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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各种社会力量参助图书馆活动异常活跃。星星点点的社会个体自办的乡村图书馆（室）不断破土生长，并有蔓延之势；一批批由非政府组织（NGO）或民间草根组织捐资兴办的中小学图书馆（室）、农民工子弟小学图书馆（室）像新春的种子一样，快速散落在各地；一些大型企业捐出数千万资金在基层创办了成百上千的图书馆（室）；还有大量来自海内外的青年学子组成的志愿者自发组织起来到贫困乡村办图书馆，帮助那里的孩子和村民阅读、学外语和使用电脑。各种社会力量为什么纷纷热衷办起了图书馆？他们的办馆助馆能起到怎样的社会作用？他们的行为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将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些问题非常值得关注、探讨与思考。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与解读。
1 早期传统：社会力量是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动机①
图书馆从古代藏书楼发展为近现代图书馆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各国图书馆事业有了完备的公益性图书馆体系，即国家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专业图书馆、私人开放图书馆等类型已经初步形成，并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从发展过程来看，无论哪种类型的图书馆，社会力量都是它们产生与发展的原动力或发动机。
西方大学图书馆要早于公共图书馆出现，其中许多著名大学图书馆都是社会知识精英捐建的。如欧洲最早的大学巴黎大学的图书馆，就是1250年由教父索邦（Robert de Sorbonne）捐建的；牛津大学著名的博德利图书馆的成立，来源于1439年公爵汉弗莱（Humphrey）与1598年外交家托马斯·博德利（Thomas Bodley）的捐助；美国哈佛大学的捐建者是剑桥大学文学硕士约翰·哈佛（John Harvad,1607—1638），学校图书馆就是在他1638年病逝后，利用其捐出的一半遗产约780英镑中的资金和320卷藏书建设起来的[1]。世界上著名的国家图书馆同样离不开社会贤达的捐赠，如法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社会贤达的捐赠是其能迅速发展壮大的重要力量之一。社会贤达捐赠的书籍中多有珍善本，补足了人类文化史上的缺失遗漏，使得人类记忆更为完整，人类文化得以传承。还有许多慈善家，他们为公共图书馆形成一种积极的社会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世纪末，美国著名的钢铁大王卡内基在英语世界捐建了多达2519座公共图书馆[2]，他成为美国现代公共图书馆事业的重要推动者。晚清末年，中国面向公众开放的安徽安庆藏书楼（1901）、浙江绍兴古越藏书楼（1903）、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1904）等，也都是有公益心的有识之士倡导兴办的。
可以说，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非政府、非市场的社会力量都是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启动者。那些知识精英、社会贤达、公益慈善家们，在做出捐助图书馆的行为之前，较之当时的行政管理者更早、更敏锐地意识到了图书馆的社会价值。如英国的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曾因不满大英图书馆苛刻借阅条件而于1841年组织同好创办了私立的会员图书馆——伦敦图书馆，他曾说过：“一本好书是人类灵魂的最纯洁的基础。……创设图书馆是我们可以预见成功而做的一件最伟大的事，这是一件最与人无争的事，但我知道没有什么事从根本上说能比它更重要。任何人都可以读一本好书而变得更聪明。他同样成为光明和秩序的核心，洞察周围的事务。”[3]以卡莱尔为代表的那些参助图书馆事业的人们，他们的善举推动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他们的公益意识也成为珍贵的思想资源而被后人永远珍视。
2 历史经验：中外社会力量办馆助馆的不同特点
中外社会力量办馆助馆都有悠久的历史，然而对比国内外社会力量办馆助馆的历史经验，我们发现中外社会力量办馆助馆的活动存在显著的差别：
