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物我、今古、中外的交汇与冲突看青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外论文,冲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青主(1893—1959)逝世已近半个世纪，今天，我们重新来纪念并探讨他，有必要对他的生 平 、思想和创作进行较全面的回顾。
青主并非专业作曲家。在他66年的人生道路上，他只从事过四年多音乐，在这短短的四年 多时间内写过三十几首歌曲和音乐论著《乐话》、《音乐通论》以及六、七十篇音乐论文， 并主编过上海音专校刊《音》和音乐刊物《乐艺》。此外还撰写过两篇短篇小说《丑的美》 和《半月子的回忆》，著有《歌德》、《女性美的研究》，并译过海涅的《抒情插曲》和《 豪福童话》等一些文学作品。从事音乐在他一生中只能说是一段插曲。1927年，以“著名共 党”的罪名，报刊上以大号字体印出廖尚果的名字，要在全国范围内捉拿他。他好不容易逃 离广州，躲到上海租界，不敢外出，只能在家中靠作曲、写文章谋生。想不到这四、五年间 他亡命乐坛，却为中国近代音乐史制造出一位青主来；他的笔名为此进入了中国近几十年出 版的辞书。——青主也不是真正的政治家，更不是军事家或法学家，尽管他在这些领域均曾 涉足：青少年时参加过辛亥革命，通过战斗曾荣获银质“革命军功牌”两枚，并为此被派往 德国留学；返回后，在北伐战争时期当过大理院推事（相当于最高法院审判官）、法官学校（ 实际上的）校长和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务，此后在抗日战争时期，也在第七战 区司令部当过中将顾问等。但是，军、政、法界实际上都不是他本性归属的天地。
青主自幼倾心于老庄哲学，醉心于中国古诗词。他修身养性、为人处世，在很大程度上深 受老庄哲学影响；至于中国古诗词，更是他自幼至死手不释卷，并不断陶醉和吟咏的对象。 他少年时在黄埔陆军小学攻读，耽溺于吟诗填词，以至老师、辛亥革命军中赫赫有名的将领 邓悭见到他，常问道：“廖尚果，你又在作‘念奴娇’了吧？！”直到他逝世后，我返回苏州 故 居整理他的遗物，仍从他的枕下翻出一卷《随园诗话》。我与他共同生活约26年中，几乎每 天都听到他用惠州方言和传统的惠州腔吟诵古诗词。青主曾深有所感地告诉过我，吴梅村曾 表示过：日后他的墓碑上只消写上“诗人吴梅村之墓”。我想，这也是青主潜在思想的流露 ：这是一个不仅是诗人的人，对除诗艺以外的一切深感失望的心情体现。归根究底，青主的 本质是一位诗人，或者甚至可以说：只是一位诗人。如果由于他曾经在音乐领域有过作为， 那末，也只应当套用德语中的说法，把他称作为一位音诗人(Tondichter)，因为他所作的 歌曲均以诗境表现深邃见长。他是以一个诗人的本性来体验和谱写音乐的：在他的体验和感 悟中，动人的音乐正是一首首音诗，而音乐家也应当首先是音的诗人。在这一点上，他和舒 曼非常相近。舒曼说过：“艺术家生活在理想主义之中，而却是为现实工作的。”这话同样 适于青主。
（一）物我
青主在《诗琴响了》最后一篇《怎样创作诗的艺术》中直言不讳地道出了他的艺术观和创 作观：
我不是神仙，我不会做神仙的诗；
我不是鬼，我不会做鬼的诗；
我自是人，我只会做人的诗！
我不是大腹贾，我不会做大腹贾的诗；
我不是工人，我不会做工人的诗；
我自是我，我只会做我的诗！
这种以人、以我为主题的立意，不仅体现于他的艺术观，也贯彻在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上 ； 这二者是统一的。他曾为国赴汤蹈火，置生死于不顾；也曾对亲友见义勇为、解囊相助，置 物我于不顾。他强调自我，而没有陷入唯我主义的泥坑，也没有把客观世界看成是自我的理
