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大学生职业价值观世俗化过程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价值观论文,世俗论文,当代大学生论文,过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2年和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和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曾经对城镇青年的就业意识和职业观、劳动观进行过比较规范的抽样调查。1994年以来，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会同全国十家省级青少年研究机构对城乡青年、白领青年、大学生多次进行了系统的抽样调查。2002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与河北理工大学共同开展了涉及全国36所高校9472名大学生的《大学生价值取向调查》。比较1982、1992、1998、2000、2002五次社会调查结果和此间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代大学生职业价值观世俗化的过程与其他各阶层青年基本保持同步。
一、从选专业到选工作：当代大学生职业定位追随市场感觉
20世纪50-60年代，国家负责给所有的大学生一份工作，青年选择高考志愿需要考虑的主要是个人志向和人生理想。进入市场经济时代，竞争机制决定了政府不可能再对每个人的职业岗位作出承诺。根据宏观经济发展作出的人才需求预测，固然可以调节高校招生计划，但面对随时变化的市场，供大于求或供不应求的问题仍然很难避免。因此，不仅政府、高校，大学生和家长们也在努力追寻市场感觉。在“我喜欢学什么”和“什么样的专业好就业”之间，从填报高考志愿开始，选择的天平就已经向市场感觉倾斜。
——花钱上大学，文凭的“含金量”和毕业后的出路最重要
每年高考之前，在家长们精心收集的高校资料中，考研率、出国率、就业率这些表明文凭含金量的数据，常常是画上重点符号的参考项目。家长和考生们不仅要看学校的牌子硬不硬，还要研究专业的前景好不好，市场就业率有多高。虽然在明眼人看来，今天的热门专业四年后未必还是热门，家长和考生对热门专业的选择带有“跟风”的盲目，但这种盲目本身也是市场导向的产物。即使是考生求之不得的北大、清华保送生，如果保送专业比较冷僻，就业前景被认为不乐观或不理想，真正有实力的学生也宁可冒险考一回。不仅考研率、出国率高的学校和专业考生们趋之若鹜，那些敢于用90%以上的一次就业率吸引考生的学校，也如愿以偿地第一志愿全额录取到高质量的考生。有些掂量自己的成绩认为搭“名校名专业班车”没有把握的考生，则绞尽脑汁“曲线达标”。
2000年10月10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位置发表了冯光宇、刘丽梅的专稿《花钱买前程，新生转系忙》，文章指出：想方设法转个好专业，成了一些高校新生的头等大事。文章介绍了哈尔滨市的一些省部属院校学生为就读理想专业不惜花费数万元要求转系的情况。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一是部分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时为了“保险”地搭上“名校班车”，没敢报热门专业，事后发现自己的分数段本来也可以录取，因而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弥补遗憾；二是有些考生明知报热门专业没有希望录取，便有意识地通过这种方式“先上车”再“转乘”。
需求产生市场。面对学生转系的要求，出于资源配置和维护正常教学秩序的需要，先吃螃蟹的学校陆续出台了“转专业收费”的内部规定，这样一来，反倒给“报什么学什么”的刚性学籍管理制度撕开了一道口子，有些学校甚至出现了学生一窝蜂转外语、计算机、对外经贸等专业的“转系热”，最初的限制性收费也变成了按照专业热门程度的“明码标价”，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以至于国家教育部不得不一再重申招生收费管理规定。2001年12月4日，教财(2001)20号文件明确规定，“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不再审批出台任何新的高校收费项目；坚决纠正以各种名义向学生收取‘赞助费’、‘扩容费’、‘转专业费’等乱收费行为”。