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历程与经验再探讨
丹 睿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重庆 400000)
[摘 要] 1972年田中角荣就任日本首相，中方适时调整对日政策。通过“芭蕾外交”向日方释放了善意信号并发出访问邀请,搭建了中日高层交流渠道；借竹入义胜访华之机提出的中日建交草案，放弃战争赔偿权、不涉及日美关系、允许保留日台文化经济交流等宽容政策，解除日本后顾之忧；在中日建交谈判进程中，注重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在表述方式上求同存异，争端问题搁置争议，一举实现邦交正常化。正是中国政府积极推动，田中上台仅2月便实现了两国建交。
[关键词] 邦交正常化； 中日关系； 1972年
1972年9月，田中一行访问中国并与中方共同发布了《中日联合声明》，双方结束了战后几十年来不正常状态，一举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有关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研究成果颇丰，从研究视角来看，有从日本决策角度①；有从中方领导人角度②；还有涉及美国因素③或是进行综合性研究④。从研究状况来看，目前研究成果以定性分析居多，微观实证研究相对薄弱，在中日交涉过程中关注竹入会谈的较多，而在此前后的中日交涉相关实证研究偏少。本文利用日方各类资料，详细考察了中方在田中上台后如何一步步推进中日关系改善的进程，清晰整理了中日在北京的历次谈判情况并分析了谈判中的分歧与妥协，最终归纳总结了中方积极态度在中日关系改善上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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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芭蕾外交”
佐藤政权后期，日方通过各种渠道向中方表达了希望接触的愿望，但由于佐藤政府始终在复交“三原则”问题上摇摆不定，失去了中国政府信任，也彻底丧失改善与中国关系的机会。随着冲绳返还，佐藤任期最大的政治任务结束，中日邦交正常化不可避免的将留待后继者解决。
7月7日，田中内阁正式成立。田中当天便表达了要快速推进与中国关系正常化。7月9日，周恩来随即在欢迎也门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宴会上表示：“长年以来一直推行中国敌视政策的佐藤政权任期届满下台。7日成立的田中内阁，表明了外交上以早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为目标，对此值得表示欢迎。”[1]92
周恩来的此番表态预示着中方态度的悄然转变，10日，中方便派遣以孙平化为团长的芭蕾舞团赴日本。赴日期间，中国外交部日本处处长陈抗还具体指示他：“跟上海芭蕾舞团公演相比，这才是最重要的任务。如果完不成实现田中访中的任务，你也不要回北京了。”[1]100孙平化抵日后，便与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代表肖向前会见了日本多个团体，积极开展政治活动。根据田川诚一回忆，7月20日孙平化在日方欢迎宴后向其表示：“一、日中复交的情势急速高涨，还需要我们相互进一步联络。二、现在以外务省为首的鹰派试图歪曲中国。而田中内阁多次表明带着诚意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周总理也发言给予回应。当前是可以急速推进的形势，有必要抓住这一时机。三、如何把握时机踏出第一步呢？我认为是关键是决断和实行。田中首相尽早飞往北京，与周总理展开商谈，大平外相也可同行。带着诚意会谈的话，一定能打开通道。中国会尊重相互的立场，田中首相能来的话，绝不会让他困扰。对于日本困扰的台湾问题，事前听取日方的说法后再回国听政府决断，中国方面也可能会尝试思考如何妥善调整的方法。四、中曾根、三木都赞成这样决断，之后具体的步骤方法问题，自然能够解决。中国决不急躁，而且原则问题不打算让步。但是大原则一致的话，步骤措施的问题解决就很容易。”[2]345-347
田川对此表示：“日本国内复交慎重论者有关‘中国既然焦急的话，日本方面缓慢慎重对应的话更好’的意见也很强烈。”[2]347
之后，田川再次向孙平化询问田中在访中前，若未就复交三原则完全澄清，仅以目前表态赴中是否可行。该询问得到了孙平化积极的回答，孙向其强调重要的是大原则。当天田川将谈话情况分别向官房长官二阶堂以及外相大平进行了汇报。二阶堂表示从小坂善太郎处也收到类似消息，大平的态度则并不明确，但表示近期会正式与孙平化会见。
