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 述 Review·
自我预测中乐观倾向的研究进展
许岳培，贺 雯*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系 (中国上海 200234)
[摘要] 自我预测是指个体对自己未来行为做出预测的心理过程。在大多数情况下自我预测具有不同程度的乐观倾向，并且具有乐观偏差、规划谬误及过度自信三类表现。影响自我预测中乐观倾向的因素有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其心理机制包括非动机机制(聚焦主义理论、自我中心主义理论)及动机机制。未来研究需要注意规范抽样，选用合适的量表、范式，谨防统计假象的出现，同时运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s, ERP)等技术揭示乐观倾向的认知神经机制。
[关键词] 自我预测； 乐观倾向； 乐观偏差； 规划谬误； 过度自信
自从积极心理学兴起以来，自我预测等领域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自我预测是指个体对自己未来行为做出预测的心理过程。研究结果[1]表明，自我预测在大多数情况下具有不同程度的乐观倾向。心理学家曾认为精准的自我预测是个体拥有清晰自我认知的表现，将有利于个体的成长发展。但在之后的研究中，带有乐观倾向、并不精确的自我预测也被证明是“不无益处”的[2]。在一项针对台湾受试者的研究中，研究者[3]发现，出现乐观倾向的个体具有更高的自我提升倾向和主观幸福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自我预测的乐观倾向有益于个体的心理健康。
虽然国内研究者已对乐观偏差(optimistic bias)、规划谬误(planning fallacy)等自我预测乐观倾向的研究进行阐述，但对于自我预测乐观倾向的影响因素及心理机制缺乏深入探究。因此，本文重点阐述自我预测乐观倾向的主要表现、影响因素及心理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未来的研究方向。
1 自我预测乐观倾向的表现
1.1 乐观偏差
Weinstein[4]首次通过大学生群体对未来事件的自我预测证明了乐观偏差的存在。乐观偏差是指个体倾向于预测自己经历负面事件的概率比同行者要低，而经历正面事件的概率则比同行者要高[5]，研究者[6]将前者称为Ⅰ型乐观偏差，将后者称为Ⅱ型乐观偏差。
乐观偏差是在不同情境下普遍存在的乐观倾向。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乐观偏差不止在预测个体可控度较高的未来行为时常出现，在预测许多不可控的未来事件(例如，借贷行为等)[7]时也时常出现，甚至个体在面临风险决策时，也常常由于乐观偏差选择高风险行为(例如，个体往往由于乐观偏差拒绝注射疫苗或在明知危害的情况下做出吸烟、酗酒等有害健康的行为)[8]。
不仅如此，乐观偏差还是一种持续时间久、且难以改变的乐观倾向[9]。近年，研究者[10]利用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s, ERP)技术，发现乐观偏差是一种内隐、自动化的心理表征。有研究者[11]利用H1N1流感爆发作为研究背景，结果表明，乐观偏差不受风险沟通或间接风险体验等潜在变化因素的影响，且一旦形成就很难有所改变。也有研究者[12]认为，乐观偏差随着个体发展或是个体所处环境的改变会出现一定的波动(例如:在童年和老年时期个体更易出现乐观偏差；在个体受到创伤、虐待，或其他逆境中乐观偏差会暂时消失)。
对建立的输电塔有限元模型进行模态分析,可以确定结构的振动特性,得到反映结构动力特性的自振频率和振型.进行模态分析得到钢管塔的前12阶自振频率和振型特征如表1所示,前3阶模态振型如图2所示.由表1和图2可以看出:该钢管塔的1阶、2阶模态振型分别为横向和纵向的弯曲,模态频率相差不大,说明该钢管塔的横向、纵向刚度相差不大;第3阶振型为扭转振型,扭转振型出现在弯曲振型之后.
