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国内汇兑市场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中国论文,国内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旧中国的金融市场中，票据交换市场发展较晚。外汇市场操纵于汇丰银行等外国银行手中，大条银市场、标金市场与外汇市场涨落相随，相互套做。外商银行通过多角汇兑将上海外汇市场和东京、纽约、伦敦等国际市场紧密相连，使上海成为国际资金流动的重要场所。而证券、股票等市场创建较晚，投机因素较大。现代意义上的金融市场远未成长。在股票、证券等现代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要素组建和形成之前，内汇市场表现较为活跃，在近代中国金融市场中长期占据着主要地位，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国内汇兑以上海为中心，通过各地申汇市场将重要商埠相连形成立体型的国内汇兑网，使商埠间款项划拨畅通无阻。故内汇是考察近代中国统一市场发展程度和上海商业金融中心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国内汇兑亦反映着国内外贸易、各地商情、货币流通状况、平码应用及资金供求等商业金融情况，是理解伴随商品贸易流通的旧中国金融市场和各埠金融联系的重要环节。从某种意义上讲，内汇市场的发展程度，成为衡量一国国内市场发育程度的标志，也是考察金融市场的主要指标之一。关于近代中国的国内汇兑市场，以往论著虽有涉及，但相关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相对欠缺，且缺乏系统性研究。①本文拟在介绍内汇的产生、种类及经营机构的基础上，从钱庄申汇网络的形成和新式银行国内汇兑业务的开展两个层面分析内汇市场的发展趋势。
一、近代内汇市场之由来
1933年废两改元之前，中国各地通用货币复杂繁琐，银平差色各不划一。由于政府只对国库收支所用的银锭重量、成色进行规定，故银号、钱庄、钱铺及行业公会可自由铸造银锭，并各自制定银锭的成色、重量。银锭的自由铸造，导致各地银两名称、形状各有不同，成色也是因地而异。流通的货币种类除了制钱、银锭、银元、铜元等政府规定的法定货币外，还有外国输入的银币及钱铺、钱庄及商店发行的钱票、银票等杂然并陈、纷乱繁复的通货。各地又因当地惯例及区域内商会、商帮对货币单位和币制的不同制定，导致货币流通具有很大的区域性，为埠际贸易结算带来一定的障碍。虚银两随之产生。清初政府虽以纹银为标准，规定民间流通的白银随时折合纹银计算流通价值。但纹银也不是十足的纯银，只是一种成色为935.374‰的虚银两。虚银两并无实物存在，仅是作为宝银的价值符号和折算标准而存在，代表白银发挥货币职能，用于记账单位和清算标准。由于受交易习俗和历史传统的制约，各地均有按当地习惯规定使用自己的虚银两，而且各有不同，主要有纹银、九八规元、行化银和洋例银等。虚银两作为计算单位和记账单位，可随时兑取实银。名目繁多的通用货币充斥着货币流通领域，从而引发复杂多变的货币兑换行市。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逐渐成为全国经济和金融中心，各地同上海每日都要产生大量的款项收解，资金划拨十分频繁。伴随着埠际贸易的发展繁盛，各地通用货币在流通过程中，需要经过货币兑换，即换算成通用平码所表示的银两，才能参与国内各埠的直接和间接汇兑，实现商品和资金的流通。各埠通用货币各式各样、通用平码各有差异，货币兑换行市以及商业习惯的不同，决定了国内汇兑也如国际汇兑一样，有了行市之说。国内汇兑市场随之产生。
内汇按不同分法可分为如下几种不同形式。
其一，依汇款收交地点之不同，分为顺汇和逆汇。顺汇是银行或钱庄在本埠先收汇款人之款项，后在他埠将款项通过分支机构或代兑机构交于收款人。顺汇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上，指“汇出汇款”、“应解汇款”等，其产生汇水等收益。顺汇中又分电汇、信汇、票汇、条汇和国内旅行汇票等。电汇是最迅速敏捷的办法，汇价也最贵，因为除了汇水外，还需收取电报费用。距离较远而又急需款项时，宜用电汇。收款人有固定住址，宜用信汇。收款人无固定住地或住所离付款地太远时，宜用票汇。如恐票汇有危险，则宜用迟期汇票。②条汇类似于信汇，只是手续更为简便。国内旅行汇票是为了便利旅行者或者采办商人而设立的汇款。逆汇是银行或钱庄在本埠先付款于请求人，再于请求人指定之他埠银行或钱庄取回其款项，先付后收。逆汇方式有三种：押汇、购买外埠期票和代收款项。押汇为售货商将货物运售于外埠进货商时，进货商需在货到后方付款，售货商则在货物运出时，出具押汇汇票连同运输中货物的提单、发票和保险单等票据一并交于银行等金融机关，押取现金。银行取得上述各种票据后，即寄交进货商所在地之联行或代理行，嘱其通知进货商备款取货。押汇类似于国际汇兑的“购买委托书”，买卖双方不必互相认识，互相信任，仅凭国内押汇业务，贸易即成，是银行为商品交易提供的一种融资方式，有利于国内贸易的发展。购买外埠期票的作用与押汇相仿。代收款项，简言之，是汇款人将外埠应收票据委托本埠银行或钱庄，嘱其外埠之联行或代理行代收款项。
