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阵营的赶超浪潮与中国大跃进运动的发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跃进论文,阵营论文,中国论文,浪潮论文,发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0）04—0075—04
20世纪50年代末在中国发生的大跃进运动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其中，50年代中后期，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出现的赶超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浪潮成为大跃进运动发生的重要国际背景。
一、赶超战略的提出和赶超浪潮的出现
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是由列宁首先提出来的。列宁在1917年9月写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 》一文中指出：“由于许多历史原因……使得俄国的革命比其他国家先爆发。革命所已经做到的，是俄国按其政治制度来说，在几个月以内就赶上先进国家了。”“但是这还不够。战争是铁面无情的，它斩钉截铁地提出问题：或是灭亡，或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169页。）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又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赶超思想。他在1931年指出：“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以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之内跑完这个距离。或者是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或者就是我们会被人打翻。”（注：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43页。）后来，斯大林又把在经济上赶超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时间定为10—15年。
赶超战略的提出和发展，对随后苏联经济模式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促成50年代中后期社会主义阵营内赶超浪潮的出现，进而影响和决定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经济模式的基本特征。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代表苏共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提出了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等理论，会议要求“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注：《苏联共产党历史》，1960年莫斯科版，第700页。）。
1957年11月6日， 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会上进一步提出：“在各种最重要的产品产量方面，苏维埃国家在今后十五年内不仅能赶上，并且能超过目前的美国。”（注：《人民日报》，1957年11 月8日。）1957年11月，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再次重申了上述口号。
在苏联的赶超战略影响和推动下，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针对各自的国情和压力，也纷纷制定了以赶超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要目标的高速发展战略，从而在社会主义阵营内掀起了一股强大的赶超浪潮。
1956年12月，朝鲜劳动党召开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会上，金日成要求：“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在执行下一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中发挥出革命的热忱，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掀起新的高潮。”（注：《朝鲜劳动党简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30页。）为了“更好、 更快地建设社会主义”（注：《金日成著作选集》第3卷， 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76年中文版，第89页。），朝鲜劳动党从1957年开始发动了“千里马运动”。
在匈牙利，1957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召开了六月会议，要求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匈牙利人民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在保加利亚，1958年6月保加利亚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 会议提出保共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应当以毫不减慢的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生产基础，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增加按人口计算的产量。”（注：《人民日报》，1958年6月9日。）
在捷克斯洛伐克，1958年6 月召开的捷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也制定了高速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提出国民经济中各项指标1965年和1957年相比，工业生产要增加90%到95%；农业生产大约要增加40%（注：《人民日报》，1958年6月19日。）。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社会党在1958年7 月召开的五大上提出了到1961年在人均占有重要生活必需品和消费品方面赶上和超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口号。
此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卷入了这股强大的赶超浪潮，提出了高速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目标和计划。赶超浪潮的出现极大地影响着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也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大跃进运动的发生。
二、赶超浪潮和大跃进运动的发生
新中国建立后，虽然我们也曾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在经济发展战略上，毛泽东对高速发展的赶超战略还是情有独钟。到50年代中后期，在社会主义阵营赶超浪潮的巨大影响和推动下，我国也毅然选择了赶超战略。
早在1953年，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就出现了贪多求快的小冒进现象，影响了我国经济建设正常健康的发展。但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还是钟情于高速发展战略，在他的支持下，随着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1956年我国的经济建设中进一步出现了冒进现象。后来，在周恩来等领导人反冒进的努力下，冒进现象才得到有效控制。
1957年我党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右运动。由于对当时形势的错误估计，加上片面总结了波、匈事件的经验教训，毛泽东错误地认为是反冒进导致了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指出：“我们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45页。）因此，后来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 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等场合，毛泽东多次对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行为进行尖锐的批评，甚至认为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而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导致“左”倾错误的不断滋长和升级。
赶超战略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毛泽东冒进的需要，他要以超越常规的经济发展速度来迅速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面貌，在经济上早日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打破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包围封锁，并胜过苏联这个与我国矛盾日益激化的老大哥。
在赶超战略影响下，毛泽东在1955年就“谈过用十个到十五个五年计划赶超美国的设想”（注：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1957年7月， 他进一步提出：“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63页。）在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还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第473页。）在毛泽东高速发展思想的不断鼓动下， “大跃进”的口号在报上开始公开出现，大跃进运动也开始酝酿和开展起来。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紧随赫鲁晓夫之后提出中国在15年后赶超英国的口号，指出：“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35页。）接着，在12月召开的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正式向全国人民宣布了中国15年后赶超英国的目标。