念或映像。他懂得把物与我有机地结合起来。他曾经就德语文法、修辞以及德意志民族的思 维方式，这样对我以及他的学生们说过：德意志不愧为一个哲学的民族。他们的语言和文 法中有第三格的特殊妙用，如柏林国家议会大厦上写着几个大字——DEM DEUTSCHEN VOLK。 这句短语是无法精确移译为别国文字的，如译为“为了德意志人民”、“属于德意志人民” 或“献给德意志人民”，均会过于确定而不准确。那是不用任何介词或动词，而只用一个三 格名词的表达方式，从而把这一切含义都包含了进去，毋庸赘述。又，中国人惯于说：我觉 得冷 ，而德国人却很少说：Ich fühle mich kalt，而总是说：Mir ist kalt，意指这温度对我 说来寒冷，即从客观存在出发。青主十分强调地教导我和学生们：尽量不要用从自我出发， 而要用从客观存在出发的表达方式来说德语，如：与其说Ich freue mich über etwas（我 为某事感到高兴），不如说：Es freue mich,dass...（那使我感到高兴），或更文雅地说： E s gereicht mich zur Freude（那使我走向欢乐）。他说：这种把主观人物放在客观事物支配 之下的思维、认识和语言表达习惯，不正是德意志民族作为哲学民族的一种体现吗？
可是，物我的辩证关系体现在青主的认识、信念和思维方式上是一回事，但在实际为人和 生活中，如何处理好这二者的关系，又是另一回事。这二者在他身上有时并不协调，甚至矛 盾、冲突。他对庄子《齐物论》中所说的“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 ……唯达者知通为一”的至理，以及庄子关于“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 不移”的物化论，是深有领悟的，从而能在自己的信念和生活中，对待不少事物能趋向“天 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此外，他也懂得把金钱和其他物质当作“身外之物 ”（这个词他经常应用），决不予以重视、怜惜或吝啬。虽然青主也经常引用庄子的话说：“ 不相与为怪，不相与为谋，不相与为事”，但事实上他时常并未能如此豁达大度，相反地， 他经常看不穿这个人世，一再地介入，老庄哲学的彻底出世，是他根本未能全然做到的。在 青主毕生的为人和思想、生活中，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和冲突，是显而易见的。基于他自幼十 分丰富的人生经历和遭遇，他对人世、对客观现实的许多事情，也颇能看得透、认得清，可 是在这同时，他却又禁不住人生必须有所作为的入世思想的支配，总想干一番事业，从而三 番四次地投身于政界，结果头破血流、颠沛流离。早在德国留学期间，他就套用过龚定庵的 诗句“唯恐刘郎英气尽，卷帘梳洗望黄河”的涵义写过诗词，表明自己决不甘心和满足于在 国 外舒适的生活。后来，他曾多次向我叙说过他那种总不甘心于独善其身的志向，似乎他的“ “情人”总在“帘卷黄河”地提醒着他，要为祖国和人民干一番事业。他也曾多次地向 我们复述过歌德的名言：“没有比那更大的苦痛：独自一人在天堂之中。”
事实上，如果他在国民党取消了他的通缉令后，仍然继续留在乐坛笔耕下去的话，他的后 半生肯定能取得更大的成就；又如果他在30年代中进入欧亚航空公司后，能坚持不离去，不 三度主动辞职，那末，他的后半生也会太平得多。这样，对他个人以及家庭也会安稳、幸福 得多；可是他总不想独善其身，不甘心就此度过一生，而执着地追求实现自己的抱负，从而 几度重新投身政界，这不能不说是他根本未能身体力行老庄哲学的结果。此外，庄子在《人 间篇》中所说的“形莫若就，心莫若和”，更是他未能做到的关键所在。他不善于随机应变 ，去实践“与物委蛇”，去适应环境，更遑论迁就。相反地，他实际上一直远离现实地生活 在他憧憬的精神世界和理想天地中。他19岁赴德留学，29岁方才归国，这加剧了他与中国社 会现实的距离。