其二，依汇款收付时期之不同，分为对交、现交、迟交。对交即金融机构与顾客约定在两地同日交款。现交即金融机构先在甲地收取现款，约定数日后在乙地交款。迟交，金融机构与顾客约定托甲地分行或代理机构于某一日交款，而在乙地则须再迟几日，金融机构方可在乙地收款。③
其三，依汇款货币单位之不同分为银两汇兑、银元汇兑、银两和银元互汇。银汇(银两汇兑)指汇出地和汇入地，都以通用银两核算的汇兑方式。洋汇(银元汇兑)指汇出地和汇入地，都以银元结算。银洋互汇则指汇出地和汇入地分别以银两、银元结算。
最后，依汇款地域的双方或多方关系，分为直接汇兑与间接汇兑。直接汇兑指两地之间有直接汇兑行市，可直接依行市清算债务。如果两地之间没有直接通汇业务，必须借助于两地之间的公共通汇地行市，间接计算两地行市，进行汇兑结算。间接汇兑，有时涉及多个商埠的债权债务结算，形成一种三角或者多角汇兑关系。
中国国内汇兑专营此项业务的金融机关，晚清时多为票号，辅以宁波商人创设的民信局。进入民国，票号相继倒闭，民信局被官办邮局挤兑而消失殆尽，钱庄和新式银行成为国内汇兑的主要机构。票号衰落后，钱庄以上海为中心，以各地钱业的申汇市场为依托，通过各地钱庄经办全国重要商埠间的资金划拨与调度，使埠际款项划拨畅通无阻。华资银行成立后，汇兑成为与存款、放款并列的三大业务之一。各大银行通过遍布全国的分支机构，广泛开展国内汇兑业务。
二、钱庄申汇网络
19世纪末，钱庄因其对当地经济金融贸易情况以及商人信用度的熟悉，以灵活的方式进行埠际款项调拨，大量参与埠际间贸易货款的收解。上海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近代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国内各埠转口贸易的枢纽。上海钱庄开出的汇票即申汇，流通甚广。各地钱庄都把申汇视为现金筹码。外地钱庄在资金多余时，即在当地申汇市场购入申汇，在资金紧缺时，则售出申汇以回笼资金。各地金融机构、商号只要握有申汇，即等于掌握现金。申汇流通于汉口、天津、青岛、重庆、南昌、宁波、杭州等重要城市，形成申汇买卖进出的市场交易，即申汇市场。钱庄将申汇作为调剂资金盈缺的重要手段，各地银根松紧开始通过申汇得以紧密联结和相互影响。申汇市场利用申汇进行埠际间的资金调拨和贸易款项交割，使上海成为埠际间贸易清算中心。
天津作为华北重镇，伴随着货物流通和贸易昌盛，成为北方地区重要的债权债务结算中心。保定、大同、张家口、漯河等埠申汇皆以天津为转划。同时，北京、滕县、周口、安东、洛阳、营口等埠多与天津发生汇兑关系。另外，运城等山西境内商埠也以天津行市为转移标准。归绥、包头多汇兑京津票。④
作为九省通衢的汉口，一方面受到上海金融市场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又凭借其较强的吸引力和辐射力，成为商品、物资和资金的集散地，影响着周边地区并成为内地的一大金融中心。汉口金融中心以银根松紧、洋厘大小和商贸繁盛情况，向所辐射和影响区域，调剂盈缺或运送现银，以资接济，加速汉口和经济腹地的资金调剂和周转。各地客商往以汉口为中心的经济辐射区收购或贩卖商品，所需款项由汉口调往周边各区域或者所辐射和影响区域的资金集中到汉口，再由汉口在上海、天津等大金融中心调度。与之相关的汇兑区域主要包括沙市、宜昌、南昌、贵阳、万县、九江、重庆、长沙等。宣统年间，随着川江轮运的开通，贸易扩大，汇划往来增多，重庆与省外口岸汇兑业务增多，其汇兑区域包括成都、潼川、万县、贵阳、宜昌等。
浙江地理位置紧邻上海，经济金融联系也相对活跃。早在鸦片战争以前，浙江宁波、绍兴、杭州等城市有了钱业公所和钱业市场。清中叶前后，浙江和苏南各地钱业市场相互联系，形成一定的金融市场圈。其中，上海、宁波、绍兴、杭州和苏州等5个城市逐步发展成为中心市场，附近城镇的钱业市场行市都以这5个城市为准。⑤苏州、杭州、宁波、镇江为主要的汇兑中心。其中，宜兴和常州以苏州汇兑行市为标准。1918年绍兴无规元行市，银洋进出上海须由杭庄代收申元或由宁波代收，即以杭州和宁波转划。⑥1930年，绍兴与上海汇兑有了直接行市。⑦温州除向上海汇兑外，还向宁波汇兑，即“钱业概向申甬等处纷纷装现”。⑧衢州申汇以杭州为转移。扬州、清江浦、潍安以镇江汇兑行市为标准，滕县也与镇江发生汇兑往来。