在提出赶超英国的口号和目标后，随着党内“左”倾错误的不断发展和社会主义阵营内赶超浪潮的迅速升温，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倾向日益严重，大跃进的口号越呼越响，要求赶超英国以至美国的时间也不断缩短。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乘风破浪》里提出：“我们要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以后，还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再用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且超过美国，以便逐步地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1958年4月， 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9页。）
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推进大跃进运动的全面爆发，尽早实现超英赶美的战略目标，我党于1958年5月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 会议认为我国正经历着“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提出了“七年超过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的口号，这次会议的召开成为大跃进运动全面发动的标志。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后不久，《人民日报》在6月21 日发表了《力争高速度》的社论，提出“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同时，毛泽东在6月21日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称：我们三年基本超过英国， 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702页。）。6月22日，毛泽东在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批语中更明确提出：“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78页。）1958年9月5日， 毛泽东又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总而言之，明年是基本上赶上英国。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之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十五年计划，两年基本完成。谁人料到？这就是群众干劲的结果。”（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81页。）
上述可见，中国的大跃进运动是在赶超浪潮的影响推动下，在不断缩短赶超时间的背景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使新中国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封锁下立足生存，并最后战而胜之，毛泽东、党中央毅然选择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的赶超战略。而要使赶超战略顺利实施，赶超目标提前实现，毛泽东又选择了群众性的大跃进运动这一他自认为最合适、最有效的运转方式。
三、中国卷入赶超浪潮的原因
新中国建立后之所以会卷入赶超浪潮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
第一，这是由新中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所决定的。
新中国是建立在以一穷二白为基本特点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和世界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民生活也非常贫困。而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又采取敌视态度，企图把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之中。针对这样的国内外形势和压力，我们必须尽快改变新中国贫穷落后的经济面貌，奠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强大物质基础，并打破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孤立、包围、封锁政策，使中国这个落后的东方大国迅速发展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强国。
第二，苏联和东欧等国实施赶超战略后经济的快速发展坚定了我们采用赶超战略的决心。
在赶超战略的指导下，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仅仅用2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到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的重大转变，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这对当时面临同样问题、同样发展要求的新中国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此外，50年代东欧各国的工业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从1951 年到1960年，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2.9%、10.3%、10.6%、14.8%和13.0%（注：周尚文等：《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3页。 ），都超过了10%的年平均增长率。这也进一步增强了我国实施赶超战略的决心。
第三，建国初，新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取得的一系列重大胜利，大大增强了我们实施和完成赶超战略的信心。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下，到1952年底我们仅用3年时间就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在1953 年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同时顺利地开展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重大运动，并取得了显著成绩；接着又用7 年时间完成了原来准备用15年左右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大大提前确立；到1957年我国又全面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这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重大胜利大大增强了我党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信心，也增强了我们在短时间内赶上和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信心和决心。
第四，由于缺乏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片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使得我们在实施赶超战略的同时，还不断加快赶超步伐，缩短赶超时间。
到50年代中期，随着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任便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由于缺乏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我们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片面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为搞经济和搞政治一样，可以通过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依靠发挥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来迅速发展经济；以为有了党的正确领导，有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和参加，我们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毛泽东一再号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被大学问家、名人、权威所吓倒”（注：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92页。）。他甚至认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注：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98页。 ），轻视知识分子，轻视科学知识，日益陷入主观唯心论的泥潭。与此同时，一些诸如“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地的产是人的胆决定了的”，“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等脱离实际的主观唯心主义口号也相继问世。在这种主观唯心论的影响和指导下，我们不仅选择了赶超战略，而且超英赶美的时间一改再改，不断提前，大跃进运动也应运而生。
综上所述，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面对强大的国内外压力，面对社会主义阵营内出现的赶超浪潮，面对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选择高速发展的赶超战略有其历史必然性的一面。问题在于我们在实施赶超战略的过程中必须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考虑国民经济各部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量力而行，赶超有度，而不应仅凭主观愿望随心所欲地缩短赶超时间，一味求快求速。但可惜的是我们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由于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犯了急于求成的“左”倾错误，盲目地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只求数量不求质量，只讲速度不讲效益，结果把赶超等同于冒进，又用跃进代替冒进，最后把大跃进运动看作是实现赶超战略的最有效方式。我国的大跃进运动就是在赶超浪潮影响推动下，在超英赶美的具体实践中，在不断缩短赶超时间的努力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社会主义阵营的赶超浪潮是影响和推动中国大跃进运动发生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国际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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