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市场规模与出口产品结构多元化：制度环境的门槛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品结构论文,门槛论文,市场规模论文,效应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注重国内市场的贸易理论无论是以分工及相互需求为基础，还是以产品差异化和异质性企业为基础，都以“国内市场完善”为隐含假设，由此引申出“依托国内市场发展对外贸易”的理论共识（朱希伟等，2005）。这种理论共识的一个理论预期是：国内市场规模能够促进出口产品结构多元化（Helpman & Krugman，1985；Melitz，2003）。因为本土企业依托国内市场规模支撑的预期收益进行差异产品的研发与生产，并在国内市场的支撑下进入国际市场，从而促进出口产品结构多元化。但这一理论预期与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并不一致。如拥有巨大国内市场规模的中国的外贸增长却严重依赖专业化扩张（钱学锋、熊平，2010；高凌云等，2012），印度、俄罗斯、南非和巴西等发展中大国的出口产品结构也高度集中（欧阳峣等，2012）。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什么因素制约了国内市场规模对出口产品结构多元化的促进效应？经典贸易理论是基于国内市场制度完善的隐含假设，即国内企业能够自由地进出，要素能够自由流动，在没有寻租和投机可以获利的制度环境中，国内市场规模扩张不仅为差异产品的技术创新提供了动力，也有利于支撑起差异化产品的规模经济，从而促进了出口产品结构的多元化。但市场制度不健全是发展中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常态（Hausmann & Rodrik，2003）。市场制度不完善不仅通过营造寻租和投机空间抑制了企业差异化产品研发的动力，并且通过约束企业的自由进出和要素自由流动降低了差异化产品研发与生产的可行性，导致国内市场作用无法发挥。因此，市场制度环境可能制约着国内市场规模对出口产品结构多元化的作用效应。 发展中国家出口多元化导向的经济增长得到普遍重视，出口产品结构多元化过程是中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Imbs & Wacziarg，2003）。因为多元化的外贸结构不仅可以规避贸易条件的恶化（Athukorola，2000），还可以降低专业化导致的外部冲击的脆弱性（Jansen，2009），也是获得“干中学”、“出口中学”动态技术溢出的好处和提高出口产品技术水平的重要渠道（Hausmann et al.，2007）。但正如Agosin et al.（2012）所言，我们仍然缺乏对于出口产品多元化决定因素的理解。由于缺少一个关于出口产品多元化决定因素的综合统一理论分析与经验研究框架，其实证结论也高度不一致（Jetter & Hassan，2013）。关于出口多元化的经验研究主要集中在特定国家的案例研究，如Gutiérrez de Pineres & Ferrantino（1997）分析了1975年以来智利的经验，发现汇率贬值和贸易改革对出口多元化的积极效应。Cabral & Veiga（2010）分析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出口多元化的经验，发现腐败、政府透明度等治理水平对出口多元化的抑制效应。Kamuganga（2012）研究了非洲49个国家的出口多元化的决定因素，发现金融市场的欠发展、汇率的波动以及出口制度制约了出口多元化。除了Starosta de Waldemar（2010）和Parteka & Tamberi（2011）等少数研究外，很少研究使用多国大样本数据探讨出口多元化的决定。Agosin et al.（2012）使用79个国家1962—2000年的大样本数据发现了人力资本、贸易开发度以及地理位置对出口多元化的影响，但忽视了国内市场规模对出口多元化的影响。Parteka & Tamberi（2011）以60个国家近20年的数据证实了以人口度量的国家规模对出口多元化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也得到了Jetter & Hassan（2012）的证实。但这些研究将不同国家的数据直接揉合在一起的估计，可能忽略了国家规模在不同类型国家对其出口产品结构的影响效应的不同。 鉴于此，本文旨在揭示市场制度环境制约下国内市场规模对出口产品结构多元化的影响效应，为市场体制不完善的国家调整出口产品结构提供政策启示。本文主要贡献在于：一是打破经典贸易理论关于国内市场制度完善的隐含假说，分析市场制度环境约束下国内市场规模对出口产品结构的作用机制；二是以160个国家的样本数据，通过多种统计方法逐步推演，准确识别了决定国内市场作用方向的制约因素，通过门槛模型稳健估计了国内市场规模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门槛值，并进一步识别了制度环境的关键维度。 二、制度环境约束下市场规模对出口产品结构的作用 注重国内市场的贸易理论具有“立足国内市场发展对外贸易”的理论共识，由此也形成了“国内市场规模促进出口产品结构多元化”的理论预期。因为大的国内市场规模为本土企业差异化产品提供盈利空间，催化了差异产品的研发，并且完善制度环境催生的市场经济最核心的本质功能——自由竞争，压缩同质产品的利润空间，使得差异产品扩张成为获利的必要手段。而当差异产品在国内市场规模的支撑下进入国际市场时，出口产品结构多元化程度得以改进。但国内市场制度完善是这一理论预期实现的前提条件。缺乏完善的市场制度制约了多元化产品“自我发现”的经济发展过程（Hausmann & Rodrik，2003），迫使本土企业以同质产品产量扩张的方式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并以国内市场支撑的规模效应强化其竞争力，最终提高出口产品结构的集中度。