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八年发展农业三种思路的变动轨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九论文,三种论文,变动论文,轨迹论文,思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发展农业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思路。
第一种，通过组织上合作化、集体化，思想上加强社会主义教育，直至发展到狠抓阶级斗争等传统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发展农业的思路。它在中国的突出表现形式就是人民公社，在“文化大革命”中则主要体现为“农业学大寨”运动。
第二种，来自于第一种思路但又不拘泥于它，而是在实际工作中根据实践的规律、按照群众的要求有所改正的思路。“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思路基本上只能在人民公社框架内，扛着“农业学大寨”的旗帜，通过维护60年代初期制定的“农业六十条”，来稳定农业生产。
第三种，就是一种自发地发展农业的思路。这种思路当然与前两种思路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它没有上升为党的文件在工作中起指导作用，甚至也没有形成文字以便交流。它主要体现为农民的实践活动，但不可否认有主观意识上的内容普遍存在于广大农民的心目中。而且就其影响的广泛性、长期性、深刻性来说，它一点也不亚于前两种思路。因此它又是完全可以与前两种思路并列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的。这种思路要求分散经营，生产上根据需要适当联合，它的代表者——农民不仅对人民公社、“农业学大寨”运动，而且对靠维护“农业六十条”来稳定农业生产的第二种思路也心有不满。“文化大革命”前这种思路还能不时地在党内有所反映，甚至同党内的第二种思路交叉、融合，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它则只能在高压下自发发展了。尽管阶级斗争越抓越紧，但它仍然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本文拟对1966至1978年间这三种发展农业不同思路的变动轨迹进行初步探索。当然这三种思路也只是就农业发展情况大的方面所作的概括，在它们之间及在各自内部仍可能有分支或分歧，对这些就不详加论列了。
一、1966至1969年，第一种思路占居统治地位， 其他思路处于潜伏状态
1958年，人民公社出现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三年困难时期。1962年出台的“农业六十条”可以说是从人民公社思路上作了暂时的退却。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五·七”指示，标志着人民公社思路的重新抬头并有所发展。1966年8 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在农业方面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标志着发展农业的第一种思路占据了统治地位。
以大寨作为这个特殊年代的农业战线上的红旗，并不是偶然的。大寨本来是一个自然条件很差的地方，解放后依靠集体的力量，依靠艰苦奋斗，将农业生产搞了上去。大寨自力更生发展农业生产的经验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成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
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大寨就由一个自力更生抓生产的典型，变成了一个紧跟时势，狠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在农业战线推行极左路线的政治典型。然而，细考大寨的所谓经验或根本道路，其实也只是毛泽东有关人民公社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顺延和发展。它概括地说有如下几点：1、在政治上狠抓阶级斗争， 形成阶级斗争扩大化；2、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搞“穷过渡”；3、不断地“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的路”；4、不断鼓吹平均主义， 破坏按劳分配。另外，在生产上也强调要自力更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等。
大寨经验通过强制推广，得以在更大的范围内产生影响。当然不能否认其中的部分生产经验的推广，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范围内也确曾产生过积极影响。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其积极影响是越来越小了，而消极影响却越来越大。它和极左路线一道，在农村制造了混乱，严重挫伤了农村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出现三年的下降和停滞。农业生产总值1966年为641亿元，1967年651.3亿元，仅增长1.6%。 农业生产总值1968年为634.5亿元，比上年下降2.5%，1969年为641.8 亿元，仅增长1.1%。社员收入也徘徊不前甚至下降。
党内对于以农业学大寨的这种方式来发展农业生产，意见并不是一致的，周恩来等就持有不同意见。而在天下大乱之际，毛泽东对抓农业生产始终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没有将“农业六十条”否决掉。毛泽东的这种做法为周恩来利用它保留了必要的条件，当然也为周恩来后来在农业上的进一步调整设置了障碍。
