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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历史没有句号——东西南北与第三世界发展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以下简称《句号》）不会成为畅销书；作者原本就没有这样的企望。当然，不仅受人尊敬的学者中，而且关心第三世界即人类大多数现状和命运的普通读者中，都会有人翻一翻此书。这对作者来说，实在是至高无上的奖赏和安慰了。一个伟大民族的理论兴趣和理论创造力有时如林木葱茏，有时又枝叶凋零，但是完全湮没于鼠目寸光的物质功利主义和低水平重复套话空话而荡然无存，那就简直可悲和不可思议了。似乎不必相信历史会提供这样的先例。该书绪论提前发表。发表之前，曾经分送北京十几位教授请教。从那时到正式出版，通过多种渠道得到对于它的意见。我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一一表示感谢并坦率说出我的看法。这里没有私利的顾忌和一钱不值的客套，没有广告式的装腔作势和追求一时轰动的商业性炒作，有的只是对于一部已经交付社会的学术著作的真诚而严峻的评判和有关理论问题的善意商榷。除了某些具体的意见，几乎所有的肯定和批评，都直接或间接地提出社会历史领域研究工作的方法论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即席的谈话、三五次通信，充其量只能浮光掠影地交换一些零星的看法。但愿这篇短文至少能够触及它的若干根本的方面。《句号》一书的价值微不足道；如果能够在方法论的讨论方面多少有所前进，那才是值得庆贺的事情。
我们仍然从希望读者能够感兴趣的发展理论问题谈起。历史上常常在不同范围和不同程度上发生伟大的先驱和渺小的后裔，或者重复出现播下龙种而生出跳蚤这类现象。《句号》多次提到1986年牛津出版社的《发展经济学的先驱》。我们对那些毕竟包含着科学成分的理论的创造者们的尊敬，不亚于他们的本民族同胞和西方发展学的后人。该书两主编之一、导言作者杰拉尔德·M.迈耶真是快人快语：西方发展学是在第二次大战以后，西方当局为着避免第三世界广大地区“陷入共产主义”，从而失去投资机会、失去市场与原料来源地的国际政治背景下产生和兴旺起来的，因此，发展经济学的家谱，读起来就是“出自政治权术的殖民经济学”。在该书认可的十位先驱中，艾伯特·O.赫希曼自称“反抗权威的叛逆”和“持不同政见者”，劳尔·普雷维什说他的研究工作的历史就是“离经叛道的历史”，冈纲·缪尔达尔把他晚年的一部文集定名为《反潮流：经济学批判论文集》。他们占去了三分之一。其他先驱也间或有类似表述。他们所以获得巨大的荣誉和广泛的尊敬，在于拒绝规避和掩饰西方帝国主义压迫、剥削第三世界的事实，在于对第三世界人民悲苦命运的诚挚同情和帮助第三世界人民走上发展道路的良善意愿，在于由此取得的学术成就。缪尔达尔的研究工作，几乎是在一种因生为发达国家公民而深感愧疚的道德自责中，在一种他所说的“对良心上日益加剧的痛苦加以清算”的过程中进行的。他看出，西方发展学的绝大部分研究工作在发达国家展开，由其政府、基金会、大学和行业提供资金，实在没有道理不指望研究和开发工作将对他们自己有利。大部头著作列满密密麻麻的统计数字和根据这些数字编造的种种计量模型、计算公式。心中有数原本是件好事。但是这是一些怎样的数字呢？在第三世界特别是几个亚洲国家的实地考察，使缪尔达尔对这些数字更为生疑：“许多数字一钱不值”，原来统计资料是一个“政治至上的领域”！下面这段话出自他1957年出版的《穷国与富国》，由迈耶在《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一书导言中特别地引出，尤需反复品味：
“在这伟大的觉醒时代，如果不发达的国家的年轻经济学家陷入发达国家经济思想的困境而不能自拔，那将是可悲的。发达国家经济思想妨碍那些国家的学者去努力符合理性，而对不发达国家学者们的学术创见更充耳不闻。
我但愿他们有勇气抛弃那些无意义的、不中肯的而且有时显然不适当的教条和理论思路，从研究他们自己的需要和问题中刷新思路。”
在这里，1.“伟大的觉醒时代”，对于第三世界来说，所谓觉醒当然包括为着国家主权、民族独立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斗争和打破世界殖民体系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2.这种斗争的胜利直接把发展问题提到第三世界国家社会生活的前沿，正是这样的时刻，使警惕第三世界经济学家“陷入发达国家经济思想的困境而不能自拔”的可悲景况，具有了现实的意义。3.发达国家的经济思想，对于第三世界的健康发展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一些“无意义的、不中肯的而且有时显然不适当的教条和理论思路”。4.第三世界学者要有勇气抛弃这些教条和理论思路，而根据“自己的需要和问题”进行理论的创造。
