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性别理论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中国论文,性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促使了新一批女性理论研究者的觉醒。在这种理论背景下，中国在近20年也兴起女性研究的热潮，在各种学术报刊、书籍中出现了大量对女性的历史、现状、弱势地位状况、男女平等、社会性别制度、女性研究方法的论述论著，极大地推进了妇女理论的发展。
1.对妇女历史的重构。目前，已有大量的书籍对古代、近代的女性状况及妇女解放运动进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妇女历史进程可以概括为古代儒家文化模式、近代的新文化模式、解放后的政治文化模式和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文化模式四种。在不同的模式之下，妇女解放运动呈现不同的特点，女性在经济、政治、就业、观念等方面逐渐取得了进展。这方面的著述有《中华全国妇女与妇女运动》、《中国妇女运动史》、《中国妇女运动：1840-1921》、《中国妇女历史资料》等，这些著述阐明了解放前妇女在历史发展中并不完全是被动的客体，而是发挥着主体作用。王政在《女权主义与中国五四时期的新女性》一书也表明：女权主义在中国并非是一场失败的运动，相反，在20世纪20年代末构成了一个女性主体，进入男子独占的社会领域，造就了一个现代职业女性群体。这一系列著述引发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给予女性“无历史”定位的怀疑，重新奠定了女性发展史，促进了女性学学科的发展。
2.对造成女性从属性根源的探索。由于在儒家文化模式下，女性处于一种盲目、无意识状态，所以对女性地位的探讨很少；在解放后的政治文化模式下，社会经济、政治处于动荡之中，人们更是忽略了女性问题。所以，对女性从属性进行热烈探讨的时期主要集中在近代新文化至解放前这一时期和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文化模式时期。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西方女权运动的熏陶，妇女解放问题在五四时期掀起了高潮。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女性从属地位在于经济根源；儒家文化是女性从属地位的根源；婚姻制度是女性从属的根源；生理因素和夫权制的压迫是女性从属的根本原因；阶级压迫是女性从属的根本原因（庄渝霞，2003）。在改革开放之后，世界经济、政治、文化逐渐一体化，特别是在国际学术团体的推动下，文化传播更为迅速。这一时期，西方女性解放运动迅猛高涨，男女平等的呼声不绝于耳。1995年，在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之后，男女平等思想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载入史册。此时，一批有志于女性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主要有李小江、李银河、王政、杜芳琴、朱虹等人，也分别阐述了关于女性从属性的根源，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观点：生理弱势、社会气质上的女性本质主义观念，社会性别分工、父系文化、经济地位的劣势是女性从属地位的根源（庄渝霞，2003）。李小江指出，女性的从属地位在于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意识形态三个方面（李小江，1998）。西同华认为，古代妇女在社会生产中的从属地位、古代的宗法制和分封制、封建礼教、国家以法的形式将妇女从属地位定格分别是妇女地位低下的历史、社会、思想、制度根源（西同华，2001）。
3.当代中国妇女地位变化研究。首先，对女性地位进行了综合性研究。有学者认为，在社会结构变化中，女性已经形成不同利益群体；不同的女性利益群体处在不同的社会层面上，将使女性问题更加复杂化，每出台一个政策，都会伴生相应的女性问题（李小江，1997）。有学者指出，妇女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存在诸如生育、教育、婚姻家庭、就业等方面的问题（胡新颖，2000）。有学者认为，目前女性地位主要由女性性别气质的建构、二元的性道德标准以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矛盾造成的（沈文捷，2002）。也有学者对农村妇女地位进行调查，认为农村妇女在法律、教育、参政、家庭地位方面明显低于男性，指出这是社会控制滞后、文明科学的社会生活方式发展缓慢、思想文化模式的开放度不高、妇女的文化科学技术素质提高缓慢的结果（刘东发，2002）。其次，对女性地位的具体方面进行了研究。