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1995年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魏晋南北朝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中国论文,史研究论文,魏晋南北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一九九四年
1994年发表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论文，除去思想、文学方面，有30余篇，宗教史、文化史之外的史学论著仅10余篇，尤其是政治史、制度史、贵族制、官制等问题，与历年相比，居于领先地位的论文显著减少。另一方面，论述国家政权结构以及宗教史方面的论文则比往年增加，学界对反映该时代面貌的论题仍然较为关注。
作为去年的成果，首先应提及的是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国家的思想构造》（校仓书房）一书。本书对战国至隋唐专制国家的各种意识形态从社会组成理论、国家机构理论、国家权力的组成结构等方面作了详细论述。明确区分了与国家有关的各种观念形态，构成国家制度的机构和构成国家的各种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作者追求其相互关系的研究视野，对意识形态学说占有重要地位的制度、社会构造的研究会给予有益的启示。如作者所指出的，某种观念形态成为建立制度和社会关系之力时，在严格区别两者的基础上，确定各自的内涵，说明两者的相互关系，特别是探明观念形态及其构造，是今后意识形态研究应予着力的课题。
以下就各领域分别回顾1994年的研究成果。
去年有几篇关于相应时期国家、政权结构的论著。首先是泽章敏《五斗米教政权的组织结构》（道教文化研究会编《道教文化展望》平河出版社）一文，作者详论了标题所包含的有关问题，据作者考察，五斗米道于第一代张道陵晚年或第二代张衡继承初期已有“鬼卒”到“祭酒”的擢升系统；于张衡之时，又有张脩下属的“奸令祭酒”、“鬼吏祭酒”等与各个职务相应的称号。在第三代张鲁的汉中政权建立后，“师君”张鲁的下属、本为都中骨干的“大祭酒”称为“治头”任各级首长，本为下层首领的“祭酒”任郡县属吏直到乡里之吏，实行了宗教组织与原来的地方行政组织相适应的统治体制。为了对包含非信徒的居民实行顺利的统治，当时采取这样一种方针，即任命一向担任基层官员的地方豪族势力为“祭酒”，使之进入地方政权机构。该书关于五斗米道的宗教组织和统治地区社会的关键问题，提出了极为明确的见解。作者的《五斗米教张脩的祭酒、姦令、鬼吏》（〔财〕神奈川县私立中学高等学校协会《平成五年度研究论文集》），则对五斗米教的官职研究史作了整理。北朝的国家结构问题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论题。胜畑冬实《拓跋珪的“部族解散”与北魏初期政权性质》（《纪要》〈早大·院·文〉哲学·史学，别册二○）对一向理解为部族组织解体（或改组）、并与北魏以汉化政策为出发点的拓跋珪的“部族解散”政策作了再探讨。作者首先研究了“部族解散”的第一手资料《魏书·官氏志》。其中记载“登国初，太祖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认为不能象以往那样，将此作为太祖解散拓跋部统治下的四方诸部的证据，而废除拓跋部的部落大人制一事。又据《魏书·贺纳传》的记载“离散诸部”应读为“离散之诸部”，即将离散之贺兰诸部迁往政府设定的定居地域。作者的结论是：拓跋珪时对内附诸部允许保持其部落组织分游牧地域使之居住，没有一律实行破坏部落组织那样的“部族解散”。《官氏志》的新解，对于理解基于政治动向的拓跋部、贺兰部集团的规模提供了有力的论证。若肯定作者之论，对北魏初期政权性质，多半会赋与游牧之形象。今后关于北魏初期国家形态的具体形象，希望能进行热烈的讨论。胜畑《从“畿上塞田”看北魏初期的国家结构》（《史滴》一六）一文还对明元帝、太武帝的长城建设作了论析，认为应从确保拱卫首都平阳城的中心地域的利益进行理解。
