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江[1]2004年在《重庆直辖市经济发展中的人力资本积聚》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区域发展不平衡加重。东部地区由于得风气之先，地理位置优越，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等原因而发展迅速，中西部地区则相对落后了。实证研究表明存在着一系列影响人均收入的增长率的因素，其中人力资本的初始秉赋非常显着地与增长率正相关，是促进增长速度的重要因素。 第一章简述了分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的部分实证研究，简单介绍经济增长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阐述与界定了人力资本、能力本位与人力资源能力开发等重要概念。人力资本积聚则定义为人力资本在地理空间上的集中(这与农村居民、研究生等微观主体的迁移有关)以及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这与人力资源能力开发有关)。 第二章根据问卷调查数据研究重庆直辖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流动妇女问题。在重庆市六个主城区进行的问卷调查和访谈显示，流动妇女的迁移动机比较多元化，生存需要与发展需要并存，绝对收入与相对地位都在追求之列。流动妇女的生育观也由传统观念逐渐转向现代观念。这给发展经济学提供一些启示。 第叁章研究重庆直辖市如何吸引和培养高素质的研究生人才。根据对研究生的问卷调查，分析研究生的职业选择与就业地域选择，得出相关结论与建议。 研究生德育对我国人力资源能力开发的效果有重要影响+。种种迹象表明传统研究生德育的效果不容乐观，本文提出运用现代科技成果改造传统研究生德育迫在眉睫，并以引入经济学研究成果为例作了分析，最后提出一些具体建议。 第四章分析我国人力资源能力开发的紧迫性，借鉴美国、日本、台湾省等部分典型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在高等教育、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经验教训，对我国人力资源能力开发提出相应建议。 第五章进一步提出对重庆直辖市人力资源能力开发的建议，提出重视中小企业在重庆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大力发展重庆教育事业。 第六章做了简单总结，提出论文较有新意的地方和存在的不足，对将来可能的研究作了展望。
李东[2]2010年在《人口流动与重庆经济增长极的形成和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7年3月8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为重庆工作“定向导航”,高瞻远瞩地作出了叁大定位,即努力把重庆加快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本文结合将重庆建设成为重要增长极的战略决策,研究在此背景下人口流动的历史、现状和趋势,以及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极的促进作用。人口迁移是人口学研究的对象,人口流动则是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放宽限制后出现的特殊现象。自中国推行渐进式改革以来,人口流动成为一种发展现象,在短短30年间,从受到制度性抑制到获得政策认同,逐渐成为社会常态,对其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在改革开放早期,我国都是以刘易斯式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直到2004年珠江叁角洲地区出现“民工荒”、“技工荒”现象,“一个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劳动力有限剩余的转变正在发生”。人口流动浪潮也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单向流动逐步转变为双向流动,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后,回流成为新世纪的又一社会景观。经过30年的发展,珠叁角、长叁角、环渤海地区已经成为东部地区叁个重要经济增长极。在国家不断布局“改革试验区”的背景下,重庆被要求发展为西部重要经济增长极,加之农村劳动力“有限剩余”,如何引导人口流动促进重庆经济增长极尽快形成和可持续发展,是决策者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目前,将人口流动的一般规律和重庆经济社会的特殊性在理论上结合起来研究的文献较少,更缺乏对人口流动转折点、人口流动与重庆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以及反映人口流动趋势性特征的研究。人口流动、经济增长极是人口学、管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的范畴,而学界目前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着“不同学科之间还不能进行有效对话,不同学科对人口流动问题的研究还处于自说自话的状态,妨碍了研究的深入”的情况。本文试图运用这些学科的结合点,将人口流动作为重庆经济发展的基本红线来把握,防止对人口流动的研究游离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外,既从宏观角度发表见解,也从微观角度进行细心考察和小心求证,防止出现研究的“空心化”。将人口流动这种重大的发展现象融合于重庆的经济发展之中,从逻辑和历史的视角出发,通过定量和定性分析重庆经济增长极形成的历史积淀和现实动力。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重庆要再现当年东部的人口流入现象已不可能,主要原因有：一是重庆不可能拥有改革开放初期东部地区得天独厚的政策优势；二是重庆城镇居民收入与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可能有当初东部地区与全国的差距那么大,不能形成收入差距的“势能”；叁是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与人口流动相关的制度正在经历一个新的转折点,户籍制度还没有完全放开,全国区域、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些制度变革正处于孕育之中。事实上,重庆的人口流动在开埠后就已出现,在抗战时期,省际间的人口流动在当时来说规模和范围也是最大的,只是城乡人口流动规模较小。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即农村一次性改革效应释放完成,城乡收入差距再次拉大时。进入新世纪,城乡间和区县间的人口流动呈加速趋势,但农村劳动力外出寻找非农就业时,由于政府公共治理模式及相关制度建设的滞后,还不能实现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转变,在一定程度阻碍了人口的城乡流动。那么重庆如何在现有约束条件下成为西部重要经济增长极呢?本文提出了重庆在经济增长极形成进程中,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是涉及城乡关系的重要制度,是人口流动和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制度,也是政府治理的重要内容。另外,本文还提出了在现阶段重庆要成为西部重要经济增长极,需要提高流动人口质量和优化流动人口结构,统筹国内外两个劳动力市场,加大高素质人才流入,把人口资源存量转变为人力资本优势,并引导经济腹地的劳动力资源流入。