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典籍注释对语言传意研究的拓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典籍论文,注释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4)01-0136-05
“传意”，是人们将信息及意义传递给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中的对象，以实现信息共享、意义表达与理解的一种行为（注：“传意”是新兴学科核心术语“communication”的汉译用语，在中国大陆一般译为“传播”，在港台地区一般译为“传意”。笔者以为，在语言学领域，从语言作为符号的功能出发，从中国言意之辨的研究历史出发，使用“传意”一词更为准确，也更能与历史衔接。）。意义依附的载体形式既可以是语言的，也可以是非语言的。语言符号自身所具有的符号功能及解释符号的功能，使之成为最实用有效的符号系统，成为表达与理解意义时所使用的最重要工具。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和交往方式的不断复杂化，传意过程也越来越复杂，如何提高语言传意的效果，成为人们日益关心的问题，对语言传意进行专门研究成为近年来的新课题[1](P1)。目前的传意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我们以为将典籍注释纳入语言传意研究的范围之内，可进一步拓展与丰富其研究。
一
从语言传意研究的状况看，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均是从人与人之间的言语交际活动开始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一些不满结构主义静态语言研究的学者，将研究的注意力转向语言的互动性上，逐步建立起言语交际理论[2](P25)。其特点就是用语言学的知识解释人际交流的过程和结果，以及人们如何使用语言、理解语言和影响语言的发展。西方言语交际学的研究，在80年代的中国也得到了呼应。
80年代初期，吕叔湘先生已意识到对语言的研究应多途径进行，强调要加强语言的动态研究。他说：“静态分析研究很重要，是根本，但是不应当到此为止，用一堵墙把自己圈起来。语言不存在于真空，语言是供人们使用的。研究人们怎样使用语言，这就是语言的动态研究。”[3]此后关于语言动态研究的专著、论文不断多起来，刘焕辉《言语交际学》就是这一时期研究的代表。90年代关于语言动态研究的影响逐渐扩大，1996年在澳门召开了“语言与传意”学术研讨会，1997年出版了交际学系列丛书。目前，以言语交际作为语言传意研究主要内容的格局基本形成。研究的主要问题可以分为两大方面：
1.分析言语交际的过程，提出交际构成的基本要素，形成多种看法。如一些学者提出交际包括言传与意会两个环节[4](P44)；一些学者提出交际包括参与者、动机、语言及环境四个要素[5](P30)；有学者提出传意有五要素[6](P5)；有学者从传意的交互动态特点出发，提出有六要素[7](P2)；有的则将西方几种传意模式结合起来，提出传意有九要素[8](P17)。学者们研究差异的出现，在于各自关注的研究焦点不同。四要素说，关注交际时环境所起的作用，以及交际者的心理因素对交际的影响。六要素与九要素，更多关注交际的互通性及人们使用语言符号的编码与解码问题。
2.分析影响传意的基本因素，探讨提高语言传效的途径。学者们认为语言传意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而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他们对这些影响因素曾做过不同程度的分析与总结。一些学者提出了主客观因素说（注：这种观点是在交际构成四大要素的基础上提出的，认为对交际产生影响的因素一方面来自交际动机、心态等主观因素，一方面来自交际环境等客观因素。）。一些学者使用“噪音”的形象说法，将影响传意效果的要素分为六类（注：六类噪音包括生理学噪音如口吃、耳背等；心理学噪音指羞怯、紧张等心理状态；语言学噪音指语言歧义；物理学噪音指交际环境中与信息无关的信息；社会学噪音指交际双方的不同社会背景所引起的传意问题；文化噪音指不同的文化背景带来的传意问题等。参见丁煌《交际信息学》，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8页。）。一些学者从传意的构成、语言的理解与接受、社会因素、物理因素、文化差异等角度提出了所谓的内外在因素影响说[6](P203-212)。