1.2 规划谬误
规划谬误是指个体在预测未来任务时低估任务的完成时间、成本及风险，并高估任务收益的一种现象[13]。规划谬误与乐观偏差的关系学界尚无定论。有研究者[14]认为，规划谬误是乐观偏差的一种表现。但也有研究者[15]认为，是因为普遍存在的乐观偏差才产生了规划谬误，两者间是因果关系。
研究者[15]利用不同的任务情境证明了规划谬误在生活、工作、学术任务等情景中普遍存在。由于规划谬误的存在，个体会倾向于推迟工作或手头任务，心理学家推测这也许是拖延(procrastination)现象的原因之一[16]。
规划谬误也是一种普遍存在、高度稳定的乐观倾向：规划谬误现象并不是仅存于乐观者、习惯拖延者群体中[17-18]，而是存在于各类群体中，且个体产生规划谬误的固定概率恒定不变(通常介于20%～50%)[19]。此外，规划谬误的程度也不受任务领域、语境变化的影响[17]。
1.3 过度自信
研究者将过度自信分为过高估计(overestimation)、过高定位(overplacement)及过度精确(overprecision)三类[20]。过高估计是指个体对自己未来行为做出高于自身能力的预测的现象；过高定位是指个体在与他人进行比较时做出高于他人的预测的现象；过度精确是指个体过度相信自己的预测、高估其预测正确性的现象。
过度自信也同样具有稳定、持久的特性。在一项横向研究中，研究者[21]利用13次学业测试对学生进行自我预测的准确性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在数次测试反馈后学生的自我预测仍有过度自信倾向，且过度自信程度并不随测试次数的增加而下降。此外，研究者[20]还发现，在三种过度自信表现中，过度精确是最为持久且难以改变。
近几年来，跨文化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现象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研究者[22]发现，在股市预测及学业预测任务中，亚洲人较英国人更为自信，但在企业决策中，具有高个人主义观念的国家(如捷克共和国)，管理者往往表现出更高程度的过度自信[23]。虽然跨文化研究的逐渐增多，揭示了部分过度自信背后的文化差异，但目前的研究仍然较为零散，文化因素对乐观倾向的影响还知之甚少[24]。
2 自我预测乐观倾向的影响因素
虽然三类乐观倾向都较为稳定，但自我预测时的乐观倾向程度依然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对于乐观偏差、规划谬误和过度自信的影响有所差异，却也存在共性。归纳起来，自我预测乐观倾向的影响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个体因素与情境因素。
尽管认知机制能够合理解释乐观倾向的出现，但在理论上仍有缺陷。当认知水平相同时，情绪状态、动机水平等非认知因素为何能够影响乐观倾向？由于这些缺陷的存在，乐观倾向的动机机制应运而生。
郦道元之父郦范，与韩麒麟相似，亦曾从慕容白曜平定青齐，又在献文、孝文二朝两度出任青州刺史。故而郦道元的少年经历与韩显宗颇为相似。郦道元自云“先公以太和中，作镇海岱，余以总角之年，侍节东州”，又云“余生长东齐”⑮。《水经注》中多处引用《伪古文尚书》以及杜预《春秋左传集解》《春秋释地》⑯，显然与作者的少年经历有关。
2.1 个体因素
2.2.1 时间距离 预测事件的时间距离(temporal distance)对自我预测的乐观倾向有一定影响。许多实证研究[36]表明，当事件或任务变得具体、临近时，自我预测的乐观倾向将降低，例如，相比距离相近(6年)的事件，个体预测距离较远(32年)的事件时更易出现乐观倾向。有研究者[37]推测，由于当时间临近时，个体更易想起与预测事件有关的关键信息，从而给出更基于实际的自我预测，其乐观水平也就更低。
基于双系统作用模型，研究者[27]于2006年首次证实，人们倾向于过度确信他们的未来行为与他们当前的意图相一致。另有研究者[28]将个体进行自我预测的影响因素分为动机水平、个体过往经验、个性等五类，结果发现，自我预测的结果好坏与动机水平呈显著正相关，而真实结果则与个体过往经验等因素有着较大关联。在后续研究中，研究者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个体在自我预测时对动机水平的变化更加敏感[29]，即使受试者意识到其预测结果可能受不可控的潜在因素影响，受试者也并未减少对当前动机水平的过度重视[30]。
2.2 皮肤保护 患儿皮疹部位使用炉甘石洗剂涂抹止痒，每日用温水擦洗1次保持清洁。穿柔软棉质衣服保护，床单位保持清洁无渣。向家属宣教看护患儿，避免患儿挠抓皮疹。痒感较重时局部以毛巾裹冰袋降温止痒或让患儿看电视、听故事分散注意力。
本文所提及的影响因素是在自我预测较为常见、影响较大的几种，能够影响自我预测的因素多样复杂。目前探寻自我预测影响因素的研究虽有许多，但大部分研究都只是探寻单一的影响因素，无法根据现象进一步探寻其内部心理机制。未来可以利用Meta分析(Meta-analysis)等手段对现有研究结果进行反思总结，同时研究可以针对重要因素进行综合考察，以便更好理解各种因素所起的作用以及相互关联，并且加强对自我预测乐观倾向干预手段的研究。
