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斯芬克斯之谜”——论西方文学人的形象的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谜论文,形象论文,文学论文,斯芬克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阿波罗的神谕“认识你自己”产生以来，西方文学一直以其固有的审美方式审视着人的生命价值和本体意义。从古典时期的人本主义到近现代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从人的解放、发现到人的沦丧、消解；从对自我的肯定、张扬到对自我的否定、批判，不同时期的西方文学站在不同的支点上企图寻求人自身永恒的确定性。然而，充满困惑的自我认识之路永无尽头，几千年的西方文学没有走出人类寻找自我的怪圈。它象一道“斯芬克斯之谜”，成为西方人永远也无法猜破的命运之谕。西绪福斯的神话道尽了西方人探求人生的全部底蕴。这种不同历史阶段对人的生命状态的描述便演化成了西方文学的传统。
当西方文明的晨钟在古希腊敲响的时候，面对生于斯、息于斯的大自然，西方初民便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自我之旅：人类从何处来，到哪里去，它在自然世界中处于怎样的地位？研究古希腊文学无疑是聆听西方初民自我体认的心声之所在。
古希腊神话、史诗作为人类童年时期的梦，不仅透露了人类发生学、行为学的历史文化信息，也记录了当时社会西方人对人类生存状态及其命运遭际的深刻思考。古希腊神话和史诗里活跃的不是神即是半人半神的英雄，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具有坚强的意志、卓绝的智慧，表现出强者和斗士的英雄风采。赫拉克勒斯力大无比，建立了12件大功；阿喀琉斯英勇非凡，除脚踵外浑身上下刀枪不入；俄底修斯足智多谋，他的“木马计”奠定了希腊联军对特洛亚战争的胜利。可以看出，古希腊文学中的神、英雄是古希腊人阐释他们的自然观、历史观和人生价值的产物。他们超乎自然和人类之上的能力正适合了古希腊人的审美观念，与他们对人的生命状态和本体命运的探讨相吻合。
古希腊文学在讴歌强者的英雄主义中，也赋予了他们追求现世生活的权利和扩充人的个性欲望的人本主义价值观。人格化的希腊神、导源于英雄争美人的特洛亚战争以及表现男欢女恨的金羊毛的故事、具有浓厚个人主义情绪的阿喀琉斯的愤怒都说明了这一点。这种以肯定人的原始欲望和世俗生活的人本意识，构成了西方古典文学关于人的概念的一个重要侧面。
古希腊的人生价值观一方面以征服自然、实现自我为最高理想，另一方面又体现了对历史命运的勇于担当，凝聚成一个不朽的希腊式精神。“潘多拉的盒子”作为人类文明前行中相伴随的灾难性符号，预示了人类所遭受的数不清的痛苦与折磨、失败与教训、灾难与牺牲。这是古希腊人对历史与人生二律背反法则的深刻洞见和艰难选择。贯穿在古希腊文学中的“命运观”即是表现西方人这一思想的艺术观照。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利益勇于迎受命运挑战，敢于担当历史责任的英雄史篇唱出了殉道者的崇高与悲壮，演化成西方文学生生不息的悲剧主题。随着古希腊人对人的问题的关注深刻化，古典时期的悲剧创作将历史与人生的悖论发展到人的道德和情感领域。这里，俄狄浦斯的杀父娶母情节和美狄亚杀子复仇的爱情悲剧为我们提供了最为有力的论据，因为它的深层积淀着民族的这种痛苦记忆。
但是，这种以个人得失利弊为准则的人本主义不仅带来了杀伐和征战，而且也践踏着人的伦理道德和美好情感，它给希腊后期社会带来了难以治愈的种种社会问题，希腊式精神随着它的社会形态的被巅覆走向了失落。继起的罗马文化以主张国家利益、集体责任和公民义务为特征，并与人伦道德、善与爱为主旨的基督教文化相糅合，成为整个中世纪的权威。基督教虽然是欧洲封建社会的文化形态，然而它对自我牺牲和博爱忍让的推崇却与希腊文化一起构成了西方的二元文化起源。
如果说古希腊之人本观以征服和自我的现世功利为依托，那么，基督教人本观则以博爱和救人济世为真谛，它用“原罪说”阐说人类社会灾难深重、命运多舛的根源；用“救赎说”表达人类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中世纪文学关于人的形象的描述和探究即围绕此展开。以中世纪的英雄史诗为例，它和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就表现出了不同的精神风貌。一方面，他们脱去了古代英雄们的神性而降为现实社会中的人；另一方面，中世纪的英雄们已没有了“阿喀琉斯的愤怒”，展现在中世纪大量英雄史诗中的人物多是国家利益至上的民族英雄和忠君、护教、爱国的骑士。但丁的《神曲》通篇充满了道德说教，指导着人们以十字架上殉难的耶稣为精神楷模。