厦门也是一个较大的汇兑中心，厦门的汇兑网包括：以厦门为中心的东南亚地区的华侨汇款汇兑；与国内各大商埠之间的埠际汇兑；与港澳地区和上海之间的申、港汇兑三个网络。⑨厦门与上海、香港之间频繁往来的申汇、港汇，其出入的数量甚为惊人。与上海、天津、汉口等地金融市场不同，广州金融业务受香港的控制和影响较为明显，港穗的金融行市息息相关。广州、汕头、琼州等华南金融市场都受到香港的支配。此外，进入民国后，昆明省级汇兑以川、黔、汉、申等地较多。⑩西安、三原、济南、青岛、烟台、周村、吉林、长春、奉天、安东等地都以上海为中心，并与周边区域发生着债权债务结算关系，形成错综复杂的汇兑层级体系。
此外，福州、周村、昆明、西安、三原、吉林、长春、奉天、安东、厦门、汕头又各自作为一个中心点，与上海有着直接的汇兑行市。至此，以上海为最大的汇兑中心，以天津、汉口、镇江、香港等地为次级汇兑中心，并以各个汇兑中心为焦点放射和回归，形成汇兑体系，如图1所示。
图1 各埠直接与间接汇兑网络
资料来源：《记杭绍甬之金融及商况》，《银行周报》第2卷第22期，1918年6月11日，第13页；《上海之国内汇兑》，《社会月刊》第2卷第1期，1930年7月，第12、17页；《沙市通用货币及汇兑换算法》，《银行周报》第2卷第4期，1918年1月22日，第15页。
说明：细线表示直接汇兑路线、粗线表示间接汇兑路径。两条加粗的线条表示1918—1930年直接、间接汇兑路径的变化。
总之，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钱业市场通过申汇的买卖和行市变化，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天津、汉口、重庆、镇江等为支点，连接重要商埠，覆盖全国的放射性市场网络和汇兑体系。
三、华资银行国内汇兑市场
与钱庄相比，银行资力相对雄厚，且具有广泛的分支机构，更便于通汇和款项收解。各银行的分支机构、办事处和国内通汇处各成系统，并形成错综复杂的通汇网络。
(一)分支机构及国内通汇处
汇兑无论内外，均以银行之代理店和分支行多者为最发达。各大银行在长江流域和各铁路沿线的主要城市广设机构，结成一个以上海为依托的分支机构网络，扩大了资金的纵横联系。到1930年代，中国、交通两行，南三行、北四行等9家银行在全国各地建立的分支机构和通汇处即达1112个。各大银行除在全国中心城市和铁路沿线等交通要道广设分支机构及其汇兑所外，还与外埠同行或商家建立代理收解和通汇合同，从而扩大彼此的通货区域。随着大银行分支机构的广泛设立，一个多层次的、立体型的资金调拨系统逐渐形成，促进了各地资金市场尤其是内汇市场的拓展。(11)
(二)汇兑业务
汇兑与存贷款业务是银行的主要业务。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各大银行主动联系大商家、大银行，为其进行款项收付，并在技术方面力求“汇兑手续便利，汇费之减轻”，以增加资金的流动，扶助商业发展。(12)新式银行汇兑业务随之增加。本文对中央银行等28家银行的汇兑业务进行分析，其中，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金城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在海内外广设分支机构和办事处，办理国内外汇兑及押汇业务；江苏银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东莱银行、永亨银行、国华银行等银行虽也办理国内外汇兑及押汇业务，但在海外没有分支机构；中兴银行、中孚银行、东亚银行等总行设在境外的银行，在国内外设立分支机构办理国内外汇兑。因各大银行年度损益表中所统计的汇款业务，并未具体区分内汇和外汇业务，为华资银行内汇业务的分析带来不便。但与国内分支机构和通汇处相比，各大华资银行海外分支机构相对较少，汇款多以国内汇兑业务为主。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例，1934年为其历史分支机构最多的一年，全年国内汇兑汇出汇款总额累计达到4亿元。(13)同年，其外汇汇出款项合国币2059万元。(14)单就汇款额而言，外汇数额远小于内汇额，因此本文对内汇业务总体趋势的分析使用的汇款额未进行分类。近代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外国商品深入中国内地，与商埠的资金结算必须经过上海与内地各埠的汇兑网络得以调拨和周转，形成一个资金流通渠道和转化路径。如英美烟草公司、美孚石油等在华洋商赴内地采购，其汇款多化为规元，再经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及钱庄承汇经解后得以运转。(15)一定意义上，内汇与外汇相连，构成了近代中国资金流转的国内外走势。
