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万英尺高空的相对主义者——相对主义与科学的有效性可以共存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相对主义论文,高空论文,主义者论文,有效性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062(2010)05-0050-05
引言：道金斯的挑战：相对主义者都是伪君子
“请给我找一个三万英尺高空的相对主义者，我将向您戳穿他只是一个伪君子。按照科学原理建造起来的飞机能够飞行。它们在高处翱翔，并能将您输送到预定的目的地。可按照部族传说或者神话建造起来的飞机……却不能升空。如果您要乘飞机去参加一个人类学或者文学批评方面的国际研讨会，通常情况下您都会到达目的地，原因是——您不会从天上掉到农田里的原因是——大量按照西方科学训练出来的工程师正确地组装了飞机。”[1]
——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
这是牛津大学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向相对主义者们提出的一个严峻挑战。按照道金斯的分析，相对主义者主张科学是被社会建构起来的，但是，当他们坐在三万英尺高空的飞机上时，却并没有担心飞机会坠落到农田里。因此，相对主义者要么是个满口谎言的伪君子，要么就不能乘坐飞机。道金斯认为，这是相对主义者的一个难题：相对主义如何与科学的有效性共存。
道金斯的这一挑战，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即“相对主义和科学的有效性”之争。这场核心在于，相对主义与有效性如何相容，争论双方主要是作为科学家的道金斯和作为社会建构主义者的布鲁尔。这场争论首先由道金斯在其著作《伊甸园之河》中挑起，布鲁尔接着著文（《社会建构拒斥科学吗？——三万英尺上空的相对主义》）进行了反驳。但是，布鲁尔的反驳并无力度。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将相对主义从认识论扩展到本体论、从社会建构主义扩展到实践建构主义。
一 社会建构式的认识论相对主义无法保证科学的有效性
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表示社会建构主义者所持的相对主义观点，即社会建构了科学，这种观点是一种很强的认识论的相对主义。布鲁尔立足于SSK的强纲领立场，分别从两个方面对道金斯进行了反驳，并在此基础上，将科学的有效性界定为社会磋商。①
（一）区分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
布鲁尔首先进一步明确了相对主义的内涵。他认为，相对主义的基本含义在于，不管是对于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信念而言，“它们可信性的原因都同样存在问题”。[4]16对于科学，布鲁尔坚持一种意义有限论的观点（他自认为这种观点来自于维特根斯坦）：科学的意义并不是先定的，它只能来自于使用过程之后，即意义由使用过程所塑造；科学的使用从来也不是由外在的实在所决定，符合关系的出现仅仅是科学理论与自身之间的符合，而不是与外在实在之间的符合。这样，意义的确定和符合关系的实现，就只能通过在其使用过程之中的社会磋商来达成。即便是在逻辑或者数学中，社会磋商仍然具有决定性作用。例如，对于三段论或者演绎推理而言，人们实际上并不是从一个普遍性的全称命题推出特称命题，而仅仅是从特称命题到特称命题，实际上仍然是一种归纳，这种归纳的基础依然是社会磋商，而磋商背后则是社会利益。如此，科学就成为被社会或者利益所建构的了。
布鲁尔指出，相对主义的对立面是绝对主义，因此可以说，“如果你不是一个认识的相对主义者，你就是一个绝对主义者。”由此，如果道金斯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相对主义者，那么，他必定就是一个绝对主义者。而绝对主义是一种什么思想呢？布鲁尔指出，具有“绝对”这一特征的最典型的事物就是上帝，因为他并不依赖于其他事物的存在而存在，他超越了“因果关系”，他是“终极的、自足的”。这样，布鲁尔就将道金斯推向了一个无可辩护的境地，“当我们赋予一个知识论观点以绝对的地位，它一定类似于我们希望赋予上帝的上述特性。”[4]17道金斯成了一个将科学视为绝对真理、终极真理的拥护者。而社会建构主义否认作为终极真理的科学的存在，因此其相对主义主张是合理的。