尽管他早年已投身革命，不论与最早的同盟会抑或与此后国共两党中的许多 要人，都有密切的关系：或系老师、同学，或系上级、同事或下属。可是他却不待与国内联 系好，就于1922年匆匆返国；回国后也不通过自己良好的社会关系，为自己的前途开拓，以 至于返回后数年，默默无闻地成天泡在家乡惠州叶举的军部中打诗钟，吟咏“十载归来气不 扬”的诗句发牢骚。及至后来，大多数也总是在别人主动推荐下，他才不仅涉足军、政、法 界，以至于几度被通缉、被排挤甚至被迫害。这就是他总不擅于发挥自己的有利条件，不能 做到“形莫若就”的结果。他不但不懂得去迁就和适应，相反地一直自诩“人到无求品自高 ”，从不奉承任何有权、有势或有钱者。他不善于交际、联络，相反地最怕去“见官”，哪 怕那是好朋友，而只爱与投机的、身份一致的亲友们交往，或在自己的幸福家庭中以及独自 一人在艺术境界中自得其乐。不论在他30年代创作的歌曲中，以及此后终生的家庭生活中， 他都一再反复宣扬自撰的人生哲学信条：“你对我三分客气，我对你十分有礼；你打我 一巴掌，我还你一拳头。”这也曾是他“自度曲”的歌词。正是这种为人处世的态度和习性 ，决定了他终生不能适应环境，从而反复地入世一出世、有为一无为的矛盾冲突中生活和做 人，屡遭打击与失败。幸亏他能做到正如德意志浪漫诗人吕凯特(Fri edrich Rückert，17 88 —1866)在《我已脱离了人世》（马勒谱曲）中所唱道的：“我生活在我的诗歌中……”从而 取得精神的解脱，终于在他的后半辈子能满足于平静的教授生涯，安享家庭的乐趣（他说那 是“ 享王侯之福”），以度余生。1948年后，他能毅然重返讲坛，这不能不说是他几经沧桑后大 彻大悟的行为，从而避免了多少物我的矛盾冲突，而臻于物我交融的境界。
青主是一个永远从自我出发，并在不断追寻自我的人：唯有能从中寻找到自我的，他才感 兴 趣，才倾心地去欣赏或潜心地去钻研；唯有能反映自我并具有个人独创因素的，他才乐于 去写作。他的治学之道和研究方法，也完全是从个人爱好和需要出发的，通过自己的共鸣和 移 情去感受和体验，并通过自己的思考和联想去吸取和发展；一切从我出发并为我所用。 为此，他才乐于钻研并善于钻研，才努力去吸收和创造。尤其自他在大学任教以后，强烈的 求 知欲使他经常终日伏案钻研而永远得不到满足；使他能经常在自傲的同时，永远保持虚心。 他 一向最反感钻在故纸堆中或洋书中不能自拔的“书呆子”和学究，而强调一定要用自己的耳 目去“审察那些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景象，兼能够时时和你的思想通声气”，这也就 是他的创思和艺术为什么至今尚有魅力的根由。
（二）今 古
虽然青主教我自幼念过杜甫的诗句：“不薄今人爱古人”，但是在他的心目中，今人哪及 古人！他毕生崇拜的对象、热衷的人物和向往的神交，绝大多数是古人。他从未有过宗教信 仰，也不相信人死后可能进入天堂，而却说过多次：“如果我死了之后，能够真地去与李白 、苏东坡、郑板桥、歌德、海涅等人相会并交谈，那该有多好！”由此可见他对古代诗人和 哲人何等神往！
青主毕生不论在诗歌或山水之间，总是那样深切地“发思古之幽情”，而这并非一般人茶 余饭后的闲情逸致，或仅系自娱和消遣；而是在执着地移情和憧憬，全身心地投入，甚至 会为之垂泪或狂喜，那怕是在课堂上也一样。这时，他正如舒柏特歌曲《致音乐》中所说的 ：是 为之来到了“一个更美好的天地”。他曾对我多次表述过“伤心人别有怀抱”的深意和情怀 ，从而他对古的向往与一般人的怀古有所不同。他对许多古代艺术作品，正是以这种特殊的 心情去体验，并从而引发强烈共鸣的。他毕生中至少有几十年，甚至可以说大半生，正是生 活在那样一种“思古”的精神境界中度过的：既有中国的古代，也有西方的古代；既有哲人 、诗人、乐人高歌绝唱的古代，也有政治家、军事家叱咤风云的古代，而且这古代在他的思 想境界中，就是现代、就是他所憧憬着的现代、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的现代。他就这样把古 与今直接联系在一起去憧憬，仿佛这今古之间并无界线，而浑然一体地存在着。——可是， 在人间现实中，哪有这今古交融的境地？所以，他心怀的这一境界也只能是一种主观的想象 和理想，而在现实的面前最后只能化为泡影。也正基于这同一情怀，他那样欣赏海涅的许多 诗歌：把自己的憧憬描写得愈是无比美好和淋漓尽致，而一声鸡唱，美梦化为泡影的结果也