文件指出：绝大多数地区和高校严格按照(2001)教电45号文件要求，稳定学校收费标准，控制出台新的收费项目，总体情况是好的。但经最近检查发现，个别地区部分高校在2002年招生时，高价向部分调整专业的新生收取了“转专业费”2-3万元，最高达每生4万元。这种做法严重违反了国家规定，损害了教育形象。文件要求将违规收取的费用一律退还学生，并要求对因乱收费造成不良影响的主要负责人和直接当事人追究责任。“转系风波”至此也许可以尘埃落定了。板子最终打在了学校的屁股上，但真正的始作俑者显然不是高校。转专业收费被制止了，但转专业的需求仍然存在，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疏导，这种对专业前途的焦虑转化为在校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同样令人忧虑。
——就业压力，已经成为在校大学生第一位的人生烦恼
经过“黑色七月”的筛选与淘汰，顺利进入高校的学子们，在短暂的春风得意之后，很快进入了“职业准备”阶段。过去，担心就业问题常常是临近毕业的学生，近年来，狼烟四起的人才市场竞争，使大学生对未来的焦虑大大提前了。在2002调查中，无论按照哪一种分类标准，就业压力都以60%-75%的高比例成为大学生第一位的人生烦恼。就焦虑程度而言，文科重于理科、女生甚于男生、农村籍学生重于城市学生、专科生重于本科生、本科生重于研究生，而且没有明显的年级差异。在本科一年级，为就业焦虑的学生占60.2%；本科二年级达到70%以上，与三、四年级的学生不分伯仲。
调查显示，家庭收入水平高低对大学生就业压力没有明显的影响。从家庭人均年收入2000元以下的低收入组，到人均年收入20000元以上的高收入组，学生对就业问题关注都在61.95%-70.07%之间。如此高比例的学生在长达4年的校园生活中，将为就业问题处于持续的心理焦虑状态，这本身就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自我加压，大学生向各种职业资格全面进军
相对于为高考拼搏的高中阶段，大学的课程安排绝对算不上紧张。但是，“学习紧张”仍然作为大学生们经常性的烦恼被排在第三位。这种紧张，基本上是自我加压的结果。既然上大学是为了找个好工作，那么，“好工作”所需要的文凭、证书、技能等自然被纳入关注的视野。近年来，各种国际通用资格证书考试、国内各种专业资格考试、出国所需要的各种语言等级考试让当代大学生目不暇接。在无法判定“哪块云彩会下雨”的情况下，许多大学生饥不择食，多多益善，碰上什么考什么，什么可能有用考什么，甚至不惜以牺牲其他课程为代价。
在2002年调查中，除了专业课程，大学生对最想学习的知识作了以下排序。
表1 对专业课外最想学习的内容的选择（限选3项，并排序）
计算机知识、网络技术、实用技术以超过或接近半数的比例远远领先于其他选项，被大学生们排在前三位，表明了他们对现代实用技术的高度重视。与其成为鲜明对照的是，“政治理论”学习几乎被大学生排在最后一位。对这一调查结果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一是在高校计划内课程中，已经安排了在大学生看来足够的政治理论知识；二是用人单位更看重求职者的实际业务能力；三是除了准备进入公务员队伍的大学生之外，多数大学生并不认为对政治理论的掌握与自己的职业生活有什么必然联系。事实上，许多在校大学生对政治理论课的兴趣也远远低于业务课、技能课的兴趣。
近年来，大学生技能学习热不断升温。在各地的报纸上，类似“技校生成了香饽饽”、“专科生技校回炉”、“大学生回头读技校”、“研究生上起生存技能课”的报道比比皆是。《中国青年报》记者谢念2002年1月11日报道了《就业市场无形的手改变人的就业观念——贵阳大学毕业生回头念技校》的消息。文章介绍，从2000年开始，一些感到本科所学的知识在实际工作中远远不够的大学生，揣起毕业证和学位证书去高级技工学校“回炉”。中国航空工业贵州高级技校2000年接收了10名已经毕业的大学生，2001年上升到22人。《齐鲁晚报》2002年4月5日的一则评论，针对山东某高校46名毕业生不找工作不考研，一起去读技工班和前面提到的贵州大学生回头读技校的现象，判定《教育回炉是投资失败》。其实，无论人们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这一看似奇特的现象作什么样的评论，就大学生本身而言，只不过是对市场需求的一种主动适应而已。