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几个不同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视角论文,海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09.9
近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海外学者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争论也越来越多。一方面，海外学者作为“局外人”对中国所做的观察和分析对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学者的背景和理论出发点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各不相同，有的难免失之偏颇，只有在充分了解、分类梳理和追根溯源的基础上才能真正谈及借鉴和参考。总的来讲，近年来海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主体”及其“视角”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一是海外主流中国学的“现代化”视角——主要是从现代化理论出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进行比较研究；二是西方左翼学者的“替代性”视角——主要是从世界资本主义“替代性”的角度出发对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进行分析和评价；三是海外一些政要学者的“发展中国家”视角——主要是从中国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南方国家的示范效用出发对“中国模式”进行解读；四是海外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改革”视角——主要是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如何通过改革继续存在且发展壮大的角度出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关注和追踪。
一、海外主流中国学的“现代化”视角
近年来，海外主流中国学对当代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后30年)的研究呈现出日益繁荣的景象：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中的中国研究所或东亚研究所不断增加；研究队伍和后备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涉及的学科从原来的以史学为主拓展到涵盖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研究对象从原来的国家领域(意识形态、权力斗争等)扩展到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领域；研究方法从单纯的宏观分析发展到宏观定性与微观定量相结合。引起海外学者“中国研究热”的根源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及其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从可操作性上讲，中国对外开放和信息化的普及也使海外学者能够较为便利地获取相关研究资料——而这在改革之前和改革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那时海外学者只能通过一些公开发行的报纸、官方文件等有限渠道获取信息，更谈不上实地访谈了。
从事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者大都是长期关注中国问题的专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持一种中派偏右的观点(他们往往标榜自己是“中立”的和“客观”的)。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中，他们倾向于把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当作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来考察，并且发现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并不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过程——即在市场化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并没有建立起民主化的政治机制和自由化的核心价值。究竟是西方经典理论出了问题，还是中国道路出了问题？通过双向反思，他们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解释范式”，以“缝合”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裂痕”。反映在他们的理论偏好上，就是首先以西方经典的现代化理论、市民社会理论等为基准来衡量当代中国并得出社会经济结构中某一领域或某一区域的“中国特色”，然后从历史、文化和改革环节等方面找出这种“特色”形成的“根源”，在此基础上再提出一种适度修正后的新理论，以增强经典理论对中国的解释力。
比如，海外中国学的一些作者在运用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分法研究中国问题时发现：市民社会概念无论是从“解释”的角度还是从“建构”的角度对中国都不适用。黄宗智(Philip C.C.Huang)认为，市民社会是基于西方历史的发展过程抽象而来的一个概念，它所预设的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对立，与中国自清代以来的社会结构并不相符，适用于中国现实的一个更加准确的概念应当是“第三领域”，只有通过对国家和社会之间存在的这种“第三领域”(在当代中国表现为集体经济和“新型”私人企业)的考察，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和政治权力关系中的特殊性。①许惠文(ViVienne Shue)则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农村社会是一种典型的“蜂窝式”结构，其中每个“蜂窝”都相对自足和独立，因此就不存在所谓的国家和社会的明显边界；改革开放后，这种“混沌性”并没有多大改变，政府(国家)、企业(市场)和村庄(社会)构成一种相互依赖和彼此合作的权力格局，而这种格局又反过来排斥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分改写。②乔纳森·安格(Jonathan Unger)进一步提出了一种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法团主义”理论，即通过建构法团主义团体(主要是一些官方和半官方的人民团体和机构)，一方面对国家领域进行协助，另一方面对社会领域进行协调，最终达成的结果不是像西方那样从国家中分离出市民社会，而是培育出一种国家与社会的制度化联结。③
还有一些学者在对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研究中发现，“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必然会伴随自由化和民主化”的西方“常识”在中国的例子中并不成立。蔡欣怡(Kellee Tsai)在其《没有民主的资本主义》一书中认为：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一般推论是私人经济中出现的中产阶级总是会有政治诉求的，但在中国的私人经济领域始终没有形成这样一个有独立诉求的中产阶级。究其原因，主要是不同层次、不同区域的企业家总是处于分化和疏离的状态，从而不能形成一个“自为”的中产阶级。但是这些企业家通过和各级政府之间的一种自适应作用也能间接地实现对国家政策的影响。④玛丽·加格拉尔(Mary Gallagher)也提出了一个有悖于“常识”的观点，即中国的“例外”——共产党在没有失去政治控制权的情况下逐渐解除了和国有企业工人之间的社会合同，在没有屈从于政治自由化的情况下实现了长期的经济增长——其原因在于外资引进的时机和开放速度的控制恰到好处，也就是说，中国正是在对外开放中利用外部自由世界的力量实现了对内部“自由化”的规避。⑤