尽管，中世纪对人的理解有弥合古希腊的人本价值观的一面，然而，它超越人性之上的神本思想却无法指导现实里奔跑的人们。14世纪风起云涌的资产阶级文化便是对中世纪文化的强烈反拨。它把中世纪的基督教人本意识和古希腊的世欲人本意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既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呼唤人的个性欲望，主强“畅饮知识、畅饮真理、畅饮爱情”[①a]又发展了基督教文化中的人伦和偕和道德意志理想。人文主义的世界观反映了西方人对人的认识的掘进，它把人从漫长的中世纪神学桎梏中解放出来，并恢复了人的现世生活原则的合情性，同时又将人的合情性要求融入到真、善、美的合理性中。人文主义者的文学使命不是高唱合情合理的理想主义赞歌，便是咏叹情理相互冲突的悲歌。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文学家笔下的人物多是理性与情感、现实与理想、历史与道德的矛盾体。唐吉诃德和桑丘·潘沙是互为对立的两个人物，莎士比亚文学世界里陈列的人物系列更是善与恶、爱与恨相交织的典型。这些形象反映了人文主义者对人的认识的深化。比及中世纪文学对人的抽象说教，它显示出更多的现实性。尽管，人文主义文学舞台上活跃的依然是高贵的英雄，然而，它对人的生命价值和本体意义的探索毕竟迈出了一大步：它把人从自然和神灵的依附中解放了出来，它对人的命运遭际的描写也从古希腊的外部世界转向了人的内在精神，深刻地体现出西方人在人的探求上由物及我、由外及内、由表及里的认识发展过程。
17世纪的古典主义文学是人文主义的一次矫枉过正，这是理性主义的结果。但在对人的认识层次上，整个17世纪并未产生突破性的进展。文学描写的中心依然局限在上流社会里。这是只能苟活在封建的等级强权下的资产阶级对自我认识的一种必然选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古典主义才抛弃了人文主义者关于人的认识的感性思想，将人纳入理智的框架下，强调人的责任感和公民义务。比如，高乃依的《熙德》即是如此。
启蒙运动是对人的认识的一次大跃进。西方人从“认识你自己”的神谕开始，经过长时期的探求发展，到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表征着这一发展的新时代到来了。18世纪的欧洲是理性精神高扬的时代，分析作为一种时尚，它把对自我的认识引进到人性的深层领域。《拉摩的侄儿》中，“侄儿”与我之间进行的对话，就是作者心灵中恶魔与天使的搏斗，而“侄儿”本身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典型。他的多重人格、相互对立的因素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①b]。启蒙作家笔下的人物大都具有德行与恶行兼而有之的特点。卢梭在其《忏悔录》和《漫步遐想录》里以犀利的笔锋对自己的内心世界做了严格而深刻的剖析，逼真地显示出了人的理性层面与情感层面及其内部各种因素不可调和的矛盾，成为研究人的问题的一份珍贵的参考材料。启蒙文学对人的自我体认建立在更为坚实、更为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古希腊的人本意识由于它的超自然性毕竟远离了现实的社会和人生；中世纪所谓的“人”又是对人性的泯灭；文艺复兴虽然是人的一次解放运动，尚缺乏科学的分析精神，距离真正意义上人的发现还有一段距离，只有在理性精神照耀下的启蒙运动，才形成了重审人间秩序、重审人之自身的分析趋向。另一方面，启蒙作家们在剖析人的深层结构的同时，还赋予了“人”以理想的色彩。他们认为人不仅是自由意志的体现者，还应该具有平等观念和博爱精神。“自由”、“平等”、“博爱”即是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三大基本内容。这样，西方人对自我的研究进入了人道主义的新阶段。启蒙作家们打破了人的尊卑贵贱的界限，打破了贵族、英雄们独占文学舞台的传统，使普通人成为文学大观园中新的审美对象，成为文学描写人的最耀眼的一道风景线。
理性主义是西方文化特别是近代资产阶级文化的核心。然而，大革命的结果却使理性在粉碎神圣的宗教信仰主义之后也吞噬了理性本身。就文学而言，19世纪的欧洲文学是对枯燥的理性主义的拒绝。这是西方文学由传统向现当代演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正如古罗马文学之于古希腊和后世欧洲文学一样，19世纪的欧洲文学成了传统与现当代文学的中介和桥梁。
