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图书馆精神的科学解读_图书馆论文

公共图书馆精神的科学解读_图书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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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 G250

CLASS NUMBER G250

当代中国的公共图书馆事业,有着整体前行的良好趋势,也有着不容忽视的事业内部差异扩大的隐忧。经济发达地区公共图书馆掀起了又一次馆舍建设浪潮,但是,社会服务能力普遍不足,以及基层公共图书馆大多窘迫如故,依然是公共图书馆事业的两大软肋。面对现实的巨大反差,重提“公共图书馆精神”成为一种新的发展思考。一般的理解是,已经是殿堂式图书馆的服务能力提升,需要图书馆员发扬公共图书馆精神,搞好社会公益服务;依然在简陋环境中的图书馆工作者,也需要继承传统的公共图书馆精神,坚守社会公共服务的道德底线。

对“公共图书馆精神”的呼吁时时见于专业报章,行政管理文件中也常常反复强调。但事实是图书馆界很少能够认真付诸实践。更有一些论述则着力分析、阐述当代社会的技术、环境、服务手段等变化对图书馆活动的影响,其真正目的是力图证明“公共图书馆精神”已经不合时宜。

这样的现实促使思考走向深入,“公共图书馆精神”之理想与实践背离的社会原因究竟是什么?公共图书馆精神到底是什么?它如何与公共图书馆实践联系?

1 现状:公共图书馆精神与实践的背离

1.1 崇高的精神

范并思先生在曼彻斯特公共图书馆创建150周年的纪念论述中,回顾了世界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程,并从法理角度为公共图书馆这一社会文化机构,及其对应的社会文化制度的合理性进行系统的“辩护”。强调了现代社会中的公共图书馆不仅仅是一个文化教育、科技普及、生活娱乐的机构或设施,更重要的是它代表着一种维护社会公正的制度。因为,公共图书馆精神已经赋予了一种让社会知识得到公平利用,保障社会弱者平等获得竞争资源的社会正义内涵[1]。

对于公共图书馆事业而言,这样的注解应该是给予公共图书馆工作的最高精神激励。日常平凡的图书借阅工作也关系着维护社会公正的崇高职责,公共图书馆员的职业自豪感应该为之显著提升。

公共图书馆的传统理想教育,一般无法提升到这一层面。通常表现为“为社会大众贡献精神食粮”、“为科技进步甘当好二传”、“发扬先人后已的人梯精神”等等,但都曾经让一代代公共图书馆工作者尽职尽责。它至今依然支撑着全国大部分清贫的公共图书馆员,继续默默地奉献着青春和智慧。

问题是:专家和管理高层津津乐道、极力倡导的“公共图书馆精神”社会效益如何?近50年来,公共图书馆馆员在这样的精神鼓励下,所作的大量付出,其价值是否得到社会的共同认可?否则,如何解释当代公共图书馆活动的困窘?

1.2 难言的认同

当代公共图书馆工作者的地位十分微妙。尽管图书馆管理高层为公共图书馆员的工作涂上了神圣的色彩,诸多图书馆学专业论述也提出图书馆活动崇高的使命。然而,不无遗憾的是,所有这些赞颂大多仅仅来自于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界自身。公共图书馆员不难发现,所有一切美好的词语,一旦走出公共图书馆大门就迅速贬值了。现实社会对图书馆员及其活动的认同程度,绝对难以令图书馆员自豪起来。只要是公共图书馆工作者,无论他身在宫殿式的发达城市图书馆,或是坚守在穷街陋巷的乡镇、街道图书馆,对此自然都会有切身的体会。

“信息时代”、“知识经济”等社会新潮在公共图书馆活动与发展研究中,曾经掀起过一阵阵波澜,公共图书馆活动也在适应社会发展口号下作了大量改革实验,图书馆员在发扬公共图书馆精神,改善图书馆服务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这一切,在改善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地位,增加对图书馆活动的社会认同等方面,并没有产生显著效果。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图书馆理论界经常有一些论述,对图书馆学研究领域中的盲目拓展、自我拔高等倾向表示不满,但是面对“公共图书馆精神”这一眩目的理想光环,却未见有人对现实的“背离”提出过质疑。而公共图书馆员则清楚地看到了社会认同与自身认定之间的巨大差异,在社会舆论中常见的表述是:科学研究工作者指引着“社会的未来”,学校的教授老师应该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医生护士是“生命的守护神”或“白衣天使”,只有法官律师才代表着“社会的公正”。而绝大部分公共图书馆工作者,在国内未充分发展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属于被同情的社会弱势群体成员。“公共图书馆精神”和“实践的社会认同”发生了背离。

