之于畜牧生产来说就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江南地区所盛行的水稻生产比一般的谷物生产所需要的劳动还要多，而与粮食生产争夺土地的蚕桑和棉花生产需要的劳动力更多，据明万历年间归安人孙铨的估计，蚕桑生产和水稻生产两者所需要的劳动力的比例为100：5(23)，棉花也需要比高粱多一倍以上的劳力，于是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必然导致中国农村人口的增加。因此，种桑种棉面积的增加，就意味着对劳力的需求加大，也就是说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必然导致了农村人口呈不断增长的趋势，此为其一；
其二，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又不能完全地取代粮食种植，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蚕桑缺乏作为食物的功能，桑争稻田从根本上来说不能导致蚕桑生产取代水稻种植。除了蚕桑缺乏食物的功能以外，生态条件和经济因素也限制了蚕桑的发展和棉花的种植。桑和棉都是旱地作物，而水稻等则主要分布在低洼多水的地区，有些稻田改为桑地有一定的困难。同样，棉花也经不起水涝，所以低地一般仍种耐涝的粮食作物，如高粱等。同时过多地种桑养蚕和种棉，也会造成不合理的作物组合型，而引起双重的困难：一方面，不能象种植多种作物那样把农忙的日子匀开；另一方面，若遇到自然灾害，单种一种作物可能会导致更大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争田归争田，但桑棉终究不能取代稻粮。尽管个别地方桑地或棉地多于水田或粮田，或田地相匹，但大多数地方还是水田多于桑地，粮田多于棉田，出现了桑稻并存，棉粮并存的局面。两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比单纯的蚕业和植棉业对劳动力的需要还要多，中国农村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叫做“半田半地，累得没气”，反映的就是两种作业并存对于劳动力的需求。这又进一步刺激了农村人口的增长。
其三，农桑结合，特别是桑争稻田必然导致畜牧业的萎缩，因为种粮和种桑都需要各自占用一定的土地，人口的增加必然使土地的占用量扩大，而农桑的面积扩大，用于发展畜牧业的土地就得减少，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必然使粮食种植面积减少，为了弥补由于粮食种植面积下降所引起的粮食总产量的下降，又必须扩大耕地面积，发展多熟种植，提高复种指数，使一切可以种植粮食的地方都尽可能地种上粮食，这样一来，用于发展畜牧业的面积又再度减少。
最终的结果是畜牧业的再度萎缩。畜牧业的萎缩，又必然导致畜力紧张，畜力紧张，又必然加剧对劳动力需求，终致人口膨胀。事实上亦是如此，人口最多的江南地区正好是中国历史上蚕桑业和植棉业最发达的地区。
再来具体的看一看蚕桑业的发展与人口增长的关系。明清时期蚕桑业最为发达的实际上只是嘉兴县和吴兴县及其邻近的桐乡、崇德等几个县一小块地方。一些蚕桑业极发达的乡镇，如濮院、新塍、双棒、南浔、菱湖、乌镇等都在嘉兴和吴兴两县。这些乡镇有几个是明代才开始出现的。它们的人口增长，实际上是蚕桑业发展与人口增长关系的一个缩影。以双林镇为例，据《双林镇志》的记载：“双林始亦一村落，户不数百，口不过千余。明洪武十四年(1381)，颁黄册于郡县，令民以户口自实，……则户犹未广也。成化时，倍于前矣。嘉靖之季(1522-1566)被倭寇及马道人之变，窜徙失业，稍稍零落。至崇祯朝(1628-1644)征烟户册，实得户三千有奇，口六千有奇。”据此可知，双林镇在明朝前期的百余年间，户口增加了一倍，明朝中后期的一个半世纪中，双林镇的户口又比明初增加了六、七倍。其它的一些乡镇也都有类似的情况。如震泽镇，“元时村镇萧条，居民数十家，成化中至三四百家，嘉靖间倍之而又过焉”(24)。很显然，这些乡镇人口的增长是与蚕桑业的发展同步的，蚕桑业的发展对人口的增长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研究中国的人口发展的历史，特别是明清以后的人口迅速增长的历史时，必须考虑中国农业农桑（棉桑）结合这种特殊的农业结构，以及明清时期由于这种农业结构所引发出的桑争稻田，棉争粮田等现象，因为人口的增长与之有着密切的关系。
其四，桑争稻田，棉争粮田导致了农村人口的增加，而农村人口的增加又制约着农业的发展。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农具的倒退。首先，人口的增加以后，使得土地越分越细，土地越分越细又使得一些较先进而又复杂的农具在小块土地上失去了用武之地，这就限制了生产工具的进一步发展。其次，由于农村劳力很多，原本一些可以采用先进工具来完成的作业，都采用手工劳动来完成。生产工具的改进也成了多此一举。第三，小农的经济实力也难以承担起改进技术和革新设备的费用，而只能沿用旧的技术设备。
（五）桑争稻田对粮食供应的影响
农村人口的增加必然导致粮食供应不足。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水稻种植面积的下降，桑树种植面积的上升。据史料记载，从明后期到清康熙二十年前后，杭州府水田面积减少30顷(25)，湖州减少了79顷(26)，嘉兴减少了1354顷，其中石门县田减少了1451顷(27)。与此同时，人口却在不断地增加，结果是人均耕地的占有量下降，明初杭嘉湖地区的人均耕地约为3.5亩，到清乾隆中期则仅为1.2亩(28)。见下表。
地区 年代人均耕地
杭州 洪武3.01亩
乾隆1.01
嘉兴 洪武 3.5
乾隆1.58
湖州 洪武 3.6
乾隆 1.2
