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传道统 赋为诗史——论李谐及其《述身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史论文,论李谐论文,述身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2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72(2012)05-0048-08
李谐是北魏同梁对峙数十年之后第一个出使南朝的人。北魏朝廷物色使南人选，朝议以崔
为使者，而崔推荐李谐。而“谐为人短小，六指，因瘿而举颐(因为脖下有瘿而仰起脸面)，因跛而缓步，因謇(口吃)而徐言”。但梁武帝与之言谈后，李谐出，“梁武目送之，谓左右曰：‘朕今日遇劲敌。卿辈常言北间都无人物，此等何处来？’”李谐的魅力全在其所表现的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南北虽然阻隔，而在文化上高度认同。由李谐的使南事件可以明了何以古代中国多次分裂，尤其几次被较落后的少数民族统治，也会有各种的交往，包括使臣的往来及相互留滞的情况。我们由北魏对李谐的重视，也就可以知道何以庾信、王裹使北之后都被强留下来，而且都写了不少抒发苦闷及思家的诗文，也都未因此获罪；也由梁对李谐的高度评价可以看出自认为继承着华夏文化道统的南朝对少数民族所建北朝文化的认同。本文想通过对李谐及其家族的分析，通过对李谐《述身赋》的分析揭示在南北朝文学、文化与历史的研究中被忽略了的一些方面。
一、家世与其父李平
李谐(496-544)，字虔和，北魏后期的作家、政治家。祖籍梁国蒙县(今河南商丘县北)①，其曾祖方叔，刘义隆时济阴太守。其伯祖峻，为文成帝(453-465)拓跋元皇后之兄，封为顿丘公，后进爵为王②。祖彭城王李嶷先受封为繁阳侯，献文帝(466-470，元皇后李氏所生)即位后封为丹阳王，后封为彭城王③。父李平，字昙定，嶷之长子，《魏书·李平传》言其“少有大度，涉猎群书，好《礼》、《易》，颇有文才”，“高祖(孝文帝)礼之甚重”。“拜长乐太守，政务清静，吏民怀之”。“甚著声称”。为河南尹，豪右权贵禅之。孝文帝将幸邺，李平上书，《魏书》本传录其全文，由其上书可见其体察民情、悯民艰难，希望朝廷少骚扰百姓之深意。如其中说，车驾一动，则老百姓“资产罄于迁移，牛蓄罄于辇运”，“富者犹太半，贫者可以意知。一夫从役，举家失业。今复秋稼盈田，禾菽遍野，銮驾所幸，腾残必殷。”他建议就在伊洛之地行讲武射猎之礼仪。不仅表现出一位具有民本思想的朝臣的恳切心意，也很有文采。严可均编《全后魏》收李平文五篇，其中还有一篇《奏立宗室犯法定式》。看来他还有一定的法制思想，即帝胄宗族，也应有所规范。
《魏书·李平传》中说宣武帝元恪“亲幸平第，见其诸子”。而李平持其所行不变：
(平)劝课农桑，修饰太学，简试通儒以充博士，选五郡聪敏者以教之。图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讲堂，亲为立赞。前来台使颇好侵渔，平乃画“履武尾，践薄冰”于客馆，注颂其下，以示诫焉。
北魏拓跋氏(从孝文帝改姓元)本为鲜卑族人，而李平不仅重视老百姓生产、生活，而且从教育、文化方面突出作为中华文化主流思想的儒家学说，这对于促进民族融合、社会和谐是有很大意义的。孝文帝大力推行汉化政策，应同李平这些人是有关系的。至宣武帝，朝政腐败，吏部明码标价买官，而李平持守不变。本传中记其平反叛、理积案及为开仓赈恤的官吏说情释罪等，都可以看出其能力、作风与道德修养。
有意思的是本传中还记了一件与梁朝相关的事。
时南徐州表云，萧衍堰淮水为患，诏公卿议之。平以为不假兵力，终自毁坏。及淮堰，灵太后大悦，引群臣入宴。