就愈为惨痛。
青主过于憧憬于自己的理想境界，既不能做到“形莫若就，心莫若和”，也未能不脱离现 实 地去生活和做人，这正是他过于耽溺于古，从而必然远离今的结果。他不懂得如何去有效 地与今人交往，适应今的需求，而醉心于古的境界和理想。本来，他那诗人的气质和本性只 可能使他的艺术永存，而不可能允许他在军、政、法界成功。今与古在青主身上的交汇，往 往形成了撞击，甚至产生冲突，这是毋庸置疑的。
（三）中 外
从许多方面看，青主是一位真实不虚的爱国者。尽管他对德国怀有深厚的感情，并对德意 志民族的许多造诣十分钦佩，但他时时处处忘不了自己的祖国。为此，他才会在德国生活了 十 多年，甚至娶了德国妻子、生了不会说中国话的女儿后，仍毅然返回祖国；为此，他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期间，眼见欧洲诸国火并、争霸，而恨不得“安得雄兵五千万，周旋列国主盟来
”(《1914》)。第一次大战期间和之后，他在异邦撰文、演说，指点江山、发表政论，并弘 扬中华文化，更敢于直接致书德皇威廉二世，争取讨回德国掠夺的中国古代天文仪器；战后 更以当选为“被侮民族联合会”评议员的身份四处演说。他三、四十年代在中德合资的欧亚 航空公司中担任要职，在与德方人员精诚合作的同时，也坚决保持并切实做到平起平坐、 不亢不卑，而不惜几次与德国人争吵甚至反目，体现了中国人应有的自尊，而从不对一切人 包 括外国人唯命是从。
青主热爱祖国的山河、文化，热爱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但他从不盲目或狭隘，从不陷入 沙文主义的泥坑。他多次向家人宣讲他的观点：“许多人侈谈爱国，其实根本不懂得自己的 国家到底有哪些可爱之处；更看不到还有哪些可恨之处。”他的爱憎和是非观是分明而客观 的。他对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处境，自幼具有强烈的意识和觉悟，并懂得慷慨悲歌 ：17岁时作有《埃及古国记》，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祖国已衰弱、腐朽到难以自拔的地步， 并面临着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危险。中外的矛盾、冲突在他的意识中，从一开始就十分强 烈。及至到外国求学后，他更明确地看到“攻玉他乡足取材”，从而“有愿移栽西土花”。 基于自幼在严父拷打下所打下的坚实的中国旧学基础，加上他十年多在德国取得的西学造诣 ，他确实做到了熔中西于一炉。出国前及返国后，他深入中国的现实，丰富的社会经历使他 洞察到中国社会上和人际中的形形色色，那与他“不把天堂世外求”的理想境界有天渊之别 。被国民党通缉的遭遇使他来到了文坛、乐坛，这毕竟要干净许多的园地。这四、五年间， 他被迫埋头治学。多亏他的德国妻子华丽丝继续充当着他的良师益友，同他夫唱妇随地共同 作曲并探讨乐艺。华丽丝原系青主在柏林时的私人小提琴教师。尽管并非出身自音乐世家， 但在环境和友人的熏陶和影响下，她不但成为钢琴能手、女高音歌手，并能作曲。青主与她 从学琴认识到恋爱并结为夫妇，彼此影响甚深。青主明确地说过：没有华丽丝，他不可能取 得那样的作曲成果，尤其在钢琴伴奏写作方面，华丽丝曾给他很多帮助。同样，华丽丝不懂 中文，在为中国古典诗词谱曲的过程中，也多仰仗青主的指点。这一对中外夫妻谱写的乐曲 ，不正是再好不过地体现着中外文化和精神交融的结晶吗？用西方的作曲方式方法来为中国 古典诗词谱曲，这在当时既是一种探索，也是一种创新。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谱写的歌 曲在词曲结合方面探索并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正如青主曾一再强调并力求做到的，使中国 语言和音乐的结合既遵循声韵的规律，而又不受它的局限；换句话说：既保持自然，更加以