翌日，田川又分别拜见了干事长桥本以及首相田中。桥本态度积极并希望将田中访中一事交由政府处理。同时还指出“1. 田中访中时是否还可以带上党代表；2. 田中访中前有必要让爱知揆一汇总政府方针；3. 孙平化与田中的会见可以安排在正常化协议会审议后，以表示敬意。”随后上午10时田川又拜见了田中，但会见仅3分钟。对于田川有关孙平化的汇报以及访问北京的提议，田中回复道“知道了、知道了。会跟孙平化会见的。大平君跟我是一体的，由他会见也不错”[2]347。
从孙平化访日后一系列会见表态以及日方各要员的反应来看，日方感受到了中方意图加快推进中日关系正常化这一态度变化，并得知在坚持大原则下，具体问题以及程序问题存在一定灵活性。
7月22日，在桥本恕陪同下，大平与孙平化简短会见，孙平化通过大平发出了希望田中首相访问中国的邀请。而邀请内容据桥本恕后来回忆，孙平化传达了周恩来非常诚恳的邀请，没有书面信件只是口头消息，内容为“请一定尽早来中国，然后解决日中邦交正常化吧”[1]101。
二、“竹入笔记”
与中方派遣芭蕾舞团相对应，田中内阁成立后不久，也利用了在野党访中机会探听北京方面的消息。
7月10日，社会党成田委员长表明“田中内阁承认复交三原则去解决日中复交的话，社会党对此表示支持”。而原定12日访中的原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在出发前拜访田中时，向其询问并确认了关于台湾问题的打算。田中坚定表示“关于台湾的处理已下定决心。我承认复交三原则。一定会实行”[3]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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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佐木在会见周恩来时，向其转述并保证了田中的态度。对此周恩来多次提及欢迎田中访中，并表示“对田中的待遇，虽不比尼克松高，但与其一样接待。香港转机不便可以直飞北京”[3]370。在接收到周恩来对田中表示欢迎的消息后，佐佐木在返回日本后第二天便向田中进行了汇报。
1972年9月25日，田中首相率团正式飞赴北京，开始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最后阶段的谈判工作。
就在田中、大平举而未决之时，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在佐佐木拜访完田中后紧接着前去打探消息。在谈及如何面对复交时，田中表示“说实话我内心已经决定了。但是现在正在收集各方面的情报”[5]。会见中竹入积极地建议田中下决心，田中则表示“虽然你比较乐观，但走错一步，都可能导致内阁倒台，不要想得那么简单”[3]371。为此，竹入表示愿意再次访中，但希望田中能亲书“竹入是极其亲密的友人”，然而田中对竹入的要求进行了回绝。
施加腐殖质、零价铁和复合调理剂均明显降低了水稻各部位砷的含量。与对照相比，施加腐殖质、零价铁粉和复合调理剂后，早稻稻米中砷含量分别下降了29.6%，47.3%和53.8%；晚稻稻米中砷含量分别下降了 24.1%，27.8%和 60.2%，差异显著（P<0.01）。施加复合调理剂，晚稻稻米砷含量达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GB 2762—2012）。
7月25日，在未拿到田中信物的状况下，竹入开启了访问中国之旅。关于竹入此行的身份，学术界还存在争论，但此行确实得到了周恩来的热情接见并向其传递了重要信息。
从27日到29日，周恩来与竹入进行了3次重要会谈。根据会谈记录，中方向日方传达了如下重要信息：“1. 在日美关系方面，中方表示‘不涉及日美安保条约，日中恢复邦交的话，对中国的安保效力自然消失了。1969年的佐藤尼克松共同声明(台湾条款)也不涉及，(日中)共同宣言发表后，就是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之后的事交给法律家就好了，政治的信义很重要。’2. 关于战争赔偿问题，中方表示‘如果要求赔偿的话，会给日本人民增加负担。放弃赔偿权也可以在共同声明中写明。’3. 关于领土纠纷问题，中方表示‘钓鱼岛问题没有必要涉及，石油问题作为历史学者的问题，没必要太重视。’4. 关于战争状态问题，中方提议的表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在此声明发表的当天结束。’5. 关于正常化的形式，周恩来提道‘昨日(26日)自民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达成初步意见分两段进行。首先通过共同声明恢复邦交，在此之后，缔结和平条约。这个基本上与我们的意见一致。’6. 关于中日间最核心的台湾问题，中方建议在公报正文表述为‘日本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中日邦交恢复三原则十分理解，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基于此，两国政府树立外交关系，交换大使。’另外通过‘默约事项’达成相互在台湾问题的谅解。包括‘第一，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问题；第二，共同声明发表后，日本政府从台湾撤去大使馆、领事馆，另外通过有效措施使蒋介石集团的大使馆和领事馆从日本撤去；第三，战后日本团体和个人在台湾的投资以及企业，台湾解放的时候，予以适当的照顾。’而有关日台条约问题，竹入表示‘首相访中，外交关系树立并互派大使的时候，日台之间的‘邦交’自然断绝了。’”[5]11-34