按一般做法，南朝欲堵水以淹南徐州，北魏就会有相应的军事行动；诏使群臣议，只是议如何采取措施的问题。李平却提议不用理睬。这当中自然有对淮水日流量及人力堵塞能力等的估计，但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他不主张南北频繁用兵的思想。以李平这样具有深厚传统文化修养的上层官员，会有怎样的家庭教育，可想而知。《魏书·李平传》附其长子《李奖传》言奖“容貌魁伟。有当世才度”。《北史·李崇传》附《李奖传》言“奖前后所历，皆以明济著称”。后虽因元颢事被害，其故吏仍上书为之申诉判别(《魏书·李奖传》录上书全文)，则其作风可知。
又《北史·李谐传》末附其弟《李邕传》：“谐弟邕，字修穆，幼而俊爽，有逸才。著作佐郎，高阳王雍友。凡所交游皆倍年俊秀。才藻之美，为时所称。”
由李谐其父、其兄、其弟身上已可以看出形成李谐素养的家庭环境，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到他的部分的秉性。自然，我们由之也可以看出在鲜卑人统治下的北方上层社会与知识阶层的社会风气、文化特征与教育状况，看出作为这些的核心的“道统”之所在。
二、李谐的生平与作风
据《魏书·李平传》附《李谐传》，李谐卒于东魏孝静帝武定二年(544年)，年四十九，则应生于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496年)。《李谐传》云：
奖弟谐，字虔和，风流闲润，博学有文辩。当时才俊，咸相钦赏。受父前爵彭城候，太尉参军，历尚书郎、徐州北海王颢抚军府司马，入为长兼书中侍郎。
其后又加著作郎。但李谐在史职，无所历意。孝明帝(516-528)末年，葛荣叛而南侵，故又加辅国将军、相州大中正、光禄大夫，以为防卫。相州治邺。葛荣于魏明帝孝昌三年(527年)攻相州不下。明帝时灵太后胡氏当权，任用非人。后孝明帝欲亲政而被灵太后毒死，立孝庄帝。李谐被除金紫光禄大夫，加卫将军。
首先，李谐在个人学养与言谈举止方面堪称一时俊秀。关于李谐的风流博学为当时才俊钦赏一点，《北史·李谐传》载有一事：
赵郡李搔尝过元叉(北魏宗室，京兆王元继之长子，为宣武帝灵太后的妹夫门下，归谓其父元忠曰：“领军门下见一神人。”元忠曰：“必李谐也。”问之，果然。
可见其谈吐风采之令人倾倒。在这当中根本看不出“为人短小，六指，因瘿而举颐，因跛而缓步，因謇而徐言”(《北史·李谐传》)的影子。他的内在的美，他的博学宽怀，言谈举止的温文尔雅、风流倜傥，完全遮盖住了他外在的“丑”。《庄子》中写了不少外貌丑陋或肢体残缺而有识见、有思想、有操守的奇人，如《人间世》篇所写支离疏，其形貌是“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摄撮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脸部隐藏在肚脐下，肩膀高过头顶，两手的手指撮起来朝后向上翘着，两条大腿和胸旁肋骨相并)，然而其“挫针治繲”“鼓策播精，是以食十人”(为缝纫之事，兼以为卜筮，以之养活全家十人)，而善于养生。《德充符》中借子产以申徒嘉身有残缺，不当“与尧争善”，申徒嘉驳之之语说：“吾与夫子(案指伯昏无人)游十九年矣，而未尝知吾兀者也。今子与我游于形骸之内，而索我于形骸之外，不亦过乎？”而说外貌丑恶的哀骀它是“丈夫与之处者，思而不能去也，妇人见之，请于父母曰：‘与为人妻，宁为夫子妾’者，十数而未止也。”其他如好学不倦的叔山无趾，以内在之美吸引了齐桓公的瓮瓮大瘿(皆见《德玄符》)，具有纯熟捕蝉技巧的痀偻者(见《达生》)等，皆以其外貌之丑，突显其内在之美。这些过去都只是作寓言看，不想现实社会中确有这样的人，这对于现实的个人修养教育和倡导良好学风都是很有意义的。
其次，李谐对于当时一些不学无术，道德修养差及只以武夫的骄横显示其权贵身份者有时也予以嘲讽，而对清廉有声望者极表敬重。《北齐书》卷二十《孙骞传》言孙骞学浅而行薄，邢邵曾对他说“更须读书”，他说：“我精骑三千，足敌君赢卒四万。”孙骞曾服一种棘刺丸，李谐等调之曰：“卿棘刺应自足，何假外求？”坐者皆笑。又《魏书》卷八十三《常景传》言景“少聪敏，初读《论语》、《毛诗》，一受便览。及长，有才思，雅好文章，”于朝事多所直言。历任“甚有惠政，民吏称之”。然而他“清俭自守，不治产业。至于衣食，取济而已，耽好经史，受玩文词，若遇新异之书，殷勤求访，或复质买，不问价之贵贱，必以得为期。”李谐等为之“各出钱千文而为买马焉”。在北方常年战乱情况下，正是李谐、常景这些人在努力保存着中华文化的命脉。