3.1.2 自我中心主义 与聚焦主义不同，自我中心主义(egocentrism)对自我预测乐观倾向的解释主要着眼于“自我”两字。研究者[48]通常利用可得性启发式和锚定、调整启发式来解释个体自我预测时的自我中心倾向：个体拥有大量有关自我的信息，相比外界环境及他人信息，这些信息在自我预测时更易被个体自动地回忆起来，并作为自我预测的一个“锚定”，虽然个体会根据其余信息对此锚定进行调整，但这样的调整往往是不全面、不充分的。通常而言，个体对有关自己的信息会更加自信、乐观，故基于自我相关信息的预测也更易带有乐观倾向。
预测时使用的语言对自我预测乐观倾向也有一定影响。在一项研究[33]中，研究者选取母语为西班牙语、并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受试者参与实验研究，结果显示，参与者在使用英语时显得更加理性，面对问题时更为冷静；而在使用母语进行测试时，他们的决策更容易受到其主观情绪的干扰。该现象也许是由于使用外语更能表达个体的真实情感，个体学习母语主要来自于其主观经验，而学习外语大多来自理性、冷静的课堂，所以预测时使用外语往往更加理性、可靠。
不同个体在进行自我预测时总会有不同的偏好，预测方式在许多情况下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在对自我预测乐观倾向的干预上，相较于情绪状态等其他不确定因素，利用认知思维训练等手段，改变个体已经形成的预测策略或习惯性的预测方式也许是较为合适的切入点。但目前对于此方面的研究还十分有限。
2.1.3 情绪状态 虽然自我预测乐观倾向基本稳定，但在一定程度上仍受个体主观情绪的影响。有研究者曾提出假设，乐观偏差是一种个体对未来事件自动情感联结的结果[34]。据此假设的实证研究[35]发现：当个体处于消极情绪时，较少出现乐观偏差；而当个体处于积极情绪时，更易出现乐观偏差。当个体体验消极情绪时，消极体验、不愉快的回忆易被唤醒，继而影响个体判断、预测的过程，导致悲伤情绪下的个体易做出更为消极的自我预测。目前有关情绪状态影响规划谬误、过度自信的研究还十分有限。消极情绪是一个多元概念，诸如悲伤、焦虑、愤怒等都属于消极情绪，不同的消极情绪对于自我预测乐观倾向的影响也许是不同的。焦虑作为一种消极情绪、易唤起个体“不愉快”的回忆，但是焦虑同时也有可能会诱发个体更强的完成动机，从而导致个体更易出现规划谬误[29]。各种情绪对不同乐观倾向表现形式的影响以及简单情绪(而不是复合情绪)对乐观倾向的影响也许是未来研究需要解决的一大问题。
事件的普遍程度与效价(消极/积极)也将影响预测的乐观倾向。Pezzo等[18]发现，个体由于想尽快完成令人不悦的事件，所以对于消极事件的规划谬误程度高于积极事件。研究结果[42]还发现，个体对于普遍积极事件的乐观偏差显著高于特定积极事件，而对于特定消极事件的乐观偏差显著高于普遍消极事件。相比虚构事件，个体对于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件(例如，圣诞购物、学业考试等)更易出现乐观倾向[40]。
2.2 情境因素
2.1.1 动机水平 动机水平是影响自我预测的重要因素之一。研究者[25]认为，个体做出自我预测时往往过于重视自身的动机水平。在决策推理的研究中，研究者提出了双系统作用模型：基于直觉的启发式系统(heuristic system)及基于理性的分析系统(analytic system)。属性替代(attribute substitute)是指个体在决策时用“易得的”启发式属性代替较为复杂的目标属性(target attribute)[26]。因此，在进行自我预测时，动机水平作为一种“易得的”、“易评估”的启发式属性也会被人们用来替代预测事件的发生概率。
研究[38]还发现，时间距离对乐观倾向的影响会受到个体自尊高低的调节作用。研究者利用解释层次理论(construal level theory)对该现象进行解释，较远的时间距离增强了个体基于自我信念、自我性格倾向等因素(内部因素)的预测信心，而没有增强个体基于不规律结果、人物特征等因素(外部因素)的预测信心。因此，与“自我”相关的内部因素在远距离的自我预测中起主要影响作用，而个人总是倾向于保持、增强良好的自我概念[39]，所以在远距离的自我预测中个体的乐观倾向往往更明显。
Peetz等[40]利用6项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时间距离的临近能影响预测乐观倾向是因为时间上的临近增强了个体两种与完成预测相关的具体认知：逐步计划(step-by-step plans)与潜存障碍(potential obstacles)。逐步、具体的计划将增加乐观倾向，而对于预测事件潜存障碍的关注可能减少乐观倾向，所以当时间距离接近时两种具体认知的作用将相互抵消。
2.2.2 事件特征 完成事件所需的时间会影响自我预测的乐观倾向。例如，在规划谬误方面，任务时间的长短对乐观倾向的产生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研究者[41]发现，个体在预测事件完成时间时很大程度上基于个体对过去经验的记忆，但这种记忆往往出现习惯性的系统低估。个体对于完成时间12.5 min以上的事件更容易出现乐观倾向，而对于5～12.5 min的事件的预测相对准确。