本文的结构和各部分要点如下：首先,在绪论中主要阐明了研究背景、主要目的、意义、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的数据来源和本文的结构安排。将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极结合起来研究是重庆未来一个时期发展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有利于在建设经济增长极的进程中把握好公共政策的决策及推进经济改革和社会制度变革的时机、目标模式及操作步骤。其次,综述了人口流动及经济增长极理论研究文献。主要介绍了人口流动的理论及类型,国内外劳动力迁移理论的演进及国际上相关最新研究成果,国内外对经济增长极理论以及将二者结合进行研究的理论成果,给出了本文对经济增长极的界定。前人研究成果在某种程度上为本文的研究主题提供了理论支持。第叁,阐明了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极的关系。主要介绍了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极的互动关系和辨证关系。分析了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极形成和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进一步从理论上说明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极形成的相互作用机理。第四,阐明了人口流动与近现代重庆经济发展。主要介绍了人口流动与重庆近代经济发展,人口流动与重庆开埠时期经济发展,人口与辛亥革命至抗战时期重庆经济发展,抗战时期重庆的人口状况,抗战时期重庆的经济发展状况。指出了战争形态也是影响人口流动的重要因素以及流动人口质量对抗战时期重庆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从历史的视角分析了重庆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相互演进的过程。第五,阐明了人口流动与当代重庆经济发展的关系。主要介绍了叁线建设对重庆经济发展的重要提升作用,叁峡工程重庆库区的人口迁移。当代重庆人口流动的特征,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的人口学特征,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重点从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城镇化程度进行分析；流动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流动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人口流动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性分析,人口流动与重庆经济发展的灰色关联度分析。指出了人口大进大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大以及流动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作用。在当前重庆人口流出还大于人口流入的情况下,整体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大于单纯的人口流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第六,阐明了经济增长极形成与发展中的人口流动。从经济增长极的构成要素,经济增长极的两个效应,打造经济增长极的必需条件；增长极形成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分析。重庆产业增长极、城市增长极,区域增长极叁个层面运用因子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进行评价分析；增长极理论中的人口流动研究,其中主要分析了经济增长区域人口流动的变化与调整,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极的形成,经济增长极效应下的人口流动,特别是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下的人口流动及人口流动对重庆经济增长的极化效应。指出重庆在建设经济增长极的进程中以人口流入推动增长极的形成更重要,不以本市劳动力转移为单一目标,而是应以经济腹地人口流入和拓宽国际视野来引导人口流动推动经济增长极形成。第七,提炼了研究的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主要依据前面几部分分析的具体情况,提炼出研究的主要结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及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指出流动人口质量和结构是经济增长极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重庆开埠、战时陪都、叁线建设是重庆经济增长极形成的历史机遇期,直辖是经济增长极形成的现实动力。吸纳国内外高素质人才、提高流动人口质量、提升人力资本、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加强流动人口的统计监测、提高对流动人口的服务水平、改革政府的公共治理模式是今后重庆建设西部重要经济增长极亟需重视的问题。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有些新意：1.将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极结合起来研究,并深入分析人口流动的规律性与经济增长极特征的关系。2.从重庆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历史视角分析人口流动在经济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经济增长极形成的历史积淀。3.分析了人口流动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以及流动人口结构、流动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的效应。4.建立评价经济增长极的指标体系,以及分析了在经济增长极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下的人口流动问题。本文的不足之处是缺乏用人口流动的更细分化的时间序列数据来建立模型对经济增长、工业化进程相互关系进行准确的刻画,对一些政策的临界点和制度改革的时机难以准确量化。