“早知道技校生好就业，当初为什么上本科？”这样的问题对于当事人来说完全没有意义。因为他们知道，即使是回头读技校，他们也只是降低了自己进入职业生活的门槛，而不是降低了自己的人生定位。他们会成为一名合格的高级技工，但决不仅仅是一名高级技工。大学生回头读技校，从个体投资与回报的角度可能“划不来”，但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对于制止技校招生下滑的趋势，端正人们对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认识，形成整个社会合理的人才结构，正面意义同样不能低估。即便是没打算回炉读技校的大学生，对说明自己职业技能的证书也非常看重。
来自国家劳动保障部的信息表明，我国职业资格证书的应用范围正在不断扩大，目前已经规定了1000多种岗位需要持证上岗，出台了上百种国家职业标准。这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职业岗位，不仅需要相应的学历，还需要证明岗位适应能力的职业证书。2001年岁末，“上海高校学生职业资格鉴定制度”曾经一度成为传媒热点。评论认为这一尝试有望突破人才市场需求与大学生职业技能不符和就业要求的“瓶颈”。2002年就业市场上，大学生职业资格鉴定制度接受了最初的检验。《中国青年报》2002年5月9日发表了记者林蔚题为《“双证”打天下尚需时日》的文章，报道了上海高校学生职业资格鉴定制度接受市场检验的情况。报道显示首批参加上海市劳动保障局职业资格考试的410名考生，只有80人取得了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取证率仅为19.5%。业内人士分析，教考分离的体制、教学过程缺少实践环节与设备、教师知识结构与实践性教学的能力的缺陷、学生的知识结构与技能结构不合理等，是导致通过率低的主要原因。虽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在我国刚刚起步，许多用人单位对这种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权威性还在观望，但敏感的大学生们已经积极行动起来，“考证热”已经成为“考研热”之外的另一校园热门话题，可以肯定，今天中国手中有各种证书的年轻人中，大学生的比重绝对可观。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工作不用秘书、开车不用司机、出国不用翻译，已经成为许多大学生理想的职业生活模式。
二、既要名声也要实惠：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两次嬗变
上大学是为了找个好工作，好工作的标准是什么？改革开放20多年来，当代大学生和我国城镇青年一样，对理想工作的选择也经历了由重地位名声→重实惠→既重名声也要实惠的发展过程。
——地位、名声让位子实惠，新时期大学生职业价值观念的第一次嬗变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青年尚未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陈旧的就业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一国营、二集体、不三不四干个体”的观念拥有广泛的市场。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涉及北京、上海、乐山、三河四个城镇的调查中，92.9%的青年认为必须进全民所有制单位才算就业；6%的调查对象认为进入集体单位也算就业；只有0.2%的青年同意干个体也是一种就业方式。职业的社会地位、名声，是青年们择业最看重的因素。国家机关、科教文卫、国营大厂是青年最想去的单位。市场经济大潮涌动的20世纪90年代初，“金钱是社会的奖章”的说法在青年中一度十分流行，能挣大钱的工作备受青睐。上海社会科学院1992年对14-34岁青年群体的调查显示，青年的择业意愿已经开始向高报酬倾斜，增加个人收入成了选择职业和影响工作态度最重的砝码，三资企业成为青年就业首选。从1993年开始，随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逐步形成，说着好听、干着实惠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当代青年的职业选择中脱颖而出，而且连续多年稳居榜首。