女性地位包括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社会地位具体表现在经济、政治、教育、就业等各个方面。家庭地位体现在婚姻、家庭、生育、性爱等各个方面。(1)就业方面。有学者对农村妇女的就业与收入状况作了实证分析，表明农村男女劳动力不但在家庭劳动分工方面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而且在劳动力市场上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性别歧视（李实，2001）。有学者对女性的就业现状进行描述，并对女性就业提出对策顾（瑶池，1998；张秋俭，1996）。有学者针对女性目前就业存在的不利问题，包括生产力水平落后、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冲突、生育价值未被社会肯定、女性的文化科技素质不高，提出女性就业环境改善是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从提高生产力、家务社会化、提高女性文体素质、生育权益保障法的改革和实施等多方面进行配套改革（吴瑞群，1996）。(2)参政方面。有学者认为，女性参政比例相当低、权力结构不合理、发展机会不均等，应主要从提高女性自身素质着手，来保证女性参政质量（陈燕、彭健华，2002）。有学者认为女性的参政存在着认识障碍、机制障碍、自身障碍，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是促进女性参政的根本保证杨小英，2000；董妙玲，2000）。有学者对女性参政不足的种种表现进行了概括，认为女性参政弱势有女性自身、传统观念和社会偏见的原因，强调从优化舆论环境、健全女干部培养配套机制两个方面来提高女性参政水平（梁旭光，2000）。(3)教育方面。有学者认为农村妇女受教育现状不容乐观，强调从树立农村妇女自然意识、抓继续教育和更新思想观念三方面入手，改变目前这种状况（李凤彩、赵秀权，2000）。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中存在着起点、过程和结果的不公平，这是由政策、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内部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提出政府保障、社会支持高等教育中的性别公平和高等教育内部注重性别公平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何丽君，2000）。有学者认为目前教材中存在着普遍的性别差异，提出通过两性角色的重新定位，消除性别差异现象以及在教材中加入性别角色讨论的内容来提高性别视角（方敏，2000）。(4)传媒文化方面。有学者指出，在广告中存在着女性形象的定型，女性要么作为物化的性工具出现，要么作为“贤妻良母”和“成功人士太太”出现在婚姻家庭领域；在审美领域中，女性往往成为“被观看”的客体（林丹娅、李蓁等人，转引自：宓瑞新，2002）。有学者指出，广告在塑造女性形象时存在着男性权威主宰的话语环境特征，且表现出性别角色表达传统化、社会角色展现外型化、审美评价相对模式化、群体位置弱势化等问题（胡晓芸，转引自：宓瑞新，2002）。有学者认为大众传媒在将女性“他者化”、制造不同的两性形象、制造两性在看待二者的二元模式、表现两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差异、展示不同的两性生存空间及社会贡献的作用，说明传媒对社会性别的塑造中起着不一般的作用（孙中欣，2002）。最后，有学者认为大众传媒表现的性别歧视和价值偏向在社会文化体系中并非独立存在，它是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各方面因素紧密相关（宓瑞新，2002）。(5)在家庭方面，研究范围涉及更广，有生育保险机制、计划生育、家庭暴力、婚姻家庭关系等诸多方面。
4.性别平等研究。这方面研究最集中的成果是社会性别理论研究，它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过程。(1)开始阶段。社会性别理论开始于1993年在天津举办的“妇女与发展”研讨班。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是社会性别理论进一步传播的重要契机，世妇会的文件《行动纲领》和《北京宣言》就是社会性别理论的产物。世妇会推动了中国妇女研究对于社会性别理论的探索。(2)传播阶段。从1993年到1997年是社会性别理论在中国传播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大量有关西方社会性别理论的著述，如《社会性别研究选择》、《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价》、《女权主义社会学介绍》、《妇女：最漫长的革命》等被翻译并引入中国；《中国妇女报》对社会性别意识作了充分的宣传与报道；一些妇女理论研讨会、研讨班也对社会性别作了研究和探讨，社会性别理论的思想内容和研究方法在这一期间被熟悉和了解。