谷川道雄《府兵制国家论》（《龙谷大学论集》四四三—九九三）对西魏、北周、隋、唐等所谓关陇系国家的性质，从府兵制的概念、制度结构上予以论述。本书确认唐的府兵制，即所谓中央十二卫——折冲府，乃是具有特殊统属组织的民事体系——在一般民户中基于自发而实行的募兵制。并就西魏、北周以来由兵户构成的国军制度探求其渊源，在西魏大统十六年编成二十四军之前的数年里，从关陇地方的望族充当乡帅，号召地方“豪右”层率领乡人参加军队，对应募的“豪右”层授与都督以下之职。其后，北周建德三年又行于毗邻北齐、陈的边境地带，后迄于隋。在同陈的边境地带，也采取了同样的措置。作者认为应募的“豪右”属于非门阀豪族阶层，他们有任官参政的强烈政治愿望；作者还论及当政者称府兵为侍官等事，认为国家将“豪右”下至一般士兵看作是府兵制的支柱，并加以优待。谷川先生另有专论西魏大统年间为建立二十四军而实行的“广募豪右”政策及有关问题的《西魏二十四军的成立与豪族社会》（《东洋史苑》四○、四一，1993），回忆录《研究生活四十余年》（同上四二、四三）。吕春盛《西魏政权的结构及其性质》（同上）对西魏政权的成立过程和结构，从宇文泰扈从，贺拔岳余党等北镇势力、关陇、河南、河东等地乡势力、魏帝随从势力三者的利益调整、妥协、协作的政治程度，作了详细的跟踪，指出三者分别标榜的反高欢、保卫乡里、拥戴魏室的思想融合而成为建立和维持西魏政权的共同理念。
关于官僚制、贵族制，亦有相应时期重要性的论题。榎本あけわ：《关于北齐的中书舍人》（《东洋史研究》五三—二），详细考察了北齐中书舍人的职务机能，指出北齐前后期舍人的政治性质有显著差异。北齐前半期文宣帝天保年间，除作为文官而活跃的舍人之外，又有履行军务官作用的一些舍人。他们担负晋阳骑兵以及外兵的兵员、兵器、粮秣的补给以及管理等任务。在此职位上拥有权势的勋贵、功臣对确立皇帝的权威作出过独特的贡献。北齐后半期的舍人则多有谙于文学、典故、礼学的学者，且多兼作汉人文官集团政治集结之地——文林馆（待诏文林馆）的官员，他们身居与诏敕草拟、传达以及机要咨询有重大关系的职位，作为文人贵族、士人，在对抗勋贵、恩宠势力中具有重要地位。因甲族、次门、后门、三五门等阶层化了的“族门制”，次门以下超越得官界限——“止法”而就官时须由天子拔擢之例是历来熟知的，而作者着眼于刘宋期末期开始有不拘次子起家、中途改变门第而步入归属甲族的官职者。作者认为，这是改变清议认定的原门第而按吏部正规人事手续擢升的结果。这一措施使次门以下出身者参与政权枢要的机会增多了。
关于制度的研究有：佐多间吉也《晋代官奴与奴婢的兵役和解放》（《福大史学》五七）探讨了晋代官奴的来源及其活动的实态。本文是作者魏晋奴婢制度研究之一。关于礼制，有以汉晋间母丧服制为中心的论集：神矢法子《母之丧服》（日本图书刊行会发行，近代文艺社推销）。崛敏一先生的论集《中国古代史的观点》、《律令制和东亚世界》，前者收取时代划分、唐宋变革、中国古代土地政策和身份制统治、中国古代家族和村落等方面的论著；后者就标题涉及的范围收取作者旧稿和新作，每一篇都富于启示性。