图2 中国重要银行历年汇款额：1921—1934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编：《中国重要银行营业概况研究》，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44)，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各行历年负债总表(1921—1934)”，第2页。
说明：上表所包括的银行除了以上28家银行外，还有四行储备库。
如图2所示，1921—1934年连续14年银行汇款总额呈现“凹凸”变化，但总体呈增长趋势。其中，1922—1923年在1000万元左右相对平稳地发展，1924—1926年持续上升到2500万元，1927—1929年呈下降趋势，落到2000万元左右，1930—1931年开始回升并超过2600万元，但1932—1933年突然下降，1934年才开始有大的上升，达到3100万元的最高点。汇款额虽基于贸易和货物的运转，但政治、战争等突发性事件，都可能成为国内汇兑业务起落的影响因素。如1927年因北伐战争以及武汉国民政府集中现金事件的影响，国内汇兑市场出现滑落。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波动，各国商品涌向中国，资金向上海等口岸集中，也侧面带动了1930—1931年国内汇兑业务的回升。九一八事变后，因东北关税邮政封锁，东北汇款不能顺利流通，加之国内商业萧条，资金运转缓滞，故1932年汇款陡然下降。1933年美国购银法案颁布后，国内白银大量外流，1934年汇款额随之上升。
表2表明，中央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华商业储蓄银行、盐业银行、中兴银行、四行储蓄会等银行没有汇兑业务统计，汇款主要集中在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交通银行、广东银行、和丰银行、聚兴诚银行和浙江兴业银行等7家银行。10年间广东银行在10％—20％之间的常态起伏，和丰银行在10％以下逐渐呈缓慢增长趋势。这两家银行业务量所占比例虽远远大于一定时期的浙江兴业、聚兴诚等银行，但这两家银行在机构设置和业务范围上，多偏重国外汇兑。故下面仅以中国、交通、浙江兴业、聚兴诚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5家银行的汇款比率来分析其比重变化趋势。
如图3所示，中国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汇款最为活跃，比率波动较大，两家银行汇款比例基本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中国银行从1922年的31.59％持续每年上升，到1927年已达到47.33％，成为1922—1927年间汇款比例最高的银行，1928—1930年回落到30％以下，1931年又上升到30％以上，并在1933年占到55.77％。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1921年和1930年的汇款比例超过了中国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从1921年的不到1％，在1922—1923年的汇款比率猛增到20％以上，随后1924—1925年又回落到1％以下，往后多保持在2％左右，1934年略有偏高到4％。交通银行从1925年开始，在10％左右缓慢波动起伏，1926、1933两个年份涨到10％以上。聚兴诚银行从1921年经过几年缓慢前行，1924年起开始攀升，1927、1928两年超过10％，随后几年又开始回落到10％以下，并呈下降趋势。
综上所述，1921—1934年全国银行汇款主要集中在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两大银行中，并呈现此消彼长态势。交通银行、聚兴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位居次位。而北四行在汇款业务中所占比例甚小，最高时也不过10％，1928年后其汇款业务与其他重要银行相比已微乎其微。
(三)汇款地域分布
20世纪30年代初，内地金融枯竭，全国汇款开始趋向口岸城市。“查各地汇款状况，通商大埠之分行汇入之款多于汇出之款，内地各分支行则反是。”(16)如1932—1934年全国口岸和内地经由中国银行汇款比率依次为：口岸汇出36.1％、28.4％、32.91％，内地汇出63.9％、71.6％、67.09％；口岸汇入63.4％、74.0％、72.91％，内地汇入36.6％、26.0％、27.09％。1932年口岸汇入超过汇出27.3％，1933年口岸汇入超过汇出45.6％，1934年口岸汇入超过汇出40％。(17)三年间，内地汇出比率居60％—80％，内地汇入比率仅20％—40％之间，国内汇款开始大量流向口岸。而口岸汇兑又趋向上海，以上海为主的口岸金融出现畸形繁荣。1932—1936年中国银行对长江流域的内汇额占50％—60％之间。而在长江流域中，1932—1933年，汇入地为上海的汇兑额又分别为35554.6万元和43773万元(18)，占长江流域汇款额的95.6％和97.8％。上海成为内地资金的集中地。