（1）国外发达国家社会力量办馆有很强的连续性，甚至形成了一种文化传统，有的私人图书馆能生存近百年而至今仍享誉世界。如美国金融家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1837—1913）1890年创建的皮尔庞特·摩根图书馆已有120年的历史；1928年铁路经营家亨利·爱德华·亨廷顿（Henry Edwards Huntington,1850—1927）自建的亨廷顿图书馆至今也有80年。而我国因新中国成立后私有化的取缔、乡绅与富商阶层消失等原因，私人图书馆的历史被迫中断而无法形成连续性。许多民国期间建立起的著名私人图书馆，如浙江南浔镇刘承干的嘉业藏书楼（1924），叶景葵、张元济、陈叔通等成立的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1939）等，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皆夭折殆尽。
（2）国外社会力量参助图书馆的形式非常多样化，或独立创办开放的私人图书馆，或捐资给地方建图书馆，或与图书馆合作办馆，或向图书馆捐资赠书，或积极到图书馆做义工等。相比之下，我国民间参助图书馆的形式远不如欧美国家丰富，捐资捐书助馆的多，独立办馆、合作办馆、志愿者义工服务等都较少。即便是在改革开放后二十年的社会力量办馆助馆的升温期里，各种基金会与民间社会个体对图书馆的捐助最主要的形式仍是赠书。出资兴建图书馆，捐资给图书馆，与图书馆合作办馆，志愿者为图书馆提供服务等，这些形式都还处于很低的水平或者是萌芽状态。
（3）国外参助图书馆的社会力量的主体呈现多元化，既有私人，也有大量社会团体、机构、企业等，主体层次丰富、类型多样。如在私人办馆中，美国甚至还有面向公众开放的12个总统图书馆。美国的基金会在支持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上也不遗余力，经常投以巨额资金，如2000年起，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在五年内投入2亿美元现金和价值2亿美元的设备，为1万多个美国图书馆和3千多个加拿大图书馆提供资助[4]。而国内社会力量办馆助馆的主体相对单一，主要以基金会及港澳同胞、华侨等私人为主，投入的财力物力也相对有限。农村农民个人办馆、企业无偿捐助图书馆是近几年才有的现象。
（4）国外发达国家为民间慈善、公益行为提供了良好的法律与政策支持环境。慈善公益组织以及私人向图书馆提供资金捐助时，政府会在税收政策上给予不同程度的优惠待遇；遗产税的征收也避免了食利阶层的出现，有助于富人生前将财富回馈社会。而我国的法律政策相对来说还很不完善，支持环境还不宽松。另外，西方发达国家由于有宗教慈善意识、人道主义精神、社会改良思想、公民责任与民主参与观念、回报社会的感恩情怀等等的相互作用，社会个体的慈善意识与公益精神已经普及，而我国内地公民的慈善意识、公益精神还很淡薄。这些导致了我国社会力量办馆助馆水平低于西方发达国家。
当然，探究上述差别背后存在的原因，我们会发现这主要是社会制度的差异造成的。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民主法治政体，公民社会发育相对比较完善。而在一个民主法治尚不健全的国家里，社会主要由政府与企业市场两极构成，以控制为最高秩序原则的政府和以逐利为最高追求原则的市场填满了社会空间，而以权利为最高价值原则的公民社会几乎没有立锥之地，社会力量参助图书馆事业的可能性、可行性也就降到了零点甚至滑向了负数。
3 现实机缘：弱势群体的激增与知识资源的供给不足
进入21世纪，各种社会力量纷纷办馆助馆，这与当时国内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弱势群体庞大，以及公共文化、教育等知识资源严重供给不足与分配不公有着直接的关系。
3.1 排斥性弱势群体的扩大与社会不公的凸显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发展导向的偏差，国内产生了大量的社会排斥性弱势群体。截至2007年，城市低保人口超过0.2亿，农村贫困人口为0.15亿人（按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收入标准低于785元测算）[5]，外出农民工约2.1亿[6]。全世界有10亿多人仅靠每天不到一美元的收入维持生活，而我国就约占2亿人。由于弱势群体数量庞大，又缺乏最低社会保障，他们与富人群体的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分配不公引发的矛盾日益突出。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对此忧心忡忡，国内外非政府组织、非营利机构以及社会个体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对弱势群体施以援助。他们在扶贫、帮贫的过程中意识到知识贫困与物质贫困相比是更深层的一种贫困，也是导致物质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它还能进行代际传播。因此，许多组织与个人开始到贫困地区建图书馆或捐赠书刊电脑给当地中小学图书馆，试图达到“授人以渔”的扶贫效果。