老福按约定时间来到了一幢很高的现代化写字楼里，陈律师的办公室在二十层，很明亮，除了镶嵌着玻璃门装满了各种法律书籍的书柜，四面的墙和窗户几乎都是透明的大玻璃，坐在这里可以感觉到走廊和各个办公室里人们的活动，但听不到他们的声音。老福心想，社会真的进步了，这些透明度极强的玻璃不知阻隔了多少秘密。
（1）国内外学者针对冻融作用下土的物理性质和力学性质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这些研究工作主要是围绕土体物理力学强度开展的，从黄土体微观结构角度、温度场角度研究还较少。
2.1.2 预测方式 预测方式会对自我预测的乐观倾向产生较大影响。研究结果[31]发现，在自我预测时让受试者对自己的预测进行原因分析(analyzing reasons)，即让受试者反思、分析做出预测的原因，结果受试者乐观倾向的程度会更大。这是因为当个体自我预测时，做出的预测结果将随着原因分析的进行而改变，但这种改变是暂时的，原因分析的作用并不会改变受试者的实际行为。
小说的社会背景处在一种中西文化冲突碰撞的“阵痛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传统的中国女性在思想上已然被西方文化打开了缺口，但是还不彻底，以上所述的“女”的委屈与妥协与“人”的思考与追求一直处于一种矛盾冲突之中。这一状态的产生正是因为当时传统社会与战争年代对于“女”与“人”的完美结合所设置的一道又一道难以跨越的屏障。
从长远来看，影响磷石膏大规模综合利用的主要问题还是技术、市场和相关政策，故应从这三个方面同时下功夫。针对贵州省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对策与建议。
3 自我预测乐观倾向的机制
乐观偏差、规划谬误及过度自信三种乐观倾向具有相似的心理机制，大体可分为非动机机制和动机机制两大类。在非动机机制中，聚焦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被广泛提及，它们从不同角度阐释了乐观倾向的形成原因。
3.1 非动机机制
根据信息加工观点，自我预测就是个体通过收集信息并加以整合，最终输出预测结果的心理过程。在此过程中，个体需要收集大量外界信息并根据个体经验等个体差异赋予各类信息不同的权重，研究者[43]也通过路径分析法证明，差别权重的存在能够导致自我预测的结果出现偏差。聚焦主义与自我中心主义的本质都是个体对于信息选择、处理时出现的偏差，是自我预测乐观倾向的认知机制，也有研究者[32]将其称为非动机机制。
3.1.1 聚焦主义 聚焦主义(focalism)是指个体过分关注于某一个特定事件或某一类因素(即焦点)，而同时忽略除焦点之外其他因素的心理倾向[44]。个体在进行自我预测时，往往给予某些特定因素过高的权重，从而导致忽视另一些可能与真实结果相关更高的因素。有研究者[45]通过路径分析发现，当个体判断自己在游戏任务中获胜的可能性时，他们会更多地根据自己对游戏任务的认识做出预测，而往往忽略对于竞争对手的知识评估，这就导致个体会乐观地低估其竞争对手获胜的可能性。
在乐观偏差中，个体预测时的焦点往往是“我”，尤其当“我”处于主语的焦点位置时，个体更易受焦点的影响，做出更为乐观的预测；如果通过实验操纵迫使焦点发生改变，使他人处于焦点位置，则乐观偏差程度将减少[46]。例如，“我将比同事做得更好”相比“同事将比我做得更好”就更易引发个体的乐观偏差。
而在规划谬误与过度自信现象中，个体的焦点往往是手头的任务或目标事件，个体往往聚焦于此，忽略其他的不确定因素。有实证研究[47]表明，个体往往认为事情都会按自己的意愿进行，对“意料之外”的结果并没有给予充分的考量，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好心办错事”的一大原因。
此外，人们通常认为，详尽的、分步的预测优于粗略的、直指目标的预测，但有研究[17]通过改变未来焦点(future focus)的实验有力证明了详尽、逐步的预测更容易出现过度乐观倾向。在详尽的预测中，个体更有可能过度关注有关未来行为的具体计划，同时忽略更为普遍、有利的复杂信息。而且，在详尽预测中个体倾向于忽略未来不可预见的因素，个体更易卷入其既定的自我预测中，从而导致其预测行为与实际行为的联系被进一步削弱。值得注意的是，Kruger等[32]让受试者先将其准备预测的复杂事件划分为较细化的事件，再进行自我预测，其预测结果相比控制组却更为贴近实际。为何分步预测会导致更乐观的预测，而细化任务却使得预测更为理性，目前学界尚未定论。
吴铁成同意这一看法，当即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名义，又找戴笠谈了一次，要戴笠上黄炎培家道歉。戴笠为此事挨了批，呕了气，心里虽然极度不情愿，但又没有办法，怕黄炎培老揪住这件事不放，只得同意登门道歉。