此外，双方还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霸权主义、缔结通商、航海等协定以及其他相对分歧不大的议题进行了交流。中方综合上述内容向竹入提出了共同声明草案，由竹入以笔记的形式记录，并向中方进行了仔细核对确认。
中方通过与竹入义胜的接触，放宽了与日方谈判的条件，“复交三原则”不再作为前提条件，而是最终中日复交的结果。在日方尤为担心的日美关系、日美安保、战争赔偿等问题上也消除了日方的后顾之忧。可以说中方的这一举措直接促使田中态度变化。
第二次外长会谈重点如下。
翌日，田中与竹入再次会面。田中花费将近2小时反复阅读了竹入与周恩来的会谈记录，在确定没有差错的情况下终于表态“好，知道了，我去。”[1]119之后田中便正式命令大平“政治责任全部由我来承担，大平君，事务当局现在开始充分交涉。”[7]66
第二次首脑会谈的气氛较第一次严肃得多，周总理在会谈一开始就严厉批评道“收到了今早高岛条约局长的说明报告，真是奇怪。我不认为那种说明是田中总理和大平外相的意向。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台湾问题可是政治问题呀，用法律论去处理，这种错误难道注意不到吗？”[1]156而针对田中在欢迎宴上的发言，周总理表示“对过去不幸反省”的方式可以接受。但“添了麻烦”的说法却给中国人招致了反感。随后，周总理还在日方对待三原则的态度，以及将中国放弃战争赔偿权的友好行为以日台条约中蒋介石已经放弃为由进行解释等方面对日方明确表示了不满。针对中方的诘责，田中以日中政治体制不同为由进行推脱，把国会和执政党内的反对势力拿出来作为挡箭牌。
三、建交谈判
佐佐木访问的情况刚好印证了孙平化传递的消息，中方已经通过不同方式向田中正式发出访问邀请，并以高规格接待展示出充分诚意。然而此时，田中和大平仍未直接接受中方邀请，而他们的担心正如大平向孙平化提到的那样“田中总理也好，我也好，我们在邦交正常化问题上赌上了政治生命，由于这个问题也是有关日本命运的问题，要在充分考虑对内对外诸问题以及今后政治日程上，考虑访中时期”[4]370。
田中一行从9月25日抵达到9月30日离开，在5天的访问行程中经过多轮总理级、外长级、事务级谈判，一举解决了战后近30年中日间的不正常状态，通过共同声明的形式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根据相关资料，在5天的访问中，重要的会见和谈判安排整理如下。
7Be土壤侵蚀示踪技术能够提供可信的短时或季节尺度的土壤侵蚀与堆积数据及空间分布信息，对于栽培植物的季节降雨侵蚀特征及其动态过程、土壤侵蚀抑制效应等研究具有一定的适用意义，同时需要在具体应用研究中增加对计算模型的改进和校正。
根据上表可以看到，此次访问会议安排是按照会谈级别由高到低的顺序。首脑级会谈提出问题，确定谈判方向和基调；外长级会谈则依据首脑会谈的精神，围绕具体问题进行意见交换和相互协商，也不乏据理力争；根据外长级会谈情况再由下一次首脑级会议确定接下来谈判的立场和策略；而事务级协议则主要根据外长级谈判所达成的共识，将其转化成在法律上和文本上双方都能接受的成果。
(一)第一次首脑会谈
在9月25日的首次会谈[5]53-55中，田中一开始就表明了“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一定要让此次访中成功，希望实现邦交正常化”。大平则提出可能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日台条约问题，二是与第三国关系问题，即日美关系问题。大平一方面表示理解中国方面有关日台条约非法无效的立场，另一方面希望能通过“日台条约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完成的瞬间结束任务”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周总理也表明了“赞成此次日中首脑会议后，不以条约而是通过共同声明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态度。针对大平提出的日美关系问题，周总理明确表示日中友好并非排他性的，实际上再次向日方确认了与竹入会谈时就表明了的日中谈判不涉及美日关系的许诺。但在日方草案中有关中日战争状态终结问题上，周总理明确表达了反对意见，建议将战争终结问题以及“三原则”问题交由外长谈判解决。在会谈最后，周总理还表明了日中应该求大同存小异的态度，为此次谈判奠定了良好基调。