重读这段精彩论述，作为第三世界学者，目前没有必要在主要之点上再做更多的补充了。如果粗略地举出此后40年间的尽人皆知却又不能带给进步人类欣慰的事实，那就看一看拉丁美洲的“失落的十年”和目前经济与贫富分化联袂增长的情形吧；那就看一看被称为“苦难漫无尽头的大陆”、“世界的孤儿”，在大国争夺中混乱、动荡、贫病交加的非洲吧；那就看一看从一度辉煌中跌落下来、陷入金融和经济危机的亚洲吧；那就看一看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怎样从内部肢解得七零八落，俄罗斯仅仅从1990年到1993年人均寿命就下降五岁的改革业绩吧；那就看一看西方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的经济差距怎样越拉越大，富国、富人肥胖过度而穷国、穷人却枯瘦如柴的国际秩序吧。——无论如何，历史只能说：不幸而言中的缪尔达尔！
缪尔达尔所谈论的恰恰是方法论问题。在西方发展学框架内能够做到的，他大体上都做到了。摆脱这一框架的桎梏，进行新的理论创造，取决于方法论的革新；他也已经在这种革新方面做出了某些带有根本意义的提示，一如在参天茂密、暗无天日的原始森林中，标出了一条“胡志明小道”。然而缪尔达尔称之为“陷入发达国家经济思想的困境而不能自拔”的景况，却在一次又一次重演。这有点像杜牧《阿房宫赋》所写的，“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美国《拉丁美洲研究评论》1980年第1期刊出拉美学者C.F.博尔达的文章《今日拉丁美洲社会科学展望》，承认“我们受到外国同行的束缚，为他们的思想所支配。……我们不能指责外国人只按他们的利益行事，因为，如果我们迷惑于他们的公式、数字和金钱，那就是我们自己的错误了”。他把这种情况叫做“学术上的殖民主义”。巴西《圣保罗州报》1997年3月8日报道，拉美和欧洲一些国家的知识分子在荷兰聚会，发表宣言，指出新自由主义的泛滥正在造成全世界的空前的社会和生态危机，特别是造成第三世界的更加痛苦的后果。当缪尔达尔这样一些西方发展学的先驱们以郑重的科学精神进行探索的时候，谁乐于想象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迷惑于西方的公式、数字和金钱，导致如此黯淡无光的后果呢？
看来，无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前苏联和中国过去的经验，还是对西方发展学理论、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都不能采取缪尔达尔已经指出的教条式的态度。
发展学研究对象是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第三世界，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中的第三世界，是同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第一世界的对立和联系中的第三世界。无论是研究第三世界的发展或者不发展、反发展，都不能离开这样一种总体的把握。当然没有理由剥夺西方学者研究这个问题的权利；相反，西方学者在自己实践基础上所获得的研究这个问题的某种独特视角，倒是非西方学者无法代替的。问题在于，从西方的立场出发，由西方当局或企业及其他部门提供资助，采用西方的观点和资料，——即便不考虑“利益”，这样一种研究成果，在第三世界发展实践面前终归难免文不对题和苍白无力。第三世界的发展首先是第三世界人民的事业，是第三世界人民从民族压迫、社会压迫和落后、愚昧、贫穷下解放的事业，是第三世界人民参与并维护第三世界人民利益的事业。那么很明显，西方发展学不具有这样的品格，不能实现这样的历史任务，而且没有理由向它提出这样的要求。历史呼吁一种新的发展学，我们姑且称之为第三世界发展学。这是立足于第三世界的实践，概括第三世界人民历史创造活动的丰富经验，以推动第三世界发展来推动整个人类进步的发展学。在这里，西方发展学不是处于教师爷的地位而是处于参照系的地位。第三世界不同肤色的人们在世界人口中占四分之三。第三世界的发展，如果从第三世界出现算起；如果承认第三世界人民争取民族主权、国家独立的斗争不仅是发展的决定性前提和基础，而且也属于发展并贯穿发展的整个过程及诸多方面，那么应该说，这种作为第三世界发展学产生、形成和完整的沃土的发展，已经至少有五百年的历史了。这里有着理论创造的异常广阔的天地和前景。第三世界学者的理论活动，理应自觉地成为第三世界人民历史创造活动的一部分。离开这种人类最伟大、最深刻的历史进程，甚至羞于承认自己属于第三世界，而宁愿用重复和照抄西方发展学来替代和自我取消创造的能力，坦率地说，尽管可以踩着可口可乐和好莱坞文化的脚印亦步亦趋，表演别人的旋律，却不会为人类文明提供任何打上自己民族烙印的贡献，实在没有出息，也不会有什么出路。和第三世界人民共同着欢乐和悲苦，以自己的理论活动融入第三世界的发展，反映和促进这种发展，尤其是第三世界学者的天职和神圣义务。