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虽然耕作技术的提高，多熟制的发展和新作物的引进，促进了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的全面提高，但是由于人口的同时增长，人均占有的食物量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出现了下降的趋势。按平均每亩二石的单产来计算，明初在扣除各种税粮以外，尚有余粮，明中后期以后，由于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的发展，粮食已难以卒岁，乾隆时大亏所需。这样杭嘉湖地区就由原来的粮食输出区，成了粮食的输入区。明清之际，嘉兴府“每不能自给，待食于转输者十之三”(29)，湖州常需要客米接济，杭州更是所产不敷所食，客三日城中便有挨饿之虞。后来不但从福建、广东、江西和湖广等地运来粮食，甚至有来自东南亚的所谓“暹罗米”。“苏湖熟天下足”为“湖广熟天下足”所取代，是其主要的原因。有人在探讨清代江浙地区米粮不足的原因时，把米粮不足的原因归结为迅速增长的人口压力、商品性经济作物的种植及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专业市镇的发展及近代都市的兴起等方面(30)，其实这些都是表面现象，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农桑结合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所导致的农业生产和人口增长的不平衡发展。而粮食不足又必然影响到蚕桑业和棉业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影响到整个农业、科技，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31)。
通过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出，明清时期的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与西方的圈地运动是在相似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性质相似的历史事件，但是，由于中西的农业结构不同，它所产生的结果却迥然有别，归纳起来可以划出如下的一张表格。
中国 英国
农业结构农桑 农牧
结构变化桑争稻田 圈地运动
农作制度多熟制四圈制
作物引进 甘薯和玉米等粮食作物 芜菁和三叶草等饲料作物
农具状况 倒退：从江东犁到铁搭 进步：从撒播到畜力条播
农村人口 增加 减少
粮食状况 供应不足，依靠进口自给有余，还有出口
注释：
①丘浚：《大学衍义补·贡赋之常》。
②Perry Walton:The story of Textiles,Boston,Mass,1912,p.p.46-60.
③Edward Baines:History of the cotton manufacture in Great Britain;P.P.109-112.Frank Cass and Co.Ltd,1966.
④曾雄生：《中西农业结构及其发展问题之比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3期，第49页。
⑤《补农书校释》第101，农业出版社，183年。
⑥《兖州府志》卷4。
⑦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第276-27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
⑧《A History of Technology》,edited by charles singer,etc,vol.4,oxford,at the clarendon press,1958.P.1.
⑨吉尔伯特·C·菲特：《美国经济史》第35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⑩W.Abel:Agricultural Flunctuations in Europe,Methuen and coltd,1980.P.P.68.
(11)万国鼎译：《欧美农业史》第145页，商务印书馆，1928年。
(12)埃尔顿：《都铎王朝时期的英国》，伦敦，1978年，第231页。转引自，蒋孟引：《英国史》第27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13)克拉璠：《简明不列颠经济史》第277页。
(14)克拉邓璠：《简明不列颠经济史》第307页。
(15)参见《中国农史》1986年第4期，第38页。
(16)夏鼐：《略谈番薯和薯蓣》，《文物》，1961年第8期。
(17)参见《补农书校释（增订本）》第27页，农业出版社，1983年。
(18)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乃粒》。
(19)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第2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20)葛剑雄：《古籍中的户口数：失望？希望？》，《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1期第50页。
(21)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272页的统计。
(22)从翰香：《论明代江南地区的人口密集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第41页。
(23)孙铨：《上郡守论田地六则》，《菱湖镇志》卷42“事纪”。
(24)乾隆《震泽县志》。
(25)康熙《杭州府志》卷10“田赋上”。
(26)乾隆《湖州府志》卷36“田赋”。
(27)康熙《嘉兴府志》卷9“田赋”。
(28)范金民：《明清杭嘉湖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国农史》1988年第2期，第17页。
(29)康熙《嘉兴府志》卷10“风俗”。
(30)程厚恩：《清代江浙地区米粮不足原因探析》，《中国农史》1990年第3期，第40页。
(31)曾雄生：《明末科技与农业》，第34届亚洲及北非洲研究国际会议，香港，1993年8月22日-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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