李谐对其子教育也甚严。《北史》卷五十四《斛律金传》载，“(邢)祖信少年时，父逊为李庶所卿(被李庶以同辈间称谓‘卿’称之)，因诣庶，谓庶曰：‘暂来见卿，还辞卿去。’庶父谐杖庶而谢焉。”本来没有亲戚关系的人之间，上下辈间交游时有交叉，古今也时有忘年交，有的情况下很难由交游确定辈分。这就给年长者的子辈在对父执的称谓上造成困难。李庶在对邢祖信的父执的称谓上把握得不好，引起邢祖信专门来找李庶称“卿”以明辈分，李谐即以其子李庶失礼而杖之，并表示抱歉。因为这样，李谐的几个儿子也都好学而有修养。《北史·李谐传》后载其长子李岳“性纯至”。次子李庶，“方雅好学，甚有家风”。三子里蔚，“少清秀，有襟期伦理。观涉史传，兼属文词，”“能自持公干理，甚有时誉”。少子李若，“聪敏，颇传家业，风采词令，有声邺下。”“昆弟并尚风流，长裾广袖，从容甚美”。这实际上是在北方长期少数民族统治下短衣窄袖风行之中，保持了中原传统的衣饰与礼仪。传中言其兄弟“颇涉疏放”，则尚不同于拘谨乡愿之人，而表现出一种豁达的气度。
李谐主要生活于北魏末年和东魏初年，他步入社会之时，北魏的政治越来越混乱，483年孝文帝死，宣武帝继位，政事委于外戚高肇，诛杀宗室诸王，政治腐败，财力日乏，吏部标价买官、贵族生活穷奢极欲，又上下崇盛佛教。朝廷数次攻梁失败，民间几次发生起义。其后孝明帝(510-528)继位，时年六岁，灵太后胡氏临朝，朝政混乱，民间饥荒，各处造反，攻州县称王称帝者不断。520年元叉逼灵太后归政后，元叉又专政。525年，灵太后与元雍诛杀元叉之后，灵太后又临朝，重用郑俨。526年，怀溯镇将葛荣(鲜卑人)起兵，自号天子，至528年据冀、定、沧、瀛、殷等州，号称百万，其攻破沧州之时，居民百分之九十死(《魏书·肃宗纪》)。引兵围邺，柱国大将军尔朱荣败之，被擒杀。因灵太后和郑俨的专制，秽闻朝野，孝明帝密诏尔朱荣入京，于是灵太后等鸩杀孝明帝；因潘充华生女，太后诈言为男，便大赦改年，言太子即位，经教日又言所生为女，宜更择嗣君，始立临洮王之子钊，始三岁。直以国家大事如儿戏。
在这一段时间中李谐生平中的两件重大事情，第一件事尔朱荣入洛后，“惑武卫将军费穆之言，谓天下乘机可取，乃谲朝士共为盟誓，妄言丞相高阳王欲反，杀百官、王、公卿、士二千余人，皆敛手就戮”。
沉灵太后及少主于河，时又有朝士百余人后至，仍于堤东被围。遂临以白刃，唱云：“能为禅文者出，当原其命！”时有陇西李神俊、顿丘李谐、太原温子昇并当世辞人，皆在围中，耻是从命，俯伏不应。有御史赵元则者，恐不免死，出作禅文。(《北史》卷四十八《尔朱荣传》)
李谐在这种性命关头，尚知去就，而不为强暴所屈，也是难得。上举此一类事，应非一件。可以说，在当时朝政混乱、朝廷所任非人、四方有力者皆觊觎神器的情况下，能渡过一个一个的陷阱，是不容易的。
对李谐的思想、情绪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是任元颢的给事黄门侍郎一事。
元颢为北魏宗室。其父北海王，名详，为献文帝之子，与孝文帝同辈。元颢袭父职。《魏书》卷二十一《北海王传》言其“少慷慨，有壮气”。当葛荣南侵之时，“颢至汲郡，属尔朱荣入洛，推奉庄帝”。至尔朱荣纵害有异心，元颢图自安之策，作为宗室，也起异谋，后以事意不谐，遂与其子率左右奔萧衍，“泣涕自陈，言辞壮烈”。此次魏宗室降梁者尚有汝南王悦、临淮王彧，另外，郢州等州的刺史也降梁。于是萧衍以元颢为魏王，假之兵将，令其北入。我在《南朝社会与“四萧”评价问题——兼论〈兰陵萧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一文中曾说：“今天无论评价哪一个历史人物，都不能以封建正统观念为准则。”“应该是谁对老百姓有好处，谁对社会的安定发展更有利，就由谁来掌国家大事的决策权”。在论及北魏政治时说：
