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寓教于乐”走进德育——大众传媒对德育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育论文,寓教于乐论文,启示论文,大众传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08(2006)04-0041-06
大众传媒的娱乐功能“拉拢”了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们，这给同样需要“忠实听众”的高校德育教育带来了思考。尽管这两者分属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目标指归，但寓教于乐的原则是共通的。经过数十年的历程，大众传媒已拥有了庞大的受众群体，传播的资讯也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个角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众传媒以其亲和的姿态、迷人的微笑“拉拢”了一个特殊的群体——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们，这对高校德育教育极富启迪意义。本文试图寻找到大众传媒吸引学生的源点，挖掘大众传媒与德育教育的共通之处，以为德育所用。
一、德育的低绩效性及其原因分析
据G.斯坦纳2002年对电视传播受众的调查，35岁以内有大学或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群选择娱乐性节目的占62％，选择知识性节目的占38％[1]。不难发现，大众传媒深入人心之处非娱乐功能莫属。因为“娱乐”满足了人类认知活动中最基本的需要，而这一点恰恰是学校德育教育的盲区。
中国是文明之邦，道德教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传道”历来是教育的第一要务。然而改革开放20多年来，德育依然为首，依然被重视，但绩效却不断下降，而且难度越来越大。严峻的现实不断粉碎着教育者的期望，巨大的德育努力和甚微的德育绩效构成了德育的困惑。现时高校德育的低绩效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负效益”的弥漫
传统意义上，在一个道德社会里，规范和美德可以给每个社会人带来益处，道德行为的获利会比非道德行为更大，因此在意识形态上形成了道德的向心力。但是处在变革转型期的社会，由于旧体制遭到破坏，新体制的和谐又难以在短时间内构建，于是可能出现非道德的行为比道德的行为获利更多的局面，从而造成了优良的道德信念和道德传统在现实中不断受到负反馈影响，这种现象被称为道德哲学上的“负效益”[2]。在“负效益”的灰色大幕下德育教育逐渐“失去魅力”。
“负效益”的弥漫冲击着德育教育，注定了当下德育的尴尬境地。受教育者在不断“发现”和“传送”这样的信息：德育正在走向脱离实际的空谈。这种现实中的义、利矛盾让受教育者感到迷惘和困惑，进而疏远甚至反感德育教育。尽管高等教育不断强化德育的重要性，然而这种说教式的强化远远不及生活中非道德言行的作用力、影响力来得直接和深广，空中楼阁式的“德育”最终只能蜕化为课程表上程式化的名词。
2.“主体性”的缺失
英国学者迪尔登认为德育的自主性是指：“独立作判断，批判地反思这些判断的倾向以及依据这些独立的、反思的判断将信念与行为整合的倾向。”[3] 现代德育的理论与实践已经证明，自主性德育是借助受教育者自己的智慧和努力探索，不断建构的自主、自觉的过程。时代呼唤着帮助受教育者形成道德思维、道德推理、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能力的德育教育模式。
然而，在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体制中，德育因始终被视为“对人的意志与行为进行限制与防范的教育”而感到异常窘迫[4]。大学生在被定位为“被塑造”的“客体”时，德育的运行环境就已经抹杀了他们与“道德”这一最具人文关怀的命题进行对话的可能。他们被单方面看成社会规范的造物，德育仅仅是完成这一造物使命的工具。他们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某些外在的教化，比如教育者教条式地传递的社会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等，这些教化和道德哲学中倡导的“道德、精神、自我合为一体”的境界相悖谬。无疑，自主性德育成了水中之月。
