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拒绝上学概念的演变和原因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概念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B849：G44
1 前言
日本是世界上教育先进国家之一。1947年开始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2000年9年义务教育普及率约达100％。但是，日本教育发展中也存在着3个严重问题：教育严重学历化、物质繁荣而心灵贫乏、教育过于整齐划一[1]。其负面后果之一就是学生中出现的拒绝上学现象。而且日本社会存在的拒绝上学现象比其他国家更严重[2]。
19世纪，美国和欧洲国家制定法律保障入学率，使儿童从工厂进入学校。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移民的增加，制定了义务教育和儿童劳动法维护社会秩序和提供具有竞争力的工人。伴随义务教育的发展而出现的缺课(school absenteeism)现象，成为需要研究和解决的严重的社会和行为问题。教育和心理研究者对此现象最早研究使用的术语是逃学(truancy)[3]。
日本在二战后经济没有恢复的前提下，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九年义务教育，出现学生缺课人数的增加，作为社会问题，引起了各有关方面的重视。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日本人口发生了城市化、家庭小型化的变化，过去相对封闭的社会解体，高校的升学率大幅度提高，整个社会因而出现学历至上主义，家庭普遍重视智力教育，而激烈的升学竞争使各类学校增加了过多的教育课程。在这样的背景下，拒绝去学校的学生人数逐渐增多。如图1所示，依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的报道数据，2001年前不去学校的中小学生人数一直呈现增加的趋势。2001年达到最高点，2001年之后到2005年稍有下降，但是相对于逐年减少的入学人数，可以说拒绝上学的学生数反而在不断增加。
数据来源：日本文部科学省的报道发表，1991年以前统计的是一年内不去学校50日以上的中小学生人数占学生总数的比率，1991年开始统计的是一年内不去学校30日以上的中小学生人数占学生总数的比率。日本文部科学省对“不去学校”的定义为：由于某种心理的、情绪的、身体的或者社会的原因、背景，儿童不去学校或者即使想去、但是不能去的状况，除了生病或者家庭经济问题造成的不去学校的情况[4，5]。不去学校的中小学生人数比率=不去学校的中小学生人数/中小学生总数。
中国经济近年来快速发展，义务教育普及率逐年提高。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增多，逃学、缺课、拒绝上学的现象时有发生，但是我国学者对学生“拒绝上学”的研究并不多，该现象似乎还没有成为一个教育相关部门关注的焦点。本文介绍了日本对拒绝上学现象的系列研究，希望以此为鉴，对我国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减少对家庭和社会造成的危害起到未雨绸缪的作用。
2 拒绝上学概念的演变
日本《心理学辞典》里“不去学校”(non school attendance)的广义解释为尽管没有不去学校的正当理由但却不去学校的情况。与“不去学校”相似的概念有“长期缺课”“讨厌学校”“拒绝上学”“学校恐怖症”“逃学”“学校不适应”等。狭义的“拒绝上学”指神经症类型的拒绝上学，包括学校恐怖症[6]。下面分别介绍欧美和日本对此现象所用术语的发展，从中可以看到日本有关拒绝上学现象的研究受到欧美的较大影响。
对于拒绝上学或者不去学校的最早研究是1911年Jung对一个11岁女孩所做的报告，这个女孩诉说自己有头疼、呕吐的身体症状，因而拒绝去学校。Jung认为真正的原因是女孩对任课老师有情结和心理上的厌恶感。Treynor(1929)将不去上学称为“学校病”(school sickness)。Broadwin和Partridege对逃学进行了研究，1932年Broadwin报告，逃学学生内心都有一种想去学校但不能去的神经症性的矛盾纠葛。1939年Partridege也把逃学学生的症状报告为神经症类型。1941年Johnson等的报告中，把不去学校但与逃学完全不同的情况作为一种新的类型的情绪障碍，称为“学校恐怖症”(school phobia)[7，8]。这个阶段的研究者对于逃学、不去学校等现象，主要从个人心理病理方面加以关注，因此名称明显带有病理性特征。
