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特点浅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中国论文,政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
政治文化是一种特殊的现象,他是人们围绕当代政治生活所产生的主观意识形态,其核心是政治意识形态。每个国家都有与自己的政治体系和历史的发展阶段相关的政治文化系统。从一般意义上说,政治文化是围绕当代社会政治、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过程的一种主观意识领域与社会心理反映。包括人们对政治的认识、情感、评价和理想。具体讲,政治文化包括了政治意识、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政治观念、政治道德、政治信仰、政治价值观以及国民性、民族气质、民族精神等方面。从政治文化的构成上看,它由两部分构成:即国家政治制度下的政治文化和人民大众的政治文化。它随着社会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带来的变化而变化,也可以说随着国家政治制度下的政治“内容”的变化而变化。那么,当代中国的政治是什么呢?
(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
研究中国的政治文化,首先应该弄清楚当前中国的政治是什么。
邓小平以极其简约的政治观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围绕这一基本的政治观点,邓小平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总结和分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特别是在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框架内,形成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政治、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政治必须以促进和服务经济的发展为目的,要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坚持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治体制等一系列的观点体系。概括地说,邓小平的政治观,就是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政治理论观点的高度概括。
邓小平的政治观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继承和发展。20年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及辉煌成就已经有力证明,邓小平的政治观得到人民群众的最大认同。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以阶级斗争为纲”始终是中国的最大的政治。特别是在“十年文革”,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和物质需求几乎被降至零。这种被扭曲了的政治,形成了被扭曲了的政治文化。奇怪的“忠字舞”,失去人格尊严的“牛鬼蛇神”歌谣,时刻准备保护自己揭发别人用的“小黑本”,极其阴暗的政治心理和“与人斗其乐无穷”成为那个时代的“时尚”。“十年文革”给人们心中留下的创伤和给共和国带来的教训都是深刻和悠长的,以至于时过30年仍有《牛棚杂记》这样极为深刻的“伤痕文学”问世。透过这些文字,我们感受到,人们尚未复原的伤口仍在隐隐作疼。
邓小平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上,提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特别是结合中国的实际,他旗帜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他一再强调说“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上。”“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是最大的政治”。中国的最大政治从而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一“质”的变化就是从“阶级斗争”到“经济建设”。这一变化顺应了民意、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又符合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在“什么是中国的最大政治”的问题上中国的最高层领导和中国最广大的人民达到了空前的统一。这一变化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最大可能地发展生产力和追求物质需求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和发展动力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他使人民群众的奋斗目标和共和国的奋斗目标相一致。同时,简约明了的“政治纲领”距离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很近,再也不是那种“深远”得令人“莫测”、“崇高”得令人“惧怕”的政治口号。“三步走”的战略使人民群众看到了各自的需求已成为可能。“小康”与“万元户”已不再遥远。人们思想、心理、情感深处发生了积极的变化,“需求”的可能实现使人们欢娱、快乐。中国的政治文化正在悄悄地从“与天斗其乐无穷”渐变到追求“物质需求”。这种变化正是由于政治生活的核心发生变化而变化的。这种政治文化方向发生的变迁带来了人们内在的动力。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开始了新的探索。他们自觉投身于改革开放的大潮,自觉地学习、吸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搞市场经济的经验,人们在进行各种社会活动的时候有了更多的主动,干着自己想干的事情,努力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和人生价值,因而焕发出巨大的内在动力,生产力得到了有效地发挥。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变化趋势的主要特征
(一)政治心理、政治目标趋于实际和世俗化