实际上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文成帝拓跋濬、献文帝拓跋弘，尤其孝文帝元宏，在稳定北方社会、促进民族交融、发展生产、建立制度、推动北方文化建设等方面的种种举措，东晋南朝诸帝少有及之者，只可惜宣武帝元恪以后政治腐败，内乱外患频仍，终至走向凌替与分裂。在这里并无正统与否可言，即使同姓中的继承，我们也不用管它嫡出、庶出、长子、诸子、直系、旁系，甚至也不用看用何手段取得继承权，因为在封建社会中如果不使手段，那也就只有按封建宗法制度的规定，或无论上一代的国君如何昏聩也就只有按他的安排办。这就是以前所谓逆取还是顺取的问题，这些都可以不论，一朝同一朝之间或一帝同一帝之间的转移交接(禅让也罢，继位也罢、武力取得也罢)，自然是对社会的生产、生活的不良影响越小越好。[1-2]
元颢本北魏宗族，在朝廷一片混乱、风雨飘摇之际，他也有责任免其灭亡。况且灵太后扼杀自己亲生的儿子孝明帝而所立临洮王之子，已无正宗可言。作为具有民本思想和一定政治见解，又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臣子李谐，自然也是希望有一个北魏王朝宗族中之有力者来挽救危局。元颢在此情况下起兵，《魏书·北海王传》说他“转战辄克，据有都邑，号令自己。天下人情，想其风政”。可见北方人普遍对他寄托了希望，幻想能由他改变北魏政治的混乱局面。故元颢入洛后，“宿昔宾客近习之徒咸见宠侍”。李谐作为其原来之部下被任命为给事黄门侍郎。然而后来元颢日夜纵酒，不恤军国，所统南军凌窃市里，“朝野莫不失望”(《魏书·北海王传》)。元颢之败，同北魏朝廷中灵太后等的败坏朝纲实难分高下，只是他后来的纵欲坏政令很多士人与百姓寒心而已。元颢败后李谐被除名，时当孝庄帝(528-529)时，恐李谐内心之难受不止因为自己的被除名。此后五年，北魏四易其帝，七更年号，终于分裂为东魏西魏。
《魏书·李谐传》载，东魏孝静帝(534-550)初年，李谐为遭母忧，还乡里。因他的事于元颢，在当时政治混乱、宗室先后举帜情形下实为难免，也非个别事件，故又“征为魏尹，将军如故。以禫制(按指守孝制度)未终，表辞。朝议亦以为优，仍许其让”。《北史·李谐传》中干脆未提李谐从元颢之事，而主要写了李谐使梁一事，则更反映了后代史家对这件事的看法，及对李谐的整体评价。事实上无论在当时、在此后、还是在今天来看，李谐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出使梁朝沟通南北的政治与文化交流。
三、出使梁朝事件及在当时的影响
李谐因守孝未满而辞职，朝廷许可，但后面发生了一件事，必让他出面。《魏书·孝静纪》天平四年(537年)载：“先是，萧衍因益州刺史傅和请通好。秋七月甲辰，遣兼散骑常侍李谐、兼吏部郎中卢元明、兼通直散骑常侍李邺使于萧衍。”南北对峙多年，战争不断，生民涂炭。能够合好，对南北两方都好。
这件事更有意的是在北方派遣使者时的选人，以及南方见到东魏所派使者后的反响。《魏书·李谐传》载：
萧衍求通和好，朝廷盛选行人。以谐兼散侍常侍，为聘使主。
言“盛选行人”，可见其重视。《北史》卷四十三《李崇传》附《李谐传》载：
天平末，魏欲与梁和好，朝议将以崔为使主。曰：“文采与识，不推李谐，口颊翩翩，谐乃大胜。”于是以谐兼常侍，卢元明兼吏部郎中。李业兴兼直常侍聘焉。
《魏书》中言梁武帝萧衍先使人传话表示姿态，东魏君臣即积极响应，看来南北都有和好的愿望。因为数十年对峙，只以武夫兵卒相互格杀于战场，而且南朝总以承袭了中原文化道统自许，故北方特别重视使臣的人选。东魏朝廷讨论中都以为崔为最佳人选，崔，《北史》卷二十四《崔逞传》后附传，言其“状貌伟丽，善于客止。少知名”。“有文学，伟风貌，寡言辞，端嶷如神，以简贵自处”。“冀部豪杰之起，争召兄弟，中立无所就，高敖曹以三百骑劫取之，以为师友”。而为人放达矜傲，崔怯于承担使梁重任，而推举李谐是实，但其言“文采与识，不推李谐”，从《北史》本传所载各事看，也未必是。总之，北朝此次选拔使南人才代表着东魏王朝形象，不能不特别注意，而最后选了个子短小，因脖下有瘿不得不仰面，行走则腿跛，说话则口吃，伸手则六指的李谐，可见李谐的内秀实足以感染人而让人佩服。