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分析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方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邓小平理论论文,生产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产力分析”，是何祚庥先生在“从阶级分析到生产力分析”[1]一文中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和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它告诉我们，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中，除了阶级分析以外，还有一种更为本质的方法——生产力分析。
生产力分析，可以说犹如一根红线，贯穿于邓小平理论之始终，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方法论。
一、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贯穿着生产力分析
抓主要矛盾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方法。毛泽东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2]那么，如何才能正确地捉住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涉及到一个分析方法的问题。
毛泽东曾经应用阶级分析方法正确地捉住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依然用阶级分析来判断国内的主要矛盾，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导致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巨大的挫折。相反，邓小平应用生产力分析，正确地捉住了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并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
应该说，1956年党的八大就已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八大决议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这一判断基本上反映了我国的现实国情，但是没有坚持下来。时间仅仅过了一年，主要矛盾又被重新确立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毛泽东提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之前，都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并且认为这一“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因而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国家的主要任务。[3]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指导下，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次比一次更广泛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四清”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走到了极端，使党和国家蒙受了巨大的损失。邓小平对历史教训进行了深刻的总结，他说：“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邓小平还指出，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毛泽东的一个重大缺点。
邓小平虽然同意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时期基本矛盾的分析，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是，对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什么，邓小平则提出了完全不同于毛泽东的判断。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邓小平提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4](P182)。实践证明，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这种判断后来写入了党的重要文件之中。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987年党的十三大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全面阐述的同时，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作了规范表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在确立了主要矛盾之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问题也就明朗了。正如邓小平所说，“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4](P182)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首要任务”、“第一个任务”、“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如：“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任务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5](P63)，“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5](P116)。换言之，社会主义的“第一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扭住发展生产力不放，坚持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的重要原因。
二、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探求贯穿着生产力分析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和学说，已有很久的历史，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诞生，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但是，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人们并不是十分清楚。所以，无论是从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来讲，还是从解决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来讲，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都是十分必要的。
邓小平高度重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说：“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5](P63)“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很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5](P116)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的全部理论活动就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最大贡献，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回答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将看到，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揭示，也主要是从生产力的观点来思考和解答的。
1980年改革开放之初，农村改革遇到了严重的阻力，有人提出了农村改革是不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1980年4月—5月有四次谈话谈到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他说：“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还说“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不能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社会主义是一个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5](P314)邓小平抓住生产力这个主线来论述社会主义的本质，解决了我们的改革是不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大问题。
1984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调节的观点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显得更加突出。邓小平针对这些问题，在1984-1987年三年时间里，多次发表谈话，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他还概括出社会主义的两个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5](P172)这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
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社会上出现了改革开放是姓“资”还是姓“社”、社会主义能否搞市场经济的激烈争论。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P373)。这一界定在理论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抓住了将生产力作为最终决定作用的唯物史观来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而把非本质的东西排除在社会主义的定义之外了，从而纠正了过去离开生产力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片面认识和观点。这是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
邓小平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前人所不曾论述或不曾考虑的。邓小平把握住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把握住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论点，从而使其他问题自然而然地得到了解答。比如，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长期发展缓慢？因为传统的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为什么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为什么要坚持对外开放？是为了更好地吸收人类的文明成果，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什么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是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目标，即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但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经过鼓励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因为同步富裕不切实际，人为地拉平收入差距，搞平均主义，会限制生产力发展；只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先富带后富，生产力才能迅速发展，才能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直接关联到判断改革开放以及我们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问题。判断的依据就是“生产力标准”。其实，毛泽东也曾经提出过“生产力标准”的思想，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6](P1079)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的。然而，在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中，毛泽东并没有坚持下去。相反，邓小平却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始终如一地坚持生产力标准。
1978年邓小平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1980年邓小平提出了“生产力标准”是压倒一切的标准。他说：“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4](P314)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进一步提出了判断改革开放及一切工作得失成败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即“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51(P372)“三个有利于”标准充分突出了生产力标准，因为只有发展生产力，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可以说，“三个有利于”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在实践基础上坚持了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三、对改革开放的论述贯穿着生产力分析
邓小平应用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规律来研究中国现实问题，深刻地指出，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进行对制约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改革。“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改革从哪里入手呢？邓小平抓住了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关键瓶颈，即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他指出：“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经之路。”[5](P138)“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为了解放生产力。”[5](P370)再者，邓小平为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即经济体制改革就是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但是，“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5](P148-149)邓小平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5](P203)总之，在邓小平看来，选择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应该主要从生产力发展要求出发，应当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为根本依据，而不应该陷入姓资姓社的抽象争论，更不能以意识形态的标准来判断对错是非。由此可见，邓小平关于体制改革的论述完全是建立在生产力观点基础之上的，并紧紧围绕生产力观点展开的。
四、对科学技术的论述贯穿着生产力分析
邓小平对科学技术的论述，集中体现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观点中，它是邓小平科技思想的精髓和核心。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但是，在“文革”期间，极左思想认为，科学技术属于上层建筑，以此为理论根据，在科技界大搞阶级斗争，批判和打击包括科技人员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使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挫折。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领导科技工作的整顿，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大无畏精神，肯定“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观点。当时有材料说这个观点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但是，当邓小平向毛主席汇报《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这个文件时，毛主席说他不记得自己讲过这样的话。后来出现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观点被认为是“伪造”毛主席指示，“篡改”马克思原文，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
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观点。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以及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的实践，精辟地论证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邓小平总结了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70、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经验，在“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观点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
由上可见，邓小平从来就是从生产力的观点来论述科学技术的。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观点的确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在实践上它纠正了过去长期以来错误的知识分子政策，确立了科技人员是劳动者，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从而使知识分子真正得到了“脱帽加冕”，获得了极大的精神解放。第二，自然地导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结论。这是当今“人才强国”战略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第三，成为我国科技政策的理论基础。“面向、依靠”科技方针以及“科教兴国”战略，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逻辑结果和具体实践。第四，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要发展生产力，首先就必须发展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技生产力；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首先要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总之，生产力分析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方法论。从阶级分析到生产力分析，是方法论范式的变革。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证明，生产力分析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我们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学习、研究和运用生产力分析方法，以此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的伟大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