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教育哲学思想的现代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墨子论文,哲学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04（2009）06－0048－03
先秦时期，儒墨显学。墨家之所以能够与儒家比肩，与其独特的教育思想密不可分。《淮南子·泰族训》说：“孔子弟子七十，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化之所致也。”教指教育，化指教化，这里“教”与“化”都是劝化人、教化人、教育的含义。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1]《淮南子》和孟子都认识到和说明了在成功推行、宣传墨家主张，使墨家学说在当时社会成为重要思想方面，教育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发掘墨子教育哲学思想蕴含的普世价值，结合当代社会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对中国当代教育研究和实践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染丝”论和“非命”说是墨子教育合法性的人性基石
“为什么需要教育”，“教育的意义何在？”是对教育的合法性和必要性的追问，也是教育哲学思想需要解答的首要问题。墨子分别从人性论和现实需要两个方面说明了教育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首先，墨子从人性上说明了人是可塑、可以改造变化的，而促使人变化的根源在于外在环境使然，墨子看到了环境对人起着潜移默化的陶铸、教化作用。《墨子·所染》说：“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己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义，淳谨畏令，则家日益，身日安，名日荣，处官得其理矣，则段干木、禽子、傅说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奋，创作比周，则家日损，身日危，名日辱，处官失其理矣，则子西、易牙、竖刀之徒是也。《诗》曰‘必择所堪，必谨所堪’者，此之谓也。”丝的颜色并不取决于丝本身，而是取决于用来染丝的颜料。墨子认为，人与丝同样如此，人性的变化如丝的颜色变化一样，是和各自遇到的外因有关的。人性品质的形成，与其所生活的社会环境起着重要的作用。墨子认为，这可以从历史中找到说明。他指出，舜、禹、商汤、武王均是受到贤良之臣的影响，夏桀、商纣、厉王、幽王以及后来的明王和暴王，都和身边的奸臣有很大关系。推而言之，从国君到士人品性的形成，莫不与自己熟悉和亲密的生活环境相关，对于个人而言，结交喜好仁义、淳朴谨慎的良友，就会走上正道；交友不当，会落到身败名毁的下场。所以，墨子强调必须认真和谨慎地选择朋友和环境。墨子将人性比作丝，意在说明环境对人性成长和发展的重要影响，以此说明教育的合法性，并在此基础上也指出了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墨子看来，教育对人来讲就是提供一种外在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氛围，从而熏陶受教育者品性与品行的形成。《说文解字》中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墨子突出了外在环境对人性形成的重要性，有很大的合理性。但是，墨子将人性的形成主要归因于外部环境的作用，而忽视了受教育者的主动性，从而使墨子的教育思想具有“强行说教”的刚性教育色彩。
其次，墨子从现实出发，提倡通过教育反对儒家的“命定”说，这也对教化人们摆脱“宿命”论，有着重大的观念变革意义。一方面，墨子从功利原则出发，认为人仅仅自己知道道义还不够，还要宣扬道义，使更多的人知“义”、行“义”。墨子说：“籍设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与不教人耕而独耕者，其功孰多？吴虑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进于义，则吾义岂不益进哉！”[2]只有让更多的人知道“道义”和践行“道义”，“道义”才能真正树立于社会，而这需要社会上那些知道“道义”的人大力鼓动和教导更多人“进于义”。另一方面，墨子认为儒家的“命定”说同提倡教育相矛盾，他说：“教人学而执有命，是犹命人葆而去亓冠也。”[3]教育的基本功能是为了开启民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让更多的人受教育，知“道义”和行“道义”才有真正的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儒家的“命定”显然和教育的基本目的是背道而驰的，只能束缚人们对外在命运的摆弄，而甘于承受任何的际遇。从“命定”论给人的消极影响和对人们主观能动性的束缚出发，墨子提倡“强、力”论，来反对儒家的“命定”说。
此外，墨家还批评了社会上那些持反对教育说法的人，《墨子·经说下》云：“学之益也，说在诽者。……学也，以为不知学之无益也，放告之也。是使知学之无益也，是教也。以学为无益也，教，悖！”“学习没有益处”的主张和持这样主张的人，实际上处在一种进退两难的悖论困境之中。因为认为学习无益，就要承认教育也无益，“教”与“学”相因，没有主张教授有益，而学习无益的说法。墨子指责“学无益”说法，维护了教育开启智力的教化功能，对儒家的“命定”论乃至其他学派的“反智”说有着批判和否定的意义。