(3)发展阶段。从1997年至今是社会性别理论在中国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性别概念被引入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领域，从事妇女理论研究的学者们开始运用社会性别概念研究女性问题，研究社会性别结构、社会性别文化乃至社会性别制度，分析社会性别关系与民族、阶级、国家、经济体制的互动关系，由此推动了妇女理论研究的深入。这一阶段研究有两大特点：一是研究视角从单一向多样化转变。学者们在研究中不仅仅关注女性自身，而且关注女性作为“社会人”的存在与发展，关注其除了女性性别身份之外的其他社会身份或背景，如：阶级、阶层、民族、代际、社区等。二是理论研究转向了实践层面。许多学者改变了传统的研究模式和研究思路，将帮助妇女改善生存与发展状况的参与方式运用到研究之中。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外来女劳工”项目在第一期重点探讨了女工群体的状况与发展，并对女劳工给流入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进行研究。(4)深入阶段。这一阶段从侧重女性研究转移到男女两性研究。在性别平等研究方面，我们习惯把女性的受压迫或女性的受歧视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但有学者指出，男性在这样的性别文化中，也是无法受益的（孙中欣，2002）。在关于性别刻板模式的规定中，对男性同样有很多不合理的规定，同样会限制男性发展及潜力的发挥，所以应该构建新的性别模式。也有学者认为女权运动有过激之嫌，改变男女不平等不是意味着把传统性别模式彻底抛弃，需要的是在两性沟通和理解中重塑女性的独立价值（高韵萌，2002）。否则，女性与男性共同分享一切社会事务，是以男性指标作为衡量自己解放后的标准，“恰恰这一过程使得男性价值席卷社会，而女性价值沦丧”（郑也夫，1995）。有学者也质疑男女平等，认为女性解放没有站在女性的立场上，而是采取男性的价值标准，男女平等的结果充其量只是包含了一部分“男性化”女人的父权社会，所以应依据不同特点构建多层次的性别规范体系（潘颖斐，2000）。
5.方法论研究。在女性研究方法论上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女性研究没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另一种则认为女性研究应该有自己学科的方法论。其实，女性研究的方法在采用已有的方法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才是最关键的，这将为学科的奠定打下扎实的基础。正如Reinharz.Shulamit所说，从事研究的特殊方法——女性主义方法论——是挖掘和认识妇女现实的惟一途径。目前主要采取的方法有：(1)半结构式访谈法（非结构式访谈法）。由于一些女性问题，如暴力、堕胎、家庭关系、宗教经历等，在目前颇有忌讳的社会环境下，如果进行正式采访，未必能取得真实的第一手资料，所以这就需要采访者采纳非结构式访谈法，与被采访者进行交流，以自身的经验来获取对方的信任，取得真实的资料，揭示一度被忽视和误解的经验世界，更为真实地了解妇女的处境和感想。(2)调查方法的使用。虽然女性研究都采用了定性和定量方法，但更偏重于前者来说明问题。女性研究者注意到，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对性别歧视的研究普遍运用定性方法来规定女性属性，显然无法更好地揭示女性的实际状况。因而，只有通过调查研究和统计数字才能说明实际情况，以教育、就业、生育、健康等相关数据显示两性待遇差异，来揭示女性的地位低下。(3)实验法的正确使用。实验法在心理学界是一种规范的研究方法，目前受到了多方质疑。比如在进行有关两性认识的实验中，实验操纵者由于受到已有性别心理影响，在实验的各个阶段都有可能采取性别歧视态度和政策，影响实验的正确性。所以，如何正确运用实验法，是个关键问题。可以通过设计两性在同等表现中所受到的待遇和关注，来引起大众的思考，从而意识到隐隐存在的两性观念，有助于性别意识的转化。(4)口述史的采用。由于历史发展的偏重，文化科学几乎是男性的专利，有关男性生活的记录材料易于形成文献，而文化科学却忽视了女性的成就和问题，未把她们的生活记录下来，这是历史的缺陷和遗憾。那么，我们想了解妇女的生活，只有通过采纳口述史的方法，挖掘出被埋没的女性历史。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需要集体的行动，不单从个人、家庭、村落，甚至更广的范围，来比较不同时代、不同身份的女性群体的生活和观念，了解社会变迁过程中女性的变化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