Klein(1945)和Warren(1948)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对学校恐怖症的说法持保留态度，Klein使用了“讨厌上学”(reluctance to go to school)，Warren使用了“拒绝上学”(refusal to go to school)。受此影响，学校恐怖症的提出者Johnson(1957)认为学校恐怖症的说法是错误的，此类问题的产生不是对学校的恐怖，产生机制是学生与母亲的分离产生，所以主张使用“分离不安症”。Kahn(1958)也以拒绝上学(school refusal)为论文题目，指出此现象不存在特异性的病理因素。1960年Cooper在研究中也使用了拒绝上学这个词。1961年Millar对案例进行研究，发现这样的学生并不都是对学校恐怖，如果当作恐怖症，则只注意到孩子内在的不安，忽视了不适当的亲子关系，所以他提议使用“拒绝上学”。1960年Hersov从这种现象所表现的症状出发提议使用“不去学校”(non-attendance at school)，以区别于对此现象做出的疾病和综合性症状的解释[7～9]。总体而言，进入60年代后，除“学校恐怖症”外，“分离不安症”“拒绝上学”“不去上学”等都曾经被不同学者使用过。“分离不安”强调了亲子关系，也就是在养育孩子过程中出现的非正常的现象。“拒绝上学”和“不去学校”不是作为一个病理的判断，而是对行为现象的描述。
日本50年代开始关注不去学校的问题。最早发表的研究是佐藤(1959)关于“神经症的拒绝上学”的报告。高木等(1959)在有关学生长期缺课现象所作的精神病学调查报告里，发表了“学校恐怖症”的报告。鹫见等(1960)的调查研究报告也继续使用“学校恐怖症”一词。曾经使用过“学校恐怖症”的高木隆郎等提议使用“拒绝上学”。日本学者认为“恐怖症”给人以精神病理学的印象(image)，而“拒绝上学”可以避免此印象。“拒绝上学”概念指的是更一般的不适应行为。70年代以后“拒绝上学”这个词被普遍使用。另外，此问题也一直受到日本的文部省和法务省等行政部门的关注，法务省以“拒绝”这个术语与现实不相符为由，定义“不去学校”为：由于某种心理的、环境的原因，不去学校，或者即使想去学校但是不能去的状态[7，8]。1980年后，使用“不去学校”这个词的文献和实践者、研究者增多。
3 日本有关拒绝上学机制的研究
3.1 拒绝上学原因的研究
研究者考察战后“拒绝上学”的研究文献后，将“拒绝上学”分为五种原因和三个发展时期。这五种原因包括个人原因——学生的性格、对社会和学校的不适应等；家庭原因——父母的性格、亲子关系、父母的养育态度、家族关系等问题；学校原因——与朋友、老师的关系，同学欺负、学校和教育方法的问题；社会原因——社会和生活样式的变化等社会状况存在问题；综合原因——各种复杂的纠缠在一起的原因。在第一个时期(60年代)，学者将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个人原因”和“家庭原因”。这一时期日本使用了美国精神医学界的“学校恐怖症”概念，开始研究拒绝上学和不去学校问题，把拒绝上学当作“特殊儿童的问题”，主要原因是母子分离引起的不安等“家庭病理”、和“本人的性格倾向”。在第二个时期(70年代到80年代后半期)，学者将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学校原因”。精神医学领域讨论个人和家庭原因的研究出现停滞，研究者将注意力转向学校，向“学校和教育领域”提出问题。从70年代后半期到80年代前半期，人们同时也开始关注有关的“社会原因”。在第三个时期(80年代后半期至今)，学者认为这种现象的原因变得不那么确定。以当事人和相关者提出的问题为中心，认为拒绝上学和不去学校不是“特殊的孩子的问题”，而是“无论哪个孩子都可能发生的问题”[9]，也就是说，教育、家庭、社会本身存在问题，在这样的大环境作用下，所有孩子都可能发生拒绝去学校的行为，因此，家庭、教育机关和社会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3.2 拒绝上学行为机制的研究
上述时期的拒绝上学原因研究中，日本学者也提出了若干有一定影响的理论。