继续复涌“公共图书馆精神”,继续期望以苦修内功、加强服务来赢得社会的尊重,提升公共图书馆的地位,显然只能是脱离现实的无效说教而已。

任何一种社会活动及其发展都有着自身的规律,人们能够做的只能是不断摸索,逐步深化对规律的认识。解决“公共图书馆精神”与“实践的社会认同”背离,不能简单地要求公共图书馆员精神的净化或专业能力的提升,而需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社会现实中相互关系的梳理与分析,从实践过程本身探寻问题的根源。

2 解析:公共图书馆精神与环境的梳理

2.1 经济环境的考察

50年代中期以来,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始终是各级行政投入的一个基本组成。若暂时撇开投入数量的多少,或投入是否充足等问题,公共图书馆事业是社会各领域中,能够持续不断地获得行政投入的少数部门之一,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公共图书馆事业似乎永远处于“饥饿状态”,即使在80年代的大规模新馆舍建设浪潮中,经费不足的呼吁也未曾停歇过,更别说“低谷时期”的“悲愤呐喊”了。应该引起公共图书馆界重视和反省的是,社会对图书馆经费呼吁的回应正在逐渐淡漠。自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八九十年代,到新世纪初,社会各界对于公共图书馆要求增加投入的“声援”越来越弱,为公共图书馆“大声疾呼”的声音近年来几乎听不到了。对此,公共图书馆界需要认真地自我反省: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近50年,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始终处于“铺与补”交替过程:社会经济形势良好时,公共图书馆把争取到的经费投入,大量投向各种类型、不同层面的新馆建设,迅速地“铺摊子”;接踵而来的往往就是维持经费不足的苦恼,于是千方百计地“补”足维持经费成为各个图书馆管理者的日常难题;而一旦社会经济环境出现异常,大量守不住的“摊子”就只好抛弃。何况,如此恶性循环在某些地区已经好几次。

这表明以往的发展选择中,存在着明显的思考误区。众多“摊子”的反复“铺”与“补”,直至相当部分无可奈何的“弃”,客观证实了公共图书馆发展决策的失误,必然地导致社会发展投入的空耗。正是因为公共图书馆活动一再浪费了社会发展资源,才会令社会各界对图书馆活动日渐冷漠,这是客观规律对于公共图书馆活动的惩罚。公共图书馆怨天怨地,就是不反省自身,自然是一误再误。

公共图书馆一次次大规模“铺摊子”时,总是举着“满足广大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旗帜。90年代中期以后,更与“国际化”、“公共图书馆精神”等联系起来,阐释为“公平地提供社会服务”等等。但是,在这些良好的主观意愿后面,几乎没有一份科学的调查研究资料,用以解释各个地区,不同城镇,多种层面的公共图书馆服务具体需求到底是什么!而在没有把握具体的需求之前,所谓“广大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就只能是决策层的主观臆定,由此作出的公共图书馆发展决策也必然是盲目的。任何发展投入若缺乏事先的科学论证,只能得到苦涩的结果,公共图书馆不幸也在其中。

2.2 人文环境的思考

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过程的特点之一,表现为与社会活动的功利性诉求联系特别紧密。每当社会发展需要具有激励效果的事物时,公共图书馆建设或许就因此获得了一个发展投入的机遇。

例如,在国家的首都和少数国际性都市建立一些标志性的文化建筑,包括公共图书馆,原本是可以理解。但在近年来的文化建设中,“标志性文化建筑——城市公共图书馆大厦”在各个大中城市成为一种潮流,似乎只有这样一种方式,才能使地方文化“上台阶”,达到“一流”,树立“文化大省”、“文化大市”的形象。