作为包含税收财政的社会经济史论著，佐佐木荣《围绕斯坦因六一三号汉文文书（所谓帐簿文书）》（《论集》〈东北学院大〉历史学、地理学二六），就该文书所述及的西魏均田制的实态进行了探讨。本文对杉田佳男的看法提出质疑。杉田认为土地颁给原则是：（1 ）从麻田开始颁给，户内所有丁口之麻田完全颁给后开始颁给正田；（2）麻田、正田各受田口颁给顺序：户主→户主之妻→户主夫妻以外的人丁；（ 3）大统十三年新增人丁原则上不给田。作者则认为：杉山的第（3 ）点是不能成立的；第（1 ）点若附加“户内不存在麻田未受者时”的说明则可以承认（1）（2）之原则；又认为关于每户的受田额，应按各户本来保有田额在户内划分麻田、正田来计其差别，特别是由此看到没有户外融通田土之事。关尾史郎《吐鲁番出土高昌国有关税制文书之基础研究》（六）（七）》（《人文科学研究》〈新泻大〉八四，1993，八六）是研究高昌国条记文书（纳税证明书）的一部大作，论说了高昌国租税财政制度。（六）文指出了由条记文书判明的税种有田租、丁税、远行马钱、刺薪以外的杂税，并说明田租以下的赋课形式和纳入方式，又确认了选行马钱和除薪作为税的性质，为理解该国的财政制度提供了前提。（七）文认为，高昌国王室财政的来源，除称价钱、赋钱以外，有王室直属田土的收获和免役钱，对构成国家财政核心的田租，则追踪了它的出纳过程。《〈高昌延寿元年（624 年）六月句远行马价钱敕符〉诸问题（上）》（《东洋史苑》四二、四三），释读了原文，复原了《远行马价钱敕符》的书写格式。关尾氏另有《〈高昌年次未详入作人、画师、主胶人等名籍〉试释》（《龙谷史坛》一○三、一○四）。文章认为文书中“画师、主胶人”释为官员和民户中具有特殊技能者，“入作人”释为一般民户中除有特殊技能之外被役于使的简单劳动者，佐藤佐治《六朝市考》（《纪要》〈关东学院大·文〉七○）在叙述国都建康以及州、郡、县各层市的具体形象之后，指出基层定期市的存在。
关于历史地理。秋元悦子《关于洛阳驿道的历史地理（2 ）》（《研究报告》〈千叶县立中央博人文科学三一二），论述位于沿洛河连结长安洛阳的所谓“南道”上的宜阳是战国迄于南北朝的重要战略据点；长安洛阳间经由南方的道路，除迂回南阳的武关南阳路之外，有从武关北上经卢氏沿洛河而行的武关卢氏路，以及从上洛沿洛河上流直接东向至卢氏的鹿卢路。谷口满《石泉教授的历史地理研究》（《论集》〈东北学院大〉历史学、地理学二六）详细介绍了武汉大学石泉教授的著作《古代荆楚地理新探》，并予评论。
考察对外关系的专论，堀敏一《律令制传播的特质》（《律令制与东亚世界》）概述了中国周边国家法典编纂和律令诸制的引入过程，西
定生《邪马台国和倭国》（吉川弘文馆结集）等有关古代日本、东亚世界的一系列论文。丰岛静英《倭之名称由来》（《历史评论》五二六）探讨了汉至六朝时期华人的倭人观，述说“倭人乃越之分支”是当时华人之共识。
以下是关于魏晋南北朝文物的论著：近藤乔一《西晋之镜》（《研究报告》（〈历博〉五五，1993）认为，吴、西晋并存时期两地镜的主题、铭文、径长都有明显差别。斋藤实（实郎）《秦汉魏的传国玺》（《纪要》〈日大·艺术〉二三）论述了传国玺的起源和变化。作者认为：玺之起源虽可溯及秦代，但只限于基于推论的假说。小原俊树、胜日浩习《北魏石刻考（Ⅰ）》（《纪要》〈福冈教大〉四三一五），将北魏墓志、造像记、碑碣等按年代排列，对其年代分布作一概观。吉村伶《昙曜五窟营造次第》（《佛教艺术》二一二）对云冈一六到二○窟所谓昙曜五窟供俸北魏皇帝的问题重新予以探讨。作者认定，按一九、二○、一八、一七、一六的顺序分别是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各帝，于是推断在营造二二○窟时左侧岩壁崩塌是由于在一八窟右侧营造一七、一六窟而引起的。入泽崇《佛和灵》（《龙谷大学论集》四四四）是对吴、西晋时期江南特有的陪葬品魂瓶（神亭壶）上佛像的考察，认为佛像的表现内容以西晋后期为界从神仙向祖灵转化。同《摇钱树佛像考》《密教图像》一二，1993）就摇钱树（见四川省中心出土之实例：干枝上雕以钱币的铜制树模型）上的佛像说明同神仙的关联。