文雁兵[3]2014年在《包容型政府行为逻辑、治理模式与经济绩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发展是在特定时空环境和社会结构下发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互动过程,大国如何形成有效的治理结构和构建适宜的治理模式是经济学需要回答的问题。中国经济改革迄今为止基本上延续了改革之前户籍制度的城乡分割、财税制度的经济分权和社会网络的关系纽带几个特征,这些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对于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市场激励和合约履行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发展代价,如城乡间、区域间和人际间的收入和公共服务差距的扩大,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结构的失衡和社会福利的扭曲。这些问题这使得当代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和谐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们未来需要什么样的大国治理模式呢?这种治理模式具有怎样的运行机制呢?是否具有一般性规则和借鉴意义呢?本文试图从政府生产性、发展性和包容性特征出发和聚焦其行为逻辑、治理模式与经济绩效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一方面在国家理论下能够厘清不同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治理功能发展的脉络,以及总结出在经济社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作用差异、作用边界和作用大小,另一方面,能够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实和已有的发展理论、增长理论和国家理论,深入剖析经济发展中适宜制度和政府治理的作用,构建包容型政府的理论框架,并对未来可能的改革路径进行展望,以期能够对中国可能走上的包容性增长道路具有一定启发意义。本文在构建包容型政府理论框架和对包容型政府行为及其绩效分析的基础上,强调适宜制度(专利制度、财政分权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和政府干预(政府行为、政府规模和政府效率)发挥政府治理包容的作用,通过经济增长(利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实现)和成果分享(通过体现效率的初次分配、体现公平的二次分配)发挥经济增长包容的作用,通过社会流动(如通过代际流动和收入流动)和社会包容(如户籍改革如和教育公平)实现社会发展包容的作用,通过思想繁荣(思想自由和知识资本积累)实现思想市场包容的作用。本文首次对思想市场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了全面的论证,进一步提出了适宜制度的概念和功能,并构建了新的内生增长模型论证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根本作用和机理。思想市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经济增长既有逻辑链条(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政治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补充,而适宜制度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否定之否定。政府积极干预可以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产生更好的积极影响业已得到学者们的广泛赞同,但对于政府边界、政府行为选择(“攫取之手”或“援助之手”)及其演变(更多“攫取”或更多“援助”)仅基于中国式分权(“政治集权”和“财政分权”)宏观一元框架和“政治人”或“经济人”微观单峰偏好的假定,以及暗含区域间禀赋同质和完全流动,忽略了中观层面区域禀赋异质性对地方政府行为选择和演变的影响是已有研究的重要缺陷,本文既从中国层面考察了区域异质性视角,还基于地方政府官员“政治人”和“经济人”的微观联合偏好视角,对宏观财政分权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行为选择、演变和绩效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是对已有财政政分权理论和地方政府竞争理论的有益增补。运用了面板门槛模型,本文首次全面细致的检验了“利维坦假说”、“粘纸效应”和“瓦格纳法则”在中国的存在性、有效性和条件性,结果发现政府规模与财政分权、转移支付和经济增长交互影响对发展包容分别表现出“N型”、“倒U型”和“N型”非线性关系,应当引起中央政府和各地政府的重视,在制定和执行区域性政策和战略时,应充分考虑政策实施的综合效果而不是单一目标。包容型政府行为模式不同于“泛利性政府”、“中性政府”、“生产型政府”和“发展型政府”,其治理模式也不同于市场式政府(强调政府管理市场化)、参与式政府(主张对政府管理有更多的参与)、弹性化政府(认为政府需要更多的灵活性)和解制型政府(提出减少政府内部规则)。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1)从社会包容视角首次提出并探讨了包容型政府概念和理论,为解决中国目前经济社会转型过程的诸多现实问题提供新的分析视角,包容型政府需同时解决经济增长和发展包容两个核心问题,具体而言,是形成适宜制度、经济增长和社会包容为核心内容的“发展的叁角”。这一概念和理论是对林毅夫(2003,2013)关于要素禀赋决定比较优势和政府如何遵循比较优势理论的逆向补充和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关于中国“半包容半掠夺”制度和政府行为特征的有力佐证,也为中国道路可能具有的世界意义增加了新的内容。(2)关于政治经济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不同于既有研究的内生性视角(要素禀赋、政治博弈或威权选择的结果),而是在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从国际贸易这个外生性冲击渠道分析了政治经济制度演化。(3)既有研究强调产业集聚的溢出效应和产业集聚的自组织性,强调产业升级和产业内结构变动的市场机制,对政府行为在产业集聚过程的作用以及产业关联效应,尤其是二叁产业发展对农业技术创新能力关注较少。本文则从产业关联视角考察了农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关联绩效,农业现代化发展事关“叁农问题”、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而本文的研究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4)本文关注了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将分属社会学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和经济学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包容有机结合起来,形成良性发展的耦合机制。社会流动不仅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发展包容同样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教育流动、劳动流动、职业流动、性别流动和收入流动可以减少“机会不平等”和“静态不平等”等“坏的不平等”,逐渐消除各种排斥(社会排斥、地理排斥和经济排斥),实现增长包容性,这一思路将有助于解决目前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各种难题。(5)本文首次提出了包容性减贫模式,强调通过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自上而下”和自生能力与社会流动“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贫困缓解策略,从群体特征和个体特征两个视角强调贫困缓解的新渠道。2013年11月恰逢中共十八届叁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本文的研究或许能够为未来政府职能改革提供少许有价值的学术火花。