海外学者的这些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西方一些经典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的反思，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他们的反思是极为有限的，最终仍然无法抛开西方理论的基本架构和主流意识形态。无论是“第三领域”或是“社会主义的法团主义”，都是试图在国家—市民社会之间找到一个中介，以达到迂回地培育一种类市民社会组织的目的。他们对中国特例的“宽容”是建立在中国特例的“暂时性”和未来“回归”的期许之上的。他们的一些言明或未言明的共识就是：中国道路的特殊性无损于其资本主义的前途；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不以民主化为前提，但最终还是要导向民主化；民主在中国只是被“延迟”了；所谓中国“特色”就是“经济改革先于民主化”。黄亚生就曾指出：“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和原则与西方体制并没有根本上的区别，中国特色的道路，就是选择适合的方式去实现这些普世原则”。⑥
可见，海外主流中国学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并没有考虑到社会主义维度，而是从革命性的断裂、现代性的续写和普世价值的实现上来看待中国的改革开放，这就使得他们的研究尽管资料翔实、设计精致，却不能得出一些具有说服力的结论。
二、西方左翼学者的“替代性”视角
西方左翼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具有不同于海外主流中国学的特质。他们不仅关注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而且更为关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往往把中国的发展置于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背景下来考察。在他们的研究中，不仅包括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尤其是工农业发展道路的分析，也包括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生态可持续性、医疗卫生制度、妇女地位、工人阶级意识等方面变迁的分析；不仅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的考察，也有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考。
虽然西方左翼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怀有一些相似的关切点，但由于他们文化背景的差异以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不一致，使得他们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问题时，往往观点各异、争论不断。比如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和走向的认识上，西方左翼学者就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但总的来讲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姓资姓社说，一类是替代说。姓资姓社说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认为中国目前的私有制已经超过公有制，而且是“不可逆的”。如马格多夫、马丁·哈特-兰茨伯格(Martin Hart-Landsberg)等老左派就认为，市场改革只要一启动，就会陷入一种“湿滑的斜坡效应”，也就是说，每一步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和矛盾会自动地把改革向前推进，其结果就是私有一步一步地替代共有，直至目前“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和日益严重的外国经济控制”。⑦第二种观点认为，虽然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私有化的情况有所加剧，但还没有“越界”，从整体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如奈特·温斯坦(Nat Weinstein)就认为，国有企业在中国还控制着工业的核心部门和金融部门，而且正是这种“社会主义属性”使中国在经济危机中得以幸免，并给全球经济注入了活力。他还进一步提出，只要资本主义世界仍然处于这种缓和的次危机状态之中，中国就没有理由放弃已被证明有效的市场社会主义政策。⑧还有一种更为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究竟朝哪个方向走，还不明朗，目前处于一种“两可”的局面；即使中国的私有制在量上已经超过了公有制，但“为时不晚”。如世界体系论的作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就认为：“社会主义在中国既没有赢也没有输。只要中国不放弃农民对土地的权利，中国的社会主义就有希望”⑨。
另外一类是主张抛开姓社姓资来看待中国问题，也就是从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方面来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与走向。如一直研究中国问题的左翼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就提出了一种“后社会主义”的观点。他认为，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传统划分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是不适当的。因为传统的社会主义已经失去了一致的当前和特定的未来，因此不能再作为一种“元理论”来“指定”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路径。中国也大可不必拘泥于一种“概念上的牢笼”。从这种认识出发，德里克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一种内在的超越资本主义的视界、并具有寻求避免回到资本主义的特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宣布不再高攀一种作为乌托邦理想的社会主义，但也决不会“低就”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不是在于它目前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而是在于它正努力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提供一种替代经验。⑩
西方左翼学者在解释中国过去30年经济增长的根源和动力上，也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他们普遍认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所取得的非凡成就是和毛泽东时期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打下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人民所受到的教育和锻炼(他们称之为“革命的遗产”)分不开的。革命的遗产首先表现在“改革前30年的基础建设是后30年发展的起点”。如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和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一书中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已经从一个基本的农业国转变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国，而这正是改革开放的必要起点。(11)还有一些学者从农业基础上分析了改革与革命遗产之间的关系。如克里斯·布拉莫尔认为，正是“毛泽东时代所建立的一些生产基地与改革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相结合，才创造了农业生产的繁荣发展”。(12)
