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新保守主义思潮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论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守主义论文,论调论文,思潮论文,文化论文,四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我国学术界早已有了定论。可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却出现了一股新保守主义思潮，强调继承传统，对它持否定的看法。这是完全违背事理的本相的。很有必要加以澄清，以正视听。
这种看法，最先出现于海外的学者。如，林毓生1986年出版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指责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等“全盘性反传统”，并说“五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次‘文化革命’的特点，都是要对传统观念和传统价值采取嫉恶如仇、全盘否定的立场”，“激进地拒斥中国过去的传统主流”。余英时于1988年9月香港中文大学25周年纪念讲座中，发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讲演，认为“‘五四’的领袖则彻底否定中国的传统，直截了当地向西方寻找一切真理”，“这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个特色：中国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最后一定要激化到最高峰，十几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变化的一个结果。”杜维明称“五四”和义和团是偏颇的“两极”。（注：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唐德刚则说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包括胡适在内，都是感情用事的，而这种行为在“文革”时“勃然再起”。（注：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
在他们的影响下，国内也有一批学者极力指责五四新文化运动。如：郑敏于1993年第3期《文学评论》发表《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一文，认为“我们20世纪的白话文及后来的新文学运动中立意要自绝于古典文学，从语言到内容都是否定继承，竭力使创作界遗忘和背离古典诗词”，“矫枉必须过正的思维方式和对语言理论的缺乏认识，决定了这些负面的必然出现。”“凡是经过我们自己时代的文化革命的人都不难识出这股涤荡污泥浊水的‘革命’气势，和砸烂古迹，打倒孔家店的激烈情绪，并在回首当年时，心有余悸地理解这股在‘革命’的名义下掩盖的对文化的摧毁和后患无穷的急躁。”又如陈来也曾在其《20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注：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一文中说：“‘文化革命’所预设、所主张的文化观念与价值，除了来自对马克思原典的片面了解之外，明显地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观念价值有继承性。”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学人也有类似的说法，此处不一一列举。
从这些论调可以看出，他们都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过激的，全盘性反传统的，产生了深远的恶劣影响，使过激主义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成为主流思潮，甚至导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不是过激和全盘性反传统的呢？王元化曾发表《为“五四”精神一辩》（注：《五四·多元的反思》，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8年。）一文，表示不同意“全盘性反传统”的说法，可谓申张了正气。他认为说“五四”是“反传统”的，这有过于笼统之嫌，而且论述有欠深入；其实，应该说“五四”只是反对不好的传统的，不宜笼统称之为反传统。理由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新文化先驱者没有提出过全盘抛弃文化传统的主张。相反的是，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有一定的分析并区别对待的，即有否定，也有肯定。这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注：《新青年》1917年1月第2卷第5号。）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注：《新青年》1917年2月第2卷第6号。）两篇具有宣言意义的文章中，有充分的体现。
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固然称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的正宗，但没有完全否定传统的文学，而是有不少的肯定，认为“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益贵也。此庄周之文，渊明老杜之诗，稼轩之词，施耐庵之小说，所以瓊绝千古也。”这明明肯定了庄周、陶渊明、杜甫、辛弃疾和施耐庵的作品，没有丝毫贬抑。同时，他又认为，“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凡此诸时代，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这不也是对中国自周秦至明代的文学发展变化和各有特色作了肯定吗？此外，他还指出：“白话已久入韵文，观唐宋人白话之诗词可见也。及至元时……中国乃发生一种通俗行远之文学。文则有《水浒》、《西游》、《三国》之类，戏曲则尤不可胜计。（关汉卿诸人，人各著剧数十种之多。吾国文人著作之富，未有过于此时者也。）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可无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显然，他对唐宋诗词和元代戏剧予以充分的肯定，胡适在倡导文学革新时，根本没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学的问题。其实，他最为不满和否定的，只是陈腐不堪的骈体文之类和“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