(二)欢迎晚宴
可以说第二次首脑会谈上双方产生了激烈对立，最后周总理将话题转移到经济和其他方面，缓解了紧张的氛围，避免会议陷入更尴尬的境地。会后的餐会上，大平完全不想动筷子，并对田中说“这次的交涉可能无法达成共识了”[1]159。而田中面对当前严峻的谈判形势，对外务省官员表示“你们都是在优秀大学接受过教育的，肯定拥有智慧。不要受小事所拘束，拿出智慧向前看。之后的责任都由我来承担”[3]388。
(三)第一次外长会谈
26日上午的第一次外长会谈[5]116，中日双方互相交换了共同声明的草案。会上主要由条约局长高岛就草案向中方进行了说明。姬鹏飞外长并未在会上立即就日方的说明进行回复，而是再次提出第一次首脑会谈中周总理特别指出的战争状态问题以及三原则问题的重要性，并表示此次中方草案充分考虑了日本国内实际情况，希望日方能够研究中方的案文。
在高岛的说明中，首先指出了中日双方在战争结束的形式和时间上存在分歧，日方草案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模糊处理，提出“日本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此对中日两国间的战争状态终结进行确认”。而在周总理和姬外长特别指出的三原则问题上，高岛表示希望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与台湾地位问题以及日台条约问题分开处理。在外交关系建立以及大使交换上，高岛表示日方与中方见解相同，只是更加详细。在台湾问题上，高岛没有同意通过“默约事项”的解决方式，仍然沿用了佐藤内阁时期的不明确表态的方式，只是对中国的立场表示“非常理解并尊重”。在战争赔偿权问题上，日方草案删除了“权”字；有关日台条约问题方面，高岛提出“日中邦交正常化实现的话，日台条约实质存续的意义完全失去。作为日本政府，明确将在全新的基础上开始今后的日中关系，准备通过某种适当方式公开确认日台条约结束。”
比较第一次外长会谈时双方的共同声明草案，可以看到双方主要侧重点如下。
(四)第二次首脑会谈
8月6日，日方发布了要求中方代表团访日延期的新闻，而这正是竹入与周恩来约定的田中答应访中的信号。8月11日，大平在与孙平化第二次会谈中正式向中方回复了田中首相希望最近某个时候能够访问中国。8月15日，田中亲自会见孙平化，向其表示已经决定访问中国了。
当晚欢迎晚宴上，周总理首先对田中一行表示了欢迎。随后周总理也指出“通过田中首相对我国的访问，翻开了中日关系史上的新的一页。我们两国在历史上有着二千年来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两国人民结下了深刻友谊，我们应该对此重视。但是自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日本人民也受到了巨大损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必须铭记这样的经验和教训。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教导下，将极少数的军国主义分子和广泛的日本人民严格区别开来。因此，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没有公开表明中日两国战争状态终结，但并没有断绝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贸易关系而是不断发展。”[5]147-148周总理的致辞一度让现场气氛紧张，而随后田中的致辞则引起了骚乱，尤其是当其提道“在过去数十年间，日中关系很遗憾的经历了不幸的过往。此间，我国给中国人民添了极大麻烦，对此我再次深表反省”[5]147-148。当现场翻译将田中“添了麻烦”的表述翻译出来后，现场中国参加者表示出了愤怒。对于田中的此番表态，很难将其归结为现场翻译的错误。在如此重大的访中一行中，田中的致辞必定经过多番修改推敲，也必定经过其本人的再三确认，但最终仍然选择“添了麻烦”的方式来表述日本对中国造成的巨大伤害，只能解释为不希望在日中谈判一开始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或是避免在日本国内受到类似“屈辱外交”的攻击。
(五)第二次外长会谈