艺术的加工和创造，从而使声韵更臻于音韵的境界，使对古诗词的吟诵更发展为一种依照今 人的理解和情境的朗诵；这既是今人对古人的一种发展，同时也体现着中外精神的一种交融 。青主能创造性地运用西方语言朗诵学的艺术规律和经验，这与他在柏林时曾从一位德国话 剧女演员精心学习过朗诵艺术密不可分，从而使他对词曲关系的处理不同凡响：既遵循规律 、又强调独创；既有语言朗诵的音调，又有音乐旋律的流利，从而既解决了西方音乐创作中 历来存在的词曲孰为主次的矛盾（Prima le parole,dopo la musica或Prima la musica,poi Ie parole），也避免了中国音乐词曲结合中常见的弊病：词曲过于受声韵的制约而难免对 艺术创造有所 约束。这再明显不过地体现于青主所谱的《大江东去》中词曲处理的许多细节中，如：如何 突出一句和一段中最重要的字，如何塑造一字和一段的高点，以及如何处理词曲节奏的安排 ，包括对休止符的运用等。在中国艺术歌曲创作的早期，青主与华丽丝能取得那样的成就是 十分不易的；这正是中外两种文化交配的结果，也是古今两种时代融合的现象：那不仅是今
人发思古之幽情，更是借古人之口唱今人之调，并抒发今人之情的一种探索和创造。
青主对中国古典哲学、文学、诗歌的领悟深透，成为他毕生为人、治学以及思维、感受的 根基；同样，他对德意志语言、文学甚至部分哲学、历史的研究造诣，则更有助于他突破个 人与民族的局限，正如他经常引用的歌德名言所说的：“谁不懂得别国的语言，也就不懂得 自己的语言。”青主说过：“我因研究西方的文化，才彻底认识东方的文化，我如是，别人 大约亦如是。”这充分说明：没有东西文化的交融，就没有青主的创作。青主懂得坚持自己 民族文化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也善于吸收别的民族的长处和特点，使中外接枝，发出奇葩。 知己知彼的至理，在这方面同样是颠扑不破的。可是，在这同时也应当看到：青主当时对于 中国的民族音乐（当时称为国乐）缺乏深入地了解与研究，也受西方音乐界“欧洲中心论”的 思想影响，从而持有一些偏激的甚至错误的观点。可是，这并不等于说他不主张或不追 求发扬音乐的民族风格。基于他本人对中国文化修养深厚的根底，以及对中国古诗词的由衷 热爱 ，他在自己的歌曲创作实践中，明显地体现了对音乐创作的民族精神和风格的追求，尽管这 仍然不得不受到他当时在创作手法上主要运用西方大一小调功能和声体系的局限，显示出我 国近代艺术歌曲创作早期难以避免的缺陷。
他翻译海涅、歌德等德意志文豪的诗歌和舒柏特、舒曼等德意志音乐巨匠的艺术歌曲以及 简朴的外国民歌，都能既忠于原作，充分保持了原有的神髓和诗意，又做到了译文的民族化 ，仿佛那本身就是一首中国诗歌。外国的神韵和中国的风味交融；西方的思维、感受和东方 的审美与表现形式结合；既有古诗的词藻，也有今人的口语；既保持有诗词的独立，也突出 了音乐的主宰；它的格调，既讲究诗歌的韵律，更有增无损地保持音乐的风采。例如他所译 配的海涅名诗《在海边》（舒柏特曲），是那样地完美、工整，配唱起舒柏特的旋律，是那样 地自然、妥贴：
海水苍茫，映着斜阳，
荡漾着万丈霞光。
我和我的爱人并坐渔庄，
情脉脉，俏无言相向。
迷雾渐升，海潮乍涨，
白鸥相与上下来往。
忽无端从爱人美目
流下了珠泪行行。
我望着她的泪珠流淌，
不禁要拜倒在地上。
我匍匐着从她的素手，
把泪珠载吻载尝。
啊，自从那晚，我神魂俱丧，
捱尽了爱的苦况
我被那恶冤孽的泪
毒透了全副心肠。