此外，西方主流观点普遍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因为中国有着大量低成本的劳动力，而一些西方左翼学者则指出：是中国劳动力在质上而不是量上的优越性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这种劳动力质上的优越性来自于中国长期以来的小农经济模式，因为在小农模式下，劳动分工不明显，所以人的素质是综合和全面发展的，知识和经验的完整性得以保存。而且他们还进一步提出，小农经济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可能成功走出一条“替代性”道路的关键：农民和土地的直接结合使中国能够创造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必然是和只会用贫民窟和失业来解决问题的资本主义逻辑不相同的；如果中国的探索最终能够超越资本主义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构成了向世界社会主义过渡的一部分。(13)
总之，西方左翼学者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富有启发性，尤其是他们从世界资本主义“替代性”探索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既避免了用理论来剪裁中国现实的教条主义，又切合了中国改革所具有的超越“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特质。但是，由于西方左翼学者中只有少数长期关注中国问题，大多数人是近年来才开始把眼光投向中国，因此对中国的一些具体情况了解得并不够，难免会开出一些不适当的“药方”。这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研究和辨别。
三、海外政要学者的“发展中国家”视角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尤其是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的突出表现，西方国家的一些政要、智库、媒体观察员、分析家也开始关注起中国的发展。他们从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角度出发，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绩——主要是经济上的腾飞、政治上的独立和外交上的成功——给予充分肯定，并认为中国经验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些南方国家具有示范效用。由于这些政要学者所处的位置和其视野优势，他们往往能捕捉到一些大的趋势，并做出一些具有前瞻性的观察。
近年来国内外影响较大的“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等概念，就是这些海外政要学者率先提出来的。2004年，英国“外交政策中心”刊发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作者是乔舒亚·雷默(Joshua Cooper Ramo)，他认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已经摸索出一种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而且这种模式显然优于已经陷入危机的拉美模式。(14)接着，新加坡《联合早报》也发表文章称，中国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一个有别于西方的发展模式。同年6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在接受新华社记者提问时说，中国依靠独特模式实现发展的经验，的确值得第三世界国家借鉴。“中国模式”一词由此传播开来。
海外政要所说的“中国模式”，只能在“发展中国家”的意义上来理解。也就是说，“中国模式”并不是在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进行比较中界定出的一种具有资本主义“替代性”取向的新模式，而是在发达国家已经占据有利地位的经济全球化情势下界定出的一种后发国家实现经济腾飞、赶超发达国家的新路子，这种新路子只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相同取向的探索相区分。如“北京共识”提出的背景就是“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试验在拉美一些国家的失败，“北京共识”的特征——不搞全盘私有化、不搞金融自由化、不搞自由国际贸易、不对华盛顿方面言听计从等，和拉美模式所遵从的信条正好相反，因此，“中国模式”实际上是作为拉美模式的替代版本提出来的。另外一些政要学者把“中国模式”与东亚威权主义相比较。如美国银行家威廉·奥弗霍尔特(William Overholt)认为：“当代中国不是另一个苏联，也不是1966年的极权主义国家，而是一个类似1972年的韩国的大国”。(15)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则提出“中国模式”要优于东亚模式，因为“中国模式”具有“快速做出巨大的、复杂的决策的能力”，在政府质量上要高于其他威权主义国家。(16)
“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的概念提出以后，引来了不少海外学术界的批评，他们认为这些概念没有经过严密的理论论证和分析，“没有什么确定的内涵”，“几乎不能称为一种理论”，“仅仅追求一种媒体轰动效应”等等，但这并没有妨碍到他们沿着这些不严密的概念所提供的线索进行论证和分析的兴趣。正是在“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的说法抛出后不久，无论是海外中国学还是西方左翼都围绕着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中国模式”的内涵和特征、“中国模式”的特殊性和普适性等方面展开了持久的讨论，并在国内学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四、海外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改革”视角
苏东剧变以后，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从21个锐减到了5个。作为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如何通过改革继续存在且发展壮大，成了几乎所有共产党国家的核心命题。继中国、越南、老挝之后，朝鲜和古巴近年来也开始走向改革之路。中国作为先行者所取得的成绩无疑对其他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动荡岁月中保住了政权，而且由它掌管的国家实力也在不断增强。由于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具有相近的政治体制和相似的经济发展程度，所以他们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学习和参考中国的改革经验，他们所提出的一些改革策略也带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痕迹。如越南提出的“革新开放”政策和“马克思主义越南化”，朝鲜劳动党提出的建设“朝鲜式的社会主义”等等。但另一方面，不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作一种具有普适性的模式也是这些国家共产党的一个基本态度。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院长阮德平就曾指出：“中国共产党主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越南共产党主张‘符合越南条件和特点的社会主义’及社会主义道路”。