当天下午举行的第二次外长会谈中，双方主要集中于战争状态结束问题以及台湾地位问题两方面。另外有关前言问题，日方表示将在下次外长会谈时提出日方方案。针对中方有关战争状态结束的表述，日方提出了两种修正案。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此宣布中日间的战争状态结束”。实际上是由中方单方面宣布，日方进行回避。二是“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在此宣布今后中日间将保持全面和平关系”。实则也回避了战争状态终结问题。关于台湾地位问题，日方修正案为“中国政府再次表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对中国政府这一立场十分理解，并坚持基于波茨坦宣言的立场”。关于坚持波茨坦宣言而非中方提出的开罗宣言的原因，日方解释为当时日本政府接受的只是波茨坦宣言。最后大平还建议双方制定部分人员就具体问题同时进行讨论。姬外长对日方两点修正案表示会尝试再讨论，但在前言上坚持对三原则理解的重要性。
首先在前文部分，日方接受了中方一直坚持的对三原则的理解，同时表明了对战争责任以及中国人民带来巨大伤害的反省；
要想实现对旅游管理专业学生的创新创业技能的良好培养，就应该对专业平台进行建立，使得校内以及校外都有足够的平台起作为支撑。高校应该对校内课程的讲授以及实践课程进行比例的合理分配，使得实训室的建设力度得以加大，使得学生进一步了解旅游管理这一行业的实际需求以及岗位的操作技能等，使其创新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同时，高校应该和旅游企业实现良好的交流以及合作，在校外建立顶岗实习基地，为学生走向社会实现自身的良好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8月4日，竹入在返日后第二天就带着“竹入笔记”拜访田中，田中阅览完毕后交与大平，大平阅毕后直接带着笔记前往外务省。外务省当时条约课课长栗山尚一对此评价“在我们条约局看来，唯一能够信赖的只有竹入笔记。能够了解中方到底如何在考虑，最值得信赖的只有竹入的笔记了。我们在看了竹入笔记后，知道只要能拿出智慧，正常化能够实现，中方是认真想与日本实现正常化。”[6]507
(六)临时外长会谈
27日早上在参观万里长城的途中，大平与姬鹏飞在车中进行了简短的临时会谈，经过昨晚近一整晚的准备，双方有了一定进展。在中方前文特别提及的三原则问题上，大平表示日本方的草案准备好了，愿意仅仅是原则上写入。关于大使交换的具体时间，日方没有明确提及，但表示会“尽快”。关于和平友好条约，日方主张以缔结为目的的交涉应该开始，但缔结前希望先缔结航空等其他协议。对军国主义历史认识问题上，在周总理对“添了麻烦”表示出批评后，日方态度发生了转变，大平表示“此次田中总理访中，代表日本全体国民表明对过去的反省意思。因此，日本全体将对战争表示反省”[5]92。在战争终结问题上，日方仍然没有定论，表示需要再回去考虑。最后双方表示将努力争取在当天晚上或次日早上发表共同声明。
本次研究纳入时间为2017年8月至2018年1月,内分泌科开放床位31张,医生8名,护士11名,其中主管护士1名,护师6名,护士4名;护理人员的工作年资:大于10年者2名,5~10年7名,3~5年者1名,3年以下者1名;学历:大专生6名,本科生5名。
目前检测食品中真菌毒素的方法有很多，主要包括薄层色谱法（TLC）、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 等[3-4]。但是，这些方法存在着一定缺陷。如薄层色谱法、酶联免疫法只是半定量方法，液相色谱法定量较为准确，但其选择性较差、定性能力不足、灵敏度较低，而且这些方法都只能检测某一种或者某一类最多4种真菌毒素，涉及多成分同时检测的方法甚少。随着HPLC-MS/MS仪器的成功应用，利用其专属性强、选择性好、灵敏度高、操作简单省时等优势，可弥补前述方法的不足，对多组分同时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使该技术在分析检验中得到广泛应用[5-6]。
可见在经过第二次首脑会谈的紧张争论后，双方还是能顾全大局，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相向而行，较昨天相比，双方开始能找到更多的共同点，朝着共同声明的最终文本定案前行。午后双方指定的专员开始了有关文本修订工作的事务级协议。协议最终除了共同声明前文、战争终结问题、战争赔偿问题、以及和平友好条约与其他协定等问题留待外长会议讨论外，其他方面双方形成了合意。
(七)第三次首脑会谈
在经过外长非正式会谈以及事务级协议之后，中日建交谈判的大局基本确定，最困难的山峰已经越过，剩下的部分焦点问题留待下一次外长会谈解决。因此第三次首脑会谈的氛围相对轻松，话题也转移到国际问题上。周总理发表了对朝鲜半岛、苏联、美国等热点问题的见解，田中首相也明确表示日本军国主义绝对不会复活。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会谈田中还特意提到了钓鱼岛问题，并寻求了周总理的意见。周总理表示“有关钓鱼岛问题这次不希望涉及，现在谈及并不好”[5]68。周总理对钓鱼岛问题的处理沿用了与竹入会谈时的意见，虽然现在看来中日建交时对钓鱼岛问题的搁置导致了如今在钓鱼岛问题上中日双方长期的争执，但从历史大局来看，当时解决中日钓鱼岛争端的时机并未成熟，若执意拘泥于该问题势必影响中日建交的大局，当时中国领导人能搁置领土争议，将恢复日中邦交作为主要矛盾可以说是明智的。