本来大寨这面农业战线红旗的竖立与周恩来还有很大关系。但对于大寨“文化大革命”中那种狠抓阶级斗争来搞生产，周恩来无疑是有保留的，他曾多次声明：“我就不相信，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上去”。当然，当时周恩来等是在坚持维护农村人民公社这种政治经济体制的前提下，通过坚持60年代初的“农业六十条”来发展农业的。这种思路为党内相当一批务实的干部所拥护。但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极左思潮正处于“凯歌行进”状态，农业学大寨运动更是高歌猛奏，因此，这第二种思路就处于被压抑状态。
就在这“高天滚滚寒流急”的时候，仍然存在着第一种思路要将其“批倒批臭”但又不倒不臭的第三种思路。这种思路实际就是要冲破现有的农村政治经济管理体制，求得农民、农村、农业的自然发展。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思路植根于人民群众中，国家没有给予农民基本的生活保障，他们的生活主要依赖自己的劳动来维持。间接的原因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恰恰为第三种思路的生存和发展赢得了难得的空间。
根据1970年8月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反映，陕西省就有11 种资本主义倾向，在这11种倾向中，许多倾向恰恰反映了当时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状况和农民的迫切要求，它们包括：弃农经商，副业单干，自由种植、开荒，扩大自留地，组织地下包工队等。这些现象在其他各省也多有反映，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之外，“文化大革命”以前农村出现的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也没有被禁绝，甚至还有所发展。据农林部1973年对贵州的调查，该省有些生产队秘密分田到户，已有5年到13年的历史。除此之外，不少地方搞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 这些现象在江苏、广东等省也都存在。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无庸置疑第一种思路占据绝对统治地位，但另外两种思路也都同时存在。可能也正因为有第二、第三种思路的存在，才避免了更大灾难的发生。
二、1970至1973年，第一种思路受到一些抑制， 其他思路抬头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极左横行，不是乱了敌人，而是乱了自己。社会的动乱和经济的下滑、停滞，并不符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他是要通过抓革命，更好地促生产。毛泽东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在坚持“左”倾错误的前提下，不能不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微调。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等党内一批务实的领导人，相对获得一些自由，有较多的主动权来恢复“文化大革命”前被证明行之较为有效的各种政策，恢复和发展经济，第二种发展思路得以推行。1970年后，农业战线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逐步进行了调整。此时，他们在抓农业生产的过程中主要面对的是农业学大寨的极左危害，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认识水平，对付这种极左错误，他们既有斗争，也有妥协。
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继续肯定了大寨的政治典型，肯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是大寨经验中第一位的东西，提出要推广大寨经验，就必须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然而，会议明确强调，“六十条”中关于人民公社现阶段的基本政策仍然适用。关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按劳分配、尊重生产力自主权、“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等政策都要继续贯彻执行。会议批评了前一阶段任意改变基本核算单位、收自留地、以革命代替生产、搞群众运动等方面的错误。这个会议无疑在扛着大寨红旗的同时，开始着手纠正学大寨运动中的偏差，抓农业政策的落实。
在1971年春天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全国棉油糖会议、1973年召开的计划会议和棉花会议等一系列会议上，周恩来几乎逢会都强调要贯彻“农业六十条”中的有关政策。197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特别指出，在分配中当前要克服平均主义，应该按照社员的劳动质量和数量，付给合理报酬。对大寨的经验，周恩来也多次委婉地提出不同的看法。1970年2月13日， 周恩来在全国棉花会议上说，大寨经验在山西适用，不一定在河北、江苏适用。1971 年5月，周恩来在谈到学大寨经验时说，首先学毛泽东思想，要实事求是；第二是学自力更生的精神；第三是学先公后私的精神。1974年3月， 周恩来在与外国客人谈话时指出，人民公社成立15年了，在一些地方还有极左现象，如取消自留地，不准社员家里养猪、养鸡，使农民的积极性受到影响。此外，学大寨要注意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现在大寨是二级所有，如全国都来学就很不利。