从这一点，正可以看出北朝二百来年中经过所谓五朝乱华、十六国叠起，北魏及以后分裂的东魏、西魏又为鲜卑人所建王朝，但中华文化的命脉未断，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是突出代表，其他北方各族也都在中原先进文化滋养下从思想意识到社会风俗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自然，北方的汉族甚至南朝也不同程度受到北方少数民族风俗、文化的影响。所以说，南北朝时期是大分裂的时期，但同时也是民族交融时期，是民族先进文化的大传播时期。民族融合与民族交融在每次国家处于分裂的情况下都表现得突出一些，而南北朝时期最突出。东魏对使梁人才的选拔最能说明中华各民族在文化上的认同。
此次李谐不再以“禫制未终”而推辞，他自然认为这是开启南北对话的大事。
李谐在梁的表现，不仅仅是完成了沟通南北两方的对话，而且向梁朝展示了北朝在传统文化方面的深厚根基，引起梁武帝的欣羡爱慕。《北史·李谐传》载李谐等至梁以后情形：
梁武使朱异觇客。异言谐、元卢之美。谐等见，及出，梁武目送之，谓左右曰：“朕今日遇劲敌，卿辈言北间都无人物，此何处来？”谓异曰：“过卿所谈”。
《魏书·李谐传》中以较大篇幅记述了李谐同梁朝主客郎范青、梁武帝萧衍同李谐的对话，即可知梁武帝所说“今日遇劲敌”的含义，文长不录。
又隋杨玠松《谈薮》载：
李谐彭城王嶷之孙，尚书平之子。俊爽有才辩。为黄门侍郎，除散骑常侍，为聘梁使，事毕，江浦赋诗曰：“帝献二仪合，黄华千里清。边笳城上响，寒月浦中明”。④
将南北通好比作日月相谐。因其时为七月，故写到菊花。“黄华千里清”实际上暗喻了南北形势的缓和。后两句应是长期战乱在作者心中的投影。
因为李谐使梁在当时及以后的影响，《魏书》《北齐书》《北史》中七次写到，《魏书》中则大书特书。由此次南北对话的成功，此后双方时派使者出使对方。《北史·李谐传》载：
是时邺下言风流者，以谐及陇西李神俊、范阳卢元明、北海王元景、弘农杨遵彦、清河崔赡为首。初通梁国，妙简行人，神俊位已高，故谐等五人继踵，而遵彦遇疾道还，竟不行。
双方也都选有学问、有才能者充当使臣，也选各方面优秀的人参与使者的接待工作。南朝使者一到北方，常常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北史·李谐传》言：
既南北通好，务以俊乂相矜，衔命接客，必尽一时之选，无才地者不得与焉。梁使每入，邺下为之倾动，贵胜子弟盛饰聚观，礼赠优渥，馆门成市。宴日，齐文襄使左右觇之，宾司一言制胜，文襄为之拊掌。魏使至梁，亦如梁使至魏，梁武亲与谈说，甚相爱重。
不仅南北两方朝廷对于对方的来使相当重视，其他人也盛饰聚观，以接言为荣，赠以厚礼。这正反映出文化上的认同及和好统一的愿望。
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民族大融合时期，也是民族文化大交融时期。过去学者们只注意到南北分裂的状况及北方在一些少数民族统治下游牧民族风气的弥漫及文化的荒芜，注意到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的突出作用，而未注意到北朝整个社会以承担传统文化命脉自任，南北士人在文化上的高度认同，以及南北社会各阶层普遍希望和好、统一的心理状况。这是中华民族史研究中很值得关注的问题。
总体说来李谐对当时局势尽可能作正确把握，在沟通南北来往、缓和南北对立局势和促进南北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贡献，李谐生平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受命使于梁，为北魏带来良好的声誉，使南朝人对北朝的政治文化有了一个较全面、正确的认识。
关于李谐的著作，《魏书》本传言：“所著文集，别有集录行于世。”《北史》本传言：“文集十卷”今存除《述身赋》和《江南赋诗》外，《初学记》卷十四录有其《释奠诗》一首：
沛泽南朝，峒山北面。帝曰师氏。陈牲委奠。神具醉止。薄言嘉宴。