（二）区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从强纲领产生以来，布鲁尔就非常担心人们将之划入唯心主义的范围。具体来说，他认为，相对主义的对立面是绝对主义而并不是唯心主义。在与拉图尔的争论中，他非常简洁地表明了其理由，即，相对主义主张科学的社会建构，这并不是说相对主义者认为自然是被社会建构起来的，而是说人们对于自然的观点是被社会建构起来的。因此，相对主义并不是唯心主义（“认识的物质对象被瓦解进入认知主体的精神中”或者说“认识对象依赖于认识主体而存在”），而是唯物主义、是实在论的（“物质世界的实在理所当然是某种无论如何都不依赖于认识主体的知识或者信念而存在的东西”）。[5]中文版作者前言[6]这样，道金斯指责相对主义者不能坐飞机的理由并不成立，因为相对主义者也承认飞机的存在，也承认飞机并不只存在于人类的精神之中。
（三）科学之有效性的基础是社会磋商
事实上，布鲁尔心中非常清楚，道金斯的核心主张是科学的有效性问题。布鲁尔说，“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分析我们与自然打交道的成功实践。”[4]16不过，他并未对此进行充分的论证，他的答案仅仅在于其文中出现的一句话，“我关注于其中知识的工具性的、实用主义的和机会主义的特性……这里的实用主义是一种社会收益上的实用主义。”[4]21因此，他仍然认为科学的有效性完全是社会决定的，自然毫无作用。他的观点与1976年相比，并无多大改变。
我们认为，布鲁尔的这几点反驳毫无力度。他的第一点论证存在两个问题。首先，从布鲁尔对相对主义的界定，我们无法得出科学之社会建构的结论。具体说来，按照布鲁尔的界定，相对主义的工作是对某人相信P的原因进行讨论，这一讨论的最终结果只能得到“人们对P的相信是被社会建构的”，但是，布鲁尔的结论却是“P是被社会建构的”，他在此的论证存在着一个逻辑断裂。其次，他通过对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之关系的讨论，将道金斯推向了绝对真理的一侧，这并不能使得道金斯就毫无退路。诚然，作为绝对真理的科学已经被人们抛弃，而且布鲁尔也指出道金斯无法通过借助于客观性在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但是，第三条道路确实存在，只不过不是诉诸布鲁尔所批评的客观性，而是诉诸有效性。
布鲁尔的第二点论证也存在问题。他的主要观点是区分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从而认为社会建构论者仍然承认飞机的真实存在。在此，他实际上是区分了一种本体论的建构主义和认识论的建构主义，他试图将自己的建构理论限定在认识论范围，从而摆脱人们的指责。但这样一种论证方式仍然存在问题，它依然会将我们引向有效性的问题：如果说科学的认识论地位是被建构起来的，那么科学的有效性如何保证，进而，（在某种程度上）按照科学建构起来的飞机的有效性如何保证。事实上，道金斯并没有如此愚蠢地认为布鲁尔否认飞机的存在或者认为相对主义者主张飞机这一物体仅仅存在于人的精神之中；他的问题在于，既然相对主义者认为科学（关于建造飞机的知识）是被社会建构起来的，是相对的，那么，你如何保证飞机能够升空？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布鲁尔的第三点反驳完全意识到了有效性的问题，他也非常明了有效性的含义，即是“与自然打交道的成功实践”。但是，有效性的问题在布鲁尔的框架之内是无法解决的。布鲁尔认为自己在本体论上是唯物主义的；但是，这种唯物主义是毫无意义的唯物主义，因为在布鲁尔的体系中作为本体的自然是毫无作用的，在科学实践中，它是一位缺场者（参考一下布鲁尔对燃素说的分析就会很明显地看到这一点）[5]55-67。因此，本体论的唯物主义并不能制止他成为一个认识论上的唯心主义者，进而，涉及有效性问题，自然的缺场使得布鲁尔无法自圆其说，因此，他干脆避而不谈，或者干脆将有效性归结为社会磋商。这对道金斯的挑战而言，毫无反驳力。
布鲁尔所提供的论证的根本问题在于，其所主张的认识论的相对主义将自然因素从科学中抽离出来，从而将科学视为一种彻底的社会建构物，但是，不管这种相对主义在本体论上是否坚持唯物主义，它都无法解释科学的有效性或者科学的成功(success of science)。正如西斯蒙多在对社会建构主义的批评中指出的，“对于技术性的成功和技术目标的实现而言，反实在论的S&TS学者无法给出一个满意的解释”。[7]
二 实践建构式的本体论相对主义能够保证科学的有效性
针对布鲁尔的反驳中所出现的这些问题，我们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在于：首先要将自然因素引入到科学之中；其次要将相对主义从认识论扩展到本体论；第三，科学必须从一个认识论概念转变为一个本体论概念。
（一）从社会建构主义到实践建构主义：重新引入自然
社会建构主义者的根本思路在于，将科学委身于社会，这种做法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将科学中本来所包含的自然性因素排除了，于是，本来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现在成了一种与自然无关的文化产品。这样，不管是否承认自然的本体论地位，科学的有效性都无从保证。显然，在科学的社会建构之后，还有某种未被说明的东西，这就是自然。