同时，胡适曾主张，“今日之中国”，“不必摹仿唐宋，亦不必摹仿周秦也”，“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之文学。”这也是无可非议的，不能看作不要传统，或全盘性反传统。因为文学贵在新颖，独创，不用说摹仿古人不好，就是摹仿今人也难以出类拔萃。至于他有过“全盘西化”（注：胡适：《编辑后记》，《独立评论》第142号。）的主张，那不过是一时用词有欠准确而已，未能准确地表达其本意。所以，他后来公开检讨承认这说法有语病，并改之为“充分世界化”。（注：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胡适精品选》(8)，光明日报出版社。）这也表明他虽然提倡向西方先进文化学习，但并非要把传统文化全部否定。
此外，在语言文字方面，胡适曾提倡“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和“不避俗字俗语”。所谓“务去烂调套语”，即“在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失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意之目的，即是工夫。其用烂调套语者，皆懒惰不肯自己铸词状物者也。”所谓“不用典”，即反对借用“陈言”来代替“眼前之景，胸中之意”。所谓“不避俗字俗语”，即提倡用白话和俚语写作。与此同时，他还主张“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如‘于铄国会，遵晦时休’之类），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可见，他是从总体上反对用文言写作，但不等于不要吸收仍具有生命力的文言词汇。
在《文学革命论》中，陈独秀的有关主张比胡适的言论更为激进，但也不是全盘性反传统的。怎样看待他提出的文学革命三大主义呢？（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他提倡的“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是指用写实方法写作的跟社会和国家民生有关的文学，这显然是正确的主张。而他反对的“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尽管有嫌宽泛，不很严密，但不能理解为全盘否定传统文学。因为在这三种文学前面都有限制词，界定了范围，即那些“雕琢的阿谀的”、“陈腐的铺张的”和“过于迂晦的艰涩的”封建文学，才属于必须“推倒”之列。
同时，在陈独秀所作的具体阐述中，对我国古代文学也有不少肯定。譬如，称“国风多里巷猥辞，楚辞盛用土语方物，非不斐然可观。”“魏晋以下之五言，抒情写事，一变前代板滞堆砌之风。在当时可谓为文学一大革命，即文学一大进化”。“韩柳崛起，一洗前人纤巧堆朵之习，风会所趋……一变而为宋元国民通俗文学之过渡时代。”唐代诸小说家作品的内容“丰富”。“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施耐庵、曹雪芹等皆为文豪。而他极力排斥或“推倒”的只是汉赋、骈文、八股试帖、排律、载道之文，明代前后七子和八家文派的“刻意模古”诗文，以及桐城派和江西诗派等。可见，陈独秀的思想的确颇为激进，但并不是持全盘性反传统的态度。
至于当时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校长蔡元培，则一直持着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的原则，既积极支持新文化运动，又不反对研究和弘扬国学。那就更不是全盘性反传统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被说成“过激”和“全盘性反传统”的一个所谓根据，是对孔子及其学说的态度问题。“五四”期间，林纾就曾指责新文化运动先驱者“覆孔孟，铲伦常”。（注：林纾：《致蔡鹤卿书》，载1919年3月18日北京《公言报》。）其实，这是言过其实的，新文化先驱者只是反对孔教，而且是无可非议的。所谓孔教，是康有为于1902年在新加坡开始提倡的，并集捐了二十余万元建了一座孔子大庙，曾受到梁启超的非议和反对。1912年10月，康有为又在北京组织孔教会，自任会长（张勋为名誉会长）。次年6月，袁世凯发布“尊孔祀孔令”。不久，孔教会代表陈奂章、严复、夏曾佑等上书参政两院，提交了“请定孔教为国教”的请愿书，称“一切典章制度、政治法律，皆以孔子之经义为根据，一切义理、学术、礼俗、习惯，皆以孔子之教为依归。此孔子为国教教主之由来也。”“中国之道德源于孔子……故中国当仍奉孔教为国教。”1913年6月，袁世凯通令各省“尊崇孔圣”，“举行祀孔典礼”。9月，袁世凯亲至孔庙，身穿古代大礼服，头戴平天冠，行三跪九叩大礼，演出民国以来第一出祀孔丑剧。1916年8月，袁世凯暴卒后，国会在宪法会议上就要不要将孔教定为国教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由国民党员为主组成的宪法商榷会予以反对，而参、政两院中却有一百多名议员坚持将孔教定为国教，成立了“国教维持会”，通电全国，“吁请”各省督军支持。于是，各地守旧势力、尊孔会、军阀政客、宿儒、士绅纷纷上书赞成定孔教为国教。康有为趁机上书黎元洪、段祺瑞政府，呈请“以孔教为大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之跪拜礼。”同年，他又致电北京政府，请求“立饬各省祀孔子，则行跪拜礼”，认为“万国礼教无不跪，中国国民不拜天，不奉耶、回，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用？”可见，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守旧派，将孔子学说尊为孔教，进而又定为国教，完全把它弄成一种宗教迷信，要全国上下顶礼膜拜。而且，这也起到了为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服务的作用。因而，新文化阵营曾坚决加以反对。