上述观点也能在同行者预测(peer prediction)与自我预测的比较中得以证明。一项实证研究表明，无论是针对积极事件或消极事件的自我预测任务中，个体都会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经历事件的可能性上，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同行者经历事件的可能性[32]。在不涉及个体隐私的多数情况下，同行者预测的准确度要优于自我预测。
林中伟也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在取得安居华苑项目前后这段时间，他先后三次送给邓强共计60万元，以示感谢。
设计意图： 科学现象充满趣味性，通过辩论形式进行多视角的问题探究，促进学生演绎思维。同时渗透方法论的教育，指导学生客观地看待问题。
3.2 动机机制
自我提升(self-enhancement)是个体保持自我感觉良好、保持自尊的动机[49]。相比起评价他人，个体更倾向于对自我给出积极肯定的评价，从而满足提升自我、维持自尊的需要[50]。正是因为个体存在自我提升动机，所以个体在处理、记忆、判断自我相关信息时最大化了自我概念的积极性，他们更倾向于以一种社会需要的方式向他人展示自己。
在一份有关乐观偏差研究的Meta分析文献中，研究者[51]发现，当个体面对自尊可能受挫的难题时，倾向于做出不切实际的乐观预测，以此维护可能受损的自尊。还有研究者[52]认为，个体做出自我预测时，往往是基于一种乐观的内省信息。例如：对于乐观偏差现象，个体预测自己将来是否会比同龄人富有时，其实是基于“我希望比同龄人富有”的内省信息；对于规划谬误而言，个体预测自己完成作业的时间时，其实会基于“我希望快些完成作业”的内省信息。这样的内省信息个体通常无法意识到，所以个体始终认为自己的预测是理性的，并不会认为自己出现了乐观倾向或偏差[53]。
综上，动机机制强调自我预测时个体内在动机对于预测结果的影响，认为自我预测乐观倾向是一种自我服务偏差(self-serving bias)。个体做出乐观的自我预测往往是因为个体具有自我提升、自我保护的需求，“我认为我会更好”其实意味着“我希望我能够更好”的愿望。
贵州青：观赏石界称天柱绿石，主要产于黔东南天柱一带的清水江及其支流河谷；石质为水冲浅变质硅化板岩、纷沙岩，为观赏石中的上品；储量较为丰富，已成为天柱县的重要支柱产业，天柱县被中国观赏石协会评为观赏石之乡。
但与认知机制相同，非认知因素也不能完美解释乐观倾向的形成原因。追根溯源，这是因为自我预测的乐观倾向与其他许多判断误差一样，是由认知因素与非认知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学界缺乏能够综合、系统揭示乐观倾向的心理机制，一大原因是认知机制与非认知机制之间割裂明显、缺乏有机结合。认知机制与非认知机制都有各自的理论缺陷，对于非认知因素对乐观倾向的影响认知机制就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反之亦然。如何将两类机制结合起来提出更为综合、成熟的理论系统，也许是众多研究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4 展望与思考
近几十年来，研究者对于自我预测的乐观倾向有了较充分的研究，但仍可从以下几方面深入探索：
首先，认知神经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乐观倾向的脑机制一步步公之于众，但主要集中于揭示乐观偏差的认知神经机制，对于规划谬误、过度自信而言，国内外研究者至今尚未发现有关的神经生理机制。有研究[54]发现，出现乐观偏差时激活的神经网络与出现奖赏相关注意偏差(reward-related attention bias)时激活的神经网络有很大程度上的重叠，该神经网络的关键组成部分包括了与杏仁核相连的前扣带回和后扣带皮质。但是该领域的相关研究仍然十分有限，目前国内外研究大多采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很少有研究者利用ERP对乐观偏差、规划谬误、过度自信进行相关研究。
其次，对于自我预期的乐观倾向而言是否存在遗传特质需要进化心理学、生理心理学领域的进一步探究。近期的生物遗传学研究似乎证明了自我预测的乐观倾向一定程度上与遗传特质有关。研究者[55]发现，胎儿时期暴露于低水平睾酮(testosterone)水平的男性更易出现不切实际的乐观倾向，从而导致个体出现自我挫败行为。但此方面的研究还非常有限。