3.“知识论”的偏执
当代中国从“知识无用论”的怪圈中走了出来，这确实是一次观念的拨乱反正。但是如果把“知识论”加之于“德育”，冠以“知性德育”的哲学帽子，就混淆了德育的内容结构与形式结构，割裂了认知与情感、知德与行德，进而割裂了德育与生活的血肉联系。“德育”在高校教育中至少现在还是一门必修“课程”，一种计算学分的“知识”，这就注定当今德育教育的模式无法走出“把德性的养成窄化为道德知识的传授和道德认知技能的训练与提高”[5] 的误区。丧失了德育与生命环境的互动，德育必然失去成长的沃土。
在“知识论”的偏执目光下，德育变得急功近利，不停地强调道德认知的单打一，漠视认知与情感、道德的平行发展，圈囿在知识化的课程、灌输式的教学中。“德育”在被“知识”外衣的包裹和异化下，正在逐渐失去自我存在的根据和理由，而成为“思想品德课”、“政治理论课”等课程掩盖下的干瘪内核。
透过德育低绩效的表象，我们深究其原委，大致有这样几点因素：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在进一步实现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方式的调整，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发展，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对传统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规范产生了极大的冲击。物质利益原则的通行，竞争性、趋利性的强化，新体制本身不够完善等，都容易导致“信仰危机”、“道德危机”、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的蔓延。
2.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一方面，现代物质文明改变了人们的社会生活和个体生存、发展方式，但优裕的物质生活并不能自动带来高度的精神文明。沉迷于物质享受带来的是弃绝理想与奋斗，最终丧失精神的家园。另一方面，快节奏、多变化的现代学习与生活创造了“人机对话”、“足不出户，日行千里”的奇迹，也导致了“人伦疏远、人情冷漠、人道缺失、人文精神、人文价值被忽略”[4] 的客观现实。
3.长期以来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德育教育也成为其产儿而遭到扭曲。“唯理论”、“唯分数”的道德教育评价方法使德育教育出现滑坡。在这种情况下，基于传统经济、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而建立起来的道德教育体系，难以得到真正的触动和实质性的改变。德育脱离现实、忽略主体、封闭单一、形式主义至上等弊端严重影响了德育的感染力和实效性。
4.教师的德育专业意识淡薄，教育者头脑中缺少“人本”思想，认为德育工作是非主职的附加任务，缺乏科学的、具体的、行之有效的操作系统。如果说德育是一项工程，那么教师的德育教育就是工程的具体施工过程。教师没有德育意识，缺少德育工作方略，何以育德？优良的德育教育方法必须以先进的德育理念为基础，教育者的德育专业意识和专业技能的培养是对德育工作补正的重要一环。
5.以书面文化为主要载体的德育认知教育忽视了学生的德育体验。教师给学生讲授“应该具备道德”的时候多，让学生体会“真实、具体的道德”的时候少，强调追求道德的外在目的多，让学生品味道德行为的内在价值少。教师言教依然重于身教，德育既没有根据科学化、序列化的要求将教师讲授和学生体验有机统一，也没有将它与学生的道德认知能力相结合，因而无法在学生心灵深处产生共鸣、认同。
6.缺少强有力的保障制度和科学的评价体系。德育工作务虚的多，务实的少，搞宣传的多，实实在在抓德育的少。德育工作缺少完善的规章制度作保障，“即便有制度，其中也缺少了科学的评价体系和有效的奖惩机制，致使德育教育浮在表面难以深入致效”[6]。
由于上述内、外因素的影响，今天的德育忽略了人的内在需要，忽略了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和道德教育的民主化、科学化，自然难以激发受教育者的道德自觉，难以培养学生是非善恶的辨别能力、自我教育能力和道德实践能力。
于是，当德育走下神殿，卸下凝重的外衣，我们看到的它依然是肩负着注重教化重任的工具。显然，这种德育很难顾及对受众的尊重和需要的满足，这也是受众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何找到一条通往德育教育高绩效的路？答案之一是寓教于乐。因此我们呼吁，德育应关照学生的成长需要，应有效地将大众传媒中的“快乐”元素引进德育教育。
