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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1）02－0060－04
海峡两岸长期处于分离、隔绝状态，对台湾地区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日本殖民和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台湾地区走上了一条与大陆明显不同的发展道路，从而使台湾民众在复杂因素的作用下，形成了一种与大陆同胞迥然相异的社会记忆。社会记忆是设计集体认同的出发点，对大我群体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从社会记忆的视角深入分析台湾民众的国族认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华文化的社会记忆与台湾民众的国族认同
早期的台湾社会是一个移民社会，移民主要来自闽粤两省。伴随着移民以及此后清朝府县的设置，中华文化自然传播到台湾地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传统方面，如儒释道等精致文化，同时包括中国大陆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伦理制度、家族制度、教育制度等在台湾地区深深扎根；二是小传统方面，如台湾民众在方言、风俗、生活方式等方面同其闽粤移出地的民俗文化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三是语言方面，台湾民众主要使用国语、闽南话和客家话三种语言，而这三种语言均来自大陆；四是国民性方面，台湾民众和大陆同胞在民族性格、价值观念等层面上也体现了深刻的一致性。日据时期，尽管中华文化受到日本文化的强烈冲击，但台湾民众在语言文字、传统道德、民间风俗和思维方式等方面都保持了中国式的风貌，延续了中华文化的传统。战后，台湾回归祖国。国民党当局高度重视台湾地区中华文化的重建工作，如重建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系统，成立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等，这些举措对恢复台湾民众中华文化的主体性记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台湾地区较好地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台湾民众较好地保持了中华文化的社会记忆。
但是，台湾民众的社会记忆在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同时，也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和差异性，因为社会记忆的形成和发展脱离不了客观给定的社会历史框架，尽管两岸的历史发展有着众多的共同性或相似性，但也存在着深刻的差异性。特别是在日本殖民和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台湾地区走上了一条与大陆明显不同的发展道路，从而使台湾民众在复杂因素的作用下，形成了一种与大陆同胞存在明显差异的社会记忆。如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日本殖民者极力推行同化政策和皇民化政策，企图以日本文化取代中国文化。在经过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之后，尽管台湾地区仍然保持了中华文化的风貌，但这种中华文化无疑遭到了极大的削弱。日本文化已经嵌入台湾社会，成为台湾民众挥之不去的社会记忆，成为影响台湾地区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岛内推行高压统治，政治腐败盛行，从而酿成“二二八事件”等一系列政治事件，这些事件对台湾民众的社会记忆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同时，国民党当局对大陆的政治和社会变迁极尽丑化宣传之能事，使台湾民众对大陆的政治认知产生了极大的偏差。上述这些特定的社会历史框架，使台湾民众形成了与大陆同胞明显不同的社会记忆，并呈现出复杂化的社会心态：如有学者将其总结为“悲情心态”、“出头天心态”、“台湾人优秀心态”、“小国寡民心态”、“对祖国的亲切感与疏离感”、“对日本的对抗与亲近”等六大心态[1]，这些心态充分反映了台湾民众社会记忆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社会记忆是大我群体设计集体认同的出发点，台湾民众复杂的社会记忆对其国族认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台湾民众继承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记忆，大多数台湾民众在中华民族和中国的历史叙事中理解和确认自己的身份认同。