最后，对于自我预期乐观倾向的研究方法需要进一步完善。研究者[56]认为，频繁发生的乐观偏差有可能是研究方法不当引起的，尤其是“社会比较范式”极有可能出现了统计假象。根据目前统计手段，即使是让对未来有明确认知的群体进行预测，统计得出的结果也出现了乐观偏差。在量表编制问题上，常用的7点(-3至+3)计分法使得研究结果出现偏差，例如，当个体预测“自己是否会得癌症”时，假设患癌症的概率为6%且所有人均能预知未来，那么以7点计分为例，将有6%人选择3分(非常容易患癌症)，其余94%人即使最为保守地选择-1(不太可能患癌症)，统计得出的结果也将为负数，这样的结果就往往被误认为个体预测时出现了乐观偏差。研究者还指出，在进行乐观偏差研究时，让受试者预测的事件往往是小概率消极事件(遇上灾难、罹患重病等)，而对于这类事件受试者往往出现基准概率趋中回归(base rate regression)现象，所以当个体进行预测时其实是高估了消极事件的整体发生频率，并没有高估消极事件发生在他人身上的概率，也没有出现乐观偏差。另外，受试者的抽样问题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乐观偏差的研究。当研究者[57]控制了量表编制、抽样误差及基准概率趋中回归等几种统计偏差后发现，乐观偏差现象在先前研究中被远远高估。另有研究者[58]分析了近期的相关文献，发现，大部分研究没有经过严格的实验控制，研究者似乎忽略了许多可能影响实验结果的潜在变量(例如，乐观情绪)。另外，大部分相关研究依赖于横断研究，缺乏纵向比较，乐观倾向最终会导致什么后果、对个体之后的行为会造成什么影响，横断研究还不能回答上述问题。
虽然近年有关乐观偏差、规划谬误、过度自信等乐观倾向的研究甚多，但在研究的规范性上学界诟病不断。针对目前研究可能普遍存在的统计假象、实验控制、基准概率趋中回归等问题，未来的研究应严格遵守学术规范，谨防量表编制、抽样等问题造成的统计假象，全面报告实验数据，并进一步设计出科学、可行的实验范式。
参考文献
[1]Armor DA, Taylor SE. Situated optimism: specific outcome expectancies and self-regulation[J]. Adv Exp Soc Psychol, 1998(30): 309-379.
[2]刘肖岑, 桑 标, 窦东徽. 自我提升的利与弊: 理论、实证及应用[J]. 心理科学进展, 2011, 19(6): 883-895.
[3]Gaertner L, Sedikides C, Chang K. On pancultural self-enhancement: well-adjusted Taiwanese self-enhance on personally valued traits[J]. J Cross Cult Psychol, 2008, 39(4): 463-477.
[4]Weinstein ND. Unrealistic optimism about future life events[J]. J Pers Soc Psychol, 1980, 39(5): 806-820.
[5]Weinstein ND. Optimistic biases about personal risks[J]. Science, 1989, 246(4935): 1232-1233.
[6]王 炜, 刘 力, 周 佶, 等. 大学生对艾滋病的乐观偏差[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6, 22(1): 47-51.
[7]Chapin J, de las Alas S, Coleman G. Optimistic bias among potential perpetrators and victims of youth violence[J]. Adolescence, 2005, 40(160): 749-760.
[8]Xu Y, Yang Y, Ma X. Time perspective, optimistic bias, and self-control among different statuses of university smokers in China: a cross-sectional study[J]. Psychol Health Med, 2018, 23(9): 1054-1059.
[9]Shepperd JA, Helweg-Larsen M, Ortega L. Are comparative risk judgements consistent across time and events?[J]. Pers Soc Psychol Bull, 2003, 29(9): 1169-1180.
[10]尹天子. 将来自我认知的乐观偏向——ERP研究的证据[J]. 心理学探新, 2016, 36(5): 427-432.
[11]Cho H, Lee JS, Lee S. Optimistic bias about H1N1 flu: testing the links between risk communication, optimistic bias, and self-protection behavior[J]. Health Commun, 2013, 28(2): 146-158.
[12]Jefferson A, Bortolotti L, Kuzmanovic B. What is unrealistic optimism[J]. Conscious Cogn, 2017(50): 3-11.
[13]Lovallo D, Kahneman D. Delusions of success. How optimism undermines executives’ decisions[J]. Harv Bus Rev, 2003, 81(7): 56-63.