学者们的这些论述，使我们感受到中国语言传意研究正呈现出体系化、理论化的趋势，不仅实现了对以往静态语言研究的超越，拓展了语言研究的新空间，也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仔细分析目前研究的状况，还存在如下这样两个显著的问题：
1.从研究对象上看，基本限于对双方同一时间段意义传递活动的研究，对其他形态的语言传意现象关注不足。包括对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语言使用者之间的双语或多语的传意行为关注不够。对较为复杂的多层次、多环节的历时性的语言传意研究不足，尤其是对中国古代广泛存在的典籍注释这种语言传意现象关注不足。
2.在理论上，主要借鉴和吸收西方语言传意理论，较少挖掘和整理古代的民族的语言传意理论，更少去与古代相关的语言传意理论相衔接。如前所述的传意构成“五要素说”，直接借鉴的是美国传播学者拉斯韦尔的“五W”经典性学说；“六要素说”也是借用信息论创始人香农的学说而来，较少分析中国古代的相关学说。
语言传意研究需要不断走向深入，不断拓展其研究之路，如果说这是学者们的共识，那么如何拓展，则需我们不断进行反思。如果从中国语言研究的传统与现代研究相结合的角度看，王宁先生于1996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思路——从古代典籍注释出发，研究古代典籍注释的语言传意问题[1]。
二
“中国古代最早的传意工作是注释——一种帮助沟通的语文工作”[1]。注释这种传意工作不仅影响大，持续时间长，而且古代学者还以之为对象形成了语言传意的中国理论。所以，将典籍注释纳入语言传意研究的轨道中，一方面是从中国古代悠长的典籍注释史实出发的，一方面也是从中国目前的研究状况需要拓展的现实出发的。典籍注释对传意研究的拓展作用表现如下：
1.典籍注释是一种复杂的、文字型的传意行为，将之纳入传意研究的轨道中，可突破目前研究主要以共时传意为对象的局面。
(1)从形态上看，典籍注释与目前所研究的语言传意行为，最大的区别在于它的历时性与复杂性。历时性是指注释者与原典作者不在同一历史阶段及历史背景之中，注释文本的读者与注释者不在同一时段传意，所以典籍注释是一种历时性的沟通传意。复杂性体现在传意的几个方面。从传意行为所使用的媒介看，最早的传意行为是人类借助自己的发音器官所进行的有声语言传意，其后是文字出现以后所使用的书面语言传意，再次是借助光电设施如电话、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等媒介所进行的语言传意。古代典籍注释是一种使用文字符号而进行的书面语言传意。
从所传之意与接受者所受之意之间是否存在转换关系，将传意行为可分为直接传意与间接传意两种。间接传意中，又可根据意义转换次数多少，分一次转换传意、二次转换传意、多次转换传意等。典籍注释属于间接语言传意行为，有转换次数多少之别。
从传意者与意义接受者人数多少来看，可以是少数对少数、少数对多数，还可以是多数对少数、多数对多数。典籍注释属于个体注者对多数读者而进行的一种传意。
从传意者与接受者的背景看，可以是相互了解的，也可能是完全陌生的，可能是文化程度接近的，也可能是差异较大的，等等。而这几种情形在典籍注释中都可能存在。
可以说，典籍注释是少数人运用书面语言，把典籍意义进行了一次转换（传、注）或二次转换（疏）以传递给不同时段的多数读者的语言行为。
正是由于注释是一种转换性的复杂的传意活动，王宁先生在分析一般传意构成的五个必然因素之外，认为典籍注释既具有一般传意行为的构成要素，又具有或然性要素。其中必然因素包括：传意者（施意主体）、所传者（受意主体）、所传之意（被传客体）、传意媒介（工具）、环境（时间、场合、涉及的其他人）。或然要素是传意的组织者和两个主体之间的沟通者，组织者是大规模传意不可缺少的要素，沟通者是高难度传意常出现的要素。
(2)从历史看，典籍注释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一种语言传意行为，以之作为传意研究的对象，可抓住语言交际之外这类传意现象的主要特点。注释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实践看，注释文本保留了运用语言来传意的大量语料，是我们从事传意研究的丰富语料库。不仅如此，从中国古代学术及文化负载的形态看，注释也是中国两千多年主流文化传载的一种方式。