二、“有道施教”体现了墨子“教育大众化”思想
教育主体关涉的是谁来施教、教育主体价值以及谁受教育的问题，这是在现实社会层面，规定了教育的范围。墨子“有道施教”和“能从事者从事”的教育主体思想，和其一贯的功利主义联系在一起，推动了教育由上层社会向基层社会，由社会精英向大众社会的转移，体现了墨子教育大众化的思想。
对施教者而言，教育者能够教授的资格是“有道”，从而确定了教育主体的广泛性。墨子说：“天之意……欲人之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也。”[4]天希望有气力的人能出力帮助别人，有良方的人去教授给别人，有财富的人能与别人相分。因为当时的社会现状是“垂其股肱之力而不相劳来也，腐臭馀财而不相分资也，隐慝良道而不相教诲也。”[5]这也是造成墨子说的社会“三患”的原因。在此意义上，墨子提倡只要有良好的道术，能利天下，就要拿出来教诲人民。墨家的教育主体，吸取了孔子人人可以为师的教育思想，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6]孔子从理性原则出发，认为对自身有所影响和启示的人，都可以作为自己学习、效法的榜样。墨子则是从社会现实和功利原则出发，为达到“除天下之害，兴天下之利”的目标，提出只要“有道者”就应该施教，充分反映了墨子强调教育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的特点。
墨子说：“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7]“有道施教”之“道”的标准，具体体现为功利的原则。也就是说，只要对人的生活实践有利，在墨子看来，都是各种不同的“道”，这实际上扩大了教育的内容。以孔子为儒家代表的教育思想，其所教育的内容——“六书”，虽然包括射、御等技艺训练，但归根结底是为培育人的德性品质这一最高教育目标服务的；对墨子言，有把技能教育放在更为核心地位的意蕴。因此，墨家教育思想，从其“强行施教”的倾向和对技艺训练的高度重视，都内在地规定了墨子教育思想的强烈的实践性特征。
对受教育者而言，孔子虽然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但是在其教育实践层面，由于儒家教育的培养目标主要放在培养君子、士人这些属于上层社会的层面，注重对社会精英内在素养和德性的培养，这些在客观上限制了孔子“有教无类”思想的实施。而墨子注重实际效果的实用理性，其教育对象“上说王公大臣，次匹夫徒步之士”，几乎涵盖了社会的不同阶层，墨子的教育思想带有全民教育的大众化倾向。
墨家还从教与学之间的关系，说明了教育主体的价值。《墨子·经说下》：“唱而不和，是不学也；智少而不学，必寡。和而不唱，是不教也；智而不教，功适息。使人夺人衣，罪或轻或重；使人予人酒，或厚或薄。”这段话的意思说，只唱而不和，那是不学习，知识少而不学习，知识就会越来越少。只和而不唱，那是不教；知识多而不教授，也会越来越差。教唆人抢夺人家的衣服，夺衣服的人罪轻，教人夺衣服的人罪重。教导人赠送他人美酒，赠酒的义厚让人赠酒的义薄。可以看出，墨家认为教与学有着相对互动的关系，教不仅促进了学，也加强了自身知识的巩固；如果不学习，原来掌握的知识会减少，功效会变差；教本身而言，是中性的，既可以教化别人向善，也可以教唆别人为恶，墨子在这里强调了指使别人为恶的人，比为恶的人罪责更为严重。这些充分反映了墨子对教育主体德性的规定，即必须符合“道义”的原则施教。一般来说，教的价值和责任，大于学的价值与责任，相应地，教育者的责任，也就高于受教育者，墨子凸显了对教育者规范的教育思想，这对现代教育理论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三、墨子“强力施教”与权变结合的弹性教育方式
总的说来，墨子的教育主张带有刚性的品质特征，体现在教育方式、方法上，表现为“强力施教”的教育理念；同时，在其刚性的教育方式下，注重积极引导，权变结合的灵活教育方式。
墨子“强力施教”的教育理念，客观上是基于社会现实的需要，他说：“今夫世乱，求美女者众，美女虽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不强说人，人莫之知也。”之所以要发挥教育的主动性，墨子认为是当前社会人们求义为善的愿望不够积极使然，这与儒家坐等求善求知的人自觉找上门的方式大为迥异。孟子认为，墨子四处去游说，主张行善的方式十分劳苦，不如呆在家里，等着求善的人来。墨子说，现在是乱世，如果不努力去说服、教育别人，就不会有人知道行善的道理。在教与学的互动关系中，特别在教育活动刚刚开始进行时，教的主动性大小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教育活动的进展和成功。墨子强调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对形成重视教育的良性氛围发挥着重要作用。
墨子主张强力施教，但不是不讲方法或方式的硬性灌输，而是强调教育主体要积极从事说教，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善和行善。而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又要讲究一定的教育方法和策略。《墨子》中记载，墨子对一个常到他那里走动，无所事事的人，如何被墨子一步步潜移默化地引导成为一个求义、行义的人教育故事，“有游于子墨子之门者，身体强良，思虑徇通，欲使随而学。子墨子曰：姑学乎，吾将仕子。劝于善言而学。其年，而责仕于子墨子。子墨子曰：不仕子。子亦闻夫鲁语乎？鲁有昆弟五人者，亓父死，亓长子嗜酒而不葬，亓四弟曰：子与我葬，当为子沽酒。劝于善言而葬。已葬而责酒于其四弟。四弟曰：吾未予子酒矣。子葬子父，我葬吾父，岂独吾父哉？子不葬，则人将笑子，故劝子葬也。今子为义，我亦为义，岂独我义也哉？子不学，则人将笑子，故劝子于学。”[8]通过墨子灵活的引导，最终使得一个游手好闲之徒成为一个知义行义的人，在整个引导这个人学道的过程中，墨子完全没有采取强迫学习的手段，而是灵活的诱导，从而使那个人走上行义的道路。可见，墨子在教人求善的过程中，实行了强力施教与灵活引导，注重权变的有机结合原则。