程前昌[4]2015年在《成渝城市群的生长发育与空间演化》文中认为城市群比单个城市更具优势,从而成为一国一地的中心区域。以往的研究集中在不同城市群间的横向对比,缺乏对同一城市群在不同生长发育阶段的纵向研究。中国正在快速城镇化,城市群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理清城市群的演进规律,才能避免城市群盲目发展或不当发展。在回顾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概念界定入手,层层推进,定量和定性相结合,运用ArcGis可视化技术,以川渝地区为例,基于长时间尺度,从没有城市到有城市、从没有城市群到有城市群,理论与案例相印证,以期进一步丰富城市群研究的既有成果。分析显示,城市群的生长发育过程大体可经历乡村、集镇、城镇、中心城市、大都市区和城市群等阶段,多个城市群还会成长为相连一体的大都市带。所以,城市群的界定标准应建立在都市区的根基上。都市区是连续成片的城镇化成熟区域,城市群由人口密度、城镇化水平、人口规模、文化认同度、基础设施、空间连续性、行政衔接、中心极化与外围扩散等综合动力因素作用而成。城市群不同于一般的城市体系,它在城市体系中组织最密切且发育层级较高。川渝城镇体系的案例研究表明,历代的川渝地区都经历了不断分与合的过程。元代,川东重庆地区与川西成都地区才从分治走向合治。明清时,重庆逐渐赶超成都。民国时,撤县设市,结束了自古以来城带县的格局。新中国成立初,川渝地区在经历了短暂分治后,又走向合治。1997年重庆市升为中央直辖市,川渝地区又进入分治。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川渝城镇体系密集分布于成都与重庆之间的紧凑地带。目前,成都市区与重庆市区的人口规模近同,呈现出成都市和重庆市两极鼎立却中间塌陷的极化格局。然后,辨析了市区与辖区的概念异同,在此基础上弄清了川渝地区的都市区。成都与重庆这两个都市区的中心城区和外围区县的空间范围都在生长扩大,且在集聚。成渝城市群的主体形态在20世纪90年代末才形成,其空间主体介于两个都市区之间,且在向都市区周边近邻地区延伸壮大,但以成都、资阳、内江、德阳、自贡、眉山、重庆市区、荣昌、大足、永川、璧山等地为其稳固的核心地带,成渝城市群会经历过去的雏形、现在的生长壮大和未来的空间一体化3个主要阶段。外商投资企业随经济全球化而兴,助推成都和重庆向世界城市转变,利于提升成渝城市群的国际化水平并拉动城镇化。但成都和重庆这两极中心城市的城镇化正趋于饱和态增长,县域城镇化的贡献力度在增强,成渝城市群以及整个川渝地区的城镇化朝着空间一体化整合才更利于成渝群的继续生长壮大,川渝地区城镇人口与非农业从业人口的互动关系良好。吸纳非农业就业人口主要靠企业,上市公司正是企业中的骨干,上市公司的空间网络与成渝城市群的空间格局大体对应,但是,在行政壁垒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通时,大都倾向于以本土投资为主,势必影响成渝城市群以及川渝地区的空间一体化整合。最后,从成渝城市群的发展定位出发,基于国家战略规划、城市群经济地位以及中心城市实力,验明了成渝城市群的发展地位。综合而言,成渝城市群能成长为继长叁角、珠叁角和京津冀城市群之后的另一新兴增长极。
魏振海[5]2002年在《渝怀铁路沿线地区经济发展研究》文中指出2001年12月16日，渝怀铁路正式开工。渝怀铁路修建对沿线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交通运输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是经济建设的先导产业。国民经济要以较快速度发展，交通运输发展滞后的状况必须改变。交通干线建设对沿线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交通干线的建设改善沿线地区的对外联系条件，促进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沿线资源开发，加速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和缄市化进程，促进第叁产业发展，进而促进沿线交通经济带形成。渝怀铁路建设对沿线地区经济发展将产生五大动力。 渝怀铁路沿线地区交通运输有了很大发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渝怀铁路沿线地区经济综合实力显着增强，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工业经济发展迅速，第叁产业发展较快，区域经济布局已经展开。但是，经济发展中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经济基础仍较薄弱，基础设施落后，经济结构不合理，区域产业布局不平衡，环境污染和水土流失严重。这是由于历史、自然、区位、交通、科技教育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利用渝怀铁路修建机遇，沿线地区要加快建设渝怀铁路经济带。抓住渝怀铁路修建的机遇，促进为渝怀铁路建设服务的产业的发展；调整产业结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培育经济中心城市，调整产业布局；加强区内及与周边地区的合作；优先发展科技教育，加快人才培养；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马奎[6]2002年在《中国欠发达地区经济市场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中国欠发达地区经济市场化的市场化才刚刚开始,还只是表面的市场化,因此欠发达地区如何加速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充分利用市场化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建立适应市场机制要求的经济体系,加快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成为理论和实际工作者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就欠发达地区经济市场化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全文共分叁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第二、第叁、第四章。首先对欠发达地区与经济市场化进行一般理论分析。欠发达地区主要是指我国的中西部地区。经济结构的二元性、低下的生产率、高人口增长率、市场发育程度低、经济的依附性等是其共同的经济特征。这种共同特征是就欠发达地区而言的,当然欠发达地区内部发展也具有非均衡性。经济市场化就是社会经济活动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再生产过程的各个领域转变成为以市场为主导的状态。具体而言就是社会经济活动主体的经济行为要以市场为导向,生存和发展完全取决于市场的评价;经济活动的客体要接受市场的检验以决定其价值能否得到实现;经济活动的范围不受行政条块的羁绊,完全由市场的需要来确定;经济活动的运行方式是多元的,竞争的,是通过一系列市场规律来发生作用的,而不是单一的,垄断的;经济活动的调控是市场与政府的优化组合。也就是说,经济市场化是经济整体的市场化,是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市场化程度的综合。经济市场化的基本特征表现为自主性、分散化、多元化、规范化、契约化、少干预等。目的就是要建立市场经济的“现代体制”。在我国就是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次对经济市场化的相关理论如市场自由化、市场功能、市场失灵理论,马克思,邓小平市场理论进行阐述。马克思、邓小平市场理论是我国进行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指南,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我们的改革才有方向。再次研究我国欠发达地区经济市场化离不开借鉴国际经验。首先对美国欠发达地区经济市场化进行研究,它代表的是一种有调节的市场经济模式。日本欠发达地区经济市场化则是代表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政府如何主导,对我们有借鉴,值得研究。