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理论研究的新进展——读《全球化论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丛论文,理论研究论文,新进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1999）03-0109-04
江泽民主席在九届人大香港代表团的讨论会上指出：“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对待经济‘全球化’的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谁也回避不了，都得参与进去。问题的关键是要辩证看待这种‘全球化’趋势，既要看到它的有利的一面，又要看到不利的一面。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全球化既是一种客观事实，也是一种发展趋势，无论承认与否，它都无情地影响着世界的历史进程。作为国际社会积极成员的中国，不可回避地面临着全球化的冲击，如何回应全球化的挑战与机遇，已成为我国政治家和学者共同担当的课题。为此，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与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合作于1998年5 月在深圳大学召开了全国首次全球化问题学术研讨会。最近中央编译出版社隆重推出俞可平教授主编的《全球化论丛》，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套全球化论著。《全球化论丛》共7本。 它们是《全球化的悖论》、《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与世界》、《全球化与中国》和《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该论丛集理论性、现实性、学术性、前瞻性为一体，从跨学科的视角出发，详细研究和分析了全球化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和全球化时代我们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全球化问题的研究是不平衡的，西方社会研究全球化问题较早，已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学说和思想流派。我国研究全球化问题起步较晚，经济学、政治学、哲学和文学学术界的部分学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有所触及和涉猎，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广大的社会大众对全球化基本上仍处于茫然、困惑和无知的状态。中外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不平衡性，必定会产生和加剧价值取向的迥异。问题焦点判断的不同，思想观点的有别，这些都不利于我国学者在深入研究全球化问题过程中同国外学者进行观点交流、思想沟通和共识重构，也不利于我们迎接全球化趋势的历史性挑战。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这种现实状况，迫切要求为我国学者提供较完整的国外社会研究全球化问题的最新文本，以便推动我国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进入新阶段，并尽快介入国际性理论争鸣园地，发出中国学者特有的强音。对于这种困境，《全球化论丛》主编俞可平教授是有所意识的，他在《总序》中谦逊地说到，《全球化论丛》是“为国内对此问题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些基本资料，供进一步的研究参考”。但联想到近代思想宗师梁启超关于学术之要事在于译述的观点，《全球化论丛》最鲜明的特征是编译了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荷兰、丹麦、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印度、埃及等国学者的典范论文。这些学者都是国际知名学者和著名思想家，比如，英国沃威克大学教授苏珊·斯特兰奇、埃及的萨来尔·阿明、美国的乔治·索罗斯、汉宾大学教授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杜克大学教授弗里德克·詹姆逊、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尤尔根·哈贝马斯，他们属于不同的学术流派，带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分属于新马克思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世界体系理论者、后现代主义者和欧洲左派。他们分别是国际经济学、国际政治学、国际金融学、比较文学、世界历史、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领域的杰出代表，他们的论述集中体现了国际社会研究全球化问题的新进展。
国外全球化问题研究的知名学者，在重构世界未来方面着重分析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挑战，以及各民族国家适应全球化形势而进行自我调整变革等问题，描述了全球化与未来世界的新关系。他们指出民族国家会在全球化进程中遭到销蚀，但这决不意味着会出现国家无能的神话。
国外全球化学者站在历史的高度回省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是“马克思的回归”。黑格尔曾说过，思想是沿着螺旋上升的，每一个圆圈都是一次升华。马克思思想的“回归”是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时代的主动适应，这无疑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当然也会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并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历史价值。马克思从跨国交流的角度思考人类的前途，提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和转换的历史主题，这个主题今天仍是国外全球化理论研究的焦点。