在周恩来等人的推动下，各级领导机构也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来贯彻农村经济政策，以减少“左”倾错误对农业的危害。农村状况开始有了改观，不少地方对穷过渡进行了纠正，在生产管理上大都实行了不同形式的定额管理制度，在分配上坚持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兼顾的原则，在生产经营上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得到了发展，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开始被调动起来。从1970年到1973年，除1972年因灾害稍受影响之外，农村经济获得了增长。1970至1973年，农业总产值分别比上年增长11.6%、3.23%、－0.2%、8.3%。
但是，农村人民公社政策落实的情况仍是不理想的，对落实政策所产生的效果不能高估。“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动乱虽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恢复了一些农业生产的秩序，但这种恢复的作用有二重性，一方面它为恢复、贯彻农村经济政策提供了行政保证；另一方面，由于这种行政组织的“左”的惯性，加上这些政策中本身所内涵的“左”的内容，从而又为“左”倾错误发挥作用提供了温床。因此，在政策落实中不得不付出很高的成本。
1972年8月， 农林部在《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政策落实情况的调查报告》中指出，有些地方仍存在“一平二调”、瞎指挥现象，劳动计酬中的平均主义现象还比较普遍，对社员家庭副业干涉过多的事情仍不断发生，有的地方穷过渡、没收自留地问题仍没有解决。农林部在《1973年农林工作要点》中指出，“落实人民公社各项经济政策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不可估计过高。党的政策不落实的情况，在相当多的地方仍存在。”当时，农业生产虽然有所恢复和发展，但是市场商品供应仍然十分紧张，社员生活没有明显改善，全国各地农村也都存在农民外出逃荒的情况。
为了进一步改变这种状况，周恩来加大了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力度，同时对第三种思路也加强了压制。然而，在加紧批判极左思潮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对“文化大革命”的总体评价。1972年底，在批判林彪极左时，毛泽东认为林彪是极“右”，只准批极“右”，不准批极左。1973年形势开始逆转。秋天，不少地方就煽动“反右倾回潮”。年底，毛泽东加重了对周恩来的批评，并重提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1974年，毛泽东又支持了矛头指向周恩来的“批林批孔运动”。从而使得周恩来通过批极左，促农村经济政策落实，抓农业生产的工作陷于停顿。
也就在70年代初，第三种思路也进一步扩大了影响。此时，极左的危害开始被更多的人认识，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使当时的政治气氛稍有宽松。经济上，周恩来抓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为农民追求自身生存条件的改善开了一些绿灯。但是，这些仍然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第三种思路开始迅速发展。在各地抓按劳分配、生产定额管理的过程中，不少地方搞起了“三包”、“四固定”、“五统一”，有的发展成了包产到户，例如，1973年，江苏省建明、大丰、东台、射阳、阜宁5个县，广东省海南岛有7个县，贵州省被调查的15个县中有13个县，都发现有搞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其中广东海南岛7 个县中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2.9%。更为突出的就是分田单干， 贵州有些地方分田单干已有多年的历史，此时又有发展；甘肃省康乐县、福建省晋江县、四川涪陵县、浙江省平阳县也都存在分田单干现象。另外，被称作“资本主义”的农村商品经济也在快速发展。
第三种思路的影响剧增，不仅为第一种思路所反对，也不为第二种思路所允许。1973年，在批林整风、抓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批判资本主义倾向中，第三种思路受到了打击。据1974年1月全国棉花会议反映， 1973年各地都采取了行动，猛刹劳力外流、副业单干、私分田地等现象。
三、1974至1975年，第一种思路试图“重温旧梦”， 其他思路退守
此一时段政局虽然不十分明朗，但是斗争却更趋激烈。
一方面，形势可能会向坏的方面转化。毛泽东支持了“四人帮”发起的针对周恩来的“批林批孔”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发表了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这些在各个领域都引起了混乱甚至动乱。另一方面，情况也有可能向好的方面转化。1974年毛泽东指示，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他还指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1975年周恩来在四届人大重提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周恩来病重住院，1975年毛泽东支持邓小平出来抓整顿。这两个方面的较量影响乃至决定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农业战线则继续表现为：“农业学大寨”的第一种思路同继续坚持“农业六十条”的第二种思路的矛盾冲突。当然第三种思路仍然处于被打压状态。