[14]Kahneman D, Lovallo D. Timid choices and bold forecasts: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on risk taking[J]. Manag Sci, 1993, 39(1):17-31.
[15]Buehler R, Griffin DW, Ross M. Exploring the “planning fallacy”: why people underestimate their task completion times[J]. J Pers Soc Psychol, 1994, 67(3): 366-381.
[16]Brunnermeier MK, Papakonstantinou F, Parker JA. An economic model of the planning fallacy[J]. NBER Work Pap Ser, 2008(14228): 41.
[17]Buehler R, Griffin D. Planning, personality, and prediction: the role of future focus in optimistic time predictions[J]. Organ Behav Hum Decis Processes, 2003, 92(1): 80-90.
[18]Pezzo MV, Litman JA, Pezzo SP.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yuppies and hippie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prediction biases for planning future tasks[J]. Pers Individ Dif, 2006, 41(7): 1359-1371.
[19]郑秋强, 徐富明, 罗寒冰, 等. 判断与决策中的规划谬误[J]. 心理科学进展, 2014, 22(3): 482-491.
[20]Moore DA, Healy PJ. The trouble with overconfidence[J]. Psychol Rev, 2008, 115(2): 502-517.
[21]Foster NL, Was CA, Dunlosky J, et al. Even after thirteen class exams, students are still overconfident: the role of memory for past exam performance in student predictions[J]. Metacogn Learn, 2016, 12(1): 1-19.
[22]Acker D, Duck NW. Cross-cultural overconfidence and biased self-attribution[J]. J Socio Econ, 2008, 37(5): 1815-1824.
[23]Antonczyk RC, Salzmann AJ. Overconfidence and optimism: the effect of national culture on capital structure[J]. Res Int Bus Finance, 2014, 31(3): 132-151.
[24]Czerwonka M. Anchoring and overconfidence: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and cognitive abilities[J]. Int J Manag Econ, 2017, 53(3): 48-66.
[25] Gilovich T, Griffin D, Kahneman D. Heuristics and biases: the psychology of intuitive judgment[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26]Newell BR, Lagnado DA, Shanks DR. Straight choices: the psychology of decision making[M]. London: Psychology Press, 2007.
[27]Koehler DJ, Poon CS. Self-predictions overweight strength of current intentions[J]. J Exp Soc Psychol, 2006, 42(4): 517-524.
[28]Osberg T, Shrauger JS. Self-prediction: exploring the parameters of accuracy[J]. J Pers Soc Psychol, 1986, 51(5): 1044-1057..
[29]Koehler DJ, White RJ, John LK. Good intentions, optimistic self-predictions, and missed opportunities[J]. Soc Psychol Personal Sci, 2011, 2(1): 90-96.
[30]Poon C, Koehler DJ, Buehler R. On the psychology of self-prediction: consideration of situational barriers to intended actions[J]. Judgm Decis Mak, 2014, 9(3): 207-225.
[31]Wilson TD, LaFleur SJ. Knowing what you’ll do: effects of analyzing reasons on self-prediction[J]. J Pers Soc Psychol, 1995, 68(1): 21-35.
[32]Kruger J, Burrus J. Egocentrism and focalism in unrealistic optimism (and pessimism)[J]. J Exp Soc Psychol, 2004, 40(3): 332-340.
[33]Hayakawa S, Costa A, Foucart A, et al. Using a foreign language changes our choices[J]. Trends Cogn Sci, 2016, 20(11): 791-793.
[34]Lench HC, Ditto PH. Automatic optimism: biased use of base rate information for positive and negative events[J]. J Exp Soc Psychol, 2008, 44(3): 631-639.
[35]Helweg-Larsen M, Shepperd JA. Do moderators of the optimistic bias affect personal or target risk estimate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 Pers Soc Psychol Rev, 2001, 5(1): 74-95.
[36]Chambers JR, Windschitl PD, Suls J. Egocentrism, event frequency, and comparative optimism: when what happens frequently is “more likely to happen to me”[J]. Pers Soc Psychol Bull, 2003, 29(11): 1343-1356.
[37]Krizan Z, Windschitl PD. Wishful thinking about the future: does desire impact optimism?[J]. Soc Personal Psychol Compass, 2009, 3(3): 227-243.
[38]Stephan E, Sedikides C, Heller D, et al. My fair future self: the role of temporal distance and self-enhancement in prediction[J]. Soc Cogn, 2015, 33(2): 149-168.
[39]Alicke MD, Zell E, Guenther CL. Social self-analysis: constructing, protecting, and enhancing the self[J]. Adv Exp Soc Psychol, 2013(48): 173-234.