典籍注释文本在古代学术研究中具有独特的功能，一方面它是前人研究成果的主要承载方式。“士人读书，当从经学始，经学当从注疏始。”[9](P2)从汉代以来历经唐宋元明清，历朝均将儒家经典及其注释的内容作为学习及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对典籍进行注释还是学者进行学术活动，表达自己成果的主要方式。自西汉以后，人们对经典产生了尊崇心理，形成一种“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的认识[10]（《文心雕龙·宗经》）。加之封建科举制度对经典及注释文本地位的不断巩固，使古代学者既将前代经典注释文本作为学习的主要内容，也把对经典的再注释作为自己从事创造性精神劳动的一种方式。古代不少学者，其主要的创新性思想成果就是通过注解经典来体现与表达的。冯友兰曾说：
在中国哲学史中，自孔子至淮南王为子学时代，自董仲舒至康有为为经学时代。在经学时代中之诸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皆须依傍古代哲学家之名，大部分依傍经学之名，以发布其所见；其所见亦须以古代即子学时代之哲学术语表现之。此时诸哲学家所酿之酒，无论新旧，皆装于古代哲学，大部分为经学之旧瓶内。[11](P195-196)
尽管这是就古代哲学而言的，但却揭示了古代学者之思想常依傍经典注疏来传达的典型特征。不少学者对如何运用典籍注释这一方式表现自我创造，进行了各富特色的实践，在不同注释方法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注释特色与风格，甚至还形成了一定的理论认识。这很值得不断去挖掘，而其结果也必然丰富与发展现有的成果。
2.将典籍注释纳入语言传意研究的范畴，可使历史与现实相沟通，发展现有语言传意的基本理论。
(1)从研究历史看，古人积累了可供今天借鉴的研究成果。如在训诂研究的大量成果中蕴涵着对注释传意一些基本问题的研究，其中涉及到注释传意中的沟通功能、注释传意所运用的主要表达方式、注释传意所出现的结果等诸多问题。具体如下：
第一，古人对注释传意的沟通功能有着清醒的认识。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就曾表示：“注既释经，经由注显，若读注不晓，则经义难明。”[12](P357)清代江藩也说：“经非注不明，故治经必须研求古注。”[13](P20)注释的内容是通经的主要渠道，注释了的文本在经典与读者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其传意的功能是十分显著的。
第二，对注释传意与语境的依赖关系有所论述。语境是传意行为构成的基本要素，古代学者对注释中语境的作用有所认识。如宋代郑樵《〈尔雅〉注郑注序》在比较《尔雅》与儒家经典的注释结果时说：
《尔雅》训释六经极有条理，然只是一家之见，又多循于理而不达乎情状，故其所释六经者，六经本意未必皆然。[14](P239)
显然，《尔雅》是脱离了具体语境的词义汇集，所以“不达乎情状”。而经典的注释则是具体语境下的注释结果，所以用《尔雅》“所释六经者，六经本意未必皆然”。《尔雅》所释与经典本意出现背离，主要在于语境的不同。古人关于语境的这些论述，可使我们清醒地认识不同传意现象与语境之间的关系。
第三，对注释传意的各种表达体式进行了比较分析。古代学者运用注释来传意的历史久长，所运用的表达体式更是多样，对之的研究也在不断进行。如宋代邢昺在《论语注疏解经序解》较为集中地对章句、训解、义说等几种注释的体式进行了论述[15](P2455)，他指出：“篇者，积章而成篇，遍也，言出情铺事明而遍者也。积句以成章，章者，明也。总义包体所以明情者也。句必联字而言，句者，局也，联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15](p2454)“章句者，训解科段之名……训解以出其义理焉。”“然则道其义、释其理谓之训解，以传述言之曰传，以释理言之曰训解，其实一也。”“谓作注而说其义，故云义说。”