巴西欠发达地区经济市场化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的一种模式。通过对几种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出其经验教训,为我国欠发达地区经济市场化提供宝贵经验。中国欠发达地区经济市场化不仅是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为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市场化提供保障。从欠发达地区市场化的测度看,欠发达地区市场化程度不高,虽然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来,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但由于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以及政策的倾斜差异,欠发达地区市场化程度不高是可以理解的。因此经济市场化对欠发达地区的影响就很明显。第二部分,包括第五、第六章。首先是对中国欠发达地区经济市场化的背景进行考察。我国欠发达地区经济市场化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同中国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相连,同时欠发达地区经济的落后迫使自己不得不进行市场化改革。国际、国内的经济发展环境,与欠发达地区自身的发展要求相结合,使欠发达地区经济市场化处在复杂的环境中。我国欠发达地区经济市场化大体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至1978年,这一阶段基本上是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是反市场阶段,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促使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第二阶段是1978年至1984年,市场化的初始阶段;第叁阶段是1985年至1992年,市场化展开阶段;第四阶段是1993年到现在,市场化的深化阶段。在经济市场化过程中,还存在局限性,从而限制了改革的发展。这些局限性主要体现在缺乏市场主体、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机制很难发挥作用,政府直接干预经济,政府管理与市场发展很不协调,从而导致了东西经济发展差距逐步扩大。欠发达地区经济市场化进程缓慢原因是多方面,主要表现在:思想观念陈旧,自然地理区位优势,基础设施落后,政府机构庞大,各种传统的制度(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根深蒂固,经济市场化改革同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短期矛盾冲突等,最根本的原因是用计划经济手段在进行市场经济建设。我国欠发达地区经济市场化就整体而言是滞后的,在其内部是非均衡的,如城市与农村、农村内部交通便利的小城镇与边远山区等市场化的进程均有差异。第叁部分,包括第七、第八章。这一部分主要依据前面几章的分析对我国欠发达地区经济市场化提出对策。在战略目标上,应该实施以市场化为中心的开发辐射式战略;在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中要实行区域创新,要借鉴发达地区市场化的经验,避免传统模式,实现跳跃式发展;在市场主体上,在市场体系的建设上,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上都要实行创新,不仅要实行理论创新,科技创新,更重要的是制度创新。在欠发达地区经济市场化进程中,要使市场经济体制适合区域内经济的发展,就要实行“可区域化”的经济市场化改革,对待不同的区域如平原、牧区、内陆、沿边等实行不同的市场化改革措施。尽管在市场化进程中各地实施的重点有先后的差异,但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建立市场经济“现代体制”。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节,我们要建立的市场经济“现代体制”就是市场与政府双重优化组合的体制,因此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还要注重政府宏观调控职能。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央政府还明显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因此其职能明显有别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经济职能。对中央政府来说主要是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推进市场化改革,培育市场,确立市场制度,为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兼顾效率与公平,实现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等。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由于地方政府所处的制度环境不同,它的角色定位同中央政府有明显差异,属于“准市场主体”性质,因此地方政府在欠发达地区经济市场化过程中,就必须充当主力。在贯彻落实中央政府政策,实行政企、政社、政事分开,打破区域性行政垄断,组织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有序流动等方面要充分发挥作用。正如市场不是万能的一样,政府也不是万能的,它的行为要受到多种方面的制约。因此政府作用过度也会造成政府失败,对经济市场化产生消极的影响,因此要对政府行为进行纠正。措施是精简机构,提高政府机构效率,加强社会的监督和约束。
董作高[7]2008年在《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策略研究》文中指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必然趋势,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城乡分隔到城乡融合的理论与实践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城乡一体化将成为城乡发展的基本趋势。重庆市大城市带动大农村的格局是典型的城乡二元体制。直辖以来,重庆在探索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践中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依然面临着不少问题。随着中央将重庆目标定向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重庆市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试验中,必将对破解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和“叁农”问题乃至对破解人类全面发展的难题都将作出有益的探索。论文从考察国内外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渊源入手,分析及评价了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演进历程及发展现状,进而对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的历程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最后在研究了国内外统筹城乡发展的经验及其对重庆的启示的基础上,提出了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的对策建议。