易沙白率先在《青年杂志》一卷六号上发表《孔子评议》一文，陈独秀先后发表了《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再论孔教问题》、《答俞颂华（宗教与孔子）》、《再答俞颂华（孔教）》和《答〈新青年〉爱读者（孔教）》（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等文。吴虞曾发表了《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注：《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等文。鲁迅则发表了《随想录·三十三》、《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和《狂人日记》（注：《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等文章和小说。统观他们的主要观点，是指出孔子的思想学说已经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和人生的需要，抨击历来的统治者利用礼教“吃人”，反对利用孔教称帝复辟，揭露孔子本人有可非议之处。对于孔子及其学说，并没有全盘否定。而是认为“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注：陈独秀：《再答常乃德（古文与孔教）》，《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记者之非孔，非谓其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及忠恕之道不足取”。（注：陈独秀：《答〈新青年〉爱读者（孔教）》，《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吴虞除了表示不能接受胡适称他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说法外，还说：“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注：《吴虞集》，四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385页。）李大钊肯定孔子在其所处时代“确是为其社会之中枢，确是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是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79页。）蔡元培则明确指出：“惟《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孔教会专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亦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也。”（注：蔡元培：《答林琴南书》，载1919年3月2日《北京大学日刊》。）要是从时代发展需要的高度来看待新文化阵营对孔教的批判，无疑是无可厚非的，更不能把它视为新文化运动“全盘性反传统”的“罪证”。
也许可以被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过激和全盘否定传统的所谓根据，是钱玄同当时说过“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并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他于1918年5月14日致陈独秀的信《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中说：“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20世纪之民族，必须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并提出以世界语代替汉语。应该怎样看待他的这些看法呢？我认为，前者是针对守旧派而发的愤激之言，而且桐城派散文是以艰涩的文言写的尊古蔑今之文，刘师培玩弄的“文选”则大都是骈体之类，均属可以反对之列的。对于后者，则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一是汉字的确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梁启超早在1902年就在《新民说》中指出，中国的语言和文字不统一，是言文分，不是言文合，存在许多弊端。他说，“言文分，则非多读古书，通古义，不足以语于学问，故近数百年来学者，往往瘁毕生精力说文尔雅之学，无余裕以从事于实用……言文分而主衍形者，则苍颉篇三千字，斯为字母者三千，说文九千字，斯为字母者九千，康熙字典四万字，斯为字母者四万。夫学二三十字母，与学三千、九千、四万之字母，其难易相去何如。故泰西、日本妇孺可以操笔札，车夫可以读新闻，而吾中国或有就学十年，而冬烘之脑袋如故也……我国民既不得疲精力以学难学之文字，学成者故不及什一，即成者，而犹于当世应用之新事物新学理，多所隔阂……而思想之传播所以独迟也。”（注：《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684页。）这见解，无疑是十分中肯而透彻的。而钱玄同主张废除汉字的理由，跟梁启超的观点大致相同。他说，“我要爽爽快快地说几句话：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今日在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注：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载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他们所说的，无疑是客观存在的。即是说，主张废除汉字并不是胡言乱语的，而是有其理由的。二是汉字必须加以改革是势在必然，改革的路径则是先实行简化，待条件成熟时实现拼音化。正因如此，陈独秀在回答非难者时指出：“社会上最反对的，是钱玄同先生废汉字的主张。钱先生是中国文字音韵学专家，岂不知道语言文字自然进化的道理？（我以为只有这一个理由可以反对钱先生。）他只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大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他愤极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但是，社会上有一班人，因此怒骂他，讥笑他，却不肯发表意见和他辩驳，这又是什么道理呢？难道你们断定汉字永远没有废去的日子吗？”（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载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1号。）这也足以说明钱玄同的主张并非毫无道理的。三是主张废除汉字的人只有钱玄同一人而已，其他新文化运动先驱者都没有表示赞同。（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载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1号。）