史学、书志学方面。首先，小林岳《关于刘昭的〈后汉书〉补志》（《研究年志》〈早大·高等学院〉三八）结合刘照的历史观论述了补志的写作目的以及选司马彪《续汉书》八志为其资料的理由。就《宋书》各卷末史臣条的译注分析沈约历史观的川谷安《沈约〈宋书〉之史论》（《纪要》〈北大·文〉四三一一），其探讨还在继续中，本篇为卷六○一八○。另外，科研费报告《关于中国的历史认识和历史意识的综合研究》也收入了论述相应时期史书性质、历史意识的著作数篇。本岛史雄《类书的产生》（《汲古》二六）指出从来看作是类书起源的《皇览》实质上不同于其后《华林遍略》等目的在于检索典故的所谓类书，乃是供皇帝阅览，有按相当集中的主题编成的称作“主题别钞撮书”的体裁。柳川顺子《〈北堂书钞〉引书考》（《纪要》〈筑紫女学园大〉六）指出，其所引集部以外的文献多半是《隋书·经籍志》未引的珍稀书籍，其选择标准有轻南朝重汉魏的复古主义倾向。工藤一郎《关于南朝目录》（《社会文化史学》之二）在南朝书籍大量流通的背景下，作为士人整理、吸收知识的工具而出现多种类书、目录。
下面是关于宗教和社会关系的论著。都筑晶子《从宗教史看时代划分》（《古代文化》四六—一一）论述了从宗教观点考察汉至六朝时代变化的必要性；并将以下各项的深入研究列为今后道教史的研究课题，即：具有日常伦理规范和现世利益追求两个方面的教义结构；末世理论的时期认识和人们价值认识的关系；构成个人和社会节点的宗教组织。吉川忠夫《中国六朝时代的宗教问题》（《思想》八三八）就六朝宗教盛行的背景探讨人们“原罪意识”的深化，多方面论述了其各种表现。土屋昌明《后汉的思过和首过》（《道教文化之展望》）考察了五斗米道、太平道教法“思过”、“首过”的起源和仪式次序。福田真《北朝末期佛教的改观与华北社会》（《文研会纪要》〈爱知学院大〉四·五）就天统四年开始的唐邕刻经事和北齐末高阿那肱转向石窟营造的喜舍，探讨了两者的意图。松金公正《沙门的存在形态及其多样性》（野口铁郎编《中国史中的教和国家》）从谈论、隐逸、交友等侧面对东晋僧人的活动作了分析。他的另一篇文章《东晋沙门认识的差异》（《史峰》七）说明东晋后半僧人作为俗外者的自我意识强化了。对末世思想、救世主信仰的关切也持续高涨，菊他章太《六世纪中国的救世主信仰》（《道教文化的展望》），通过分析至迟出现于梁元帝时的伪经《证香文本因经》，论述了当时存在比弥勒下世较近的未来信仰。明神洋《佛教的末世观和救度思想》（同上）即看到当时存在把弥勒、阿罗汉、月光童子看作救世主的民众信仰，又指出其在伪经之外的传统经典中找不到这种信仰教义上的论据。此外佛教史专著有：小川卫译《南北朝时代》（柏书房）。该丛书第一期部分已告完结。由于作者一直关注佛教和时代的联系，此书很富于启示性。
最后列举思想、文学方面的论文。仲畑信《魏晋太极理论的展开》（《中国思想史研究》一六，1993）认为，王弼《周易注》（提倡体用论的太极理论）问世之后，汉以来和象数易相结合而生成的太极理论仍是魏晋易学的主流。山田俊《关于道教的“三条”观念》（《文化》五七一三·四）通过分析刘宋初唐间的道教经典，探求了道教三条观念的形成、确立过程。下见隆雄《〈华阳国志〉列女传记研究（Ⅰ）》（《纪要》〈广岛大·文〉五四）是对《华阳国志》等有关资料进行详细探讨之作。福原启郎《关于王羲之的〈十七帖〉》（《书论》二八，1992）是对王羲之草书帖代表作《十七帖》的精细的释题和译注。越智重明《关于王羲之（续）》（《纪要》〈久留米大·文〉国际文化学科四，1993）论述了同清谈有重要关系的一些事。文学方面的单行本有长谷川滋成《东晋诗译注》（汲古选书）、石川忠《陶渊明及其时代》（研文出版）、小尾郊一《真实和虚构—六朝文学》（《汲古选书》）、多贺浪沙《干宝〈搜神记〉研究》（近代文艺社）等，都是专家可为拟写书评的著作。
二、一九九五年
回顾1995年，思绪中浮现了5月宫崎市定氏的逝世，9月在襄樊召开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五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日本参加20人），12月中国中世史研究会编《中国中世史研究·续编》（京大学术出版会，以下简称《续编》）的刊行。关于六朝史的论文集还有《国家和民众》、小田义久先生花甲纪念事业会编《小田义久博士花甲纪念·东洋史论集》（朋友书店，以下简称《小田论集》），从多方面概述贵族社会的由藤善真澄责任编辑的《亚细亚的历史和文化2.中国史—中世》（同朋舍出版）等著作的出版。