全文共分为7章,其基本框架如下:第1章:绪论,主要介绍本论文研究的背景及意义,研究的主要内容、创新点等。第2章: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介绍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内涵和特征、马克思主义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演进,认为我党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脉相承并与时俱进。第3章: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及现状评价。建国以来逐步演进的城乡二元结构拉大了城乡差距、严重制约了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损害了社会公平。第4章: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的历程及现存问题分析。重庆在近代工业发展初期就有了二元结构的萌芽,建国后逐步演进。重庆直辖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城乡差距依然很大,城乡互动乏力、发展不协调。第5章:国内外统筹城乡发展的经验及其对重庆的启示。国内选取了浙、苏、沪等东部省市,国外选取了日、韩、美等发达国家,介绍了他们统筹城乡发展的先进经验,并分别指出了其对重庆发展的启示。第6章: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策略。本章为本论文研究的重点与落脚点,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思路,认为重庆市要树立政府主导的基本策略——建设统筹城乡发展兼顾型政府,最后提出了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的对策建议,从发展规划、“一圈两翼”、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劳动力、社会事业和城乡互动等五个方面加以论述。第7章,研究结论与展望。总结了论文研究的基本结论和后续研究设想。
刘洋[8]2005年在《重庆市经济发展对其城市化进程的影响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在分析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从理论和模型两个方面进一步探讨了经济发展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从理论上看,经济发展通过提高经济发展环境质量、合理规划经济规模、优化经济发展结构、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保护城市生态、促进小城镇开发等方面产生的经济效应,空间效应和生态效应促进了城市国际化和城市现代化的实现,并最终提高了城市化水平,促进了城市发展。从模型上看,本文以若干年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水平为基础,建立了二者之间的回归模型,从而可以直观反映出某一地区经济发展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重庆城市化发展的特点,以及它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然后,重点对重庆的经济发展及其对重庆城市化进程的影响性进行了探讨。本文指出,重庆经济发展是城市化的基础,它优化了城市结构,提高了城市运作效率和现代化水平,对叁峡库区的城市化、城市生态优化以及小城镇开发都有积极意义;同时,交通体系的发展、投融资体系的不断健全、高新技术产业的不断进步以及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扩大也是实现重庆城市化发展的重要促进要素。本文对重庆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水平的回归模型也表明:反映重庆经济发展水平的公因子对城市化的影响效应全部为正,并且主要因子对城市化的影响系数也相当之高,该模型是对重庆经济发展影响城市化进程理论分析的有力佐证。以理论和实证分析为主体,本文结合重庆发展的实际,针对如何促进经济发展,提高重庆城市化水平,更好地发挥经济发展在重庆城市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范晓林[9]2011年在《中国西部地区现代物流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物流业作为一个集商流、资金流、信息流为一体的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西部地区独特的资源优势和产业特色以及区位优势,决定了其强大的物流需求及广阔的物流发展空间,积极发展现代物流业将为推进西部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最合理的综合服务,从而对西部地区和谐社会构建产生深远的影响。西部地区发展现代物流业的主要优势依托资源优势,西部地区具有较强大的物流需求。近年来,依托丰富的绿色农畜产品和煤炭、电力、绒毛、稀土、石油化工、有色金属等资源,借助西部地区一批有实力的大中型企业集团和上市公司走出去,请进来,积极参与国际国内的竞争与合作,经济社会发展态势良好。经济的持续高涨带动了消费品流通市场的大发展和逐年庞大的外需贸易,形成了强大的物流需求。由于外生环境的不断变化和企业自身经营管理素质的提高,使得企业对物流环境的改善变得尤为迫切,现代物流业发展已经提上议程。专业的第叁方物流服务己是其必然选择,这为物流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以及中国加入WTO为西部地区物流业的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和发展规则。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国家加大了对西部地区生态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使通讯、交通、城市基础设施等硬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特别是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为物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条件。利用外资的渠道也逐步拓宽。国家在投资项目、税收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支持,逐步建立起长期稳定的西部开发资金渠道,建设了若于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和经济带,引导外资和国内资本参与西部开发。随着这些优惠政策的贯彻落实,都为西部地区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带来大好机遇。目前,中国学界对国内物流业研究较多,成果也很多。特别是2009年3月国务院发布《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正式把物流业列入调整和振兴十大产业后,中国物流业发展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同时对中国现代物流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理论与应用研究必须有新突破和提升。