释奠是古代在学校设置酒食以奠祭先圣先师的一种典礼。《礼记·文王世子》：“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以币。天子视学，大昕鼓征，所以警众也。众至，然后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适东序，释尊于先老。”郑玄注：“释奠者，设荐馔酌奠而已。”从“沛泽南朝”二句看，似是在彭城行释奠之礼时所作。沛属彭城，而李谐袭彭城候。
四、《述身赋》的主题与意义
李谐的《述身赋》是在北魏末年孝庄帝永安二年(529年)秋因其任元颢给事黄门侍郎被革职赋闲在家时所作。他在赋中回顾了十七八年间的政治生涯，侧面反映了北魏末年的历史。唯此赋历来无注，作者当时有些事也不便明白写出，行文隐晦含蓄，比较难读，故论赋者鲜有及之。今大略作一疏说，以利深研。
赋从开头至“乃千乘所不能倾”12句，是作者对过去近二十年从政生涯进行回顾所得，是对它在认识上的总结。他认为“休咎相蹑，祸福相生”。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生可以没有选择，也不意味着人生中可以忽略一些尚处萌芽状态的迹象。他的经验是：“览成败与前迹，料取舍于人情”。从周围人情世故来说“咸净涂(按：通“途”)以专利(按即趋于利)，罕外己以逃名”；从个人来说：“连从车以载祸，多厩马以取刑”，贪敛是取祸获罪之道。“岂知夫一介独往，乃千乘所不能倾”。只要自己一身清白，无论多大势力也不能将他怎样。实际上这里也写了自己的人生观，表明他是重出处、重操守的。然而一个人有人格、有志向、有毅力、能审时度势，还要有好的生存环境。身处乱世之中，各种是非交混，一时弄不清事情的实质与变化的走向，即使大智也会无所适从，或难免失陷。所以，赋开头的“夫休咎相蹑，祸福相生，龟筮迷其兆，圣达蔽其萌”几句还寓有很多事情难以判断这一层意思在内。
以下叙自己仕官经历，侧面反映了北魏末期的政治与社会状况，为全文主体。
主体部分可分为十段。末尾又有一段，照应开头作结。
从“伊薄躬之悔吝(按即灾祸)”至“果方员而殊贯”22句为第二段，写其初仕时。“伊薄躬之悔吝，无性命之淑灵”谓自己一生祸福，非关个人的天赋学养。“借休庸于祖武，仰余烈于家声”，言借着先人的功绩，受到家风的熏染，自己从师自学，而乏于在京都的交游，识见不广，至二十岁方“释巾而从吏”。“彼圣治之赫赫”以下写北魏政治。因其生于孝文帝太和二十年，故从孝文帝说起；因其初仕于宣武帝之时，且当时北魏王朝尚未乱至如明帝朝灵太后专权之时，故对宣武帝时多所称颂。言从孝文帝致力于国家政治建设，到宣武帝削弱宗族力量，防止内乱，都城由平城迁至洛阳，各种人才聚集。
第三段“伊滥吹之所从，初窃服于宰旅”以下6句，言自己开始滥竽充数，窃职于冢宰的属吏。这是说他于宣武帝末年在高阳王元雍手下任太尉参军之职，受到青睐。
第四段为“及伯舅之西伐”以下12句，写随军西伐、东征，因宣武帝薨而中途归来。伯舅指外戚高肇，延昌三年(514年)曾帅兵伐蜀。“赫灵旗之东举”当指延昌三年冬十一月元遥为征南将军，东道督都镇遏梁、楚事。从“复奉役于前辕，仍执羁于后矩”二句看，李谐为北海王元颢抚军府司马，也应同行随军任事。“后矩”指成规。延昌四年一月宣武帝卒，高肇、元遥皆被中途召回，李谐自然也随之归，故曰“改乘辕而归予”。高肇因在宣武帝时专权、大杀宗室，回朝后朝廷即除掉了高肇。赋中未正面写此而只说到“伯舅之西伐”和宣武帝死后中途被召回事，乃因当时政治反复无常，故加以回避。
第五段“属推思之在今”至“何称仲治与太叔”写自袭父爵以来虽徒享空名，但自己不懈于事，孝明帝(516-528)初年被任为尚书郎。李谐因其伯祖系文成帝浚元皇后之兄而被封为顿丘公，后进爵为王，其祖李峻也因推恩在献文帝即位之和平六年(464年)被封为丹阳王。李谐之父李平为旁支，由推恩而受宠信，自己历任尚书郎，爵位虽为虚职，但自己只想着如何尽职，时时独居自省。“思守位而非懈，每屏居而自肃”，可以看作是他居于公职的一贯作风。“忽忝命以建礼，游丹旖之重复”以下8句，言自己感到能力不济。后任徐州北海王颢抚军府司马，入为长兼中书侍郎。