可以认为，历史的走向已经证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激进的，但不是过激的；是否定不好的传统的，但不是全盘性反对传统的。因为它是站在时代的前列，适时地切实地提出了新文化运动的各种主张，代表了先进的文化思想，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进步方面。而且，既反对文言传统和封建文化的其它陈腐传统，又对传统文化中的好的方面作了明确的肯定。正因为这样，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起到了促使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并与世界先进文化接轨的伟大作用。正如郁达夫所论断的：“第一，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五四的一役，而打破了中国文学上传统的锁国主义；自此以后，中国文学便接上了世界文学的洪流。如封建思想的打倒，德谟克拉西的提创，民族解放的主张等等，是风靡世界的当时的倾向。……第二，五四运动，在文字上促生的新意义，是自我的发见。欧美各国的自我发见，是在十九世纪初期，中国就因为受着传统的锁国主义之累，比他们捱迟了七八十年。自我发见之后，文学的范围就扩大，文学的内容和思想，自然也就丰富起来了。北欧的伊孛生，中欧的尼采，美国的霍脱曼，俄国十九世纪诸作家的作品，在这时候，方在中国下了根，结了实。第三，文言的废除，白话的风行，不过是一种表现形式的更新，它的意义当然也有相当的重要，但只以这一点来说五四与文化，是不能抓住五四运动的重心的。”（注：郁达夫：《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之历史的意义》，载1933年7月《文学》创刊号。）
再说，发生于1965年至1978年间的文化大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其性质和后果都是根本不同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进步的正确的健康的文化革新运动，是我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开辟新天地的伟大运动，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使中国文化和文学实现了天翻地覆的变革，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它促使人们认识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保守、落后和僵化，接受了具有现代性的新文化新文学。对我国社会进入新的时代并走向现代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没有它，便没有我国的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没有它，更是不可能有现代中国社会。这可谓众人皆知的常识。而文化大革命却是由发展到巅峰造极的极左思潮导致的一场政治大动乱，一场文化大灾难，是完全错误的，极其荒唐的，造成了国家民族和文化事业的大浩劫、大破坏、大毁灭。它借批判封、资、修的思想文化为名，不仅完全否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否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文化（只肯定鲁迅）和建国后的文化（只肯定样板戏），自然也全盘否定了西方文化，造成了几代的中国人既没有传统文化知识，也无西方文化知识。这样严重的后遗症，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得到弥补。可见，新保守主义思潮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过激”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完全是荒谬的论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根本精神，是民主和科学的精神，自由和自主的精神。这样怎么有可能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和野蛮呢？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能找到半点民主科学和自由自主精神的影子吗？
新保守主义思潮为什么要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拉扯在一起来加以妄论呢？说到底，无非是要借文化大革命的残酷来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达到他们要不加分析地维护传统的目的。可是，他们的唯传统论，其实是一种新保守主义，并不是当今时代的先进思潮。五四新文化运动将永放光辉，无论他们发出怎样具有迷惑性的论调，也是无法否定的。此外，万事万物都是沿着不断更新的方向发展的。中国文化也一样，只有坚持走不断更新之路，才会有愈来愈光辉灿烂的前景。新保守主义思潮一味强调固守传统，其实是开历史的倒车，否定文化必须不断革新和不断向前发展。
总之，新保守主义思潮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否曲是无法令人置信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光辉是永恒的，任何人都无法抹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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