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课》入选语文教科书的认同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科书论文,一课论文,语文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后一课》是法国小说家都德的一篇爱国主义经典名篇。它以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永恒的艺术魅力征服了世界，被许多国家选进母语教科书。在我国，《最后一课》早在1912年即被胡适先生译成《割地》，发表在《大共和日报》上。三年后，这篇小说再次发表在《留美学生季刊》（中文版）上。1920年，《最后一课》作为首批外国翻译作品之一被选进中学语文教科书。后来它成为包括中国作品在内的所有作品中入选语文教科书频率最高的作品。直到今天，它仍是初中语文教科书的基本篇目。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篇小说能够超越历史以及意识形态的隔阂，频频入选中小学语文教科书呢？笔者谈几点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历史境遇的认同
《最后一课》最初入选语文教科书，主要是因为小说中所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中法两国之间相似的历史遭遇。《最后一课》创作于普法战争爆发后的1873年。之前，法国刚刚复辟不久的路易·波拿巴王朝企图用战争转移内部危机，以巩固王朝统治及其在欧洲的霸权地位。同时普鲁士首相俾斯麦也想通过战争建立一个强大的德意志帝国。因此，战争一拍即合。虽然是法国首先宣战，但由于各种原因，形势的发展却对普鲁士越来越有利。最终，色当一役，法国大败。随后两国谈判，法国割地赔款。普鲁士占领了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等地，强迫两个地区的学校学习德语，引起了法国人民的抵抗。这既是《最后一课》的创作背景，也是《最后一课》的内容场景。因为小说就是以阿尔萨斯某小学被强制改教德语时的情况为题材的。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军队对德宣战，野蛮入侵中国山东，随即还向北洋政府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抗议。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为了进一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反抗外敌侵略，先进的知识分子除了自己创作外，还“别求新声于异邦”，积极翻译具有同样历史遭遇民族的爱国主义作品来启蒙、警醒国人。法国和中国有着同样的屈辱经历，都曾有过民族灾难深重的历史。《最后一课》恰恰是以普法战争为背景，通过描写一个小学生在最后一堂课上的种种感受，来表现爱国主义这个主题。考虑到这篇小说的创作背景与当时中国的现实情况之间的共通性和相似性，志在“笔舌报国”的胡适把已经发表过的《割地》（《最后一课》最初译名）送给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颇有影响的《留美学生季刊》（中文版）重新发表。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小说本身所具有的爱国主义精神，小说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比初次发表的影响还大。与此同时，在教育领域，启蒙逐步取代驯化成为语文学科教育的主题。一些具有启蒙性质的现代白话文作品和外国翻译作品被选进语文教科书。表现反对民族压迫和外国侵略这一主题的《最后一课》自然在首选之列。从《最后一课》首次入选《白话文范》的1920年到1949年，中国始终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直接威胁，救亡图存的历史主题一直没变，所以各种版本的中小学语文教科书几乎都选录了这篇小说，用来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1949年以后，在强调爱国主义的前提下，语文教科书还承担着批判资本主义的任务。《最后一课》在宣扬爱国主义这一主题的同时，还反对民族压迫，并对法国资产阶级政府贸然宣战的狂妄无知和战败投降的腐败无能进行了强烈抨击。1949年以后，语文教科书每次改版和修订都选择《最后一课》的原因，更多是出于弘扬爱国主义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双重考虑。
二、母语价值的认同
《最后一课》长期入选我国语文教科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两国对母语价值认识趋同的反映：语言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标志。《最后一课》的主题就是通过小佛郎士的口气，来表达不能继续学习母语的悲苦体验，并把母语学习与爱国主义有机结合起来。尤其是小说中韩麦尔先生讲到“法国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最明白，最精确，我们必须把它记在心里，永远别忘了它，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地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亡了国，当了亡国奴的人，只要牢记祖国语言，就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祖国，就会随时激发爱国心和斗争的信心，为恢复国土、争取自由解放而斗争。这些话，在我们读来尤为亲切感人，好像是韩麦尔先生面对面对我们讲的，而不是从小说中读到的。明白了母语对于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学生则会自觉地热爱母语、学习母语。因为对小学生来说，热爱母语就是热爱祖国的同义语。
《最后一课》首次入选语文教科书之时，中国正处于内有军阀混战、外有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境地。帝国主义列强在对我国进行经济军事掠夺的同时，还加紧进行文化侵略。尤其是1914年以后日本取代德国在山东的地位和势力以后，推行奴化教育，要求学校改学日语，引起当地人民的强烈反对。这些都促使有识之士从爱国保种的高度提出要加强国语以及中华文化的学习。胡适在1921年《国语运动与国语教育》和《国语运动的历史》两次演讲中都提到对国语的规范和使用，并阐述了国语的作用意义。在1932年到1949年间颁发的六套初、高中国文科课程标准的教学目标上都明确提到：“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的文化，以培养其民族精神。”[1]1956年初中汉语教学大纲在教学任务中提到：“应该结合初级中学汉语教学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热情。汉语教师应该通过自己的教学使学生认识祖国语言的丰富优美和雄伟有力，从而使学生热爱自己的语言和创造它的伟大的汉族人民。”2001年《语文课程标准》在课程目标中表述为：“语文课程应培育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思想感情，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文，丰富语言的积累，培养语感……”[2]从对母语价值认同的需要这一点上来讲，语文教科书选择《最后一课》也是在情理之中。