但另一方面，差异化的社会记忆又使这些认同相当脆弱，因为社会记忆依赖于社会环境，正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这种社会环境大致可分为两大领域：一种是生活经验领域，如我们自身的生活经验，或我们的父母、朋友或者其他什么人向我们进行的经验叙说。这种经验叙事会对人的记忆产生最为深刻的影响。另一种是意识形态领域，主要是指政府和学校对主流文化或意识形态的灌输。尽管后者也会对社会记忆和国家认同产生深刻影响，但只有和前者相一致时，这种社会化才能达到最理想的效果，才能真正触动人心。台湾地区是在国共对峙、两岸隔绝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开展其现代化进程的，台湾民众现代化的生活经验或社会记忆主要局限于台湾岛内，这使台湾民众生活经验领域所引发的认同与当局灌输的中华民族和中国认同产生了不小的隔膜和差距。这种生活经验的真实感受和政府社会化内容之间的悖离，使台湾民众普遍形成了家国飘零和迷茫怅惘的心理，产生了深深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从而使台湾民众的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国认同呈现出薄弱性和脆弱性的特征。
二、台湾意识的兴起与“台独”意识的出现
战后是台湾地区经济现代化迅速发展的时期，随着工商业的繁荣，人口流动频率逐步增大，教育快速普及，民众知识水准日益提高，资讯沟通亦日趋发达，台湾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台湾民众原有的家族认同和地方认同日益瓦解，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大我”的集体认同。由于既有的国族认同似乎不能更好地满足其认同的需要，知识分子们便开始追寻一种新的更合乎“民情”的认同。为此，他们开始把目光投放到台湾岛内，思考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此时，经济的现代化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经济上崛起的中产阶级越来越要求打破封闭的政治制度，为此，他们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来稳固其经济地位，来提升其社会政治地位。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可以让“中产阶级在许多领域实际上的平等成为理所当然，也让中产阶层有理由强烈要求更多地参与政治进程，要求更有权力。”[2]同时，经济起飞后的台湾逐渐面临农村凋敝、劳资纠纷、贫富不均等问题。这使得台湾社会下层民众亦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来代表自己的利益。这种新的认同可以为他们的贫困现状找到道德的理由，可以为改变现状找到合适的斗争目标。本来，这两大阶层所需要的意识形态分别属于民主政治和阶级斗争的意识范畴，但是在本土化知识分子的引导和塑造下，这种认同的意识形态竟然导向了同一个目标——本土化。
一种新的认同，通常必须借助说故事或叙事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些故事通常告诉人们“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我们要成为怎样的人”、“什么是有意义的生活”等一连串与自我存在和自我实现有关的问题。这种本土化的叙事言说可以追溯到70年代，居住在都市区域的知识分子们开始以不同方式推动了回归乡土的潮流。如在文学方面兴起了研究乡土文学的热潮；在历史研究方面，开始撰写台湾人的政治社会运动史等等。正是这些本土化的叙事言说代表着“台湾意识”的兴起。应该说，在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这些叙事言说仍然保持在中华民族和中国认同的框架内。“台湾意识”属于乡土意识和族群意识，并未上升为“台独”意识。而且就世界其它一些地区的经验来看，族群意识并不必然导向民族主义，并不必然导向“独立建国”运动。但是，到80年代以后，在民进党、台联党等政党组织的推动下，在李登辉、陈水扁等政客的主导下，本属于族群意识的叙事言说开始发生根本的转向。如，历史叙事方面，在李登辉等人的影响下，台湾教育当局推出的《认识台湾》历史教科书就大力宣扬“台湾魂”、“台湾精神”、“台湾命运共同体”等意识，把“中国人”、“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等名词统统删除；在文学方面，少数人主张：“台湾文学不是中国文学，台湾文学自古就自成系统”，“台湾文学应该从‘中国人意识’的纠缠中走出来”等等。可见，在“台独”组织的推动下，在李登辉和陈水扁等政客的鼓动下，部分知识分子开始通过排斥中国、排斥中华民族、排斥中华文化的方式将“台湾意识”上升为主体意识。台湾意识拥有越来越强烈的政治意涵，逐步向“台湾民族主义”和“台独”意识转化。