在这些“标志性文化建筑”建设的决策中,很少有人基于本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对高标准、殿堂式文化设施的未来维护投入进行认真思考,更谈不上本地区的具体社会需求的研究与把握。于是,社会用于公共文化发展的投入,被集中于一幢幢现代化图书馆大厦。也许用不了多久,中国就能成为世界上公共图书馆大楼最多的国家之一。

在有限的公共文化发展投入被高楼大厦鲸吞的背后,大量城镇、街区的基层公共图书馆依然处于苟延残喘的困境。即使是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城市,能够稳定获得经费的基层公共馆也极少。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就是在经济环境相对比较宽裕地区的基层图书馆,其发展投入的非理性状况电是十分严重的。往往是平日捉襟见肘地勉强应付,直到考核、评估的“临战时期”,才可能争取一笔“意外之财”。若是该地区主管领导“要面子”,钱就可能更多一些,赶紧添置设备,补充书刊。殊不知,公共图书馆活动有其内在的规律,突击投入铺出来的摊子,事后大多没有相应的持续投入来维持日常运作,结果只能是投入的空耗,部分甚至全部被丢弃。“突击整改”(铺摊子)时期的资金投入就白白流失了,只剩下一批毫无真正社会价值的“匾、牌”。更遗憾的是这种规律性的投入浪费在公共图书馆界已经见怪不怪,习惯成自然了。

如果对此缺乏清醒认识,客观规律必然会使公共图书馆受到更大的报复,只是事先谁也无法预测其形式和规模而已。

2.3 精神境界的分析

长期生存于畸形的经济、人文氛围中,公共图书馆活动的精神境界必然出现各种“异化”。在改革的旗帜下,众多诡异的发展思维充斥于公共图书馆活动的研究领域。从荒诞的“变图书馆为租书馆”设想,到时髦的“数字化、网络化”的技术替代理论,直至虚幻的知识元素等研究,一波波没有科学根底的“新论”不断涌来,又很快随着更新的技术出现、社会环境的急速变化而被迅速淹没。

近50年的公共图书馆活动发展规划中,从来没有关于具体社会需求的科学调研成果支撑。在公共图书馆精神的宣传中,也同样只有崇高理想的鼓动,而缺少严肃的实践运作研究。几十年来,图书馆学研究人员对于谢拉关于公共图书馆理论基础的“社会文化制度一社会文化机构”学说,都表示由衷的信奉,并由此作了大量解释性的阐述,但是对于公共图书馆形式的诞生地——欧美地区,这种“社会文化制度”何以形成,却没有认真地深入探索。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形成,都有其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有着相关的社会发展环境。人们对任何一种制度的认识和抽象表述,都只是耐客观社会现象的理性归纳。在欧美地区形成的社会文化制度,及其公共图书馆活动理念,不应该像文献整理的具体技术与方法一样,直接简单地移植,更不应该作为实践工作的指导原则,或图解为事业的目标。不同社会环境中形成的文化制度,不可能在社会文化背景有着重大差异的环境中机械地嫁接成功。中国公共图书馆活动的曲折发展历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必须深入剖析欧美公共文化制度得以形成的内在经济动因,深入探析这一制度的社会人文内涵,才能科学地解读“公共图书馆精神”,并为中国当代公共图书馆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3 探索:公共图书馆精神与科学的解读

3.1 市场经济与规律

东西方公共图书馆活动的诞生与发展环境,有着先天的差异。萌发于欧美的公共图书馆活动,其背景是19世纪欧美国家工业化高潮,市场经济活动趋向完善的时代。而位于东亚地区的中国公共图书馆活动则是在学习近现代世界科学技术的同时,通过“移植”,甚至是“辗转嫁接”方式,引进的一种社会文化制度。将一种社会经济环境下自然生长出来的文化制度,直接“嫁接”到另一种社会经济环境中,产生“水土不服”是必然的。

欧美地区的公共图书馆制度植根于规范的市场经济土壤,公共图书馆活动的内在经济动因,可以归之为社会在文献集藏领域的最小投入,获得最大的社会利用效益。这是现代社会经济条件下图书馆活动的一种内在的必然规律[2]。所谓“看不见的手”,就是这样规定着公共图书馆的活动。而所谓“公共图书馆精神”,则仅仅应该是公共图书馆员道德规范层面领域的事物。设若把一种“精神”当做相关社会文化制度建立的前提,那就已经脱离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墓础。