墨子的灵活教育方式，还体现了适可而止的教育原则，这对“强力施教”的刚性原则，有一定的矫正和平衡作用。墨子“适可而止”的教育原则，有两层含义：第一，是对人的能力限度而言，学习的内容要力所能及。第二，对学习的程度而言，如果确实已经学会，就不要再死抱着书不放。在第一层含义上，墨子对于已经明白学习和求善的人，采用了适可而止的教育原则。《墨子·公孟》云：“二三子有复于子墨子学射者。子墨子曰：不可。夫知者必量亓力所能至而从事焉。国士战且扶人，犹不可及也。今子非国士也，岂能成学又成射哉？”意思是说：两三个学生多次找墨子学习射箭，墨子没有同意。他说，有智慧的人会量力从事，即使是才能出众的战士，一边同敌人交战，一边又要扶人，犹感力不从心，何况还不是战士的你们呢。墨子看到人的精力和能力是有限的，一般认为，学习的技能越多越好，但是同样有一个度的问题。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当然是多多益善，但这是有前提的。在第二层含义上，墨子对于那些已经懂得事理的精微道理的人，也要适可而止，不要再重复学习。《墨子·贵义》说：“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弦唐子见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过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载书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漆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于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吾安敢废此？翟闻之：同归之物，信有误者。然而民听不钧，是以书多也。今若过之心者，数逆于精微。同归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书也。而子何怪焉？”墨子认为公尚过已经知道了事理，也能把握住殊途同归的道理，加上他的思维水平，完全可以不用再刻板地教他书了。书只是明白事理的工具，达到增加知识，懂得判断是非能力的手段而已，而不是为读书而读书，要懂得到一定程度，能离开书本，这也说明了墨子“学以致用”的实用理性教育原则。
墨子的教育哲学思想，在教育内容上，大致分为以“兼爱”为核心的社会思想学说，和以“实用”为主的各种生产科学两方面内容。由于后一方面大多强调以实用为主或实用价值，针对这一特点，墨家的教育思想有重视技能培训和实践操作的特征。墨家的教育内容也是为“贵义”的旨趣展开的，由于“义”在墨家这里是道义和利益的统一，前一方面的教育内容主要体现了道德的价值，后者则重在实现其现实的利益价值。《墨子·非儒下》说：“夫一道术学业仁义也，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远施周偏，近以修身，不义不处，非理不行，务兴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则止，此君子之道也。”墨子将道术、学业、仁义三者有机统一，但是重在仁义。具体而言，从大的方面说，能用来治理百姓；从小的方面说，可以用来选拔官吏；从远处讲，能够用来普遍施舍；从近处说，可以修身养性。只要不合道义的地方就不停留。不合情理的事就不做，务求兴起天下的大利。对是非进退的断定，不利于天下就停止，这才是君子之道！毋庸置疑，墨子对教育的重视，是和将其作为实现自己的政治学说分不开的。换言之，教育是墨子实现墨家主张所凭借的重要手段和途经。所以，在墨子看来，政治的最高理念“道术”、与为政者的品行“仁义”、以及实现政治主张的能力“学业”，三者是融合贯通的，教育就是实现贯通的手段。可以说，墨子的教育哲学思想，既有对德性的注重与培养，这是因为墨子的教育思想有浓厚的政治底色，内在地对社会统治阶层提出了品格上的要求；同时更为关注技能的培养和教育，这是因为“墨子倡导教育的出发点……把有道者劝以教人视做为贤之道和治国之术之一，把教育的功能和作用提升到国家治乱的高度上来充分肯定教育的政治与道德功能，其教育的本质是它的社会性，其价值在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诚如张晓芒先生所言：“但这种能人教育于需求稳定秩序的封建统治来讲，显然不合时宜。”[9]从而“使得中国古代的教育体系在历史的流变中未能将培养道德教化的‘仁人’教育与墨子知识技能发展的‘能人’教育历史与逻辑地统一起来。”[9]
墨子的教育哲学思想有着鲜明的特征，对教育的意义和价值、教育主体的价值、教育方式等，有着独特的教育理念。墨子重视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来说明教育的必要性，决定了墨子的教育思想的实践性、实用性、开放性、灵活性和主动性等特征。同时，又囿于当时社会的局限和墨子自身的不足，使得其教育大众化思想、重视德能与技能培育统一的教育理念未能真正实现。积极改造墨子教育哲学思想，凸显其超越时空的、普世的教育观念，这对我们当前构建正确的、科学的现代教育思想，有重要的理论借鉴作用。
收稿日期：2009－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