当代中国的最大政治从“阶级斗争”改变为“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之后,“满足需求”、“享受生活”这些基本的生活目标“回归”到人民群众之中。于是在政治文化层面上具有了一种极为实际和世俗化色彩的追求。这里所说的世俗化同一般意义上的“庸俗”、低级等道德的价值评定是不同的。人们在讨论、认识一项制度或规定的时候,从是否有利于自己或本阶层的利益出发,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意志。在思考如何创造生活的时候更着眼于现实,对国家政治制度的建立、各项法规、政策的实施等都从实际出发,而决不好鹜远。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变革表现出一种对于理想精神价值的重塑性。此外,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变革中还表现出物质功利主义倾向。一方面,实质性的变革导致中国社会脱离了“空洞政治”,另一方面,在无数努力者、成功者的表层,向人们释义着“艰苦创业的乐趣置换为物质占有的现实成就感”,并以此来为大众提供了有关“幸福生活”的世俗指南。衡量一个社会成员的价值标准明显地转向物质功利主义上,对物质财富的占有程度决定了对一个社会人是否成功以及社会地位的判断标准。这种极为实际、世俗化的政治文化特征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空洞政治”“远大目标”的拒绝。“办实事”、“解决实际问题”成为时尚。在转轨时期,这一变化的积极意义在于为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营造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二)政治情感上仍不能摆脱对“极左政治”的愤懑与担忧
在新的世纪到来之即,“世纪末反思”已经开始。中国人又迎来了新中国走过50周年这一重要的时刻。在这50年中,人们政治情感付出最多的便是“十年文革”。可以肯定地说,那场灾难使中国的极左政治达到最疯狂的程度。使绝大多数人都不同程度地在思想上、肉体上、人格尊严上受到伤害。那个时期的“极左政治”给人们心灵深处留下的创伤至今不能痊愈,一直潜伏、持续、积淀在他们的思想情感深处,特别是留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情感深处。
来自知识分子阶层的牢记“文革”历史的潜在呼声,一方面是因为这场灾难之深重,要让人说话。另一方面期望对中国“极左政治”的追根究底,能够真正成为中国政治历史的教训。
对中国“极左政治”的追根究底,实际上应当追溯到1957年“反右”斗争。“文革”是中国“极左政治”的高峰。中国知识分子相当一部分在这两场运动中都饱受迫害,他们深感“极左政治”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危害之深重,希望“文革”能够真正成为历史的一面镜子。季羡林老先生的《牛棚杂记》洋洋洒洒19万字,中央党校出版社一次印刷8 万册还一度脱销,它反映了民意和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心态。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十六七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有关这一次所谓的革命的一些问题。首先是吸取了教训没有?在这一场空前绝后(但愿如此)的浩劫中,我们人民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所受的损失可谓大矣。这笔帐实在没有法子算了。我个人一向认为‘十年浩劫’是总结教训的千载一时的好机会,是亿金难买的‘反面教员’。我们能够获得非常多非常多的反面教训。把教训一转化,就能成为正面的经验。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干,空空错过了这一恐怕难以再来的绝好机会。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如果真想实事求是的话,那就必须承认,文化大革命似乎还没有完全过去。”季羡林老先生的反思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文革”的反思,这种反思经历了20年的思考、沉淀之后,进入一种非常冷静、非常客观的思考状态。这种思考是建立在邓小平实事求是理论的基础上、是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是从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对人民的历史责任出发而进行的思考。“文革”虽然已经时过30年,但“文革遗风”“极左”的东西是否还存在一定的势力影响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否与我们国家今天在政治上、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上、廉政和腐败方面存在的问题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这是我们需要重视的问题。
(三)在“经济建设是最大的政治”的大众政治观的前提下,政治心理、精神追求趋于多样化
比较普遍的是人的思想、精神、得到了极大的释放。追求“个性自由、个性解放”的思潮涌现。人们的精神世界显得更加舒展、更加松弛。人们在做自己想做的事追求自身的快乐与幸福并不在乎别人说什么。
首先,表现出对空洞说教的极大冷漠。人们出于对“极左政治”的厌恶,拒绝接受空洞的说教。政府机关里空洞的报告在减少、“文山会海”被压缩;在教育手段上开始多样化,更多地表现出“寓教于乐”。从文艺欣赏的角度看,人们从一度厌恶政治题材的作品到政治题材热,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力求用全新的角度去塑造、释义领袖人物。
其次,开始重视人自身的精神需求。人们从注重提高自身的生活质量出发,不再超负荷地承诺精神上的某些责任和义务,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传统观念的叛逆。由富裕生活带来的娱乐享受使人们身体中洋溢着一丝丝美妙的情绪。人们在精神需求上表现出旺盛的精力。还记得一、两年前流行于大街小巷的“电子宠物”,人们为它发出的“BB”的声音而急切地为之“喂食”、“洗澡”。这些行为表现了人对爱的追求和精神松弛、精力旺盛的一面。
再次,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比较盛行的政治调侃现象。社会政治的进步带来了民主的进步。在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还不够完善的时候,政治调侃无疑是人民群众自发的一个“管道”。这是社会变革时期的政治文化的鲜明特征。老百姓将各式各样的政治现象“侃”成各种顺口溜,这些顺口溜既切中时弊,又很有“文化”,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政治生活现象,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大众的政治心态。值得重视的是,在这背后潜在的几分隐隐的无奈。