(八)田中-毛泽东会谈
在第三次首脑会谈结束后不久，中方邀请了田中会见毛泽东。毛主席谈话并不涉及中日恢复邦交谈判的具体问题，而是谈论了中国的历史、四书五经、饮食文化另外也涉及中美苏日等大国形势。毛泽东与田中的会见，就如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当时所描述的那样，“与毛主席会见意味着相互达成基本合意，交涉事实上已经结束了。与毛主席会见时，所有重大问题都没有必要讨论”[1]169。
(九)第三次外长会谈
在田中首相与毛主席会见后不久，日中双方举行了最后一次外长会议，实际上也是确定共同声明文本的最重要一次会议。第三次外长会议主要是解决当天下午事务级协议会遗留下的最后个别问题。
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高氟水害，严重影响人们生活。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盐环定革命老区就像一块拼在一起的标本，把三省区最干旱缺水的地带剪贴在西北大地上。盐环定地区常年干旱少雨，年降水量不足300 mm，蒸发量却达2 100 mm，是降雨量的7倍，常常是人与牛羊共饮一坑积水。
在战争状态终结问题上，双方互相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让步，同意在前文中使用“战争状态终结”和“不自然状态”的交叉表述，在正文使用“不正常状态”并未给战争状态终结限定明确时间，给双方都留下解释空间；
根据能量平衡，可建立SCV的微分方程，单位时间内水浴装置内热量差应等于水浴内热量的变化量，设水的热容为C，则有:
在战争赔偿问题上，双方同样互相妥协，最终商定以“中国放弃战争赔偿要求”形式表述；
在和平友好条约及其他协定方面，由于大平坚持日本政治体制中缔约权在国会，交涉权在政府，最终中方同意按日方表述“双方同意开始以缔结协定为目的的交涉”；
另外在台湾地位问题上，双方最终以日方“理解并尊重中方立场，同时坚持基于波茨坦宣言第八项的立场”达成合意。
第三次外长会谈重点如下。
对于在流程平台上开发的事项与数据对接方式为：平台采用事件驱动的微服务架构，通过事件触发的机制提供流程级事件、步骤级事件和字段级事件。在流程实例处理过程中，业务流程实例中某一步骤的处理过程中和字段处理过程中的每一个操作动作都能触发不同的事件用来获取所需要的数据［10］。这些事件的触发，通过Webservice或REST中间件调用触发数据。
(十)第四次首脑会谈
作为最后一次首脑会谈，双方的关注点集中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后的日台关系上。根据资料记载，日方的态度可以总结为：“1. 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解除我国与目前正支配台湾的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2. 日本政府今后不采取“两个中国”的立场，决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对台湾不抱任何野心。同时，日中邦交正常化后，我国与台湾关系可能存在下列问题。一是，政府必须努力保护在台国人的生命及财产；二是，政府不能抑制台湾与我国的人员往来以及贸易等民间交流；三是，政府对民间级别的日台经济交流同样不得不容忍；四是，日台间空运与海运同样不得不承认。3. 日中邦交正常化后，在台湾的我方大使馆、领事馆当然会失去官方资格，但短时间内不得不在必要范围内存在以便处理前述事务。一段时间后，大使馆和领事馆将全部撤去，设置某种民间级别的事务所，这方面希望中方能够理解。4. 另外，政府会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实现后就日台关系对国会和新闻记者做出以上述内容为中心的说明，希望中方能够提前了解。”[5]70
至此，中日双方就恢复邦交正常化完全达成合意。双方约定于明日(9月29日)举行签字仪式，之后，大平外相会在记者会上宣布日台断交。翌日，共同声明签字仪式结束后，大平外相对外界宣布“在日本政府的立场上，作为日中关系正常化的结果，日台条约存续的意义没有了，条约终止。”[8]145
四、结 语
中日两国关系在经历几十年不正常状态后，仅仅通过5天时间就完成了建交谈判。中日联合声明的发表，真正意义上结束了两国间战争状态，翻开关系发展史上崭新一页，也为后续其他协定以及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奠定了基础，为双方今后取长补短，在更广泛的领域开展交流与协作创造了良好条件。