佐藤修策认为父母和孩子之间未解决的依存性造成孩子与母亲(或者父亲)的分离焦虑，形成拒绝上学的基础。学生在处理学业、对人、对事的关系中，形成了超过自己实际能力的自我评价，因而出现了非现实的、夸大的、自恋的自我想象。村山正治把拒绝上学作为一种情绪障碍，认为主要体现在分离焦虑；恐惧丧失“自己万能”感；逃避和恐惧学校情景；生活抑郁；男生表现为消极、畏缩，女生表现为不服从、具有攻击性。平井信义认为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使孩子的自我没有很好地形成与发展，因而发生了讨厌学校的问题。还有就是许多没有经历第一反抗期(3～5岁)的儿童，后来都出现过拒绝上学的情况。玉井收介认为早期(小学低年级)拒绝上学的原因在于母子分离不安，而小学高年级、中学和高中学生拒绝上学的原因，多归因于父母期望孩子成为“好孩子”、而学生又将父母的期待当成自己的目标，期望自己学习好、成绩高，学校生活反而变成了负担，由此产生不适应学校生活的情况。另外，家庭缺乏父亲角色——父亲长期不在家或者即使在家、也没有起到父亲的作用，也是造成孩子拒绝上学的原因之一[10]。四位研究者都以亲子关系为着眼点，佐藤修策强调了由于分离焦虑而引发的人际关系问题，村山正治主要区分了男生和女生的不同表现。平井信义重视儿童发展过程中的反抗期，这个时期没有解决的问题成为将来发生问题的原因。玉井收介的分析突出了不同年龄出现拒绝上学的原因是不同的。
小泉英二从更广的范围进行了探讨，把拒绝上学定义为以下五种类型，教育界也使用了小泉英二的分类。①神经症性的拒绝上学(包括以前的学校恐怖症)，包括A类型和B类型。A类型——这类学生多为优等生，他们在心理上要与父母分离而独立的愿望常受到挫折。B类型——娇纵型学生，他们在社会化、情绪控制方面相当不成熟，常常逃避困难和失败，逃避到有安全感的家里。②精神障碍造成的拒绝上学。由于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神经症等发病而引起拒绝上学。③逃学倾向。包括无兴趣、无愿望的倾向和不良行为倾向。前者表现为缺乏学习意愿和动机，有时请假不去学校，被老师、父母管教后去学校了，但不能维持很长时间。后者是不能适应学校和家庭生活，参加了不良团伙。④故意、公开的拒绝上学。这种类型的学生不认可现代学校教育的意义，选择自己喜爱的方向，远离学校。⑤暂时性的拒绝上学。由于转学、生病等有客观的、清楚的理由而不去学校的学生，等这些问题解决了则开始去学校。其中①是狭义意义上的拒绝上学[7]。小泉英二把拒绝上学的学生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①和②，具有病理性；另一类是③④⑤，不具有病理性。从故意、公开地拒绝上学这种类型可以看到学生不是被动的接受现有的教育体制，而是在思考并开始质疑现代的教育制度，自己摸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有学者认为不去学校是学生对自我价值的一种保护或者防御。每个学生都具有独特的个性，现在教育的整齐划一标准无法满足每个学生的发展需要。
另外，研究者也指出发生拒绝上学现象是由于特定环境造成的。日本在二战前虽然也有拒绝上学的学生，但并没有成为受到很大关注的问题。封建的文化背景下很少有孩子拒绝去学校，但是随着民主化的发展拒绝去学校的学生增多了，研究者认为这种现象可能是一种文化病[11]。同样的，藤本淳三认为青春期出现的不去学校现象不是一种疾病的表现，而是由于青春期危机和复杂的现代环境造成的[12]
4 结语
本文介绍了日本学者围绕“拒绝上学”现象所进行的各种研究。其中拒绝上学的概念本身也经历了历史的变化，从病理性的名称“学校恐怖症”“分离不安”发展到纯粹描述性的称呼“拒绝上学”“不去学校”等。随着拒绝上学概念的变化，其背后原因也从最初认为是“特殊孩子的问题”，而转变为“教育、家庭、社会的共同作用下，每个孩子都可能会发生拒绝上学的问题”。有关拒绝上学的理论研究中以小泉英二的研究较为全面。日本教育界为了减少拒绝上学的现象，采取了学校、家庭、行政机关建立紧密联系的网络化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我国学校教育等领域正处于快速发展过程中，既出现由于家庭贫困而造成的不能去学校的现象，也出现了不是由于经济贫困的拒绝上学现象[13]。那么，在我国“不是由于家庭贫困或生病，而是由于某种心理的、情绪的、身体的或者社会的原因，而不去学校的学生究竟有多少？”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尚没有可以参考的统计数据。依据日本在过去几十年现代化过程中获得的经验，我们是否也可以进行这样的推测，即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多元化进程和学校、家庭在教育方面管理模式的变化，学生中的拒绝上学现象会出现增多的情况。希望本文的介绍能够对我国相关的研究起到提醒和启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