当一个世纪前的社会改革家把公共图书馆模式引进中国时,他们注意到了这一文化制度在普及现代文化,提高公民素质中能够发挥的作用。但对于这一文化制度的基本运作规则及其环境条件等,尚未来得及仔细研究,就因为各种外部因素的干扰所打断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的经济体制变革及其波折、信息科学技术的突破性进展等一系列因素,竟然最终使长期缺乏严肃的科学理论素养的中国公共图书馆界,把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与公共图书馆活动,与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发展对立起来,于是出现了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议论。

现代社会的公益性文化服务制度,包括公共图书馆活动,原本是随着欧美社会市场经济的规范而逐步健全、发展起来的,并通过这些活动的优越效应成为世界其他地区仿效的样式。为何在当代中国却是因为社会环境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使得很多地方的公共图书馆到了“危及生存”的地步?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思维方式的偏差,把发达国家图书馆员从业精神的文字概括,或鼓动口号等,生吞活剥地拿来,当做图书馆活动的准则或工作的目标,进一步指导行为方式,自然是盲目的决策,非理性举措,最后导致难堪的社会效益。

为此,需要观察欧美地区公共图书馆活动的具体运作方式,以及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居民及其社会活动中行为模式。

3.2 公民义务与权益

欧美地区极为普及的公共图书馆设置,自然使我们羡慕。但在学习、模仿欧美公共图书馆的专业技术、服务方式时,往往很少注意分析背后支撑图书馆活动的社会运作机制。橘生淮南为橘,橘生淮北为枳。这或许就是公共图书馆制度在东西方不同的根本原因。

在商品经济环境下,“等价交换”是维持社会不同分工领域之间正常关系的最基本法则。市场经济社会的公平、公正原则,及其影响到上层建筑的种种严肃的规范,高深的理论,本质上都源于此。改革开放25年后,中国人对于“谁投入,谁得益”的市场经济规则,开始已经有了基本认同。对于“没有免费的午餐”等现代社会的经济观念也有了切身体会。但是一旦离开经济领域,传统的思维方式依然在不自主地主宰着人们的认知模式,对于公共图书馆精神机械、呆板的理解就是典型的例证之一。

欧美公共图书馆立足于城市或居民社区,对于任何一个具体图书馆的建设或发展投入,决策者一般是本市的居民代表——市议会或区议会。他们既清楚地了解本地区居民的基础文化需求是什么,也清楚地了解本地区经济社会水平能够维持怎样规模的图书馆。只有在了解具体需求与实现可能这两个基本前提的情况下,他们才得以自然地设计一条合理地维持公共图书馆发展的途径,既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本地区居民的文化需求,又能保证为图书馆提供稳定的行政拨款等物质支持。

反观机械移植到东方的公共图书馆制度,一般停留公共图书馆是通过行政拨款举办的表层上,于是,公共图书馆制度便成为政府向公民提供的一种文化福利事业。政府大包大揽地操办,一些地区的公共图书馆甚至成为政府机构的一部分,图书馆员也进入了行政公务员的编制。这一文化福利事业模式,在社会经济发展上升阶段一般有着比较正面的效应;但社会经济活动进程一旦出现波折,公共图书馆活动必然大受冲击。东邻日本图书馆活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波折就是一个典型例证[3]。中国公共图书馆活动及其相关文化制度受日本影响很深,所以各个时期的具体举措或许有所差异,但基本思维方式则是大体一致的。于是,当代公共图书馆活动客观上成了政府的一个负担,继续投入是个无底洞,不增加投入则可能受到不重视文化事业的指责。

另一个例证,或许也可以说明我们对“公共图书馆精神”的理解偏颇。法兰克福的德意志图书馆是德国三所国家图书馆之一,具有全新的馆舍和现代化的设施,面积与上海图书馆相仿,达8万平方米左右,但它只向社会提供1000张读者证,用户必须具有硕士研究生以上资格,日常接待读者在百余人。反观我国的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在“公共图书馆精神”的旗帜下,向全社会开放,日接待读者数千甚至上万人次,工作人员为此终年紧张忙碌,还需时时担心外界的不良反馈,神经十分紧张。值得深思的是,我们似乎从来没有听到关于德意志图书馆“未能公平地向公众提供社会文化服务”一类的指责。