关于三国、西晋。下仓涉《后汉末侍中、黄门侍郎的制度改革》（《集刊东洋学》七二、1994）就中平六年（189）的改革， 特别是从不定员改为定员（6 人）而来的两种官员的质变说明它们同贵族制的关系。石井仁《孙吴政权建立的几个问题》（《东洋史论集》〈东北大〉六）叙述孙策平定江东（扬州六郡）任会稽太守，以兼官讨逆将军设“府”，通过将军和将校的统帅关系对其他五郡实行了实质上的统治，从中看到基于汉代军制而建立的秩序以及由中平五年开始实行的牧伯制（兼将军）而确立的地方军统治体制。他的另一篇大作《孙吴军制的再探讨》（《续编》）对川胜义雄氏提出的封建军事政权说所依据的孙吴军制的三个特点即①世兵制、②都督世袭制、③奉邑制中的第①②两点进行了再探讨，认为这些都是草创时期的特殊现象，并从存在强大的中军和中央的严格统治等方面论证它们不是孙吴军制的基本部分。两篇论著都重视同“既成制度”、“秦汉以来各种制度”的继承关系。川合安《关于九品官人法的创设背景》（《古代文化》四七—六）一文，论述九品官人法是曹操政权继承了不仅重视才能并重视名望的人事制度。草野靖《魏晋的九品官人法》（《人文论丛》〈福冈大〉二七—三）则认为这个制度是在三省六部制形成过程中为适应行政职能的专门分化而建立的人材侨用制度。葭森健介、末崎澄香《中国中世的士大夫》（渭阳会编《东洋的知识人》，朋友书店）把后汉末登场的士大夫分为军师型和清谈家型，并分别予以概述。前者掌握军权，如在三国时期一度荣达而后湮没的诸葛一族和登上皇位的司马氏，西晋由司马氏同代表后者任职吏部要员而活跃的士大夫协同建立起来的，其后由兼任军政要职的士大夫登场而再兴晋朝。葭森健介《六朝贵族制形成时期的吏部官员》（《续编》）考察了居于曹魏政权吏部人事中枢的人物，论述曹操丞相府东曹毛玠、崔琰以下诸人是尊重乡论以公正的人事工作为目的的“清议”派，他们经过建安年间因立太子问题同以与曹氏的私人关系为背景的丁仪等势力的对立，正始年间同重视“才”的对中央人物评论起主导作用的何晏等所谓“浮华”之徒（“正始名士”）的对立，后同司马氏结合获取胜利。在此期间，他们积极致力于创设、确立九品官人法和人事分管体制（中正推荐和吏部试用、考课）。本文在弄清“清议”派在魏晋政治史中的脉络这一点上是有意义的。安田二郎《西晋初期政治史试论》（《东洋史论集》〈东北大〉六）叙述了司马昭的后继问题。认为贾充等一部分近臣拥立性格“宽仁”的司马炎而反对性格急躁的司马攸，使他们同拥立司马攸的多数人之间产生意见分歧，激发了西晋建国后武帝排斥齐王攸、以及贾充得到武帝的宠任和坚决反对平吴等这些不好理解的状况，其背后有企望“宽仁”的天子而非专制君主堪称贵族第一人的时代要求，持此立场的贾充支持“宽仁”的司马炎而得到相应的宠任，其反对平吴的本意在于指责齐王攸于服丧中断然行事为时尚早，独占平吴功绩有阻止武帝权威上升实现专制君主化之效。小尾孟夫《西晋的“大都督”》（《续编》）指出“大都督”这一官衔是在“中外都督”、“州都督”等附加官称之外，充任指挥、监督征讨而出台的，是后来“征讨都督”的前身。福原启郎《西晋武帝司马炎》（《中国历史人物选 3》白帝社）以河内司马氏一族的动向为轴，追踪同后汉王朝有相同原因而灭亡的西晋一代的兴衰。