3.2 公共文化、教育等知识资源供给不足与分配不公
在教育上，中国公共教育的财政投入占GDP的比重一直平均不足3％，低于20世纪世界各国5.1％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4.1％的平均水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指出，中国是用占世界1.18％的教育经费培养占世界18.45％的学生[7]。在公共图书馆的普及上，国际平均水平为每2万人拥有一所公共图书馆（芬兰、英国等发达国家已经达到5千人就拥有一所图书馆），而我国47万人才拥有1所公共图书馆。2006年全国有733个县级图书馆甚至无购书经费，占县级公共图书馆总数的30.65％，还有84.1％的行政村甚至没有文化室[8]。此外，国家不仅在教育与文化的投入上很低，而且长期重城市、轻农村，分配不公问题也很突出。弱势群体的知识贫困不但没有改善反倒持续的事实，为社会力量办馆助馆提供了重要的现实依据。
3.3 慈善公益意识的苏醒与公民社会的逐步出现
改革开放以来，民众慈善公益意识的渐渐苏醒，民间慈善公益事业的逐步兴起，以及政府控制力的放松，促进了公民社会的慢慢发育。公民社会是介于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享有自治权利的一种公共空间[9]，它能够催生出公民的社会责任、新的社会资本、人与人的信任、共同利益与价值观，并促使那些自愿的组织与个人相互合作，进行积极的集体行动。所以，当公民社会的主体力量意识到图书馆关联着公民平等、自由获取知识权利时，就会不遗余力地助其发展。当然，促成社会力量办馆助馆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整个社会在提供公共物品及公共事务上存在市场与政府的双失灵。如果不能有效弥补这种双失灵，那么类似图书馆这样的公共物品与公共事务的有效供给就会受到抑制。而公民社会不仅能弥补由于市场、政府双失灵带来的社会不公问题，提高公共物品与公共事务的有效供给，而且还可以传达甚至放大弱势群体的声音，给弱势群体以有效的权利支持[9]。
4 目前状态：社会力量办馆助馆的主要模式
社会力量参助图书馆事业的模式远比政府出资办馆的模式丰富多样，依照办馆助馆的运行方式，可大致将目前社会力量参助图书馆的模式划分为以下四种基本形式：
4.1 社会力量独立建馆办馆的模式
这种模式下的创办主体有个人、企业、非营利组织等。由个人自办自管的图书馆主要分布在基层，多为街道图书馆（室）、农民图书室，创办者一般来自于退休教师、乡村知识精英等。如贵州清镇市坪寨村周光俊的“耕读书屋”，山西永济市张坊村杜德建的“家庭图书室”，藏书皆万册以上，办馆时间都超过了20年。有的乡村图书馆甚至是弱势群体创办，如江西南昌市扬子洲庙后村86岁的耄耋老人陈人愿创办的“乡村图书馆”，湖北省汉川市陈台村身患遗传性白血病且双腿残疾的陈正华创办的“爱心桥图书馆”等。目前国内经媒体报道出来的此类图书馆（室）有200多个[10]，保守估计，目前国内社会个体兴办的图书馆总数已经超过了600个。相对于个人建馆办馆来说，企业、非营利组织独立建馆办馆的还较少，如爱心传递慈善基金会（Pass Love Charity Foundation）在贵州、安徽、广西等地8所小学或乡村建立的“蒲公英乡村图书馆”[11]；北京学者李英强等在湖北、河南、四川等地乡村中学建立的4所“立人图书馆”。
社会力量创办并自主管理的公益性图书馆，其最大的优点是贴近基层、因地制宜、形式多样，但是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后续经费来源不足，维持与发展困难较大。但这种类型的图书馆，其动力一般都来源于创办者自愿、自发的内在意志，因此它属于内生的、自下而上的力量，是推动基层图书馆建设的一种原动力，最能体现创新精神。
4.2 社会力量捐资建馆、捐书助馆的模式
改革开放初期，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参助图书馆事业的方式主要是捐资捐书建馆助馆，地域集中在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如新会的“景堂图书馆”、“开平市伟伦图书馆”、潮州市的“谢慧如图书馆”等，据不完全统计，到1994年为止，港澳同胞与海外华侨帮助广东省兴建各类型图书馆已有66所[12]。捐书赠书者人数则更多，如爱国人士石景宜自1978年以来向全国700多个城市、近2000个地区的图书馆等单位无偿捐赠港台版图书，至今已达650余万册[13]。