国外全球化学者沿着马克思提出的问题，分别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作了新的分析。他们指出发达资本主义在全球化时代出现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双重挑战：一是世界经济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从民族的国民经济到全球化的世界经济转变，全球化时代的经济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出现“没有劳动”、“金钱和自然挑战”、“分裂的社会”；二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的转变，出现“世界范围内围绕劳动岗位与工资的竞争”，“民族斗争和向福利社会进攻”，也要求形成“国际互助”。国外全球化学者在指出资本主义危机的同时，也探索了社会主义的未来前景，他们指出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的未来需要重构基本价值，并应与全球化浪潮相结合，在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生态运动、社会民主运动、女权运动、“现实社会主义”批判和民族特色中找到新社会主义的生长点，为人类社会的发展重新扬起新的理想风帆。
国外全球化学者十分关注后殖民问题的研究，将全球化问题从经济学和金融学的领域拓展到国际文化这个深层次领域，对文化全球化现象作了较为理智的、透彻的剖析。国外全球化学者以后殖民地理论为视角，指出全球化同帝国主义批判、欧洲中心主义批判是相联系的，强调全球化仅是帝国主义的代名词。跨国资本无限扩展，货币不受辖制，跨国公司不再拥有总部、中心和边界，像章鱼的触角伸展到全球的各个角落，与全球世界相复合，公民不再受国家中心权威的管理和督导，传统的学术语言丧失概念意义，只保留其比喻层面的含义。国外全球化学者在描述全球化的政治、经济表象的同时，指出隐匿在这种表象背后的帝国主义文化霸权行为加剧了世界的贫富分化，造成了新的等级制度。他们认为，不宜过早肯定全球化的价值，而应该有待时间的考验和未来历史的确认。国外全球化学者进一步指出，后殖民时代、欧洲中心主义在世界还没有终结。欧美已经不可能是世界的惟一推动者，欧洲中心主义也不可能是全球的惟一归宿，要求人们注重非欧美世界的存在和它们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并对欧洲中心主义作出应有的回击。国外全球化学者还关注到，同全球化逆向发展的文化多元化现象集中体现为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在一个全球化和信息技术同一化的时代，作为一种同把一切同一化的全球化相对的潮流是相对必要的。人们应向新的经验开放，人们的自我认知和情感应时刻期待着新的发现。人们所接受的新经验，不应受制于自己族群的文化，而应该同其他文化密切接触，高度兼容，从而形成新的民族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的世界主义文化。国外全球化研究学者也认识到，在全球化时代，人人都成为物质主义者，所有的文化都是潜在的同盟和对手，它们越来越失去固定的空间限制，并难以集合成整体和传统，但又注意到金钱、传播和信息流对世界主义新文化的形成起着媒介作用。国外全球化学者指出，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全球化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全球化代表的不是种族和殖民主义斗争的终止，而是这种斗争持续发展的过程，它不断的重新组合和配置，集中体现在殖民者—被殖民者、中心—本土关系的动态变迁过程中。
《全球化论丛》的编者，在集结国外研究全球化问题的经典论文的同时，并没有把眼睛只朝向国外，而是不停地把目光聚集在全球化与中国的问题上，花费了相当大的精力收集我国全球化学者的理论著述，使我们在全球化问题这个国际学术园地中听到了中国学者的声音。我国全球化研究者，怀着中国必须面对全球化、必须接受全球化、必须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的关切之情，深深地意识到中国同世界，世界同中国是联为一体的。全球化把中国的发展正在纳入世界轨道，全球化制约着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发展也相对地影响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和发展，两者处于双向的互动过程之中。我国的全球化研究者，本着为民族负责的态度，分析了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就全球化与我国体制改革、民主政治、政府领导、立法发展、国家利益、经济安全、人口战略、高等教育、伦理建设、中华民族复兴等方方面面作了较为深入的理论探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全球化问题研究的部分学者，结合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历史，注意到有一种将西方理论话语滥用于中国文化批判之中的错误倾向，指出当前应警惕两种危险的倾向，一是以文化全球化取代民族文化并导致中国文化特征消失，二是排斥外来文化的影响，并助长一种极端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两者的最终结果是导致中国文化走向封闭和僵化。我国全球化学者在全球化问题研究中取得的新观点和新共识，对于每个中国公民来说不能不说是长鸣的警钟。
《全球化论丛》仅是走向21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建设的一个侧面，它为我国学术规范化建设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例子。《全球化论丛》的编者面对中外共同关注的学术问题，偏重于经典性的文本建设，对中外全球化问题作了一个短暂的总结，也为全球化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形成新观点、新思想的学术文本。但愿我国研究全球化问题的科学工作者，从中得到新的灵感，并进而形成新的理论假设、构建新的框架，推动我国全球化理论研究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收稿日期：1998-1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