正是在政治权力的操弄下，台湾民众的社会记忆正在被有计划地、系统性地修改。这种修改的策略和手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选择性记忆，即台湾当局根据其特定目的，有选择性地向岛内民众灌输历史记忆。如在“二二八事件”中，外省人被殴打、杀害也是事实，但是，台湾出版的一些著作却不讲或少讲本省人殴打、杀害外省人，只讲外省人镇压、屠杀了本省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今天台湾研究二二八的人，仿佛只有一种声音，却忘记了台湾人也曾是暴动的发动者、加害者。在二二八的历史里，本省人外省人都有受害者。如果事情只有一种面向，历史怎么会有真实”[3]。二是放大性记忆，即指“台独”势力对其有利的重大事件进行超清晰的闪光灯的记忆。如“台独”组织不断放大、反复回放“二二八事件”等，仿佛在向台湾民众下达命令：牢记这一时刻，从而强化台湾民众的社会记忆。三是歪曲性记忆，即“台独”势力通过歪曲的方式修改台湾民众的社会记忆，以便达到自己的目的。如“台独”理论的历史叙事通常描绘台湾是一个“美丽的海岛”和一个“贸易基地”，但却是首先在16世纪被葡萄牙人“所发现”等等，故意撇清与大陆的关系。总之，一些记忆被忽略，一些记忆被掩埋，一些记忆被强调，一些记忆被篡改，台湾民众的社会记忆已经遭到了极大的修改。这种社会记忆的重构对台湾民众的国族认同产生了相当负面的影响。因为“对自己的过去和对自己所属的大我群体的过去的感知和诠释，乃是个人和集体赖以设计自我认同的出发点，而且也是人们当前——着眼于未来——决定采取何种行动的出发点”[4]。在上述“去中国化”运动的影响下，部分台湾民众开始抛弃过去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叙事言说，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社会记忆有逐步淡漠的趋势，“台独”意识正获得对其有利的“社会记忆”的支持，这些应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
三、两岸互动与台湾民众社会记忆的恢复与重构
在两岸隔离的背景下，虽然台湾民众仍然保持着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社会记忆，仍然拥有较强的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国认同，但是，由于这种国族认同缺乏现实生活的支撑，属于纯粹想象的认同，尽管这种认同拥有对过去的怀想与对未来的憧憬，然而中间独缺对现在的实在感，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脆弱性的特征。自1978年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和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大陆行以来，两岸关系开始走上了一条持续互动之路，这条持续互动之路恰好弥补了现在的“实在感”，使台湾民众的中华民族和中国认同有了现实的生活经验基础。但是，这种可感知的生活经验能否对台湾民众的国族认同产生积极的影响还取决于两岸交流互动的质量。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注意提高两岸关系交流互动的质量。一方面是在互利的基础上，将两岸民众的共同利益捆绑在一起。除了一般的经贸关系外，两岸还可以在文化产业等各方面建立相互依赖的关系。如，大陆文化产业拥有深厚的底蕴、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而台湾文化产业在创意、研发、营销、品牌经营和资本运作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两岸可以携手合作，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共同弘扬中华文化精神。另一方面，大陆要努力做到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大力提升自己，逐步改变两岸间由“台湾高、大陆低”的落差所带来的“垂直分工”的合作模式，逐步走向“水平分工”的互利合作。唯有这种相对平等情境下的交流互动，方能逐步增强大陆对台湾的“磁吸效应”，两岸才能慢慢走向融合，才能共创新的共同的社会记忆，才能形成更加深厚的命运共同体，才能使台湾民众的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国认同逐步增强。