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除了华侨捐建捐助图书馆外，海内外基金会等各种NGO也开始在中国内地捐建捐助图书馆，而且主要分布在广大的中西部贫困地区。如海外的香港杏范教育基金会、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美国加州圣峪中华文化协会健华社、美国“梦想行动国际”等，他们在内地贫困地区捐建捐助的图书馆多达近千所。国内的草根组织如天下溪乡村社区图书馆援助计划（2003）、微笑图书室（2003）、百草园公益图书馆项目（2005）、上海的启明书社（2005）等捐建捐助的图书馆也达数百所。基金会等各种NGO的加盟不仅使社会力量办馆事业上了一个新台阶，而且因其捐建图书馆的广泛性、对弱势群体倾斜性，也引起了媒体对社会力量办馆事业的关注。近几年，企业捐建图书馆也开始增多。如中国移动已在中西部23个省区贫困地区农村中小学建设了1000个“中国移动爱心图书馆（室）”（累计招标采购捐赠图书231.7万册）[14]，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也为15所城市里的打工子弟学校捐建了“阳光图书馆”[15]。
从港澳同胞、海外华侨为家乡捐资捐书助馆，到海内外NGO援建贫困乡村图书馆，再到大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而捐资兴办贫困乡村中小学图书馆，由于操作程序简单、成效周期短、反馈信息确定等原因，此种方式已成为近年兴起的社会力量参助图书馆的主要模式。
4.3 社会力量与公共图书馆合作模式
各地残疾人联合会与当地公共图书馆合作创办盲人阅览室的活动就属于此种模式。1990年，南京市残联与南京图书馆联合创办了江苏第一家盲人有声读物图书馆[16]，其后，地方残联与公共图书馆合作创办的盲人图书馆、阅览室不断出现。辽宁省图书馆的“辽宁省盲人读物服务中心”（1995）、上海徐汇区图书馆的盲人阅览室（1999）、唐山市图书馆的盲人阅览室（2004）、烟台图书馆的盲文及盲人有声读物室（2004）、乐山市图书馆的盲人有声读物室（2004）、丹东市图书馆的有声读物阅览室（2007）等，都是当地残联与图书馆共建的。这种合作方式多是残联提供资金、图书馆提供场地与服务，属于一种符合国情的、集约的、双赢的办馆方式。另一种方式是社会力量捐赠文献设备，图书馆出场地与服务，如美国明德图书馆基金会在我国厦门、桂林、大连、咸阳等地捐赠英文原版书建立的13所英文少儿图书馆就是用的此种方式。此外，还有一种方式，即社会力量出场地设备人员、图书馆提供文献资源与管理指导的合作方式，目前正被各地图书馆越来越多地应用在总分馆建设过程中，如扬州市图书馆社区分馆、鞍山市图书馆的图书流动站就是这样办起来的。这种合作方式有的很成功，但也容易出现“高调办馆，无声散摊”的形式主义流弊，天津阳光100国际新城社区图书馆的失败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17]。
公共图书馆服务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一部分，要在短期内实现“普遍均等，惠及全民”这一目标，与社会力量合作办馆则不失为一个有效的途径。其意义不仅仅是在短时间内就能获得外部财力物力支持，加快图书馆网群的建设，更重要的是图书馆在与社会力量合作时，能够各取所需、双赢互利，同时让自身融入社区、在延伸服务中获得创新能力。
4.4 社会力量参助图书馆的志愿者模式
这种模式是近20年兴起的社会力量参助图书馆事业的新模式。其中图书馆募集志愿者参助图书馆自身发展的方式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有许多公共图书馆试行。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自1995年开馆就开始引进志愿者活动，十余年来，到广州少儿馆服务的中小学生、大学生志愿者超过4万人次[18]。志愿者到图书馆从事的志愿工作，通常是书刊借阅、整理上架、图书修补、卫生清洁、秩序维持等。近几年，以弥补馆员不足、以馆内常规工作为重心的图书馆募集志愿者活动，正逐步向开发延伸服务或拓展新项目方面发展。如2002年4月，辽宁省图书馆专门成立了志愿者协会，开展了“爱心援助”（向残疾学生赠送书刊文具）、“义务讲解员”（图书馆纪念“九·一八”等专题展览讲解）等活动；广西桂林图书馆盲人阅览室为解决文献借阅率低的问题，还专门发展志愿者开展送书上门、教盲人上网、管理盲人阅览室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兴起的志愿者主动、自发参助图书馆的方式正在民间广泛传播。如“梦想行动国际”于2004年以来每逢暑期就在北美与国内招募青年志愿者，以小组的形式到中国乡级以下的中小学进行图书馆援建、英语支教、贫困学生救助、社会调研、信息技术培训等，目前他们已在内地建有7个乡村或社区图书馆[19]。国内的草根组织，如立人乡村图书馆、天下溪乡村图书馆、微笑图书室、多背一公斤、小橘灯乡村小学图书馆、西安的烛光图书馆、纯山乡村图书馆、心平基金会、守望春天图书室等，也都是通过招募来的志愿者，到乡村援建图书馆（室），开展扶贫支教等活动。