二、大众传媒“寓教于乐”的特质及其给德育的启示
大众传播中寓教于乐的有效特质可以给德育教育一定的启示。德育教育也是一种信息传播过程，只是它的传播者是教师，受众者是学生，因此它有别于内容庞大、对象复杂的大众传播，是场所、人员、内容相对固定、以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为目的的人际传播。因此，从本质上看，两者“寓教于乐”的原则是共通的。
启示之一，正视受众的接受心理
在早期的传播学研究中，对传播效果的认识是“子弹论”，即传播的知识、观念、态度会自动传输到受众的头脑中，变为受众的知识、观念和态度[7] 18。随着传播学的发展，人们发现传播效果是指某一特定效应的传播信息作用于受众所产生的效果。从心理学角度说，传播者要想传播致效，必须把信息输入受众的心理系统，因为只有心理系统才是受众体内接纳信息的感应器、接收器，因此，心理系统是使传播致效过程的关键环节。大众传播能赢得众多大学生，就在于它在注重信息传递的同时格外注重大学生的接受心理。“受传者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要用个人的需求和兴趣来加以解释。”[8] 面对传媒，受众在心理上最重要的两大需要即信息和娱乐需要，其中娱乐的比例更大些，因而传媒牢牢地把握住了娱乐的方式。它们深知以这一方式传送信息比机械的灌输要高效得多，它使受众在接受信息过程中有张有弛，消弭了过度的紧张状态。正如施拉姆所言，人类的传播行为证明我们研究的是人，既不完全像神，也不完全像动物[9]。
这就给我们的德育教育以借鉴。教育者应正视受众的接受心理，借鉴大众传播注重扩大有效面和积极面的经验。
启示之二，倡导以人为本的传播理念
在大众传媒中，传播者和接受者作为两个最基本的元素各执一端，但是作为社会人，他们都希望“个人始终得到社会的认可、重视和强调，成为文明世界的基本单位和推动者”[10]。我们正处在一个以人为本的时代，肯定人是世界的中心，倡导关心人、尊重人、张扬人的个性，为人的自我价值实现提供条件。事实证明，今天的大众传媒已不再遵循单纯的信息传播和接受的运作模式，而是提倡尊重、满足人的各种合理需要，给人以自由、尊严、平等感，激发人的潜能。它的娱乐功能也恰恰赋予了每个人“生命”的意义，贯穿了“人文关怀”的思想。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娱乐功能并非是以纯娱乐为目的的游戏活动，那种盲目的为“乐”而“乐”的无谓嬉戏与其说关照了人性不如说关照了人的动物性[11]，显然，这不属于我们讨论的范围。大众传媒的娱乐功能必须根植于人类精神的土壤，并以此为出发点和归宿，追求的是娱乐的“神”——培养有德性的高尚的人，而非娱乐的“形”——纯粹的娱乐活动。
因此德育教育也应达到这样一种境界：教育被视作一个快乐驿站，师生处于其中，忘却了外在的期望、压力，而为教学情景本身所吸引、引导……学生在愉悦的情境中掌握了知识，实现了书本知识与现实生活的对接，教师也在弥漫着快乐的氛围中完成了育人使命，达到另一种理性的升华。
启示之三，尊重受众的主体地位
大众传媒“寓教于乐”的核心始终是对受众主体的生存状况、历史境遇的关注，对其尊严、价值的肯定。在传播过程中，传媒既传播事件的内容，更传递事件背后的文化意义；既反映世界的变化与发展，也反映对受众主体的生存与发展的关怀；既报道可知、可预知的事件，也关注受众主体的内心；既反映对事件规律的认识，更反映社会各阶层受众主体的心声。因此，大众传媒无论以何种方式传播何种新闻，都充分考虑到了受众的发展、受众的所思所想，这也是大众传媒生命力之所在。
今天，随着“第四类媒体”的兴起，虚拟性和互动性更强化了受众的主体地位，受众和传播者可以在心灵深处进行平等“对话”。据国外一家研究机构提供的数据表明，同样一个社会问题分别在课堂、电视、网站上提出，参与讨论的比例为1∶3.4∶4.7。网络传媒产生的主体实践力量在于受众可以隐去社会身份进入到某种虚拟的空间，从而激发出体现一定价值观的能动力。
这让我们看到“德育主体性”的图景：学生成为德育的主人，而教师仅是学生德育教育的引导者、促进者和合作者，教师的从教过程也不单是课堂传授知识的过程，其间还有大量的劳动创造，所以教师也应该实践快乐的德育教育，在快乐中体现职业的价值，实现德育的“物我”统一。
启示之四，建构生活化的传播内容
生活化、真实化的传播内容是指大众传媒在报道公众人物、重大事件的同时，也关注着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以普通受众的价值取向与思考方式观察事件、分析问题，以平等姿态报道普通受众生活中的日常琐事，真正做到站在人文关怀的高度关注受众和他们的生活，研究受众的境遇与生存状况，生产和传播受众真正需要的产品。这种真实性、平民化、生活化的视角增强了传媒的亲和力，拉近了传播者和受众的心理距离，也达到了寓教于乐的目的。