(17)老挝人民革命党认为老挝有自己的特点，“不能无选择地抄袭某一个国家的模式”。(18)古巴共产党也明确提出：注重吸收中国经验，但绝不会照搬“中国模式”。这些都反映了自苏东剧变以来国际共运认识上的一个新变化——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下，社会主义在世界各国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国情不同，具体道路也不同。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和重组之后，目前也有不少处于相对活跃状态，他们大都对中国的市场改革持一种赞同的态度，认为中国的探索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和改变全球资本主义体制具有重要意义。如美国共产党主席萨缪尔·韦伯(Samuel Webb)2007年访问中国时就这样评价道：“中国所取得的成功对于整个世界都是有积极影响的，不仅是争取实现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斗争的成功，而且也是对于争取一个民主、和平、稳定世界的成功”。(19)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绪方靖夫在2011年访问中国时也提出，“中国模式是一个还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事物，其实质就是通过市场建设社会主义，是一条与资本主义并存、竞争中寻找到的道路，是一条新的和平之路”。(20)法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在吸引和利用外资、地区平衡发展等方面做得很出色，改革使普通中国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21)也有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对于中国改革的社会主义取向持保留态度。如德国共产党认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已“面临崩溃”，共产党的干部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体现者”；但不排除中国共产党“为发展政策确定一个符合多数人民利益的政治目标，最终采取以社会主义为取向的战略”。(22)
注释：
①Philip C.C.Huang,"Public Sphere"/"Civil Society" in China? The Third Realm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Modern China,Vol.19,1993,pp.216-240.
②ViVienne Shue,The Reach of the State: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p.125-152.
③Jonathan Unger and Anita Chan,China,Corporatism,and the East Asian Model,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No.33,1995,pp.29-53.
④Kellee S.Tsai,Capitalism without Democracy:The Private Sector in Contemporary Chin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7,pp.44-72.
⑤Mary E.Gallagher,"Reform and Openness",Why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Have Delayed Democracy,World Politics,Vol.54,2002,pp.338-372.
⑥黄亚生：《“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4页。
⑦Martin Hart-Landsberg and Paul Burkett,China and Socialism:Market Reforms and Class Struggle,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05,pp.1-12.
⑧Nat Weinstein,In Response to Monthly Review on China,Socialist Viewpoint,Vol.4,2004,pp.5-10.
⑨Samir Amin,"Market Socialism",A Stage in the Long Socialist Transition or Shortcut to Capitalism? Social Scientist,Vol.32,2004,pp.3-20.
⑩[美]阿里夫·德里克：《重访后社会主义：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吕增奎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5期。
(11)[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杜蒲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37页。
(12)[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73页。
(13)Samir Amin,"Market Socialism",A Stage in the Long Socialist Transition or Shortcut to Capitalism? Social Scientist,Vol.32,2004,pp.3-20.
(14)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London: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2004,pp.1-21.
(15)[美]威廉·奥弗霍尔特：《中国的崛起：经济改革正在如何造就一个新的超级大国》，达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32页。
(16)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The Economist,January 18[th],2011.
(17)李慎明主编：《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3页。
(18)钟清清：《各国共产党总览》，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第78页。
(19)王中保：《美共负责人谈美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态势》，《红旗文稿》2007年第3期。
(20)郑萍：《中国走的是和平振兴道路》，《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3月3日。
(21)何农：《我钦佩中国共产党人——访法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光明日报》2001年7月5日。
(22)[德]贝尔格曼：《德国左翼如何看待中国改革》，殷叙彝编译，《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5年第1期。
标签：中国改革开放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中国特色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政治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社会主义道路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经济论文; 现代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