1973年秋，陈永贵被选进中央政治局，并被任命为主管农业的主要副总理之一。其后，陈永贵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进一步推广为适应新形势而不断进行了包装的大寨经验。在“批林批孔”、基本路线教育、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下，“农业学大寨”运动又得到推动，农村又刮起一股极左逆流。农业整顿面临着考验，多种经营、自留地、集市贸易、农村副业进一步受到打击。尽管如此，大寨的一套，响应者始终仍是少数，很多地方都是运动来了就搞起来，运动过后就丢一边，对“左”的一套进行“权变”。形势有点像陈永贵所说的，全国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发展得很不平衡，还有不少地方至今还没有解决学大寨学什么的问题，还没有把学大寨当成农村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搞。
而此时正在筹备召开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大寨、昔阳的主要负责人在会议的发言草稿中，以很大篇幅介绍大寨、昔阳继续进行生产关系革命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内容，如：革自留地、住宅私有的命，实行大队核算，取消定额包工、死分活评，口粮自报公议或基本按需分配等。陈永贵则在会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人民公社核算单位由生产队过渡到大队，实行大寨劳动管理办法，社员集体统一住房等。准备三炮齐发，但可惜几乎都打了哑炮。
对于大寨、昔阳主要负责人的报告，农林部领导沙风等于1975 年8月26日向华国锋、陈永贵提出建议，这些发言稿要作必要的修改，认为大寨、昔阳的作法还不能够向全国推广。陈永贵的建议得到毛泽东的谨慎支持，他希望在政治局讨论一次。但在9至10月，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座谈会期间，由于大多数与会代表不同意，故陈永贵的建议被暂置高阁。
1975年9至10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开幕式上， 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特别指出了农业的落后和发展农业的迫切性，强调必须真抓实干。当然，限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认识水平，他在讲话中仍然肯定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
华国锋在这次会议上作了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除了在政治上继续提出“左”的要求，在生产上提出了过高的指标外，也提出了一些促进农田基本建设和发展社队企业、推广农业科技方面的要求。但是，不可低估大寨的影响。会议仍扛着学大寨的旗帜，并且前期在大寨、昔阳召开，大寨的做法无疑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华国锋的总结报告在一些政策问题上或语义含糊，或没有公开表态，也使广大农村干部无所适从。例如关于过渡问题，华国锋的总结报告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在多数地区是适用的，同时应该看到生产队向生产大队过渡是方向，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将逐步向以大队乃至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所有制过渡。华国锋作了报告以后，虽然多数代表认为对过渡要慎重，但仍有个别人表示，回去就要过渡一批。
从会议上看，第一种思路和第二种思路的斗争互有得失，第二种思路暂时略占优势，但由于邓小平很快被打倒，这种优势迅速丧失殆尽。
这一时期，各地都加大了对第三种思路的打击力度，但是，第三种思路的影响依然存在，有的地方还在搞扩大自留地、将部分耕地分到户。农村商品经济继续发展。劳力外流在部分地区仍很普遍。有的社队企业“脱轨转向”，赚钱至上。各地都出现将农机倒卖牟利，或搞运输，或将农机改装后搞加工生产。
农村工作虽然开始出现波动，但没有出现大的混乱，故农村经济仍在缓慢发展。农业总产值分别增长4.2%、4.6%。农民个人从集体得到的分配收入出现徘徊，1973至1975年社员人均集体分配收入、粮食分别为：65.4元、413斤，66.3元、414斤和63.79元、413.6斤。 1974 年比1973年略有增加，1975年比1974年则略有减少。
四、1976至1978年，第一种思路又占据统治地位， 其他思路即将联合起来冲出包围
这三年，是新中国历史上形势变化最大的时期之一。在这三年中，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相继去世，党内危害最烈、最长的“四人帮”集团垮台，但继任者却提出了“两个凡是”。也就在这个时段的最后，终于召开了开创新时代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短短三年，历经历史的巨变。农业战线也毫不例外。
1976年春天邓小平又被打倒。秋天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被打倒。但主管农业的领导人并没有什么变化，他们先后将“农业学大寨”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四人帮”不和谐地连在一起，加紧推广大寨一套“左”的经验。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马上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华国锋试图通过农业学大寨运动这一“关系全局的大事”，来“极大地促进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蓬勃发展”。这次会议与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相差仅一年，时隔不过一年，即1977年11月又召开了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三年召开了三次全国性的农业学大寨会议，实属罕见。后两次会议，陈永贵的影响加大。