正如上世纪60年代心理学家艾伯特·班杜拉在模仿论中所提出的：“对社会生活的描述是媒体传播内容的经常性主题，各种生动形象的描述和形象本身的展示，可以成为人们模仿的榜样。”[7] 15榜样源于生活，榜样也通过大众传媒的不断重复刺激，引起认同、模仿，最后逐步相对稳定下来。由是观之，在传媒模式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认同”机制，受众只有认可了传播内容，他才会“乐”于接受，媒体塑造的形象、传播的内容才能有效地影响受众，尽管这时可能以非娱乐形象展现[12]。
从中我们得到启迪：高校德育必须努力贴近、关注受众——大学生的个体生命和他们的现实生活，把体现社会要求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与大学生的日常学习与生活紧密联系起来，构建适合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受教育者的教育内容。
三、德育“寓教于乐”的途径和形式
鉴于信息时代大众传媒的发达给高校的德育教育带来的上述启示，高校德育教育也应通过有效的途径和形式使“寓教于乐”的原则贯穿于德育教育的全过程。
首先，德育教育应尊重学生的接受心理，其内容应可亲、可信。有学者认为，大众传媒所以有强大的精神影响力，是因为它充当了意识形态的“舆论领袖”，而这一头衔正缘于传媒对受众的解读。“传媒深深地理解受众的喜怒哀乐的情感世界，并能与之产生共鸣，将受众的视线收之麾下。”[13] 我们的德育教育也应吸纳这一情感要素，合理运用那些源于生活的道德素材，使之在寓教于乐中向受教者渗透感怀至深的道德信念。也就是说德育教育应在内容上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用学生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使学生真正感到教育的真实生命力和亲和力。康德说过：“‘善’就是人的通过意志遵循普遍的理性原则选择自己的行为的过程，只有对这些理性普遍原则进行自由把握和理解的人，才能真正地具有美德和善行。”[14]“故事”(这里我们引入“故事”这一文学领域的名词)是社会价值观的直观展现，浸润着生命实感的细节，较之干巴巴的规范更能让人接受，因此能对个体生命准则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教育通过可亲、可信的语言(广播)、声光(影视)、图像(网络)作为表象方式和传播媒介对“故事”流程进行重新编织，这种寓教于乐的道德叙事方式不经意间能影响或改变一个人的思想意识，使受教育者得以在重构时空的道德范式中，构建起自己生活的目的和意义[15]。
在现代德育教育的舞台上，锻造德育内容的可信、可亲、有益的特质，同时与教育方式间保持着完美的结合，最大程度地接近事件背后的本质规律性，都是在无形中彰显着尊重真理的德育本我。当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实现了思想上的融合，才可以使受教育者心悦诚服地随教育者登高望远，德育教育由此达到了寓教于乐的教育效果。
其次，德育教育应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积极创设多种多样学生自我教育的形式。大众传媒娱乐性的特质，能够让学生在自觉的审美活动中不断受到教化与熏陶，并且通过熏陶达到“臻于至善”的升华，即真、善、美的统一。受此启发，美国许多著名高校总是把社会修养课开在电视台的演播大厅里。“精彩纷呈的舞台剧预演、触手可及的拍摄脚本以及所有忙碌的人群、图像传输过程……这一切，简直就是一件社会内涵丰富的艺术品。”[16] 对于把艺术审美作为一种人文科学必修课的大学生群体来说，通过艺术的创造和欣赏等自觉地进行审美活动，不但能赏心悦目、畅神益智，身心上更能得到春风化雨般的熏陶和感染，引起情操、理想、教养、信仰等道德参数的深刻变化，逐步培养起优良的人文素养，把德育教育内化为自己的精神追求。这样的德育教育正如贺拉斯最早提出“寓教于乐”时认为的那样，充分观照了受教育者真实的价值接受视野，促进受教育者的自身情感和德育内容息息相通。受教育者通过自我教育，在内心塑造出富有亲和力的道德形象，使自我教育、审美教育和德育进程相得益彰。