图书馆招募志愿者的形式带有官方色彩（如有图书馆当局的招聘、学校团委的组织配合等），有一定的行政依附性；而社会志愿者自发参与乡村图书馆援建的形式才真正属于完全的民间行为，更突显自主、自由、自愿，它讲求实效性并能凸显想象力，有望与社会力量的其他办馆助馆模式形成合力而引导出一场新的公共图书馆运动。
5 社会效用：社会力量办馆助馆的内、外效用
社会力量办馆助馆对图书馆行业自身产生的效用属于“内向效用”，对广大社会产生的效用属于一种“外向效用”。
5.1 内向效用
从内向效用的角度来看，社会力量办馆助馆所起的效用主要有以下两个：
（1）对公共图书馆事业的“补缺”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在宏观上呈现三个突出问题：①事业建设重“高端”（省市级以上的图书馆）轻“低端”（区县、乡镇级图书馆）；②整体结构呈“东高、中低、西差”，即东南沿海地区图书馆接近或达到了国际水平，中部欠发达地区图书馆质量和效益还较低，西部贫困地区图书馆很落后，三级落差太大；③整体发展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也有很大的差距。目前政府还没有在资金投入上根据公平应得原则、补差正义原则与社会权利的平等原则，对西部地区的乡村图书馆（室）加大投入力度，以及针对沿海、中西部地区实际状况设定出三个地区序位补差的合理比例。因此，对于中国图书馆的整体事业来说，社会力量办馆助馆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补充。社会力量参助图书馆建设的“补缺”作用主要体现在：为普及基层乡村图书馆、为提高公共图书馆服务能力与水平、为缩小国内地区之间的知识鸿沟作贡献。
（2）丰富图书馆事业发展内涵的作用。这一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创造基层图书馆“自下而上”的内生方式。近几年国家为解决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足与分配不公，搞了很多大的文化工程项目，如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送书下乡工程、农家书屋工程等。虽然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基层图书馆的面貌，但却没有显示出应有的效果，也没有给基层农民带来真正的实惠。究其原因，就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属于外生的，不能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极易导致形象工程、架子工程。而民间社会个体自创的乡村图书馆，则有效地规避了这些问题。它们的生存体现出来的坚韧性、灵活性、实效性，都不是“自上而下”外生方式所具备的。二者的区别在于：一是“送文化”，一是“种文化”。
②开发与利用丰富的社会资本。如2007年开始的“立人图书馆”项目，它在乡村学校创办图书馆，不仅仅是提供图书阅览和借阅的场所，而是要构建一个知识传播的中转站，创造乡村社会内部文化聚合、涵养的场所和公共事务交流的公共设施。“立人图书馆”借助社会资源开发的服务项目如征文比赛、电影放映、开发乡土教材、教师培训、设奖助学金、就业培训、小额贷款、养老金试点、国际交流、志愿者基地、学者流动站等[20]，提供了一个开发并综合利用社会资本的图书馆发展新模式。该模式可以通过朋友之间弱联系的“滚雪球效应”以及借助公共媒介来获得某种资源途径、额外信息和部分特权。
③提供管理与服务的多样化模式。无论是农民自办的家庭图书馆，还是NGO创建的乡村图书馆，有定时开放的，也有不定时开放的（随来随开放）；有面对学生读者群体的（如中小学学校图书馆），也有面向各种社会群体的（包括某些学校图书馆）；有完全免费借阅的，也有收费借阅的；有专门提供文献信息服务的，也有除文献服务以外还提供棋牌、球类等娱乐健身综合服务的；有的图书馆只是图书馆，有的图书馆还代卖书刊甚至还是小卖部、计生室；甚至有的图书馆实际上没有馆舍，而只是一种服务方式，如2009年2月广告策划人徐大伟成立的“民间流动图书馆”，只是其博客上开辟的一个网上项目，即想读书的人可以在其博客上留言，写下自己想要的书的名称、通信地址及邮编、姓名，“流动图书馆”就会在收到申请信后的一个星期内将书寄出[21]。
5.2 外向效用