所以，市场制度环境决定了国内市场规模对出口产品结构的作用方向。 （一）完善制度环境下国内市场规模与出口产品多元化 出口产品结构多元化是指出口产品结构的分散化，具体包括两个维度：一是出口产品种类的增加，二是给定产品种类的情况下出口产品分散化。出口产品结构多元化——无论是种类的扩张还是产品结构的分散化，都基于扩张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升，而完善制度环境下的国内市场规模扩张不仅有利于促进出口产品种类扩张，也有助于通过提升出口产品竞争力促进出口产品结构的分散化。 首先，完善制度环境下国内市场规模扩张催化了差异产品的研发，并支撑起差异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临界经济规模和生产率水平，从而促进出口产品种类的扩张。以国内市场为依托发展对外贸易是微观企业国际化经营发展的一般性经验（Hamilton & Biggart，1988）。差异产品的生产首先也是为了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因为与国外市场相比，本土企业在服务国内市场上享有优势，由于地理位置的邻近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对本土文化、制度的熟悉使得本土企业对国内的需求更容易预测（Porter，1990）。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是国内差异产品得以产生的根本途径，但只有市场需求规模足以支撑起创新收益，以及足够激烈的市场竞争压缩同质产品的利润空间，才能从根本上激发企业家的创新动力。而完善制度环境条件下的国内市场扩张通过容纳更多企业，涵养市场竞争，能促进企业家的创新发展的能力与动力（Zweimuller & Brunner，2005）。因此，完善制度环境下国内市场规模为差异产品研发提供了动力和可行性。但国内差异产品要实现出口需要满足一定的生产率水平和经济规模，才能获得竞争力进入国际市场。完善制度环境下大的国内市场产生了对不同质量层次产品的巨大需求，促进企业投资的增加和规模扩张，支撑起差异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最低规模要求。并且国内市场通过促进竞争和分工深化提高了企业生产率（Melitz & Ottaviano，2008；Chaney & Ossa，2013）。所以完善制度环境下国内市场规模扩张通过支撑差异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临界经济规模和生产率，促进出口产品种类的扩张。 其次，完善制度环境下国内市场规模扩张通过提升原有出口产品竞争力，使得出口产品结构更加分散化。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是产品竞争力的两个主要来源，大的国内市场规模通过支撑起更多差异产品的规模经济提升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从而促进出口产品结构的分散化。有较大国内市场规模的国家会缓解规模经济的约束，倾向于更多的差异产品（Krugman，1980）。同时大的市场规模导致更加拥挤的产品空间，使得企业能摊销研发费用，促进差异产品的创新（Desmet & Parente，2010）。不仅如此，大的国内市场还有助于促进企业家采用先进技术，因为大的国内市场意味着较高的需求价格弹性，可以在不降低传统要素回报率的前提下，提高采用新技术的利润率。因此在较大市场规模中的企业更有动力采用新技术，且传统要素供给者对采用新技术的阻力也小（Desmet & Parente，2010）。国内市场扩张促进企业家创新活动的另一有利因素来源于集聚经济的技术外溢效应，大的国内市场容纳更多数量的企业，使得同类企业家以及工人的技术溢出与知识交流更为普遍（Carlino et al.，2007），也使得高质劳动力匹配成本更低（Helsley & Strange，1991）。因此，对于来源不同国家的差异产品而言，国内市场的大小被认为是其能力的核心决定因素（Stigler，1951）。当国内市场通过支撑起更多差异产品的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使得原有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得以提升，出口产品结构就更加分散化。 （二）不完善制度环境下国内市场规模与出口产品结构集中 首先，不完善制度环境下的寻租与投机空间弱化了本土企业产品差异化的动力。完善市场制度促进产品差异化的核心优势在于，通过自由竞争压缩同质产品的利润空间，迫使企业进行产品差异化以提高其竞争力，而不完善制度下的寻租与投机空间会从根本上弱化了本土企业产品差异化的动力。如自由、公平的投资环境能为企业家的差异化产品创新和规模扩张提供机会。而对投资领域的限制不仅导致了被保护行业的超额垄断利润，极大降低了被保护行业进行差异化产品研发的动力，并且也营造了寻租和投机空间，弱化其他行业进行差异化产品研发的动力。再如，过大的政府支出以过度税赋的方式挤出私有部门的消费和投资，降低差异产品开发的利润空间。不仅如此，由于政府支出活动往往受市场经济规律制约的程度低，过多的政府支出会增长寻租空间、扭曲企业投资动机、弱化企业进行差异化产品研发和生产的动力（Starosta de Waldemar，2010）。而当寻租和投机活动缺乏公正、有效的法制约束时，可能成为企业获利的最优选择，而非通过产品差异化增强其竞争优势。 其次，不完善制度环境下的要素流动障碍和政府管制等导致的高成本限制了差异产品研发的可行性。资本是实现差异化产品研发和规模扩张的核心要素。透明、有效和开放的金融系统不仅确保了企业能够公平的融资，为差异化产品的开发提供资金支撑，也为差异化产品的规模扩张以达到出口临界规模提供机会。