中国西部地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但由于受历史、地理区位、基础设施、市场发育程度、体制机制等方面因素的制约,现代物流发展一直比较滞后,理论研究成果也较为零散,对西部区域物流研究成果也较为鲜见。本论文研究将弥补学界对西部地区物流研究之不足,具有一定的理论。本论文从区域物流视角切入,以可持续发展理论、精益物流和准时制理论、产业结构理论等为基础,在梳理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和西部地区现代物流发展状况基础上,分析了西部地区发展现代物流业的优劣势条件及面临着的机遇与挑战,提出了“十二五”期间及西部大开发新10年西部地区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思路、原则、战略定位及基本构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西部地区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架构体系和政策体系。论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一是理论基础系统完整；二是目标定位明确,有一定的战略前瞻性；叁是物流架构体系比较独特；四是论文部分内容在相关研究领域属首次提出。论文的不足体现在：一是对现代物流的相关政策解读不够,导致论文中缺少深入的理论分析；二是第一手实证资料较少,文献资料较多,故使该论文对整个西部地区现代物流发展的微观研究不够；叁是由于目前西部地区现代物流发展在中国尚属初阶段,论文有些观点会存在一定的偏差。
王伦强[10]2008年在《四川省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市化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四川也不例外。从现象上看,城市化表现为人口大量由农村转向城市,人类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转变。从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上看,城市化表现为第二产业和第叁产业不断增长,而传统的第一产业在比重上不断降低,即第二产业和第叁产业不断增长从而取代第一产业成为城市化过程中经济发展主要动力。在城市化发展的不同时期,叁次产业在总产值结构中的地位和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不相同的,但在城市化发展的初期阶段和加速期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在城市化发展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工业化发展的质量和水平是关系到城市化是否能够健康和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于后起的城市化地区,主动运用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规律性,来发展区域内部的工业体系就成为有序推进城市化的基本对策。然而,现代生产已经表现为基于国际化分工的区域之间或区域内部相互协作的基本特征。而传统的工业化模式与现代城市化发展(以城市群空间有机的结构体系为特征)的基本规律不相适应。根据系统的空间经济学理论,现代区域经济发展整体上表现为以区域整体城市化发展为特点,城市化本质上表现为资源按照一定的规律优化利用。而在一个大区域内,城市化发展表现为以区域城市群经济空间结构体系发展和完善为特点总体演进趋势。在城市群空间结构体系中,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网络性和层次性:一个城市群在空间上由一个以上的中心城市和数量不等的若干个不同级次的城市所组成,中心城市处于区域产业集聚和发展的中心,在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方面总是处于最高的地位;其他次级或下级城市在产业发展的层次和水平上,普遍处于中心城市及其上一级城市的下游,而同一级别的城市在产业分工方面注重互补性。这样,从产业发展和演变的角度来说,城市群经济空间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对城市化过程中区域产业协调发展的研究必须首先研究区域城市群空间结构体系,在此基础上,确定各城市在产业发展上的分工与协调,以此规定的区域城市化和产业发展,就能做到区域城市化和区域产业发展的协调。四川省和重庆市处在一个大的经济区域内,从区域经济的系统性和城市群经济空间理论出发,研究四川省的城市化和产业发展问题,必须将川渝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要首先构建川渝城市群空间结构体系,并以此为依据,结合各城市在城市群经济空间的定位,来考虑城市之间主导产业的分工与协作,这样就能够实现川渝经济区内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协调发展。本研究立足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的基础理论,基于空间视角的城市与产业协调发展理论,实证地分析了四川省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状况,并提出了四川省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的思路;论述了协调发展思路下的四川省城市化与主导产业的空间整合问题,这是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的基本方向;再讨论了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思路下的四川省产业集群发展问题,这是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的基本模式;最后论述了促进四川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的土地利用战略问题,这是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的战略保障。通过这样的尝试,构建了一个全面的论述和分析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的框架体系。所得出的结论不仅适合四川省的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也适合于广大城市化落后的西部地区。一、论文的结构及章节简介研究具体内容以共分为8章。第1章为导言;第2章为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基础理论,第3章基于空间视觉的城市与产业协调发展理论,这2章是本研究的基础理论开端和出发点,尤其是第2章和第3章的理论综述,它们是本研究的理论基础;第4至第7章是本研究的主体;第8章是研究结论总结。各章的研究内容大致如下:第4章四川省城市化与产业发展的现状。讨论了四川省城市化和工业发展的不协调的若干方面,并从理论和量化的角度进行了深层次分析,为第5、6、7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进一步论述引出了具体问题。第5章四川省城市化与主导产业协调发展的空间整合。分别从静态、动态和系统的角度论述了城市产业发展、城市的形成与产业发展的相互关系,并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研究了城市群空间完善过程中产业的发展问题,说明了主导产业与城市空间功能定位以及区域内宏观的城市化与产业发展协调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四川省区域城市群空间的完善构想与主导产业发展的区位指向问题。