关于东晋南朝。川合安《沈约〈宋书〉的史论（四）》（《纪要》〈北大·文〉四四一一）是《宋书》卷八一至卷九九序和论赞的译注和解说。作者的另两篇文章《沈约〈宋书〉的华夷意识》（《东洋史论集》〈东北大〉六）、《沈约的地方政治改革化》（《续编》）都是承袭《沈约〈宋书〉的史论》的研究成果。前者论述：江南＝中华（中原＝夷狄），成为沈约容许“蛮族之雄”的北魏统治中原这样特殊的华夷意识背景的江南人的意识，当时南齐同北魏和亲的对外情势，由于持天竺＝中华立场的佛教的浸润而发生的汉族优越意识的相应变化。后者则叙述刘宋孝武帝实行缩短地方官员任期等项举措以后的地方政治状态，沈约对南齐宠信恩伟寒人等把持的中央政权、专制政治的批判和分权主张的根源可溯至魏晋的封建论，被沈约《郡县伦》理想化了。作者还追述了汉代郡县长官的状态，并认为把封建之意寓于郡县在魏晋封建论、分权主张以及以贵族的自豪为背景等方面是共通的，从而断定从魏晋到南朝是以这条主线贯通的“中世”贵族制时代。作者的另一篇文章《唐寓之之乱和士大夫》（《东洋史研究》五四—三）一文阐述南齐以水上劳动者等非农业居民为核心的叛乱不断扩大的背景，并认为其中也反映农民对户籍检查政策的不满。但《南史》从虞玩之上表、吕文度发动对户籍记载不确的指责揭发中寻求原因，《南齐书》则探讨了恩倖g寒人（吕文度等）关于再建武帝政权财政政策同皇族内的良识派、名门等士大夫（虞玩之等）主张户籍检查一任于县的民力休养论的对立态势，并说肖子显《南齐书》的记述是受沈约《宋书》的影响站在士大夫立场的。吉川忠夫《梁徐勉的〈诫子书〉》（同上）在说明重开庄园经营中举出当时贵族的庄园经营思想，并论及“还资”（地方官在任中积蓄的财产）。兼田信一郎《关于六朝时期江南村落的一点考察》（《国家和民众》）指出江南建立村落是受“蛮”之“邑落”认识的影响，推测南朝前期的村是分散在一定区域内的。
五胡十六国、北朝。三崎良章《异族统御官表现的五湖诸国的民族观》（《东洋史研究》五四一一）认识原是中国王朝统治对象的五胡各国的异族统御官（“护”民族名+校尉、中郎将）制度反映了独自的民族意识，并分析它在具体意义方面不同于西方系异族统御官之“西夷”所意味的民族。胜田冬实《北魏郊甸和“畿上塞围”》（《东方学》九○）叙述了北魏的两次长城建设：①泰常八年（ 423年）补修原长城，②太平真君七年（ 446年）“畿上塞围”，形成以平城为中心的“封畿”、“郊甸”二重首都圈，其中，“效甸”北由①、南和东由②（即②不在北边）、西由黄河围成，列举①②建设的背景；后秦灭亡和刘宋建国这些周边状况的变化，①防备刘宋和蠕蠕的夹击，②担心太平真君五年（445 ）关中卢水胡爆发的盖吴叛乱同刘宋勾结，加之北方蠕蠕的活动可能形成的包围圈。这些情况表明，为防御北方的长城建设并未显示出北魏汉化的迹象，直至太武帝时期北魏仍强烈地保持着胡族政权的性质。杜玉生（今津启子译）《北魏洛阳城的形态调查和复原》（《古文化谈丛》之四）叙述外廓城、永宁寺、金墉城等处的考古调查成果。长部悦弘《陆氏研究》（《续编》）、《刘（独孤）氏研究》（《日本东洋文化论集》〈琉球大·法文〉一）就原是武人的北族建立起来的北朝、隋、唐，以探讨当时修学状况为中心，从中论证文人趋向士大夫化的过程，在作为研究事件的“八姓”之中，前者举出穆、陆两氏，后者举出刘（独孤）氏。由此而引发的导向，将是继续研究的课题。榎本あけわ《关于北魏后期、东魏的中书舍人》（《续编》）论述宣武帝、孝明帝时期的中书舍人位显事繁、由寒门士人、下级士人以兼领官担任此职，可比拟南朝宋齐恩倖舍人，至孝庄帝时在实行官员清要化、专职化以及士人社会舆论的背景下，建立了由寒士到门阀贵族各阶层有才之士都可就官的贤才主义舍人制。
律令、礼制。中材圭尔《晋南朝律令制和身分制的一点考察》（《国家和民众》）论述了贵族制社会（A）士庶身分在晋、 南朝律令中并存，（B）品官、流外、百姓、士卒百工、奴婢衣食客和（C）吏和民两个身分序列，其中（B）根据职业分工，（C）表示政治上的统治和被统治关系， 这些律令规定的身分制是贵族制在政治上的表现，特别是（C）以政治权力对地方社会（ A）之身分构成的否定，体现了一元政治统治的意向。竹浪隆良《关于中国古代的夫权和父母权》（同）叙说六朝时期在国家整顿法制的背景下夫对妻、父母对子女权限的增强。