浪漫主义坚持文学的情感本位，开创了西方文学的新时代。就人的形象来看，它是继启蒙运动之后对人的又一次发现。“两千多年前古典主义启示了存在的智慧，新古典主义又找到了行为的秩序，启蒙主义发现了主体的理性，而浪漫主义表达的则是人的情感。”[②b]“这不仅凸现了人类情感功能的生命价值，也使人类懂得用情感去理解、审视自己，弘扬了情感的人道主义文化意义。”[③b]浪漫主义的兴起意味着延续了两千多年的西方客观主义的终结，意味着西方人在人的认识上要超越理性传统、回归自然、重新审视自我的努力。后世现代主义对人的内在精神的推崇就肇始于浪漫主义的情感性这一现代文化基因。
浪漫主义者视情感为与理性社会抗衡的对立存在，因而使人第一次站在了社会的对立面上，第一次用情感的方式审视人类存在的善恶行为，对人性善恶的研究虽然在18世纪就已受到过启蒙思想家的剖析，然而传统文学视野里的人性基本上是善的，人性之恶不过是外部社会造成的罢了。一部《忏悔录》，洋洋几十万言，所要告诉我们的也就是这一观点。而浪漫主义则操起“情感”的手术刀，解剖出一个人性固有的丑恶世界。这一发现，使文艺复兴以来关于人性高尚的神诏发生了动摇，丑开始进入文学视野，并与美相对照，成为浪漫主义刻划人物表现人的内心世界的艺术法宝。
浪漫主义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一方面因其自身的种种弱点和局限性，失去了往日的光辉，另一方面，又表现了他们内心世界里充满矛盾冲突，充满美丑、善恶之争的二重性格组合。“拜伦式的英雄”既是慷慨的、豪侠的、高贵的、反社会反上帝的贰臣；又是狂纵的、自私的、偏于肉欲的恶棍加流氓。在人的形象上，浪漫主义者开始关注“小人物”和“多余人”这一社会阶层，如普希金。体现了西方人对人的观念的可贵探索。
文学是人类认识自我的艺术观照。19世纪初叶，现实主义文学兴起。它给我们透露出的人文历史信息中，依然留下了探索者的足痕。现实主义对近代西方社会鞭辟入里的暴露，对人类本性的怀疑以及对人类未来前景深沉的忧虑和危机感，蕴含着深刻的文化批判精神，沟通了它与现代悲观主义文化的血缘联系。
现实主义文学所持的文化批判是以对人的怀疑和批判为主导、为出发点的。如果说浪漫主义以“美丑原则”为理论，指涉着人的内心世界，那么，现实主义则是从人的物化现象出发，强化了人的恶劣本性的表现层面，并探索了从神性中复归出来的西方人重又陷入物性、失去其本质的可悲命运。“物化现象”是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孕育在文学作品中的一个基本命题。它在17—18世纪主要表现为鲁滨逊式的物质财富的占有上，在19世纪它又演变为对“权”、“钱”的占有欲望上。19世纪无数的现实主义人物形象不是盘缠在金钱的网络之下，就是跻身于权力的竞技场上，抑或是丧失了金钱和权势的“小人物”的贫贱和低微。可以说，热衷于表现人的恶德和丑行是现实主义最基本的关注点。无论是巴尔扎克的“金钱”主题、果戈理作品中的官僚世界，还是悲惨处境下难以自保的“小人物”；无论是拉斯蒂涅、葛朗台、还是于连、卡列宁，这些活跃在19世纪的西方人物，哪一个不是围绕“金钱”和“权力”这个中心图画展开他们的事业。不管是丑的、恶的、卑微的、病态的，现实主义者笔下的人物凝结了西方人对人的生存价值及其本体命运的思考和关注、怀疑和批判。西方文学从对人的肯定、赞扬，经过几百年发展和演进，已被19世纪的怀疑和批判所取代，阐说着西方人在观照自我的历史前行中无法走出困境的痛苦、困扰和迷惘。托尔斯泰主义的深刻之处不在于它的救世济人上，而在于它指出了人类趋恶的本性，在于它对人类超越自身局限的寄寓中。
现实主义文学对人的认识和理解离不开典型性。一方面从具有时代特征的环境入手，展开人物性格生成和发展的历史原因，另一方面又从典型人物的性格走向中揭示时代的某些本质，把人物描写纳入现实生活的框架里。这一现象改变了西方文学或在历史陈迹中或在异国他乡里寻觅人物的传统。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是信仰主义失落后对古典理性文化的一次寻根，浪漫主义是理性主义幻灭后对中古文化的又一次寻根和回归，只有现实主义才描写当代社会，从纷纭复杂的当代生活舞台上探求人的生存价值和前途命运。巴尔扎克声称“要做法国社会历史的书记”[①c]俄国文学“不是殉道者列传，就是苦役囚徒的名单。”[②c]在人的描写上，现实主义者把“小人物”、“多余人”以及畸形病态者作为自己的文学主角，探索了在近代社会里人的地位的卑微和沦落。应该说，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人物是崭新的文学典型，它揭开了西方文学描写人物的新天地，开了欧洲文学表现当代人物的历史先河。
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文学在人的形象、人的本质的历史嬗变中越来越朝着非理性和纯形式的方向发展；越来越朝着人的意识活动的深处推进，越来越朝着人的生物学本能和畸形病态的叙述视角转化。在人的认识态度上，也由热情、肯定、乐观向冷静、怀疑、批判，向冷漠、否定、悲观和绝望的方向发展。在传统与现代、理性与非理性的立体交叉中，19世纪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以及它们的蜕变物唯美主义和自然主义既是一种承袭，更是一种超越。