自我教育的德育模式还可以借助影视、报刊、网络等载体，营造另一种时间和空间内的德育氛围，给传统道德教育中枯燥无味的说教、晦涩艰深的表达以及难以融入其中的生硬对话带来亮色。“大学生群体通过报刊、网络、电视、广播等新颖活泼的形式，借助FLASH动画、DV拍摄等美仑美奂、时尚健康的载体，以及大众传媒提供的电话、BBS和EMAIL等传统道德实践所没有的平台，建构自己的伦理准则。”[17]
最后，德育教育应把社会作为一个大课堂。“生活化”的德育模式能让学生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得到提高。自古以来，人们在社会生活之中不断地提取精华，不断地发掘人类社会中真、善、美的元素，最终形成了哲学范畴里的道德观。因此，德育教育需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打破“课程”的条条框框和板板正正的“学科”模式，以生活化的道德教育为教材。也就是说，除了显性的课程内容，更需要注重开发一切积极的隐性课程内容，扎根社会、扎根校园，关心、关注大学生个体的学习、生活，热情讴歌生活中崇高的共产主义品格、无畏的科学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真正发挥德育在大学生道德发展中的调节、提升功能。“生活化”的德育教育还能把道德认知转化成社会实践行为，便于厘清纷乱芜杂的社会表象，消弥“负效益”对大学生们的困扰，避免多元化意识形态下受教育者价值观的紊乱，使受教育者最终确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坚贞的信念。
诚然，让寓教于乐走进德育并非是一蹴而就的简单过程，它需要掌握几点原则：
1.辩证认识大众传播的娱乐功能。媒体如同企业，高扬受众至上的大纛，把满足受众需求、捍卫受众利益等同于满足消费者需求、保障消费者权益。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们的兴趣、观点及利益要求各异，最大的共同点是什么？是娱乐。娱乐能以尽量小的投入，赢得最大的利益，突出的体现就是收视率、收听率、发行量、点击率的飙升。我们一方面肯定媒体娱乐功能满足我们感官快乐、丰富和改善我们的生存状态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娱乐功能不是传媒的唯一功能。当主流文化让位于大众文化，娱乐性被无限放大后，大众传播呈现的音、形、义是残缺的、不全面的，受众在愉悦耳目之时常常忽视了仰望真实、理性、有价值的蓝天。
2.师生双方必须遵守“快乐”的纪律。倡导“寓教于乐”、“寓学于乐”不等于“乐”而忘形的散漫。在德育教育的过程中，传、受双方必须在一定的纪律保证下追求自由和创造，营造快乐的氛围。但这里需要廓清“纪律”和“压制”这两个不同的概念。纪律不是快乐的对立面，纪律不等于压制，压制是外在的对生命自由本性的强制手段，它使学生没有了创造，没有了想象，没有了激情和快乐，学生一旦离开了这个压抑的环境就会表现出极端的放肆。德育教育需要的不是压制，而是人性化的纪律。纪律不是教师控制学生行为的法宝，而是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即每个人的利益而产生的，它蕴含着个人的需要，因此是人性化的，否则它也会背离我们德育教育的初衷。苏霍姆林斯基曾言：“最高的规范就是自由。”[18] 因此，“快乐”的德育教育要遵守“快乐”的纪律，纪律是为生命的自由与快乐服务的。
3.师生双方应有正确的“快乐”意识，不能只一味求“乐”而忽略了德育的艰巨使命。从德育接受者学生而言，寓教于乐的德育体现了“人的教育”、“生命化教育”、“生活化教育”等理念。学生的德性在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中形成。德育需要实践，需要领悟，任何外在的、强迫式的德育都不会有效，更不会受学生欢迎。强调德育教育的寓教于乐，就是要化被动为主动，化消极接受为积极感悟。从德育传授者教师而言，德育方式必须选择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德育过程必须围绕学生德性发展的过程，德育教育必须摈弃教师机械的工作，而代之以艺术的愉悦的创造。
大众传播的娱乐功能俯身走进大学德育教育的殿堂，体现出两种不同领域对大学生求“乐”需要的共同关注。“快乐”的德育教育一方面唤醒了受者——学生的主体意识，也激励着德育的传播者——教师的创新和发展。教与学都是一种智慧，教与学的过程是用智慧点击出快乐的过程，它把师生带入了追求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必将有利于实现德育的育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