表2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镇青年对理想职业前三位选择的跨年度比较(%)
对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大学生来说，在计划分配体制下，被留在高等院校、选入党政机关、分配到国营企事业单位，是求之不得的理想岗位。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单位本身的社会声望，使大学生们感到在这一类单位工作似乎离成功更近一些。这是一个无须选择、事实上也不必选择的时代。“我是革命一块砖，任党东西南北搬”——“文革”之前老大学生“一切交给党安排”的历史在间断了十几年后很自然地在新一代大学生身上延续。即便是被分配到自己并不情愿的老少边贫地区或荒漠戈壁，“服从”也是惟一的“选择”。因为这是通过就业进入主流社会的惟一渠道。“下海”对于当时的大学生而言，还是一个新鲜、刺激、非主流的概念，给人一种“离经叛道”的感觉。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和利益群体的分化，曾经被归入另册、被认为可有可无、聊胜于无的一些就业领域，日益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并以自己灵活的工资制度、自主的用人机制开始吸引大学生择业的目光。求稳怕变、重视“正统”的就业观念遭遇到最初的冲击。看到那些当年“不务正业”下海经商的同学、朋友捞到“第一桶金”，历来“重义轻利”的青年学子心理失去了平衡。社会对先富起来的人给予的赞美与褒奖，则从另一个角度强化了大学生通过职业选择改变自身生存状况的自觉。所以，面对就业分配制度的历史性变革，本来就“一无所有”的大学生显得格外潇洒。除了担心“供需见面”与计划分配结合的多渠道分配办法可能带来人为的“机会不均等”之外，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学生对此项改革并无太大的异议。因为在“保险系数”降低的同时，他们得到了“选择的权利”。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室的一项调查显示，希望毕业后到收入相对较高的“三资企业”去工作的大学生已经占调查对象的31%，远远超过了想去党政机关的比例(13%)。上海社会科学院杨雄在《90年代中国大学生择业观变化特点和发展趋势》一文中，列举了北京大学一项大学生择业意向跟踪调查的结果。
表3 1991-1994年，北京大学学生择业前三位选择变化排序
年度／排序
第一位第二位
第三位
1991科研、文化、卫生单位 三资企业
党政机关
1992大专院校、科研单位
三资企业
党政机关
1993三资企业
直接出国 大专院校、科研单位
1994沿海特区
三资企业出国
与这种择业意向相对应，北京大学学生同一时段选择职业最为看重的因素，也由能否发挥专长向经济收入倾斜，经济收入高低成了北大学子择业第一位考虑的因素。
在大学生职业价值观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研究生群体也受到了较大的冲击。1995年，西南师范大学、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周庆行、刘胜江、李景耀等人对20个城市、51所大学，3195名研究生的职业价值观调查表明，虽然立志献身教育科研事业的比例仍占四成多，但作其他选择的比例已经远远超出了对所学专业的执著。
表4 1995年3195名在读研究生毕业后的职业意向(%)
性别／选项 献身科研教育 设法经商赚钱 力争出国 进党政机关 随遇而安
总计 43.0
18.6 13.6
12.811.2
男43.3
20.3 13.5
13.4 8.7
女41.9
13.9 14.1
10.818.5
对青年学子职业价值观这种急剧的变化，很难进行是耶非耶之类的简单评价。在国家急于发展、个人急于发财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大学生把经济收入作为择业首选因素既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也表明了当代大学生开始放弃清高，认同普通大众的价值标准。“到国外去、到沿海去、到挣钱最多的地方去”，成了90年代大学生择业的行动纲领。
——“鱼”和“熊掌”都要，大学生职业价值观念的第二次转折