三、人物角色的认同
语文教科书是进行语文教育的主要凭借。编辑者在注意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同时，还会重视作品的可教性。人物角色以及课文语言都是对学生学习效果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小佛郎士经过“最后一课”后，从贪玩、不懂事的顽劣学生变成了一个成熟、懂事的孩子，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种演变过程让学生感觉非常真实。另外，小佛郎士的语言质朴、简洁，说话口气甚至有些幼稚。这些特征都容易使学生把小佛郎士看成亲切的朋友，从而对小佛郎士这个角色产生强烈认同，产生爱国主义情感和学习母语的渴望。在风雨如晦、救亡图存的年代，中小学生自然会受到小佛郎士形象潜移默化的影响感召，努力学习母语。纵然是在1949年以后的和平年代，中小学生也会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努力学习母语。受这种作品感化而产生的教育效果是口号式的爱国主义教育不可比拟的。相反，同是都德的爱国主义名篇——《柏林之围》，虽然也曾在20年代一度入选语文教科书，但却没有《最后一课》至今持续入选的永恒魅力。在我看来，这种现象的背后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柏林之围》的叙述视角和人物场景都不如《最后一课》距离现实课堂更近一些。相比之下，《最后一课》更容易使学生产生认同感，教学效果相对来说会更好一些。
另外，语文教师也会对韩麦尔先生产生职业和情感上的认同。小说里的韩麦尔老师是一个立体丰满的人物形象：他既用戒尺惩罚过学生，又对学生充满着爱怜；既有渎职行为——为钓鱼而放假，又有一种职业的神圣感——在最后一课的正式穿戴以及对学生学习母语的教育。特别是在最后一课上的语言和举动，非常形象地体现了他那种作为教师的使命感。比如韩麦尔先生沉痛地指出学习上的因循怠惰是“阿尔萨斯人最大的不幸”；他严肃地批评阿尔萨斯人“不关心孩子的学习”；他认真检讨自己从前的工作过失；他更热情地赞美“法国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恳切地要求人们永远“把它记在心里”。这些语言读起来，不仅让人感到真实可信，而且还让人倍觉感动。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母语老师都会受到韩麦尔先生形象的感召熏染，从而产生教师职业的神圣感和从事母语教育的使命感。《最后一课》还塑造了几个旁听母语课的陪衬人物形象，比如郝叟老头儿、从前的市长和邮递员等。虽然这些都是配合爱国主义这一主旋律的，但这些却也能使教育领域以外的人对母语价值产生认同感。
四、艺术价值的认同
语文教科书选录《最后一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这篇小说艺术价值的认同。20世纪20年代前夕我国爆发了新文化运动，喊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在小说方面，与世界近代短篇小说简洁、精炼的叙述方式相反，中国传统白话小说充满着“记账式”的粗糙叙述方式：从头到尾细细解说的“纵剖面”写法。胡适先生就一直致力于用这种简洁、精炼的叙述方式来改造中国白话小说，他在1918年第4卷5号《新青年》上发表了《论短篇小说》一文，在文中指出：短篇小说是一种“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并把《最后一课》树立为短篇小说的楷模。《最后一课》的叙述背景是普法战争，但整个小说截取的却是一堂课，而且是最精彩的一段——最后一次法语课。而且小说以一个爱逃学的小学生在上学路上、课堂上以及下课时的见闻和感受为主线，反射普法战争以及后来普鲁士对法国的侵略这一重大历史事实，以激发人们的爱国之心。这种叙述方式正是“截取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的横截面叙述方式。
生动细致的描写手法是这篇小说的又一个特色。作者从小佛郎士的儿童心理出发，处处以他的口气来描写，以小见大，天真中见凝重。比如韩麦尔先生形象的塑造，就是通过小佛郎士所看到的韩麦尔先生的服装、声调、动作、语言等几个方面的记述，把这位老师的精神境界和真实情感刻画得淋漓尽致。在语言和动作方面尤为突出，通过人物语言，表现了韩麦尔先生对祖国、对母语、对自己工作的热爱，对祖国儿童深厚的爱和无限的希望，以及对国土沦陷的深切悲哀和痛苦的思想感情。通过人物举动，深刻揭示了韩麦尔先生内心的激动，以及沉痛、依恋、悲愤的复杂心情，从而体现出崇高的爱国精神。这些艺术特点是《最后一课》长期入选语文教科书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另外，外国翻译作品能否入选语文教科书还取决于译文翻译质量的高低。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曾提到：“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为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歧而露出勉强造作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3]按照这种文学翻译的标准，《最后一课》的翻译水平可以说几乎达到了“化”的境界。因为这篇译文除了人名地名之外，丝毫没有外国的痕迹，原作品的艺术特点、主旨特征都得到很好的保持。而且，这种接近“化”境的翻译水平能削减中西文化之间的隔膜，拉近中国读者与法国故事的情感距离，使读者更容易直接进入主人公的情境，产生超越地域和文化的呼应和共鸣。还有小说翻译过来后语言所具有的典范性、词句的传神性等等。这些都是《最后一课》能长期得到语文教科书编辑者青睐的重要因素。
作为一篇外国翻译作品，《最后一课》却能如此频繁地入选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它几乎征服了所有的语文教科书编辑者。在思想上，它可以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增进学生对母语的热爱；在艺术上，无论是叙述视角的独特性和人物语言的适切性方面，还是对主人公的心理刻画的细腻性方面，它都是值得我们模仿学习的典范之作。正是这种“文质兼美”的品质，才是《最后一课》在语文教科书中至今没有成为“最后一课”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