要改变这一困境，首先要做的就是重新召回自然。但是，召回自然并不意味着要回到传统的实在论立场，而是要在保留科学之建构性的同时，也保留科学中所包含的自然性因素。实践学派的科学实践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实践学派认为，在真实的科学研究过程中，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是缠绕在一起的，它们共同推进了科学研究的发展。这种相互作用的方式，或者如皮克林所说的物质力量与人类力量的冲撞，或者如拉图尔所说的人类与非人类的彼此建构，其结果可能有两类：如果这种相互缠绕最终走向崩溃，这代表了科学研究的失败，因此，科学就无从产生；如果两者的缠绕最终走向稳定，也就是说，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与自然的物质世界之间最终达到了一种平衡状态或者说至少是暂时性的稳定状态，那么，这就代表了科学研究的成功、代表了有效性的达成，而这种平衡态或暂时稳定态的产物就是科学。如此，作为表征社会和自然之相互作用方式的科学，它所反映的就不再是单独的自然（实在论）或者单独的社会（社会建构论），而是代表自然的物质与代表社会的人类精神之间的平衡态。这种平衡态实际上就是在现实中表现出有效性的科学，于是，自然和社会都通过科学通达到了有效性。
（二）从认识论的相对主义到本体论的相对主义：物（飞机）也是被建构的
从相对主义的层面来看，如果我们将相对主义停留在认识论领域，那么，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可避免的就是：既然科学是相对于社会而言的，那么，科学是如何反映社会的呢？也正是这一点，使得社会建构主义招致了人们的普遍批判。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社会建构主义者无法找出水分子
中的社会性因素。当然，某些社会建构主义者可能说，如果水分子是首先在中国被发现的，那么，水分子的表达式可能是
乙，这就是水分子中的社会性因素，但是，社会建构主义者无法进一步说明由两个被称为氢原子或者甲的东西与一个被称为氧原子或者乙的东西所构成的水分子中的社会性因素。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在于，就像实在论者无法为科学与自然之间的符合提供最终证据一样，社会建构主义者也无法为科学与社会之间的符合提供明确的说明。
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在于，将相对主义扩展到本体论。我们知道，对于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之间的争论而言，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是否承认存在着可以作为“绝对准绳”[8]113的参考系。如果有，那么就是普遍主义的；如果没有，那么就是相对主义的。因此，他们的看法是，要么存在一个标准，要么不存在一个标准；但是，他们的工作都忽视了这一标准得以确立的真实过程。拉图尔在《非还原》一书中提出了他的“相对性原则”，其实质在于承认差异和等价都是“用辛劳和汗水从零碎的片断中建造起来的”[9]。在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进行符号学分析的基础之上[10]，拉图尔进一步指出，“相对主义是在数据之上进行漂流的一种方法，从不是掉入数据之中而被淹死”。[11]在拉图尔看来，如果说科学是相对的，那么，仅仅是说人们使用科学在建构着自然和社会。[8]143进而，科学成为在不同的参考系之间确立联系、确立相对性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所带来的并不是一种与其他主观性文化不同的客观文化，而仅仅是人们征募尺度的扩大、网络建构范围的扩大。
拉图尔在此所表达的实际上是一种本体论的相对主义。这种相对主义所要完成的，并不是为科学寻找某种框架以作为科学可依靠的基础，而是指在不同的参考系之间建立联系的工作。这种工作的一个可能结果就是，科学以一种有效的方式建构了自然和社会之间的某种联系，最终实现了有效性。于是，科学的相对性就与建构性联系在一起，进而可以说，如果科学要保持有效性，那么，就必须更加保持其相对性和建构性。
（三）从作为认识论概念的科学到作为本体论行动的科学：科学概念的情境化
如果我们将科学局限在认识论领域，那么，可能会有两种后果：一是将科学委身于自然从而将之推上文化之上的高位（普遍主义）；二是将科学局限于文化从而认为所有的文化的都是平等的（认识论的相对主义）。然而，这两种结果都面临着无法克服的困境。如果要避免这两种困境，一个可能的出路在于将科学本体论化。