20世纪初，形形色色的现代非理性哲学思潮兴起，文学与哲学相互交融，呈现出一体化的显著特征。文学与哲学联袂而行，不仅使现代派成为更加关注自我的文本，而且，使人的研究具有本体论的倾向。现代主义不是深入到自我意识的深层，探究人性世界中不受理性控制的本能欲望，自由意志，就是从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探讨人类存在的悲观处境以及人的异化感、孤独感和危机感。可见，现代派文学中对人的认识确实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现代派文学对人的形象的新理解，精神分析学说功不可没。弗洛伊德关于意识的三个层次的划分，特别是对潜意识的强调，把现代派作家的注意力引到人的意识最隐蔽的领域。“随着潜意识之门的打开，人身上那些不受理性控制的东西暴露无遗。人性原来既非高尚，又缺乏激情和英雄气质。人不过是带有许多病态、恶癖、盲目冲动、混乱念头和各种畸形心理特征的形象。”[①d]传统文学对人的描写基本上持肯定态度，重在表现人性的高贵方面；现代派文学却重在阐述人物的“非英雄化”性格和“非个性化”特征。他们带着各种恶念和残缺的人格，内心里填满了纷乱、荒谬、卑琐、厌烦和无聊，他们失去了传统文学主人公的地位，而沦为现实社会的“局外人”，沦为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之所以被视为《荷马史诗》的现代版，是因为勃鲁姆毫无英雄主义的生活内容，包括他的性格因素为现代派文学关于现代人的概念的新理解提供了最有力的例证。
在探索20世纪西方文学对人的认识时，特别需要提到存在主义。存在主义视人的存在为其哲学的出发点，对于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历史的探讨，对于人的生存处境的见解成为整个后现代主义人本观的蓝本。存在主义把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看作是荒谬而不可理喻的，人的存在微不足道且毫无意义，充满了孤独、隔离和恐惧；人不再是世界的主体，而蜕变为“非人化”的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可以说，现代主义传递的是“上帝之死”的文化信息，揭示了人类自我无所归属的失落、痛苦和焦虑；后现代主义所表征的则是“人的死亡”[②d]的人类学命题，阐释了西方人在物质世界里的“非人化”现象，人丧失了主体地位的境遇。因而，后现代主义不是寻找丧失了的自我，就是站在局外人的叙述视角上表达人的荒诞存在。表现主义，“荒诞派”戏剧在表现人的异化感和卑微存在的同时，也揭示了人的地位的空前放逐，“新小说”派更是把传统视为不能缺少的“人物”元素驱逐出文学家园。总之，西方现代主义对人的艺术观照的最终答案既非巨人，也非普通人，而是附属于“物”的“虫”而已。
西方文学的历史是关于人的形象、人的观念的演进史。审视几千年来西方人的探索自我的历程，它给我们留下了多少说不完、道不尽的人生话题。西方人本主义在呼唤自我、呼唤主体意识的同时又消解了人的主体精神，深刻地说明了它的历史局限性。人的形象从界定为神、英雄，到界定为普通人、多余人，再到定位为“非人化”的异己物，各个时期的西方人学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自我，企图研究人的永恒的确定性，然而，西方文学对人的形象的历史嬗变过程，浸透了探索者的痛苦、焦虑、迷惘和困惑。这一方面是因为西方文学对人的探究由外部行为转向人的内在精神领域，发现了人的本性难以言状的杂复性、难以捉摸的隐秘性；另一方面又体现出人类探讨自我命运和本质的有限与无限、局限与超越的文化意蕴。
注释：
①a拉伯雷《巨人传》。
①b狄德罗《定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6月第1版，第22页。
②b③b张政文《浪漫主义的批评意识》，见《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
①c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401页。
②c转引自《外国文学自学教程》马家骏主编，陕西师大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170页。
①d见《西方现代派文学与艺术》，时代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版。
②d福柯著《词与物》。WW梁瑜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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