[15](P2455)这些论述，将传意的方式与各方式传意的特点一一揭示出来，有利于我们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第四，对所传之意与文本之意二者的关系以及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古人认为所传之意与文本之意的基本关系有两类：一是以恢复经典的本真为目的，一是对经典的创造性传意。汉宋学术不同的区分，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两种传意方式的区分。如宋代多数学者，不仅怀疑汉唐古注，而且攻击训诂章句，在注释经典时，往往根据自己的思想观点取舍和解说经书，合于陆九渊“六经皆我注脚”之说。清代汉学家，大多认为注释是以典籍本意的回归为宗旨的，研习经书，就要获得十分之见。如戴震就认为“我辈读书原非与后儒竞立说，宜平心体会经文，有一字非其的解，则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16](P187)戴震不仅反对宋代学者以注释经典为方式，以解释自我为目的的凿空之论，而且从语言的角度分析其中形成的原因。他说：
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是故凿空之弊有二：其一，缘词生训也；其一，守讹传谬也。缘词生训者，所释之义，非其本义。守讹传谬者，所据之经，并非其本经。[17](P192)
戴震对语言传意出现差异原因的探析，反映了清代学者的一种普遍认识。清代其他学者也有过相同观点的论述。王引之《经义述闻·通说》列举多种解释失误之原因，其中有云：“经典之文，自有本训，得其本训，则文义适相符合，不烦言而已解；失其本训，而强为之说，则阢陧不安。乃于文句之间增字以足之，多方迁就，而后得申其说。此强经以就我，而究非经之本义也。”[17](P491)这些论述对今人认识语言传意行为中的意义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第五，对注释者传意与作者传意方式的不同有所认识。清代学者杭世俊在《道古堂文集》卷八《李太白集辑注序》有言：“作者不易，笺疏家尤难。何也？作者以才为主而辅之以学。兴到笔随，第抽其平日之腹笥，而纵横曼衍，以极其所至，不必沾沾獭祭也。为之笺与疏者，必语语核其指归，而意向乃明；必字字还其根据而佐证乃确。才不必言，夫必有十倍于作者之卷轴，而后可以从事焉。”可见创作者可以随兴而作，但注疏者传意时却要受具体文献的制约，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在《李义山诗注序》中，他又历数注释之难的原因，说到：“诠释之学，较古昔作者为尤难。语必溯源，一也；事必数典，二也；学必贯三才而穷七略，三也。”不难看出，古人对注释传意与一般表达之间的差异是有一定认识的，而现今的传意研究未能充分关注此点。古人的研究对今天多有启示。
(2)从趋势看，将典籍注释纳入传意研究的轨道，所获成果将丰富与发展现有的理论。如注、疏这类多环节的传意，环节越多，意味着信息转换次数越多，传意复杂化程度越高，这时原典文本意义与所传之意之间出现差异的可能性就不断增加。如何才能使所传之意与文本之意保持一致，并符合作者之意？如果能找到典籍注释传意过程中所存在的这样一些规律，将大大发展现有的注释理论及传意理论。又如，从语言易读性角度看，如果分析典籍文本的语言与一次转换传意——注文的语言、二次转换传意——疏文的语言在易读度上的变化规律，分析其如何体现传意要尽量保证传通的原则等问题，也会对现有理论进行较深的发展。再如，从所传语义信息量的角度看，如果将典籍文本的信息量与一次转换传意——注的语义信息量、二次转换传意——疏的语义信息量进行比较，分析其所出现的变化，寻找形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及其中蕴涵的基本规律，也将丰富与发展现有的传意理论。
综上所论，中国两千多年的经典注释历史，就是运用语言进行意义再传递的历史。将古代广泛存在并占主流文化地位的经典注释纳入语言传意研究的轨道中，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可极大地拓展与丰富目前语言传意研究的局面，既使中国语言传意研究在国际化的轨道上不断向前发展，又不失其本土化、民族化的基本特色。
［收稿日期］2003-0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