中日建交的重大意义在于进一步缓解了紧张的冷战局势，有效地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对中国而言，继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中美缓和后，继而与日本建交进一步巩固了大国地位，为之后经济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在国际社会上使“一个中国”原则成为广泛共识，并有效遏制了意图分裂台湾的势力。
对日本来说，与中国建交不仅仅为其提供了广阔市场，更是其从战后“旧金山体制”蜕变的重要标志。同时也为日本提供了正视反省历史，重新选择出发的机会。日本也从对美追随外交迈出了自主外交探索的最重要一步。当我们再次仔细重温这段历史进程，不难发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巨大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中国政府积极主动的推动。
第一，“芭蕾外交”打开了中日官方接触的通道。日本历任政府由于追随美国不承认中国，中日间政府正式接触一直处于中断状态。佐藤政府多次试图打开政府间渠道都以失败告终。田中上台后，中方不计前嫌，主动派出访问团并先后与日方外相、首相接触，发出了访问邀请，促使中日建交迈向正轨。
第二，“竹入笔记”免除了日方后顾之忧。田中上台后虽然有意改善中日关系，但面临着国内反对派亲台势力以及美国方面的巨大压力。而中方在接待带着上述难题而访中的竹入义胜一行时，表现出了极大的诚意。周总理向日方宽容地做出了“不要求战争赔偿”、“不涉及日美安保”等承诺，极大缓解了田中内阁面临的国内和美国反对压力，田中对“竹入笔记”的确认成为促使其决心访问中国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第三，北京会谈“求同存异”奠定了谈判基调。中日间复杂历史原因导致中日间谈判不可能一帆风顺，但周总理在会谈开始初就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为后续谈判成功奠定了基调，当双方谈判最为胶着时，实际就是以“求同存异”为指导，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互相妥协，最终达成令双方都能满意的文本。
（二）村村皆有顾问，事事依法而行。金山区司法局“村村有顾问，事事依法行”工作自2014年试点以来，收到了良好的成效。历经4年的实践与深化，村（居）法律顾问工作已在全区全覆盖，在基层依法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村（居）法律顾问正日益成为“七五”普法的宣讲员、矛盾纠纷的调解员、依法治理的指导员、调解干部的培训员、涉法涉诉的代理员。
第四，“搁置争议”为恢复邦交清除了障碍。中日复交谈判并未解决中日间所有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在领土争端方面。然而领土涉及一个国家主权完整，对该问题的解决不可能短时间内一蹴而就，涉及领土的两国协定也必定需要通过法律途径经过国会批准，这与中日双方通过联合声明解决复交问题的初衷相违，也势必给反对势力更大破坏空间，可能长期延缓中日关系恢复的进程。中方提出的“搁置争议”能够以大局出发，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复交问题，不拘泥于冗繁地法律解决，体现了中方领导人的政治智慧。
总而言之，1972年的中日复交是中日关系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虽然当前中日间的矛盾有些是当初复交谈判时的遗留，但这些问题也是经历了时代变迁，历史问题又被当今政治势力重新予以利用，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其历史意义来看，对邦交正常化整体评价应该是积极的。中日唯有回顾历史，正视现实，以共同利益和协同发展为考量，使两国关系更加制度化与稳固化，才能不重蹈历史覆辙，构筑真正和平友好的中日关系。
[14] 王 岗,潘一山,李忠华,等.煤岩破裂裂纹演化过程声-电信号时频特征研究[J].煤炭科学技术,2018,46(10):90-98.
注 释：
① 参见王新生：《日本对华关系正常化决策过程再探讨》，《日本学刊》，2014年第4期。
② 参见宋尧：《周恩来与中日邦交正常化》，《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③ 参见韩淼：《中日邦交正常化中的美国因素》，外交学院2012年硕士论文。
田朵最烦小宁说她矫情，在她看来，那不是矫情，那叫精致。她举着被小宁“腰斩”了的牙膏从洗手间出来，“我不用，要用你用，给你！”她想都没想，就一把将手里的牙膏扔了过去。