这里也涉及到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的关系。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1949年革命，这两场革命的胜利首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胜利。革命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方面在国内伴随着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一方面又面临着国际资产阶级的包围甚至封锁、禁运和战争威胁；这种国际斗争兼有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性质。谢天谢地，在随着东欧演变、前苏联肢解出现的对社会主义的国际性围剿中，积古往今来最刻毒、最强烈的语言，人们写了很多，说了很多，只是连社会主义的最不含糊的敌人，也还至今没有把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判为汪精卫式的民族叛徒。这些共产主义者同时具备着民族英雄的品格。如果不是把概念而是把历史实践作为研究问题的出发点，那就没有理由不承认，社会主义在其实践中取得的最伟大的成果之一，正在于它是20世纪进步人类争取和维护民族解放、国家主权的旗帜。抹去这个成果，它在其他方面为人类进步增添的新内容将无从谈起。这也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他揭示了一个20世纪的时代秘密。因此，既不应该把我们世界的诸多社会矛盾简单化地归结为只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更没有理由在同南北关系的分离中研究社会主义问题。相反，社会主义实践本身倒是第三世界发展的一条业已取得重大成就的道路。东西和南北，南北关系具有更根本性的地位。不应该在南北关系之外，而应该在南北关系之内研究东西关系和社会主义问题。
这里就提出了社会主义中国和邓小平同志的贡献问题。在毛泽东同志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之后，邓小平同志不仅充分肯定和继续坚持和发展这一理论，而且特别是针对80年代以来的国际局势强调地指出：世界上的国家富的愈富、穷的愈穷，解决这个问题是国际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课题，改变国际经济秩序，首先是解决南北关系问题；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南北问题就是发展问题，国际社会虽然提出要解决南北问题，但讲了多年了，南北之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并且越来越大；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归根到底，我们要靠自己来摆脱贫困，靠自己发展起来，主要靠自己，同时不要闭关自守；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都还有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任务，可见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维护独立、主权的任务还面临着严峻的局面；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了，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等等。这些论断的正确性，已经和正在为世界历史演变所一再证实。应该说，贯穿这些极富时代感的精辟论断的科学的方法论的启示，已经愈益显示出一种紧迫的性质，需要在我们的研究和宣传工作中占有它本应占有的地位。
我要重复地说，《句号》是微不足道的。一如该书作者后记中所写，积了一点材料，但愿能略略减轻同行们的翻检之劳。书已出版，任何人都有权利对它评头论足。没有批评就没有比较、鉴别，就没有前进。作者诚恳地期望着批评的意见。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在同样有治学兴趣的人们之间，应该鼓励和提供一种以事实为依据和把人民利益摆在第一位的平等交换意见的气氛。在这里，仅仅摆弄政治标签无助于求得真理，需要的倒是学者的雅量和谦和的气度。当然，这又牵涉到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