世纪之交，伴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无国界竞争导致了更加激烈的人才争夺。大学生一方面感受到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的压力，另一方面也自信最好的就业岗位离不开高等教育背景的支撑。因此，在选择未来职业时他们需求多多。
2001年4月1日-7月15日，教育部《中国大学生就业》杂志社实施了首届大学生就业首选企业调查，3万多名接受调查的大学生在选择工作单位时，毫不犹豫地把企业的发展前景、施展才干的机会、薪酬福利排在前三位；行业则首选IT，其次为金融保险、日用品行业；外企公司备受青睐，微软、IBM、摩托罗拉等世界知名企业全部上了大学生的“首选企业榜”。前20名提名企业，12家是外企。在选择工资底线时，15%的人可以接受1000-1500元／月；20%的人愿意接受1500-2000元／月；21%的人认为2000-3000元／月比较合理；1/3希望月薪在3000元以上；15.2%的人认为自己应当挣4000元以上。显然，他们对报酬的期望远远超过了我国平均工资水平最高的深圳。2002年大学生价值观调查显示，尽管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大学生的就业期望仍然持续走高。
表5 2002年大学生选择未来职业考虑最多的因素（选3项，%）
对表5所列选项按照需要层次合并同类项，可以得到这样一组更为清晰的数据：接受调查的大学生中，86.42%的人最关心经济收入；70.24%的人关心权力、地位、升迁机会；65.88%的人希望工作舒适、地点好；61.39%的人关心专业对口、有出国机会；只有12.37%的人表示不在乎职业风险。收入要高、工作要体面、环境要舒适、要用其所学、还要风险系数小，这是一个鱼和熊掌兼得的“如意算盘”。按照这样的职业理想选择工作岗位，期望与现实的差距能小得了吗？
三、在社会功利与个人功利目标之间：个人本位的价值选择得到广泛认同
少年周恩来“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远大志向曾经激励了共和国历史上几代青少年，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振兴中华、从我做起”的呼声言犹在耳，今天的大学生们已经不再习惯这种“表达”。如果说前几代人习惯于把“小我”融化到“大我”中才能感受到“奋斗目标”的意义，当代大学生却更乐于把“小我”从“大我”中分离出来去定位“我的”人生目标。在2002年的调查中，无论是回答努力奋斗成为大学生的动机、选择职业考虑最多的因素，还是未来5年最大的愿望，大学生们给出的回答都带有鲜明的个人功利的色彩。
——首先关注个人生活，其次考虑社会需要
表6 您奋斗成为大学生的主要动机是（开放题，简要写出）
在表6大学生们给出的答案中，两成左右的调查对象选择了“学习知识、增长才干、锻炼能力”，但相对于人生目标而言，这只能算实现目标的手段，用这些知识、才干、能力去做什么，才是这个问题真正要测量的标的。如果我们把“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回报家庭与社会”作为社会功利的价值取向，把“适应社会找个好工作，生活得更好”、“证明自己的价值”、“出人头地”作为个人功利的价值取向，则可以得到这样一组数据组合：
表7 大学生动机系统价值取向(%)
虽然对社会功利价值选择党团员大学生优于群众，学生干部略高于一般同学，本科生高于专科生，但是，所有类别的调查对象对个人功利的价值选择认同比例都远远高于社会功利价值选择，两者之间的落差在15%-25%之间，从而表明个人本位的价值观在大学生群体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虽然当国家突然遭遇危险或灾害时，89.99%的大学生表示“国家需要可以献出自己的一切”和“尽自己最大的力量给予帮助”，表现了爱国主义的真挚情感，但是在正常状态下，自己交费上大学以后，26.07%的调查对象表示，要多学一些社会需要的专业技能；25.63%的人选择“努力学习、增长才干”；17.17%的人选择“多挣钱报答父母”；10.4%认为“适应市场选择重于国家需要”；8.68%的人赞成“选择专业首先要考虑学费的回报”；只有3.04%的调查对象选择了“个人追求应该服从国家需要”。这一调查结果显示，在关键时刻、特殊时期和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大学生群体可能会有决然不同的价值选择。在一种“高尚”的氛围中，他们可以表现出“群体的高尚”；在一种平庸的氛围中，他们也不会“拒绝平庸”。