(四)汇水收益
各银行汇兑营业之利益，在汇水。法币改革之前，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控制力较弱，国内钱庄和银行业与各大公司、洋行、外商之间订立收购款项等汇款合同，以便利的汇兑手续承揽商业汇兑，增加资金的流动，扶助商业发展，赚取汇水等收益。聚兴诚银行的汇兑业务居于存、贷之首。1916—1937年聚兴诚银行汇水占所有收益的比例平均为40.20％。(19)1927—1936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汇兑收益占全行收益比率平均值为36.67％。(20)1918年中国银行年末结账期汇水收益占全部收益的54.79％，而从1921年开始，中国银行汇水收入逐渐减少，1921和1935年，比例不到10％。(21)同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32—1934年汇出款逐渐增加，而汇水逐年减少。1932年汇出款27000万元，1933年汇出款36000万元，1934年汇出款40500万元。1932—1934年的汇水收入分别为71万、52万、49万。(22)因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各大银行纷纷降低汇水以承揽商业汇兑，导致汇款增加，而汇水却增长不明显。加之，法币改革后政府实行平抑汇价政策，金融机构在汇水上的收益逐渐减少。
以上两部分分别论述了钱庄和银行在内汇市场各自的作用及运作方式，但二者在近代中国经济近代化过程中既有竞争，也有合作。华资银行经营规模扩大后，开始与钱庄合作办理委托代理业务。各大银行鉴于钱庄银号手续简便，费用较低且经营范围遍布广大的农村市场和偏远城镇，常委托钱庄银号代办汇兑业务。如到1925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通汇处已达17省130余处，其中钱庄银号的代理收解机构即高达45家。(23)同时，华资银行代理钱庄在沪汇兑业务，以免钱庄专派庄客驻沪。银行和钱庄银号的代理汇兑，以迂回曲折的办法打通全国汇兑，使国内汇兑广泛开展起来。同时，银行通过与钱庄建立代理收解关系，将各大行所发钞票逐渐深入市场流通，银行汇兑业务也迅速发展。
以往观点认为，到1930年代中期，随着华资银行分支机构的广泛设立和对内汇业务的大量招揽，钱庄已经丧失了大部分内汇市场。如中国银行1932年办理内汇业务额为75220万元，到1936年达到144766万元，增长93％。交通银行1935年办理内汇额比1934年翻一番。(24)票号、钱庄、华资银行在国内汇兑市场是一个逐渐替代和相互补充发展的过程。清末民初，票号渐形衰落，但直至30年代钱庄银号的国内汇兑业务依然占据一定的领域。如下表所示，1934年太原金融机关经营汇兑的银行有中国银行和山西省银行2家银行，以及33家钱庄银号。其中，钱庄银号全年汇兑总额为5364万余元，占所有汇款额的57.24％，超过银行汇款额近15个百分点。(25)另外，1933年山东境内各银行汇款额为16327.5万元，境内各钱庄银号汇款额约为19339万元，钱庄银号汇款额为银行汇款额的1.18倍，远大于银行汇兑额。(26)其中，仅济南各银号钱庄汇款额即为125000万元，数额已接近山东省境内各银行汇款总额。(27)由此可见，20世纪30年代，钱庄银号等传统金融机构在华北内陆山西、山东等地区的内汇业务中仍然占据主要地位。
四、结语
国内汇兑因名目繁多的通货和种类众多的银平色差，以及过账洋、划洋等虚拟记账币制的存在，加之各地因商业习惯不同而复杂各异的汇兑计算方法，使国内汇兑缺乏整齐划一的方法。而各种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影响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更增加了内汇的复杂性。汇兑的功效在于代替现金运送而使各地债权债务得以结算，从而避免了现金输送的不便及风险。同时，促进资金周转，便利商品流通和货物交易。
其一，抵消国内各地债权债务结算、便利两地款项收付的功能。国内汇兑主要是代替现金输送，由银行或钱庄等金融机关结算异地间债权债务，便利两地款项收付功能。钱庄、银行等汇兑机关所签发的汇票，在汇兑市场可以自由买卖，便利了债权债务双方的款项收付，减少了以货易货、当面清账、或用大量硬币、金银器皿或者金银块支付的必要。汇票作为埠际贸易结算中代替金属货币流通，且具有良好信用的票据交易工具，不仅便利了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也在一定限度内增加了货币的支付手段。上海钱庄或商号开具的申票，在市场上可以随时出现变现，作为调剂资金盈缺的一种重要手段，故一定意义上申汇成了国内各大商埠之间经济交往的通用货币。商人利用汇票周转埠际贸易，已成为商业上通行的习惯。(28)