在德期间(1912—1922)，青主作为一个外国人，曾较长时期地靠为报刊撰文与讲演为生， 其内容除政论外，均以介绍、论述中国文化为主；这在当时的德国是屈指可数的。他对老庄 哲学的论述是非一般德国人所能理解的，但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以至德国当代著名的诗人 拿德尔(Arno Nadel，1877—1943)曾对他说：“要西方人了解庄子和老子，总要等百年以后 ，然后他们才可以得相当的成熟！”这位1943年死于奥斯维茨集中营的犹太诗人，说得仍相 当乐观。这也许由于尤其是德国人，在许多方面往往和中国人的气质和习性正好形成为两极 ：和中国人的随和、即兴性相对的，是德国人的严谨与计划性；和德国人的强调理性相对的 ，是中国人的突出感性。可是，说来也奇怪，正如德意志格言所说的：“两极相遇”，中国 人和德国人在精神上却又有许多共通点，这早在歌德时已为这位诗人所发现。浪漫主义同样 在德意志和在中国均曾找到过蓬勃发展的肥沃土壤，不正是这一佐证吗？
中国的以及西方的文化、艺术和哲学，对青主心灵的塑造是彼此难分、不相上下的。对青 主 说来，中国古典哲学和诗词和德意志浪漫主义以及表现主义的诗歌、文学和绘画，是并驾齐 驱地在他的审美天地中奔驰的。因此，只有从中外古今的交汇、交融或甚至撞击、冲突中，
方才可能为青主的思想和艺术定位，方才可能看出：青主既是文化际中的一个特殊产物，也 是一个典型范例；这也正是我们今天重新来研究他的一项意义所在。
在他个人的生平和作为中，物我的交汇促使他不辞抛头颅、洒热血，为祖国、为人民的革 命事业作出过贡献，但物我的冲突也促使他的生活卷起过大起大落的波澜，并使他个人遭遇 到种种挫折和打击。同样，在他的生平和作为中，今古、中外的交汇曾引起过撞击和冲突， 但也迸发出炽热的火花，而终能和谐地交融、交织出一片灿烂的锦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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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的历史以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说来，个人的生命是短促的，个人的作为也总是有 限的，个人受时代和自己种种条件的制约，往往在某些方面也会有一定的局限。可是，人类 的、民族的、国家的以及每一门事业的历史和进步，却也离不开个人。一个个人有无历史意 义，既要看他是否比较集中地代表了他那个时代的精神，也要看他是否在某些方面更突破了 那个时代的局限，从而走在历史和时代的前面。只有能不断地力求以前人的终点为自己的起 点，力求以全人类的智慧和成就武装自己，才可能使自己的作为有意义，并有助于使历史发 展不断向前。个人的创作是否值得传世，主要也取决于它是否对历史和事业有所推动。只有 从特定的历史、地域和社会来观察和评定一个具体的人物，才可能得出比较恰当的结论。
在中华民族从封建主义帝制演变为共和主义新制的伟大转折中，在中国人民从半封建、半 殖 民地社会及其经济、政治和思想的桎梏下，逐步得以解放的漫长过程中，以及在闭关自守、 停滞不前的旧文化和洲内文化，逐步发展为国门开放、兼收并蓄的新文化和洲际文化的巨大 演变中，青主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是时代的产物，也有助于时代的发展。他那融物 我、今古、中外于一身的特质，他那才华横溢的诗人本性，使他成为这一特定历史、地域和 社会中突出的人物之一。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物尽管会在历史的巨流中无影 无踪地消失，但他所体现的精神却会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