从“余生性之萧散”至“因病满而休告”48句为第六段，写自己秉性不喜文牍案卷之事，远于官宦而近于国学、太学，故浪得风流文士之名。这应是对任北海王颢抚军府司马一段的解释。“通人假其余论，士人察于辞理”，为颇为自负之语，言究心经济者重视其论说，常称说之；着眼于文章者赏其文辞，推崇备至。“虽迩傒尘滓，而赏许云霞”，正是他在当时政治极端腐败情况下保持自身修洁的含蓄婉转的说法，也是对曾在元颢军府任司马之职的辩白。“聊自足于所好”以下进一步说自己在元颢抚军府中有所遵循，有所持守，并无别求，只是因为元颢的顾盼相招而应付之，止三月即以病告归。
第七段写了兼任著作郎的五年(赋中言“历五载而徘徊”)的情形。末云“晚加秩于戎章，乃□号之所在”，是附带言及明帝末年因葛荣叛而南侵，被加辅国将军及相州大中正、光禄大夫之职事。
第八段“属运道之将季”至“嗟卫肝与嵇血”共22句，写孝明帝末年朝纲大乱，自孝昌(明帝后期年号)以后灵太后胡氏专权，为后来结下祸根。赋中说“昔汉命之中微，皇统于是三绝”，即是以汉代太后专权、皇统三次中断的事为喻。汉代第一次也是最突出的一次太后专权即吕后执政。至东汉后期，所立皇帝皆年幼不能理事，多次造成后妃、外戚专权。李谐不便明写，故以汉代事为喻。赋中言“三纲之道灭”，也是就此而言。“及数反于中兴，驱时雄而电逝。既籍取乱之权，方乘转圜之势”，写尔朱荣借灭葛荣而起：“俄隙开而守废，遂冠冕之毁裂。彼膏原而深野，嗟卫肝与嵇血”，朝廷完全失去控制，尔朱荣沉太后与幼帝，杀丞相高阳王雍以下二千余人事。
第九段“何今古之一揆”至“见胡尘之昼上”32句写因葛荣、尔荣乱中，自己“睹亡征于乱政”，遁身返于家乡。当时尔朱荣篡位的野心已很明显。作者历尽艰险，所见满目疮痍。
第十段“王略恢而庙胜”至“郁貂玉之相映”20句，写长乐王子攸(后立为孝庄帝)灭葛荣之乱，及至自己回朝，孝庄帝已立。被除以金紫光禄大夫，加卫将军，赋中以“甫闻内侍之忝，复奉优加之令”二句照应之。
第十一段写孝庄帝初立时民心尚不稳定，又加尔朱荣以兵自重，故元颢起兵，及其败，自己因而获附逆之罪。据《魏书·孝庄纪》载，孝庄已立之后，尔朱荣“以兵权在己，遂有异志”。“五月汝南王悦、北海王颢、临淮王颢前后奔萧衍。郢州刺史元愿达据城南叛”。七月“临淮王彧自江南还朝”，八月，“以侍中，骠骑大将军，临淮王彧为仪同三司”。可见当时北魏朝廷定元颢等之罪，不在其曾经奔梁，而在其回北以后自立争位。从赋中“何建武之明杰，茂雄姿于天表”看，李谐至作赋之时仍认为元颢在北魏诸宗亲诸王中是有能力、有威望的一位。所谓“忽灵命之有归，借亲均而争绍”，言都是魏宗室，亲疏同等，故立为帝，以争正统。“师出楚而飙发，旆陵江而云矫”写其当时声势之大，“辟阊阖之峥嵘，端冕旒于亿兆，神驾逝以流越，翠华飙而缭绕”四句写其入洛之后到受魏大臣拥戴和所到之处一帆风顺的盛况。赋中虽未明言，但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情况下元颢立为帝为人心所向。“苟命舛而数违，虽功深而祚夭”二句表现出对元颢失败的遗憾。然后说到元颢败后其臣僚除五三亲暱之外，皆归朝廷。
末尾为第十二段，写反省自身过去，不处心积虑地取悦于人，更不会钓名于世，对有些事情未能看清未来，过去了的事也便不再多想；虽因元颢而获罪，但忠于朝廷之心未改。以后只求栖身山林，不再因无法预料之事又获罪于朝廷。
从全赋可以看出几点：一、李谐并未对是事元颢之事有所悔恨，只是觉得世事难料而已。可以说，此赋真实地反映了在南北朝战乱之际、尤其当北魏末年朝无明主、政治腐败、战乱频仍、社会普遍希望有人结束乱状情况下知识分子的心态。这里所表现的思想，与我在《南朝社会与“四萧”评价问题》一文所述(参本文第三部分所引)是大体相合的。
李谐《述身赋》所反映已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忠君”，而更重于“社稷”“国祚”，宗族中谁有能力掌握局势、治理国家，谁就可以为君；在朝无人可以扭转腐败、结束战乱的情况下，即使投奔对立的朝廷，也不是大不了的事。