事实上,“公平”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任何具体的“社会公平”都有相对限定的范畴。当上海图书馆向所有市民和来沪的国内外人士敞开大门时,形式上是再公平不过了。但事实上,真正获得比较充分文献服务的读者,仅仅是居住在上海图书馆周边的部分居民[4]。

若就一般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另类的”结论:上海图书馆的发展投入来自于全市居民的经济贡献,但能够获得日常文化服务保证的只是周边居民,因此,对于大多数市民而言,存在的却是“事实上的不公平”。以此推论国家图书馆的社会服务,结论就无须赘述了。

因此,法兰克福德意志图书馆的工作目标非常明确。它作为一所有着良好现代化技术装备的国家图书馆,其工作目标主要是为全德国的图书馆提供优质、标准的书目数据服务;为高校师生、科研人员提供文献和信息等直接的社会服务则是第二位的。对于中国同行关于社会公众文化服务的询问,他们感到困惑:这是国家图书馆的职责吗?分析至此,大概就不会得出德意志图书馆缺乏“公共图书馆精神”的结论了。

回到本节的开始,我们可以进一步领会西方市民社会的价值观,及其基本社会活动理念。城市、社区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投入,直接取之于本地区居民,按照“准投入,谁得益”的原则,必然需要向本地区的居民提供最充分的服务,“公共图书馆精神”的根源即在于此。至于通过其他各种形式,向外来人员开放图书馆,或向社会的困难、弱势群体提供文献服务支援等,则完全是一种慈善性质的服务,属于富裕社会中人们的道德境界的提升,与“公共图书馆精神”只有抽象的联系,而不是规范的义务。也正是在这样的价值观支配下,法兰克福的市民绝不会向德意志图书馆提出抗议,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国家图书馆的发展投入来源于国家的全体公民,他们也不会去要求得到德国其他城市居民不能享受的服务。

这样分析之后,我们或许可以对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社会公平有比较深入的理解,对“精神”与“现实”有一个具体的认识,为科学地解读“公共图书馆精神”奠定思想基础。

3.3 行政法规与运作

有了以上分析,对于通过国家立法保障公共图书馆活动的理论,就可以有新的认识。欧美地区的国家图书馆法,是对于各个城市、地区的行政管理机构,不管它是政府还是议会的一种原则性普遍要求,就是必须维护公共图书馆制度。

欧美地区的图书馆法规,一般都着重于公共图书馆组织机构、活动模式、运行方式等基础领域的规范,地方的行政管理机构依此作为公共图书馆活动的评价基础。各个具体公共图书馆活动的社会服务效益,则需要通过本地区居民直接的感受,才能反映出来。一所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投入、组织管理等决策,自然地由代表这一地区居民的行政组织来决定,国家及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根本无须花费大量精力进行干预。

相形之下,国内图书馆界诸多研究热点,始终停留在通过国家立法,保障公共图书馆发展投入的层面上,并把市场经济体制转化当做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阻碍,就显得比较幼稚。事实上,图书馆学研究者已经面对的一大堆由国家行政机关制定的、严密细致到繁复程度各级公共图书馆标准,还有着10多年来的一次次全面“评估”的总结报告。但是,此类研究的结果又是什么呢?除了掩盖公共图书馆整体发展窘境,粉饰事业发展障碍的空洞宣传语言,就是一味要求图书馆员加强自身修炼,提高思想情操的陈词滥调,再等而下之的就是对欧美文化制度的盲目崇拜和对现实充满哀怨的牢骚文字。

在这样的理论与实践环境中,原本朴实的“公共图书馆精神”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文化制度建设的理想、图书馆法规制定的前提,变成图书馆员操守的基础。但是当这些制度、法规和守则等,脱离了公共图书馆及其社会环境,脱离了现实生活的需求和经济支撑的可能,就只能剩下几本装帧漂亮的书籍和一摞“红头文件”,而没有任何实际价值。

总之,当代公共图书馆活动结出的果实之所以是酸苦的“枳”,而不是甜蜜的“橘”,很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机械地解读公共图书馆精神,脱离了公共图书馆活动所需要的社会生存环境。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没有了正确的前提,再多的努力依然是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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