同时，在两岸互动的过程中，对两岸关系发展可能会出现的波动和曲折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因为，在两岸长期的隔绝中，台湾民众形成了明显不同于大陆的社会记忆。正如宋楚瑜在清华演讲时指出的，“四百年的疏离，一百年的隔绝，五十年的对抗，尤其是两岸发展出不同制度，让台湾和大陆的隔阂愈来愈深。台湾人恐惧他们几十年来的打拼，会因为现状的改变而化为乌有，因而形成了高度自我保护的‘台湾意识’”[5]。这种差异性的社会记忆可能会给两岸关系的互动和发展带来一定的波折和障碍。但是这种心理冲突的过程也是两岸民众相互了解的过程，两岸分歧呈现的最大化也会带来两岸民众了解的深层次化。尽管了解并不必然消除双方之间的分歧并达至和解，但是，只有两岸民众达到真实的而非想象的了解和理解，两岸民众才能相互产生可把握感和可预期感，才能使两岸民情逐步走向宽容，才能为日后的心理认同提供前提和基础。因此，对于互动早期台湾民众复杂的社会记忆和社会心理，大陆理应给予更多的理解和宽容，用时间和博大的胸襟去化解分歧和隔阂。正如胡锦涛主席2005年4月在“四点主张”中指出的：对台湾同胞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心态和感情，对他们由于各种原因对大陆产生的误解和隔阂，我们不仅会基于同胞之爱予以充分理解和体谅，而且会采取积极的措施努力去疏导和化解[6]。
在深化经贸互动的背景下，在两岸民众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的基础上，两岸应着重加强文化教育交流活动，深化两岸民众共有的中华文化的社会记忆。一是唤醒两岸民众共有的中华文化的社会记忆。两岸民众拥有共同的历史、文化和血缘关系，共享丰厚的中华文化的社会记忆，这是任何政治势力都无法改变的事实。两岸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唤醒这种自然的情感。如可以对两地共同的传统礼仪符号系统进行重新整理，并通过出版印刷、图片图像、寻根谒祖、续谱拜祭等仪式化的形式让两地共有的中华文化记忆拥有更多的固着点。因为“我们的大部分回忆都处在休眠状态，它们一旦碰到外因就被唤醒。这时，回忆就突然变成意识的了，它们会获得一种感性存在，还能被表述为话语并成为可支配的待用储备”。[7]在这方面，要特别重视和发挥闽台文化同根同生的关系在促进祖国统一大业过程中的主要和特殊作用。二是消解两岸民众差异性的社会记忆。台湾之殇，是苦难中国的映射。要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让两岸民众达致相互理解；要大力加强两岸的文化交流，让台湾文化展现从属于中华文化的真实面貌；要在历史文化交流中，慢慢讲清楚“台独”势力如何形塑虚假的历史，如何构建虚假性的社会记忆。总之，要在消解两岸差异性社会记忆的基础上，缓和两岸民众的隔阂和对抗心理。三是构建两岸民众共有的新的社会记忆。自1978年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和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大陆行”以来，两岸关系走上了持续互动之路。在经贸往来和民间交流的基础上，两岸正日渐形成实实在在的“命运共同体”，两岸民众正构建越来越深厚的共有的社会记忆。今后要着力做的工作是：一方面，在各个层面深化两岸全方位的互利合作关系，构建两岸更加牢固的“利益共同体”。这种“利益共同体”对台湾民众社会记忆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人类的记忆就其本质而言是可以重建的”，而且这种记忆的重建和塑造是建立在现实生活需要的基础上的，“无论人们想起或忘却过去的什么，都要通过当今的事件以及对他们的解释，对被回忆或忘却的东西进行一番加工。……集体记忆跟过去无关，它只是反映着当今的社会需要和当今的社会状况。”[8]相互依赖的共同利益促使两岸民众相互理解和信任，有利于打破两岸的隔阂，有利于统一感和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另一方面，在“利益共同体”的基础上，两岸学者应逐渐尝试构建“文化共同体”。这种“文化共同体”包含对两岸的“共同记忆、神话以及象征符号的生长、培育和传递”；“对民族共享文化‘可信性’要素的确定、培育和传递”；“对具有历史意义的领土，或者祖国的象征符号及其神话的界定、培育和传递”等等[9]。正是这种共同文化的构建将为两岸民众寻找到一种新的归属感，一种新的“姆庇之家”。在这个家中，两岸民众彼此信任、互相依赖。总之，通过记忆的唤醒、消解和构建，台湾民众将深化对中华文化的社会记忆，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国认同将获得更加深厚的社会基础。
收稿日期：201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