——奉献出色的工作，索取高品位的生活
“义利之辩”源远流长。奉献与索取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永恒的道德选择。市场经济的社会背景，使大学生们很自然地走出了非此即彼的两极思维。奉献一份出色的工作，索取一份高品位的生活，在他们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在一些名牌高校，不少学生已经把30岁以前“有房有车”作为选择职业的必要条件。关于未来5年最大的愿望，大学生们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追求。
表8 未来5年的最大愿望（选3项，%）
超过半数调查对象认为“出色的工作”和“更高的学历”是解决人生其他问题的前提条件，这一选择表明，市场经济的“公正原则”已经被多数大学生所接受；“健康的身体”、“理想的伴侣”、“幸福的家庭”作为“常人的幸福”得到重视，显示了当代大学生的“平常心”；“赚一大笔钱”和“职业稳定”作为保障“幸福生活”的必要条件紧随其后，则表明他们会理直气壮地要求得到自己希望或应该得到的东西，“无条件牺牲和奉献”的理念不再起主导作用。
——为要“面子”丢了“里子”，诚信危机初现端倪
就业市场的激烈竞争，推销自己的迫切愿望，使一些大学生对自我“包装”格外重视。文凭证书含金量的差别，甚至直接导致了一个“地下产业”的兴旺。全国大小城市几乎都可以看到买卖假文凭的广告；学生网站，随便就可以找到高价寻考试枪手、AI写作毕业论文的帖子；应聘材料中，获奖证书一摞摞，移花接木作假多；《山东青年报》2002年2月5日发表了记者薛尧的文章“大学生求职材料也注水”，揭示了注水材料的出笼经过：在一场吸引了3万学子的双选大会现场，记者注意到，几乎所有的应聘者手中都有一摞厚厚的求职材料，不但印刷精美、包装考究，里面的各种获奖证书、发表作品更让人眼花缭乱。但仔细一打听才知道，不少学生给求职材料注了水。一位接受采访的学生坦言，把别人的证书变成自己的很容易，打字复印社的人都会这一套。在附近的一家文印社，当记者以大学生的身份咨询可不可以复印出假的证书时，店里的小伙子轻车熟路地说，没问题，只要有原件就行。而且直言不讳地说，人才交流会前一段时间生意最火，做假证明的学生络绎不绝。
也许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面对泛滥的假证书，招聘单位审查越来越严格。以至于为了证明自己，青岛化工学院的毕业生自发兴起了一场“信用革命”。2002年2月1日，自动化系应届毕业生刘士萱拿着自己获奖证书的原件与复印件来到学生处，要求学校为自己加盖公章，以示与众多假证书的区别。有的学生则将所有获奖证书交到学生管理部门，要求用人单位到学校查询，并杜绝“克隆”。对于他们来说，求职诚可贵，诚信价更高。这一正面的事例恰恰从反面证明了事实上存在的诚信危机。
这种诚信危机也直接影响到银行对贫困生助学贷款的发放。由于助学贷款风险性高、贷款周期长，学生还贷信誉缺乏必要的保障，尽管政府三令五申，银行出于规避风险的需要，仍然忧虑重重。许多用人单位更是抱怨不迭：每年都有许多大学生签约不践约，找到更理想的工作单位后连个招呼都不打就不辞而别，害得用人单位事到临头手忙脚乱抓人顶岗。一些组织人事部门负责人抱怨说，现在的大学生诚信水平和没有高等教育背景的普通劳动者相比，并没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不守信用导致的用人单位的信任缺失，又反过来恶化了大学生的就业环境，最后吃亏的还是求职者。在可以预料的未来，大学生们还将为这种诚信的“缺席”付出代价。
总之，从“天之骄子”到“打工一族”，当代大学生职业价值观念世俗化的过程中，既有对市场机制积极主动的适应，也有对市场经济负面因素的屈从，还有急功近利的浮躁和投机心理的左右。对这个应当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社会精英群体职业价值观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社会有关方面应当予以必要的关注，并通过政策调节、思想引导、行为规范、全方位服务等多种渠道，整合大学生职业目标与社会需求的关系，促成当代大学生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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