而对银行和金融系统的过多管制会增加企业家活动的融资成本、制约差异产品研发和规模扩张的可行性。政府对企业的管制效率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企业家获利和开发新产品的能力，对企业的过多管制成为企业家活动的重要障碍（Vukotic，2006），进而也制约多元化外贸发展方式的形成。政府对企业的管制效率较高，企业进入成本就会较低，较低的进入成本意味着建立新产品和新企业的能力较强，从而使得一国面临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规模时，可以沿着多元化的方向进行贸易扩张；而进入成本较高的大国，会通过规模经济降低边际成本，进而以低价方式、沿着同质产品专业化的方向扩张贸易（Corsetti et al.，2007）。 最后，产品差异化的动力和可行性制约迫使本土企业以同质产品的规模扩张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而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会进一步强化这种同质产品的竞争优势，不断加强出口产品结构的集中度。这是因为，在企业不能够自由进出、产品和要素不能够自由流动、管制成本过高、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的制度环境中，市场机制的基本功能无法充分发挥，国内市场对差异产品研发与生产的支撑效应也无法实现，本土企业就会偏好以扩张同质产品产量的方式满足国内市场，并以国内市场支撑的规模效应进入国际市场，而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会进一步强化这种同质产品的规模效应，提升其竞争优势，最终不断增强出口产品结构的集中度。 三、制度环境决定国内市场规模的实证检验 （一）变量与数据 鉴于出口产品结构多元化的决定因素缺乏统一理论分析与经验研究框架（Jetter & Hassan，2013），本文在进行计量模型设定时，主要根据既有关于出口产品结构多元化的研究（Parteka & Tamberi，2011；Agosin et al.，2012）和Melitz（2003）的异质企业模型分析框架，重点纳入要素禀赋因素、产业结构因素、制度环境因素、宏观政策因素以及反映固定贸易成本的基础设施因素等控制变量，研究重点在于检验国内市场规模是否促进了出口产品结构多元化。 常用测度出口产品结构的多元化的方法主要有标准化的HHI指数、Theil指数（Agosin et al.，2012），以及多元化指数（sdi）（Al-Marhubi，2000；Naude & Rossouw，2011）。本文使用这三种方法测度出口产品结构多元化程度，指数越高说明出口产品结构越集中。由于我们重点关注总体出口多元化程度在不同国内市场规模下的动态变化，所以使用SITC三分位贸易数据进行测度，因为更加细分的数据可能使得细微的产品出口量的波动被误作为多元化程度（Agosin et al.，2012）。 国内市场规模是核心解释变量。根据新贸易理论，相对国内市场规模影响出口产品结构的多元化，所以采用相对于样本均值的国内市场规模（marketsize）作为主要解释变量。①遵循Li&Yue（2008）的研究，国内市场规模水平值以GDP加上进口减去出口度量。制度环境因素控制变量主要考察市场制度环境的影响，遵循Parteka & Tamberi（2011）等的研究，以经济自由指数（frd）作为市场制度完善度即制度环境的替代指标，采用Heritage Foundation的总体经济自由指数。②因为经济自由是发挥市场机制的前提和基础（Hayek，1944；Rodrik，2008），是市场效率和市场制度完善度的体现（De Haan et al.，2006）。同时，本文使用由Global Insight提供的商业风险与环境指数（WMO）检验制度环境门槛效应的稳健性。③ 要素禀赋控制变量主要考察高质量人力资本和FDI流入量的作用，基于Melitz（2003）的理论框架，人力资本积累可以使得一国出口产品结构从初级产品向制成品转换，从而促进出口多元化。国内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通过吸引FDI提升出口产品结构多元化，因此成为差异产品生产地的最佳选择（Melitz，2003）。结构控制变量主要考察产业结构的作用，产业结构以农业增加值占GDP增加值的比例来度量（agri），该比例越低，则产业结构越高端化。 宏观政策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汇率贬值和贸易开放度。根据Melitz（2003），贸易开放可以为生产差异化产品的企业增加出口机会，从而引致出口的多元化。但根据要素禀赋理论，贸易开放带来的获利机会可能会导致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的专业化扩张，从而促进出口产品结构的集中度。根据Melitz（2003），汇率贬值能否促进出口产品结构的多元化，取决于固定进入成本，如果进入成本小于预期利润，新出口商会进入国际市场，进而促进出口多元化。度量固定贸易成本的基础设施要素主要包括地理位置和国内基础设施。Melitz（2003）的理论分析表明，一国的地理位置会影响贸易成本，从而影响出口机会和出口产品的种类。同时，国内基础设施通过影响国内贸易成本对本土企业的出口参与产生影响（王永进等，2010），进而可能影响出口产品结构的多元化。 （二）国内市场规模促进了出口产品结构多元化吗？ 采用Opler et al.（1999）的方法，分别考察160个国家的国内市场规模与出口产品结构多元化的时间序列效应，即估计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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