其二，促进资金周转、融通资金之功能。基于货物流通及贸易量增长而兴起的内汇业务，款项调拨为其主要功能之一。汇兑对资金的融通功能主要表现在押汇业务方面。供货商在发出货物后，可先向金融机关抵押货物提单、发票、保险单等票据，以求现金周转。押汇类似于国际汇兑的“购买委托书”，买卖双方不必互相认识、互相信任，仅凭国内押汇业务，贸易即成，便利了国内货物流转和交易。上海为全国金融中心，内地各埠都是其支流。资金伴随全国金融季节的流通，每年4—6月丝、茶、小麦上市，8—10月秋收上市，金钱照例从上海流出，流入各基层市场。农闲年关时节，日用品等货物由通商口岸经各商帮转运到基层市场，资金再次回流。上海对各地的汇兑行市变化，主要反映的是埠际之间的资金调拨。汇兑之供过于求时，则汇率低，求过于供时，则汇率高。各帮买卖申汇调动汇款，重庆帮计算贩运盈亏，都要把申汇的涨落估计在内。逾期买卖申汇以满足业务经营需要，便成为一种经常的资金融通活动。(29)
其三，调剂余缺之功能。近代中国国内各地金融供求常呈现不均衡状态。若甲地资金过多，则筹码充斥而供过于求，乙地资金过少则筹码枯竭，出现求过于供。国内汇兑是调剂甲乙两地资金供需平衡的重要工具。两地资金余缺，主要表现为银根松紧和洋厘升降变化。银根松紧，可于银拆大小观察之。因为银拆反映的是市场的银款供需状况。如果天津的银根紧(即天津银拆市价小于上海)，会由上海调拨。相反，上海银根紧(上海银拆市价小于天津)，则由天津调款至上海。如果两地银根同时紧急，则由上海调款者比较多。即本埠银拆涨，则汇兑趋于顺汇。本地银拆跌，则汇兑趋于逆汇。故两地银根松紧，亦可发生汇兑之需给。银两与银元之间的比价，即为洋厘。洋厘升降对埠际间的汇价有着间接的影响。上海与天津等各埠间因洋厘的高低升降而时常发生运现。若天津洋厘高于上海，则上海的钱庄、银行等运现至天津，以洋易银。若上海的洋厘高于天津，则由津运现到沪。如果外埠运洋至沪增多，则在沪出售易银。
其四，伴随埠际贸易而产生的汇兑业务为商品的流通交易提供了便利。金融机构对埠际间资金的汇划和结算，使得洋货得以顺利流入内陆基层市场，而土产货物也可以集中于各个通商口岸。江浙丝茶棉花、汉口杂粮、东北大豆收获期，由上海输送大量现银到各地进行采购。而至年底，农事修毕，各地又纷纷采购年货，资金又从内陆基层市场流回上海。棉花、桐油、烟业等主要商品运销，皆借助于钱庄汇票、庄号汇票和庄客汇票对资金的流转。如邢台皮毛店商人到甘肃办货，无需携带现款，可通过兰州、西安、天津等地的金融机构进行多角汇兑。(30)
最后，内汇的发展推动和促进国内金融市场的统一。商品的流通和交易常伴随并依赖于资金的融通。金融是市场经济发展、商品货物流通网络中最敏感的部分。资金市场作为商品经济运行的血液，与商品贸易流通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只要有货物运输、商贸往来的商埠，即有债权债务关系的结算，就需要有内汇网络的支持。钱庄的申汇网络和新式银行遍布全国的分支机构，结成一个以上海为依托，以天津、汉口、重庆等中心城市为结点，连接各自腹地和经济区域，形成覆盖全国的纵横交叉的资金融通网络。这个多层次、立体型的资金调拨网络，使国内贸易通货圈之间连环相扣，一定程度上体现地域间经济联系与金融流通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是近代金融市场圈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而金融流通网络和商品运输网络之间的比照分析，也是研究近代埠际经济和金融联系的一个重要视角。
注释：
①相关文献主要有：洪葭管、张继凤《近代上海金融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金融历史研究室编《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版：李一翔《论长江沿岸城市之间的金融联系》，《中国经济史研》2002年第1期，第36—47页；李一翔《1922—1931年重庆申汇市场的变动趋势》，张仲礼等主编《中国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经济》，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石涛《汇兑、结算与投机——近代申汇问题探索》，《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3期，第145—149页。
②沈时霖：《国内汇兑之手续问题》，《银行周报》第7卷第46期，1923年11月27日，第23页。