渡边信一郎《占田、课田的谱系》（《续编》）认为，州占田、课田制和南朝税制史料、特别是从解读《晋故事》而复原的两晋中央诸候国的和租税分配规定中可以看出，南朝继承了西晋课田和对应于占田的户调（按户征收，中央之经常经费）以及田税（按耕地面积征收，地方的贮备）两个负担体系，晋和南朝一直贯彻土地的国家所有制。高桥彻一《南北朝的将军名号和唐代武散官》（《史学论集》〈山形大〉一五）阐述了南朝将军的名号增多并趋向官阶化。梁天监七年（508 年）的官制改革完成外号将军，可说是唐之散官前身的系列化，其后作为勋功恩赏的六品将军名号增多。大通三年（五二九）的改革因兼有官阶作用、武功恩赏两个机能而形成有欠均衡的结构；北朝的将军名号经过整顿也形成体系化，其中从北周到隋唐在散号（北周）—武散官（唐）系列外有比拟相同武官散职、从府兵制的都督名号转化而来的戌秩（北周）—勋官（唐）系列，两者的消长，即官阶同恩赏机能分担的变化，是成反比例的，本文作者对这两个机能在南北两朝是同一系列还是两个不同的系列这个问题深感兴味。
金子修一《关于后汉—南朝皇帝的郊庙亲祭》（韩国亚洲大学唐史论丛编辑委员会编《春史卞麟锡教授花甲纪念 唐史论丛》）以下简称《唐史论丛》）认为，后汉、魏晋、南朝的郊庙祭祀原则不是由有关官员摄事的皇帝亲祭，郊祀的亲祭在后汉末由于带有政治色彩而成为要事，二年一郊之制（正月在南效的亲祭）开始于东晋，确立于刘宋。作者的另一篇文章《中国的皇帝制》（村井章介编《世界史中的天皇》〈讲座前近代的天皇5〉青木书店）认为，后汉确立的郊祀、 皇帝祭祀宗庙制度在魏晋南北朝趋于固定和发展，告代祭文（建国时的告天仪礼）始于三国，对于郊祀制度，两晋南朝是根据王肃说、北朝隋是根据郑玄说实行的。木岛史雄《六朝前期的孝和丧服》（《礼制研究》）分析了代表晋至南齐丧服著作的贺循《丧服要记》的佚文，说明它们是供实际应用的丧服，在六朝前期贵族制逐渐确定之际作为通过强化亲子关系以增强宗族团结的方策而有孝的称扬、从而认为这些著作对于孝的行为所应遵循的礼制（尤其是丧服），希图起到联系礼制的现实行为同经书中语意不甚明确的礼制规定之间的媒介作用，它们又是由于纸的普及和书籍增多和形态变化而出现的“钞撮书”，在其背后出现了小农阶层和士大夫阶层雅俗共赏的文化舞台。
异族、周边地区。伊藤敏雄《中国古代蛮夷统治谱系》（《国家和民族》）指出，晋宋继承战国秦汉对西南、南方异族的税收政策，后汉以后在赋税增加态势中形成制度。川本芳昭《关于以蛮的问题为中心所看到的六朝时期各地区的状况（一）（二）》（《史渊》一三二，《东洋史论集》〈九大〉二三）是就六朝时期有关中南部地区蛮之史料按地区以及分布、人口、状况、豪强为基准的分类。他的另外一篇文章《关于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人的移动》（《Museum Kyushu 》〈博物馆等建设推进九州会议〉一三—三）说明由于汉族及异族的移动所引起各种交流、融合的结果，尤其是汉族制度、文化受其影响发生的变化。中国学会的朴汉济氏综合五胡北朝“胡汉体制”和东晋南朝“侨旧体制”，把人口大量移动的魏晋南北朝解释为“侨民体制”。
伊藤敏雄《围绕魏晋时期楼兰屯戍的交易活动》（《小田论集》）即《魏晋时期楼兰屯戍的基础整理（五）》，叙说官府参与的交易的主体。如作者所指出，这与文书的性质也是有关的。山口洋《高昌郡置年代考》（同上）把前凉张骏设置该郡的年代推到咸和二年（327）， 在这一年的十月以前。大西康裕、关尾史郎《关于“西凉建初四年秀才对策文”的一点考察》（《东亚细亚—历史和文化》四）认为与其说该策问关乎经义，不如说是考核政策原理、教养和实务等方面，特别是以春秋时期晋国水攻晋阳的史实为题的第五问，以智伯和越襄子比喻北凉沮渠蒙逊和西凉李暠的对立，显然表露了出题人李暠的意图。小田义久《关于吐鲁番出土沮渠蒙逊夫人彭氏随葬衣物疏》（《龙谷大学伦集》四四六）一文探讨了该文书并考察北凉彭夫人没于高昌的原委。