[40]Peetz J, Buehler R, Wilson A. Planning for the near and distant future: how does temporal distance affect task completion predictions?[J]. J Exp Soc Psychol, 2010, 46(5): 709-720.
[41]Roy MM, Christenfeld NJ, McKenzie CR. Underestimating the duration of future events: memory incorrectly used or memory bias?[J]. Psychol Bull, 2005, 131(5): 738-756.
[42]Harris PR, Griffin DW, Murray S. Testing the limits of optimistic bias: event and person moderators in a multilevel framework[J]. J Pers Soc Psychol, 2008, 95(5): 1225-1237.
[43]Chambers JR, Windschitl PD. Biases in social comparative judgments: the role of non-motivated factors in above-average and comparative-optimism effects[J]. Psychol Bull, 2004, 130(5): 813-838.
[44]Wilson TD, Wheatley T, Meyers JM, et al. Focalism: a source of durability bias in affective forecasting[J]. J Pers Soc Psychol, 2000, 78(5): 821-836.
[45]Windschitl PD, Kruger J, Simms EN. The influence of egocentrism and focalism on people’s optimism in competitions: when what affects us equally affects me more[J]. J Pers Soc Psychol, 2003, 85(3): 389-408.
[46]Kruger J, Evans M. If you don’t want to be late, enumerate: unpacking reduces the planning fallacy[J]. J Exp Soc Psychol, 2004, 40(5): 586-598.
[47]Ehrlinger J, Eibach RP. Focalism and the failure to forese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J]. Basic Appl Soc Psychol, 2011, 33(1): 59-68.
[48]陈瑞君. 不同情境中乐观偏差及其影响因素[D]. 重庆: 西南大学, 2012.
[49]Sedikides C, Strube MJ. The multiply motivated self[J]. Pers Soc Psychol Bull, 1995, 21(12): 1330-1335.
[50]Brown JD. Understanding the better than average effect: motives (still) matter[J]. Pers Soc Psychol Bull, 2012, 38(2):209.
[51]Klein CT, Helweg-Larsen M. Perceived control and the optimistic bias: a meta-analytic review[J]. Psychol Health, 2002, 17(4): 437-446.
[52]Pronin E, Kugler MB. Valuing thoughts, ignoring behavior: the introspection illusion as a source of the bias blind spot[J]. J Exp Soc Psychol, 2007, 43(4): 565-578.
[53]谢晓非, 胡天翊, 林 靖, 等. 期望差异: 危机中的风险沟通障碍[J]. 心理科学进展, 2013, 21(5): 761-774.
[54]Kress L, Aue T. The link between optimism bias and attention bias: a neurocognitive perspective[J]. Neurosci Biobehav Rev, 2017(80): 688-702.
[55]Dalton PS, Ghosal S. Self-confidence, overconfidence and prenatal testosterone exposure: evidence from the lab[J]. Front Behav Neurosci, 2018(12): 5.
[56]Harris AJ, Hahn U. Unrealistic optimism about future life events: a cautionary note[J]. Psychol Rev, 2011, 118(1): 135-154.
[57]Harris AJ, de Molière L, Soh M, et al. Unrealistic comparative optimism: an unsuccessful search for evidence of a genuinely motivational bias[J]. PLoS One, 2017, 12(3): e0173136.
[58]Shepperd JA, Pogge G, Howell JL. Assessing the consequences of unrealistic optimism: challenges and recommendations[J]. Conscious Cogn, 2017(50): 69-78.
Advances of optimistic tendency of self -prediction
XU Yuepei ,HE Wen *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College of Educatio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Self-prediction refers to a psychological process of predicting future behavior by oneself. A large number of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self-prediction has varying degrees of optimistic tendency in most cases. There are three main types of self-prediction optimistic tendency: optimism bias, planning fallacy, and overconfidence.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individual factors and situational factors. The mechanism of optimistic tendency includes nonmotivation mechanism(focalism,egocentrism) and motivation mechanism. Future researches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research of cognitive neural mechanism of optimistic tendency using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and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ERP). When conducting research, researchers should focus on the standards of sampling, and choose the appropriate scale and paradigm to guard against the statistical illusion.
[Key words ]self-prediction; optimistic tendency; optimistic bias; planning fallacy; overconfidence
doi: 10.3969/j.issn.2095-4301.2019.02.0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SH093)；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15BSH004)
*通信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贺 雯，教授；E-mail：hewen@shnu.edu.cn
收稿日期 2018-10-26
标签：自我预测论文; 乐观倾向论文; 乐观偏差论文; 规划谬误论文; 过度自信论文;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