从外向效用的角度来看，社会力量办馆助馆所起的效用也主要有两个：①对公益事业“低端”发展的助推作用。城镇群众自发创办各类读书社，农民自办农村家庭图书馆，各种基金会创办基层图书馆等，填补了农村基层的公益文化事业的空白，打破了由政府作为图书馆唯一设置主体的旧格局，推动了我国公益事业、公共服务在低端的发展，也丰富了其发展内涵。②对公民文化权利的保障作用。社会力量积极捐建图书馆，保障了公民两方面的人权：一是公民的知识获取保障权，一是公民对公共事务的自主参与权。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可以形成有价值的社会资本，如慈善公益精神、自救自助能力、人力支持网、社会互信、政府与企业的外部力量等，而这些都是公民社会所必要的元素。
6 发展方向：发展图书馆事业的“第三条路”
历史经验表明，图书馆事业只由政府办而没有民间力量支持是发展不好的，民间图书馆没有来自政府的支持也是很难壮大的。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既不能走完全依靠政府办馆的路，也不能走完全依赖民间办馆的路，而应该走“官办民助”与“民办官助”相结合的“第三条道路”，并建立起一个良性运行机制。根据现有国情，该机制的基本策略应该是：城市里的公共图书馆应该侧重走“官办民助”的道路，而广大农村以及乡镇街道、社区应该侧重走“民办官助”的道路。
近几年我国城市化进程正在逐步加快，2006年中国城市化率虽然只有43.9％，但到2014年就会突破50％[22]。由于中国图书馆事业的重心在城市，图书馆发展的基础相对较好，加之未来城市图书馆网群在政府积极财政支持下发展速度加快，所以城市的公共图书馆要侧重走“官办民助”的道路。而伴随着城市化进程提速，农村人口将逐步缩小，再加上我国农村地区幅员辽阔，人口密度、社会发展差异大，很难按照统一的标准在全国推行整齐划一的农村图书馆，所以乡村图书馆现阶段应该侧重走“民办官助”的路子。国家应对农民自办图书馆给予补贴，或通过“政府买单，民间组织提供服务”的方式，加大对农村民办图书馆的支持力度。农民自己或民间组织提供公共文化物品有因地制宜的灵活优势，还能贴近基层、降低成本、满足多元需求等。他们自动地“种文化”，必善自为谋；而政府施行“送文化”，包揽农村图书馆（室）的建设，一来建设成本、运营成本太高，二来容易流于形式主义。
不能否认，发展中国的图书馆事业，政府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因为，尽管近现代公益型图书馆是社会力量最早推动出来的，但世界各国的通例是，当全体纳税人委托政府来办图书馆时，才使得图书馆逐步形成了一个显著的文化事业。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1949年以来的中国，由于国家意志旨在将具有西式特征的公共图书馆改造成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阶级斗争的阵地，公共图书馆原有的保障公民平等、自由获取知识权利的功能遭到阉割，加之国家全面封杀教会势力、清除私有化，那些质量上乘的教会图书馆、私人图书馆从此绝迹，中国的图书馆事业终因失血过多而变得羸弱不堪。改革开放以来最初的二十年里，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中长期缺位，又使得图书馆事业雪上加霜。揆诸几十年历史，我以为，鉴于具体的国情，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目前还不能走完全依靠政府的道路。
尽管社会力量参助图书馆事业有资金薄弱以及分散性、偶发性、不稳定性等因素，但各种社会力量积极办馆助馆的活动，已为新世纪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画卷增添了斑斓的色彩。当你深入社会底层细细观察，就会发现其鲜活动人之处，丝毫不亚于19世纪末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在英语世界捐建2519座公共图书馆的壮举。甚至我敢预言，未来中国的新图书馆运动将由此而引发，这将是一场有中国特色的新公共图书馆运动。因为，民众参与图书馆建设达到一定的规模、形成对社会有力的影响之时，它就有可能转化为一场新图书馆运动。社会运动兴起的逻辑就是如此：无论哪种社会运动，它都有一个希望实现的目标，都有能够唤起人们认同的理念以及可以调动力量的群众基础。
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在170年前就说过，“当民众不是奴性的百姓而是理性的公民的时候，我确信公民的集体力量永远会比政府的权力创造出更大的社会福利。”[23]现在，民间办馆助馆活动正在汇成一种伟大力量，这种力量充满了创造力与想象力。那么，这一伟大的力量来自于哪里呢？此时问题的答案已变得很简单了：来自公民社会。
（收稿日期：2010-01-14）
注释：
① 该节内容的原文有一万多字，发表于《图书馆论坛》2009年第6期，为了对本课题进行完整介绍，作者又提炼出大意作为一节载于本文之中，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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