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陈永贵作了主题报告。他在报告中，除了强调要继续贯彻执行华国锋去年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外，还提出要“更高地举起农业学大寨的红旗”。在抓阶级斗争方面，陈永贵提出，要继续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对“五种人”（包括坏人、蜕化变质分子、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老好人和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人）必要时要进行组织整顿。山西省从1975年底开始，三年中共整了“五种人”一万三千多人。在批判资本主义方面，陈永贵提出，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要坚决打击，对少数地方的“三自一包”、分田单干要坚决纠正。各地也都采取了许多措施，如江苏江都县外流劳力6万人就收回了4万。
对于农村生产关系，陈永贵在报告中特别提出“要充分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制度”。“促进公社、大队两级经济的发展，为逐步过渡创造条件”。这次，陈永贵终于将他准备在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提出的过渡问题又提了出来。为了实施“穷过渡”，1977年11月召开的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在所有制问题上终于部署了“穷过渡”的规划，提出“实现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大队的过渡……是前进的方向，是大势所趋……今冬明春，可以再选择一部分条件已经成熟的大队，例如，百分之十左右，先行过渡，进一步取得经验”。
经过这样的反复宣传和多番灌输，“穷过渡”风很快在全国农村蔓延，据统计，全国实行大队核算的单位，从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前的27753个，占大队总数的9.2%，发展到1977年11月的33918个， 占大队总数的11.2%。普及大寨县座谈会以后，全国各地过渡比例又有提高，北京原有大队核算的占大队总数的33.4%，计划再过渡一批，合起来达到50%。1977年11月山西过渡的比例已经高达39.9%，居全国第一，到1978年初，该省的过渡比例已高达50%。
这3年连续抓农业学大寨，给农村经济带来严重的破坏。 在穷过渡中，农业生产受到影响。1976年，农村经济多种指标下降，粮、棉、油、肉类、水产品等均没有完成国家计划，集体粮食总产量下降，国家农业税收、集体提留、 社员集体分配等项指标均下降， 社员分配收入比1975年减少4角5分，粮食比上一年减少4斤7两。1977年，农业经济开始恢复，但是，农业生产仍没有完成计划，粮食、棉花继续减产，分别比上年减产71亿斤和13万担。社员分配收入1977年比1976年仅长了两元多。显然，如此下去，不仅农村无法走出困境，而且势必影响国民经济和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
然而就在1977年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上，陈永贵将他的“穷过渡”正式推出的时候，会议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这次会议的汇报提纲，首先就总结了农业生产上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速度慢、不平衡、不全面。在分配的原则上，提出了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反对平均主义。这些总结已经少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惯用的“形势一派大好”的自欺欺人言论。正因为“文化大革命”使第一种思路的人民公社以及“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错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从而大大帮助了人民识别它的真面目。毛泽东在世时尚能维持人民公社这副架子，捂住其错误，毛泽东去世以后，谁也没有这个能力了，第一种思路只能是强弩之末了。
在会议之外，个别省的领导已经开始探索进一步恢复农村经济政策，擂响了农村改革的战鼓。1977年11月，万里在安徽领导制定出《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六条”），它的主要内容包括：搞好农村的经营管理，可以组织作业组，个别农活也可以责任到人；尊重生产队自主权；落实按劳分配政策；允许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些政策的贯彻比较大地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有些地方如滁县部分地区就是在贯彻“六条”之中，开始联产承包到组以至到户。四川省也在调整农村政策。但是，这些政策都还没有跳出“农业六十条”的框框，可以说仍是“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农业第二种思路的延续。
然而，一旦第二种思路有所让步、放松，第三种思路就会进一步施展其魅力，第二种思路是跟着第三种思路走，还是仍抓着人民公社等第一种思路不放手，考验领导人才能和胆略的关口就这样迅速来到。