③李炳堂：《汉沪汇兑述要》，《银行杂志》第1卷第2期，1923年11月16日，第18页。
④《各埠金融及商况》，《银行周报》第2卷第1期，1918年1月2日，第6页。
⑤《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第207页。
⑥《记杭绍甬之金融及商况》，《银行周报》第2卷第22期，1918年6月11日，第13页。
⑦《上海之国内汇兑》，《社会月刊》第2卷第1期，1930年7月，第12页。
⑧《各埠金融及商况》，《银行周报》第2卷第16期，1918年4月30日，第7页。
⑨《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第329页。
⑩《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第255页。
(11)《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第38—40页。
(12)董昕：《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研究(1912—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13)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3页。
(14)《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660页。
(15)《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132—134页。
(16)交通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交通银行史料》第1卷，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559页。
(17)中国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2101页。
(18)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编：《民国二十一年度中国重要银行营业概况研究》，1933年版，第2页。
(19)重庆金融编写组编：《重庆金融》，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213页。
(20)《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467、715页。
(21)《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各年中国银行损益表”，第1851、1901、2208页。
(22)《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463—464、468页。
(23)《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123—127页。
(24)李一翔：《传统与现代的柔性博弈——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银行与钱庄》，《上海经济研究》2003年第1期，第76页。
(25)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山西省》，第3篇“商埠及重要市镇”，第1章“太原(阳曲)”，1933年版，第39—41、43—44页。
(26)杨天宏：《钱庄票号与银行并存的近代中国金融业——基于部分“自开商埠”所作分析》，《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1期，第64页。
(27)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第4篇“都会商埠及重要城镇”，第1章“济南”，1934年版，第51页。
(28)《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第32页。
(29)《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第185—186页。
(30)曲殿元：《中国之国内汇兑》，《中国之金融与汇兑》，上海大东书局1930年版，第132—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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