书志、史料、史学。川合康三《〈隋书·经籍志〉详考》（汲古书院）由原文和解说，即序的译注和目录的考证（著者、内容、节目的著录、辑本）组成，是了解六朝经籍的必读书。中林史郎《华阳国志》（《中国古典新书续编》明德出版社）由原文和解说组成。原文部分是摘译《巴志》等地理志的某些内容。福井佳夫《围绕六朝骈文的历史叙述（上）（中）（下）》（《纪要》〈中京大·文〉二九—三、四，三○—一、二），根据六朝骈文关于历史叙述的修辞，认为其文章要素同现实结合程度成反比例，从中容易感知六朝贵族乖离现实的倾向。
思想、宗教。中岛隆藏《汉末魏初的道德》（《东洋学论集》）指出，以徐翰和王弼人物评价为基准的德行同他们的行为是背离的。都筑晶子《六朝后期道馆的建立》（《小田论集》）认为，东晋后期道教以“家”为新的活动舞台，后受神仙思想影响移向山中的修行之所——道场，受皇帝、贵族支持先在都中为从山中招聘来的道士营选“（学）馆”，后在刘宋南齐时期又扩展到山中，及至梁代开始建立制度化的道馆。作为其背景，有神仙降临、从修道到教义的体系化以及礼仪等宗教活动的变化。吉川忠夫《古代华人的不死幻想》（《东方选书》）论及嵇康同向秀对话中服食养生理论、嵇康同葛洪关于神仙认识的异同。船山彻《六朝时代菩萨戒的接受过程》（《东方学报》京都六七）论说刘宋南齐时期受菩萨戒的背景，有八关斋等斋会的传统形式，所行忏悔成为与大乘思想的连接点。
美术、考古。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吉川弘文馆）以考察北朝佛像为中心，另有关于佛教美术的详细论著。小林宏光《嘉峪关魏晋墓壁画试论》（《国家和民众》）对组成该壁画的彩画砖从墓饰绘画史上给与评价，并指出同魏晋绘画新局面的关连。冈村秀典《汉——六朝时代的纪年镜》（《考古学杂志》三八八）以纪年（铭）镜为中心对各种镜进行分类、编年，说明从整体上考察青铜器铭文变化的必要性。
文学。以魏晋时代的诗和诗人为对象的论著出版了四种。松家裕子《〈孔雀东南飞〉的背景》（《中国文学报》五○）认为在此背景中存在一位艺人，他是对养育他们的土地，即建安年间庐江郡天柱山（南岳）怀有信仰的一位沙门的后裔，令人浮现了一个难入正史视野的世界。佐竹保子《西晋的出处论》（《日本中国学会报》四七）对比了皇甫谧、夏侯湛、束皙等人关于隐逸的议论。小南一郎《〈世说新语〉的美学》（《续编》）认为，以人物评论为主体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选择逸话的基准不是后汉时期的道德、德行观念，而是个性（才和情），同是“志人小说”的《语林》则重视才。两者相比，《世说新语》更重视情，强调才、情等美学要素，这个二重结构，反映了三国、西晋、东晋、刘宋士人价值观的变化（个性→情→美学）。这些论著对于评论人物，进而探讨贵族制的根源是重要的。
1995年六朝史的研究可以令人明显感知的一大倾向，是对魏晋贵族制建立的广阔场景的关切。谷川道雄《“中国中世”再考》提出，六朝贵族的人间存在特征在于“个人”和家庭的相互作用，由其“自律性”的发挥需要比宗族、乡党等作出的评价（舆论、乡论）更有广阔作用的社会场面所形成的内部结构（人＝家－社会），重新提出以其个体存在形态的“第二次性”作为进入中世的时代划分的假设。中村圭尔《六朝史和“地域社会”》是一篇总论。文章对六朝研究的概念“地域”具体地着眼于该时期出现的地方志、先贤耆旧传，看到以普遍结构（豪强共同体）为前提的所谓地域差别（该地出生的人物等）的特殊性以及舍弃这种特殊性的可称作“乡党主义”的普遍性等，还有同他者比较具有关键性的普遍性同特殊性二者交错的二重性。在重视人间存在之点上同谷川氏所论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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