1978年5月11日， 《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开始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真正树起了一面“照妖镜”。“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极左一套，经它一照原形毕现，“农业学大寨”运动也难例外。但是，1978年真理标准的讨论所带来的思想解放，仍没有充分发挥出它的威力。这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而依靠的体制和使用的方法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创新。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下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试行。这两个文件总的说来是好文件，它们批判了“左”倾错误，总结了经验教训。然而，文件仍深深打上了“左”的烙印，没有触及原“六十条”的主导思想和关键部分。人民公社这种政经合一的组织继续被维护，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还要继续发扬大寨的革命精神。
从上述两个文件，不难看出“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农业的第一种思路和第二种思路在其中的交叉，因此这两个文件带有一定的妥协性。
虽然如此，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是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三中全会公报和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为农业发展和改革确立了崭新的指导原则：1、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在农村停止搞人为的阶级斗争。2、提倡解放思想， 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3、决不允许搞“穷过渡”， 放弃了继续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的口号。4、要完整地执行“以粮为纲， 全面发展”的方针。5、必须首先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这些原则的确立，为三中全会后农村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农业学大寨运动以及人民公社体制被抛弃将是指日可待的了。
“文化大革命”中第一种思路和第二种思路，如此打了十多年的“仗”，谁也赢不了谁，农村经济也始终未能走出困境，原因就在于它们都是人民公社“藤上的瓜”，谁也离不了谁。为了摆脱困境，就必须解放思想，另换思路。需要大胆的实践，更需要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说穿了就是如何将“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三种思路，正确地加以吸收、采纳以及规范化管理的问题。在这方面，万里领导的安徽省又大胆地闯在最前面。
如果说1977年11月，万里在安徽领导制定的“六条”仍没有跳出“农业六十条”的框框的话，那么1978年安徽大旱，9 月省委作出“借地种麦”决定，1979年1 月万里支持滁县地区的来安等县的包产到组乃至到户，又更进一步支持了肥西县的包产到户试点，就开始突破“六十条”的框框。同时，万里还明确宣布安徽不学大寨那一套。万里同志说得好，如果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照搬照套文件和上级指示，那还要你这级领导干什么？那就干脆把文件直接发给群众好了！这些都反映了一个改革家的气魄，是顺应民心的壮举。可以说万里此时已经从发展农业的第二种思路跳到了第三种思路，实现了重大的转变。他这带头一跳，就使农村改革走到了最前面，带头开创出新的局面。之后，随着万里上调中央，主管全国的农村工作，农村改革被进一步推广和引向深入。当然万里的开创之功，离不开邓小平的强有力支持，离不开真理标准讨论带来的思想解放，离不开三中全会作出的重大战略转移的决策。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的75号文件， 开始允许边远山区和贫困地方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一个月后，中共中央转发了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它标志着大寨红旗彻底倒下了。1982年中央1号文件则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1983年的中央1号文件，进一步提出包产到户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从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广大农村普遍推广开来。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了《关于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农村就从“政社合一”为特征的人民公社框架中走了出来。
改革6年后的1984年， 中国政府即宣布已经解决了建国后长期没有解决的温饱问题。今天的中国则已经告别了社会主义国家过去普遍存在的“短缺经济”。
历史以第一种思路退出舞台，第二种思路的主流与第三种思路融合，一起开创新局面而告一段落。这再次映证了毛泽东的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注：本文所用档案材料均来自农业部办公厅档案处，未作一一注明，特此致谢。）
标签：农业学大寨论文; 文革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大革命时期论文; 周恩来论文; 陈永贵论文; 毛泽东论文; 三农论文; 农民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