④ 参见刘宏：《中日建交再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 参 考 文 献 ]
[1] NHK取材班. 周恩来の決断 [M]. 日本放送出版協会, 1993.
[2] 田川誠一. 日中交渉秘録 [M]. 毎日新聞社， 1973.
[3] 古川万太郎. 日中戰後關係史 [M]. 原書房， 1988.
[4] 早坂茂三. 政治家田中角榮 [M]. 中央公論社， 1987.
[5] 石井明, 等. 記録と考証 [M]. 岩波書店， 2003.
[6] 井上正也. 日中国交正常化の政治史 [M]. 名古屋大学出版社， 2010.
[7] 服部龍二. 日中国交正常化 [M]. 中央公論新社， 2011.
[8] 中野士朗. 田中政權八八六日 [M]. 行政問題研究所， 1982.
An Analysis of Normalization Course and Experience of Sino -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1972
DAN Rui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00 )
Abstract : Tanaka Kakuei became Prime Minister of Japan in 1972, and China adjusted its policy towards Japan timely.Through “ballet diplomacy”, China released goodwill signals to Japan,sent an invitation to Japan and set up a high-level communication channel between China and Japan.On the occasion of TakeiriYoshikatsu’s visit, China proposed the draft of establish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which China abandoned the rights to war compensation, Japan-US relations was not involved,tolerance policies such as the cultural and economic exchanges between Japan and Taiwan are allowed to preserve. It removed Japan’s worries.In the process of negoti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China paid attention to the combination of principle and flexibility, sought common ground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s, put aside controversial issues and normalized diplomatic relations at the first try.It was Chinese government that actively promo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only two months after Tanaka came to power.
Key words :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Sino-Japanese relations; year of 1972
[收稿日期] 2019-05-20
[基金项目]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8BS15)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丹 睿，女，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博士。
[中图分类号] :K 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623(2019)04--0116--08
DOI: 10.3969/j.issn.1001-7623.2019.04.019
【责任编辑 张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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