除了政治心理、精神追求上具有普遍意义或是说具有主导意义的现象以外,我们还必须看到由于各种政治、历史、传统观念上等方面的因素,社会各层面对政治的认识、对政治的心理反映也还存在差异的一面。如受旧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不支持新生事物,对改革中的问题指责多、批评多;又比如受极左思想的影响,认为中国搞市场经济就是在搞资本主义、是违背中国共产党的初衷;再比如受西方资产阶级的影响,认为中国现在的路是走不通的,必须“全盘西化”。当然还有人完全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上,“以我为中心”来衡量社会政治。这些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上的表现虽不具有普遍意义,但它代表了一定的阶层,又由于它的顽固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阻碍了改革的进程。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功能
(一)政治文化可以指导人们的政治行为
政治文化同其他文化一样可以影响指导人们的政治行为。积极的政治文化可以促进社会政治变革,健康的政治文化可以维护社会稳定。
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和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出现在人类历史舞台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文化不仅与以前的政治文化不同,而且大大超越了以前的政治文化。这一政治文化导致了人类历史上两场伟大的革命,使世界上两个大国改变了传统的政治体系和政治活动。社会政治的发展有赖于文化心理与经济关系的平衡,超越一定经济关系的先进的文化心理反过来会成为改变社会的强大力量。由于政治文化是相当长一时期社会的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在意识形态的反映,因此,可以从根本上说,政治文化总是先起作用,然后才有可能发生社会变革。从另一个角度讲,一个国家的领导者应该善于通过政治文化来检验本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决策,更好地把握政治变革。
政治文化是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沉淀的。在沉淀过程中形成的成熟健康的政治文化。这种成熟健康的政治文化将反作用于政治。从一定意义上讲,政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有一种“约定俗成”的特性。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对一个社会成员来讲,又有着强大的制约力量。有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文化强制的力量,这是因为我们通常总是与这种文化所要求的行为和思想相一致,而一旦有人试图反抗文化强制时,它的力量就会显现。这种“约定俗成”和“强制”的存在表明,政治体系能够引导、促进一定的政治文化模式的形成,并使社会成员自觉接受和遵循一定的政治规范。
政治文化的这一功能是通过领导核心内部传播政治文化的过程来实现的。这个过程也可称做政治社会化。政治文化的作用是以政治社会化为前提的。政治社会化使政治文化代代相传,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相继去世,但他们的政治信仰、政治追求却通过政治文化代代相传。健康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社会化是对政治体系和政治权力的一种无形的支撑力量。
围绕中国当前的最大政治所表现出的政治文化的特征分析,使我们感到有这样三个问题值得重视:
第一、中国人民在什么是最大的政治的问题上达到了空前的统一,这个统一极大调动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内在动力,通过政治文化反映在思想、智能方面的极大开发都折射出人们对追求“物质极大丰富”的渴望。这是意识形态的主流。而在意识形态方面所反映出的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甚至腐败问题更应当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寻找答案,否则,弯子会绕大。某市的反贪局长经过层层审批被评为全国反贪标兵,然而却是个贪污犯。1998年8月他被捕前刚刚在从某地“讲用”回来, 逮捕当天从他办公室就搜出现金10几万元,经过初查,贪污、受贿几百万。而且他还是一个身患绝症的人,公家拿出几万元给他看病,在“讲用”时,他边哭边说,是党延续了他的生命。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在一个人(特别是身居要职的领导干部)身上表现出的反差、不和谐,这反映了我们意识形态的某些苍白甚至某些虚伪。在意识形态上也有一个反腐败的问题。
第二、对来自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中的“文革”反思现象要给与重视。这里是两个问题。一是“他们一肚子气还没有发泻出来”(季先生话)。政治文化的“遗传性”、“潜移默化性”都决定在“文革”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回避。二是“文革”的历史借鉴价值。“文革”使中国的极左政治达到极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必须警惕极左政治的反弹,要牢记小平同志提出的“特别要防止左”。要使“文革”真正成为历史的一面镜子。
第三、要重视大众生活方式中的世俗现象。要警惕“大众生活的趋于实际和世俗化”走入误区。在当前,值得重视的是“金钱至上”“权钱交易”的现象。大众生活“趋于实际和世俗化”的积极进步意义我们已对此作了分析,但在这个问题上,要特别警惕另一种倾向,即“物欲横流”的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的文化杂烩、信仰危机。
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社会分配不公、贪污腐败引起人们的不满、一定的“文革遗风”尚存,人们从空洞的教条主义政治到厌恶政治,加之西方政治观念的传播,暴露了中国在当前从某种程度上讲,缺少有力的政治哲学。当前正在进行的坚持科学、反对法轮功的斗争,值得汲取的教训是多方面的,其中,对李洪志政治图谋最先表现出的“文化杂烩”警觉不够,或是说没有注意从政治文化来看政治,这是我们应当重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