二、表现出他对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相对于政治，他更热衷于学问。他自言“颇驰骋于文史”。并颇为自得地说：“通人假其馀论，士林察于辞理。乃妄涉及风流，遂饰辈于士子”。我们读《魏书·儒家林传》，虽然通《尚书》、《毛诗》、三《礼》、《春秋》三《传》、《论语》及《尔雅》等典籍者不少，而能如李谐有才学、有识见，有操守者并不多。这篇赋也是他内心的表白。
三、在这里也看不出在中华土地上各民族间有多大的鸿沟。不存在以前文人儒士常常说的“夏夷之辨”“华戎之辨”。因为鲜卑等少数民族同中原人民的文化交流由来已久。一些守旧文人的观念是一回事，社会现实是另一回事，只有那些接触实际生活，对当时的民族交往有亲切感受的人才能跳出旧的观念而正确对待。因为这同1840年前后英国人用洋枪洋炮打开中国大门进行掠夺完全是两回事。所以，李谐使南的成功，应该说不仅是由于他在传统文化方面的深厚修养，还由于他的深刻的思想。这对我们认识民族大融合形势下传统的“忠节观念”“民族观念”是很有益处的。这个认识在今天更显出它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应该说，李谐的《述身赋》同庾信的《哀江南赋》一样以文学形式为我们留下了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剪影，而《哀江南赋》记南朝事，《述身赋》记北朝事，其篇幅约《哀江南赋》之一半。《哀江南赋》多用典，而此赋则因当时政治形势不稳定，在位者、当权者均有瞬息变化之可能，故有些事措辞含蓄、隐晦，然而细心披读，同样可以看出其叙事的脉络与所反映作者的思想。所以，它既是民族大交融时期一位卓越文人与官宦的内心表白，也具有史诗的作用，应该予以重视。
赋中有些段落很有文采。如第六段写虽任职于元颢抚军府，但心思不在军旅与当时的政治，“虽迩傒尘滓，而赏许云霞。栖闲虚以筑馆，背城阙而为家，带二学之高宇，远三市之狭邪。”写当时生活环境：“山隐势于复石，水回流于激沙。树先春而动色，草迎岁而发花。”都很富有诗意，其写随高肇之军北征一段写北方景致与行军的艰难，“迫玄冬之暮岁，历关山之遐阻。风激沙而破石，雪浮河而漫野”，直与曹操《苦寒行》相近。当然，这篇赋更多的是借回顾从仕十七八年的历史表现了自己在当时纷乱政治下难以把握去从的苦衷，并由之表现出在今天很值得注意的思想。
“忠诚”是一种优秀品质，“忠贞”至今也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品质与操守。作为臣僚应如何处理同国君、社稷、国家、社会、人民的关系，在我国古代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反映也不相同，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南北朝时期是国家分裂最突出的时期(与之相近者为五代十国时期)，李谐思想具有典型性，因而也具有代表性，而李谐打开当时对峙多年的南北对话通道，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今天看来也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本文以李谐作为一个研究民族交融时期社会思潮与社会精英思想状况的个案，加以分析，并对长期被忽略的《述身赋》加以评介，企盼大方之家的批评指正。
注释：
①此蒙县为秦置，属砀郡，治所在今河南商丘县北二十二里老蒙墙寺。汉属梁国，南朝宋为谯郡治，北齐废。《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中华书局1996年第1版)以为“今属安徽，”是同北魏置为蒙郡治所之蒙县相混。北魏置之蒙县在今安徽利辛县东北三十二里旧城，隋开皇初废。然同梁国无涉，故非是。
②《魏书》卷八十三上《李峻传》。
③《魏书》卷六《显祖记》卷六十五《李平传》。
④《太平广记》一百七十三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