从而指明了四川省城市化与发展协调发展的基本方向与目标。第6章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思路下的四川产业集群发展。由于产业集群是当今重要的区域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模式,前述的主导产业发展与城市空间功能定位仅仅是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的基本方向和目标问题。为实现此方向和目标,必须注重发挥产业集群这种工业化模式对城市化推动效应。本章运用产业集群发展的基本理论,研究了四川产业集群发展中的问题,并结合四川省的情况,探讨了四川省产业集群发展的对策。第7章四川省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的土地利用战略。由于城市化本身意味着空间区域要素利用方式的转换,土地要素作为一种重要的承载性资源要素,城市化和产业的协调发展,客观上要求土地利用模式的空间转换,土地是经济叁要素中的承载性要素,在现有的土地利用宏观基本政策和17大精神要求下,必须制定适合城市化和工业化协调发展的土地利用政策,才能有效推动城市化和产业的协调发展。本章运用了生产函数模型,说明了城市发展与产业协调发展过程中,建设用地投入的基本原则;从四川省建设用地利用现状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四川省城市与产业协调发展的建设用地供应解决方案;提出了四川省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中土地利用战略的调整,以保障城市化和产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第8章为结论总结。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与升华,讨论了与本研究有关的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使相关研究结论可以进行推广应用,并为进一步研究拓展了方向。二、论文的创新要点(1)在对传统的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基础理论和基于空间视角的城市产业协调发展理论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考虑现代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研究的基本思路:即立足区域当前城市发展和产业发展的基本现实,先确立区域城市群空间体系的内部结构,再根据各城市在城市群空间体系结构中的定位,确定相应的主导产业发展战略,以此协调完善城市群体系下,城市之间的功能分工与协作,从而使城市群经济空间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2)通过分析四川省城市化和产业发展不协调的若干情况,提出必须用动态的和系统的方法,构建四川省城市化和产业协调发展的基本思路。具体说来,应当首先确定城市群的空间内部结构体系,确立城市群空间结构体系中,各城市在网络系统中的功能定位;在此基础上,运用城市空间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以及各种传统有效的产业发展基础理论,确立各城市产业发展战略,特别是工业发展战略,这是推进整个城市群体系下,城市化和区域产业动态协调发展的基本起点。(3)提出了城市群空间体系的层次性决定了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思路的原则。各城市的发展方向和功能定位必须以城市群经济空间的系统思路来设计,各城市产业发展必须和城市群空间体系的层次结构相适应,并且必须为实现各城市的基本功能定位而服务,这就是构思城市发展和主导产业定位的基本思想。根据四川和重庆地区城市化发展基本现实,四川和重庆的城市群必须实现一体化发展,构建一个统一的川渝城市群体系,在这个城市群体系有成都和重庆两个中心城市,他们处于川渝城市群体系的中心层;在四川省内部,应当发展南充、绵阳、内江、攀枝花、乐山等几个城市为川渝城市群体系中的二级城市,其中,要创造条件,将南充发展成为新的区域集聚与增长极;将其他地级城市定位为城市群体系中的叁级城市;再将县级城市(城镇)定位为川渝城市群体系中的四级城市(镇),这样的城市群体系结构比较符合四川省和重庆区域一体化的城市化发展和现状。而城市主导产业的选择,则根据主导产业选择的有关原则、各城市的资源禀赋,以及各城市在川渝城市群体系中的定位来确定主导产业的定位,使区域城市化发展能够持续推进。(4)从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分析了四川省地方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与问题,提出了政府在主导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时,必须认清现代工业发展和产业国际分工的基本现实,将工作重心从抓传统的主导产业大型企业发展转移到以产业集群这种有效的模式推动工业化发展思路上来。为实现城市化和产业的协调发展,应当制定完善的区域产业集群发展战略:产业集群的发展规划应该与城市群空间层次结构相呼应;根据比较优势发展区域产业集群;将产业集群的发展规划融入城乡统筹规划。本文指出,从产业集群发展的类型上来看,四川不仅要按照集群的思路推动传统的主导产业发展;还应该着力发展产业承接型产业集群,迎接沿海地区和跨国公司的制造业向四川的转移,促进中心城市之外的二级城市和叁级城市制造业分层次的协调发展;也应该发展高新技术密集型产业集群,以推动四川实现工业化的反梯度推移。在产业集群发展的具体措施上,应尽快从这些方面制定政策,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建立专业市场,带动和发展区域产业集群;鼓励移植引进沿海专业企业发展地方产业集群;鼓励和发展民营经济,促进产业集群机制自发形成;积极构建区域创新机制,促进四川特色产业集群的产业升级。(5)确立建设用地有效供应机制,调整土地利用战略,是确保城市化和产业协调发展的保证。通过建立模型分析,在研究四川省土地资源和利用状况的基础上,提出了如下创新观点:为实现区域城市化和产业又快又好地协调发展,必须坚持这些基本原则:发挥建设用地供应的调控作用,稳妥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优先保证基础设施建设用地供应;重点保证基础产业发展用地;以“集群”思想规划各城市和区域工业发展用地。此外,在建设用地供应的区域重点方面,应当以中心城市和二级成市以及成渝之间的城市带为建设用地供应的区域重点,确保城市群体系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形成。为了实现城市化和产业的协调发展,应加强农村土地整理,实现各类建设用地集中、集约和节约利用,是解决建设用地供应来源的根本渠道。在土地利用战略调整上,应注意这样几点:尽快制定与城市化和产业协调发展相适应的农村土地整理政策,完善土地利用转换的各项制度;根据各城市城市化和工业化层次和水平确定建设用地利用的基本模式;用科学的城乡统筹规划解决建设用地供应来源问题;彻底改变土地利用方式,增加建设用地的经济供给;完善建设用地流转市场,建立以行政监督为基础的建设用地流转供应的市场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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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四川省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研究[D]. 王伦强. 西南财经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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