科学从认识论走入本体论有两个层面的含义。首先，本体论的科学主张一种情境知识观。显然，任何知识包括科学知识在内都是一种地方性实践的产物，而科学要保持其有效性，就必须扎根于这种地方性实践。因此，科学的有效性就成为它所产生于其中的地方性实践的有效性。皮克林的科学观实际上就是一种情境科学观，如其所言，科学活动总是在个体实践的层面上展开的，如果要为科学寻求某种依据，那么，也只能到这种个体实践中去寻找。
科学走入本体论的第二层含义是指，科学不再是一种知识，而成为一种行动、一种实践，这实际上是对情境科学观的进一步贯彻。情境科学观主张科学产生于具体的情境之中，但是，科学实际上是具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的，就如在英国、美国、中国制造的飞机都能够飞行一样。要解决科学的情境性与普遍性之间的矛盾，就必须更加保持科学的情境性。如何理解这一点呢？拉图尔在对巴斯德的案例研究中发现，尽管巴斯德制造出了预防炭疽病的疫苗，但是，疫苗并不是一个自己就能够发挥作用的事实，它必须要与巴斯德的实验室共同行动。因此，当巴斯德在农场中演示疫苗的作用时，他实际上通过一系列的消毒、清理、分类等工作把他在巴黎的实验室搬到了农场之中，换句话说，整个农场成为巴斯德的一个实验室。这为疫苗的有效性提供了担保。但是，如果疫苗单独行动，而没有伴随着实验室的扩展，那么，其有效性将难以保证。例如，当克兰(Colin)打开鹅颈瓶的塞子时，他实际上是打破了巴斯德实验室的存在条件，因此，疫苗就会变“懒惰”；当意大利人将疫苗带走时，却忘记带走巴斯德的实验室，于是，“炭疽热疫苗拒绝穿越法意边境”，在这两种情况下，疫苗的有效性都丧失了。因此，对于疫苗而言，不管它多么想变成“普遍性的”，它仍然保持在“地方性”之内；或者说，我们越要想疫苗具有“普遍性”，就越要保持其“地方性”和情境性。[12]
因此，要解决道金斯的挑战，必须要将自然重新拉回到科学之中，这样科学的有效性才具有根基；必须将认识论的相对主义改造为本体论的相对主义，不是再把科学视为一种文化，而是将之界定为在不同参考系之间建立起联系的行动；必须将认识论的科学改造为本体论化的科学，使科学成为表征某种地方性情境实践的方式，这样，科学的有效性才能够在相对主义的框架内得到保证。
三 结语：三万英尺高空的相对主义者
总结而言，道金斯的挑战提出了相对主义与科学的有效性如何共存的问题。在认识论的相对主义者看来，科学之所以能成为科学，其标准完全在于社会。但是，诉诸社会，无法解决现代科学所制造出的飞机，能够飞行而孩子们搭积木搭出的飞机却无法升空的原因。在本体论的相对主义者看来，科学之所以能够成为科学，其原因就在于其赖以产生并赖以传播的地方性情境；这里的相对主义不再是为科学寻找一个坚实的基础，而是如拉图尔所说的在不同的参考系、不同的人与物之间建立起稳定的联系，因此，其相对性也就是其建构性。这样，随着其相对性和建构性的增加，科学的有效性也在增强；随着其相对性和建构性的传播，科学也开始传遍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于是，在本体论的框架内，相对主义和科学有效性的问题巧妙地结合起来了，道金斯的挑战得到了解决。
最后，借用哈金的话来结束全文，“如果他们［拉图尔和皮克林］是社会建构主义者②的话，他们在三万英尺的高空同样如此”。[13]
【收稿日期】2009-09-09
注释：
①在此需要指出两点。首先，社会建构主义的工作并不只是在认识论领域展开，例如，早期拉图尔也属于社会建构主义的阵营，但是他却将建构主义扩展到了本体论领域；为了讨论的方便，本文所指社会建构主义主要指以SSK为代表的认识论的社会建构主义。其次，对于道金斯的挑战，柯林斯和库克拉也进行了反驳。但是两人的反驳都缺乏合理性。对于柯林斯而言，他将针对科学的相对主义与关于钱币价值的相对主义放在一起进行讨论，这在其前提上就取消了科学的特殊性；库克拉尽管未对道金斯的挑战进行正式回应，但他仍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了柯林斯的观点，只不过他的论证将一种本体论的建构主义（拉图尔和伍尔迦的观点）和认识论的反相对主义（绝对真理观）结合起来，这种混淆使得他的论证同样缺乏力度。[2][3]
②哈金和我们对社会建构主义的界定不同他认为布鲁尔和巴恿斯等人不是社会建构主义者，而拉图尔和皮克林才是。不过，我们的观点是，前两者是社会建构主义者，后两者是“实践建构主义者”（拉图尔自称），其区别在于：一方面布鲁尔过于强调社会的本体论地位，从而支持一种社会决定论，而拉图尔和皮克林则主张消解社会的本体论地位，主张各种异质性因素的实践建构；另一方面，布鲁尔的社会决定论必然忽视对建构过程的考察，而这一点正是拉图尔所认为的建构主义的最重要的特征。[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