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高等教育枢纽之争：路径、政策与挑战_世界一流大学论文

亚洲高等教育枢纽之争：路径、政策和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洲论文,高等教育论文,枢纽论文,之争论文,路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15)12-0079-13

       在国际留学市场逐渐由一国或几国独霸日趋走向多元的时代，亚洲这个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地，不仅成为各主要留学目的国吸引生源的必争之地，而且深处其中的国家和地区，也逐渐提出要成为该地区教育枢纽，吸引亚洲学生“就近入学”，通过合作办学使得“本土留学”成为可能。这背后的行动逻辑，一方面是汇聚教育产业产能，使其为国(区)内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也是刺激国(区)内教育改革、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和地区教育形象及影响力的具体表现之一。

       一、什么是教育枢纽

       国际高等教育研究学者奈特(Jane Knight)认为，教育枢纽特征是一国、地区或城市通过战略规划促使本地和国际各教育活动主体(学生、学者、大学、研究中心)和利益相关者(工商业组织、政府、非营利机构等)汇聚在一起，为实现各自目标和该地总体利益而从事教育、培训、知识生产和创新活动。[1]奈特将教育枢纽分为了三种，分别是学生枢纽(the student hub)、高技能人才枢纽(the skilled workforce hub)和知识创新枢纽(the knowledge/innovation hub)(详见表1)。

      

       普遍意义上，教育枢纽应该是国际教育中心，具备以下特征：该地具有卓越的教育声望，汇聚了顶尖教育机构和院校；能够吸引高质量的国际教职和大批高素质留学生；在一系列学科领域拥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研究实力；拥有完备的基础设施且能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挑战。[2]在此基础上，教育枢纽是国家或地区政府指定区域用来吸引外资并创造知识经济的战略定位。[3]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枢纽建设：理论框架

       高等教育枢纽建设是某国或地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举措和指标，因此，其所依赖的因素和框架可以依循国际化的指针来分析。[4]关于国际化的定义，可以分四个角度来解释，分别是活动、能力、文化和过程。活动说将国际化指向大学各类活动，如课程、教师学生交流、信息技术、国际留学生等；能力说旨在描述师生在国际化的过程中，技能、知识、态度和价值获得了新发展；文化说侧重于院校跨文化交流和多元文化氛围的创建；过程说则强调在大学常规活动中体现的一系列活动、政策和程序。[5]从过程角度出发，奈特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指将国际和跨文化的维度整合到院校教学、科研和服务中的过程。[6]但由于这个定义无法对具体的国际化实践和目标有较为详尽和明细的表述，[7]奈特在后来又提出了一个基于政治、经济、学术和社会文化的四维度基本分析框架以及从项目和组织出发的实践策略。该理论可用来论述本文的高等教育枢纽建设内含的主要因素和路径。

       (一)影响高等教育枢纽建设的宏观因素

       从政治角度出发，高等教育枢纽建设是与国家顶层政策和战略相关的。一直以来，国际教育和交流都被视为是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利好工具，同时还关系到国家安全、双边或多边深层次合作以及地区或国际和平稳定。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交流技术的快速发展，国家的民族身份特性和文化边界正不断受到冲击。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文化的同质性和外来文化的入侵已经被逐渐重视，这种在国际场域中处于相对弱势的文化被“麦当劳化”和“西方化”①的过程，(高等)教育是一个主要传播通道。因此，高等教育枢纽被一些国家看作是增强本国民族身份的显性特征、提升国家软实力和扩大本国文化在全球和地区影响力的重要途径。[8]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和建设通常被认为是一国或地区对未来外交政治和经济关系的一种长远投资形式，同样，国家之间文化、科技和教育的交流也被视为是保持彼此间外交关系和沟通机制的活动形式。在这种政治利益和战略考量下，争相建设区域高等教育枢纽不仅是教育策略，其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国家(地区)之间的政治力量博弈和对地区发展主导权的争取。

       从经济角度来看，目前国际趋势越来越将教育与国家“出口产品”联系起来，赋予了教育更大的功能意义，而非单纯局限于文化载体。全球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国家间彼此依存关系的加强和竞争的加剧，在此背景下各国或地区都十分重视自身的经济、科技和人才的全球竞争力，而要想保持相对领先的发展地位，就必须重视高科技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和知识经济的打造，在这些发展途径中，高等教育均被纳入经济范畴考虑。从教育枢纽的定义和层次中也可看出，成为知识创新枢纽才能反映国家或地区的教育枢纽建设水平。经济增长与教育枢纽建设二者是互相依赖的。一方面，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实力和增长劲头能够为教育枢纽建设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和基础设施保障，很难想象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或地区着眼于教育枢纽建设或存在教育高地；另一方面，教育枢纽意味着吸引大批留学生来该地留学，带来可观的教育经济收入，形成“教育出口”。[9]英国和澳大利亚凭借留学生带来的教育收入来拉升国民生产总值、缓解大学财政危机就是最好的证明。

       透过学术视角，高等教育枢纽建设的核心问题直指该地区高等教育质量，关涉其教学科研活动的国际声望、被认可度、标准和成就。换句话讲，只有在国际高等教育学界取得显著成绩和卓越发展、拥有国际一流的院校和科研机构、在学术和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并起到示范引领作用的国家或地区才有可能成为教育枢纽。国际化已经被高等教育机构认定为提升自身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亚洲地区高等教育虽然在国际化程度上还难以企及英美这些国家，但蕴藏着较大的发展潜力，从近年来全球几大主要大学排行榜来看，亚洲国家的整体表现在不断跃升，尤其是中国，进入全球前百的大学和学科增长迅速。②

       同样，高等教育枢纽建设离不开社会文化因素。对民族和文化多样性的认同和促进是国际化所要遵循的前提，也是坚守的价值底线，尤其是在全球化中处于文化弱势地位的经济体，从自身立场出发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促进文化间彼此交流理解的重要前提，是培养知晓本国国情且通晓国际规则的人才的路径。西蒙·马金森(Simon Marginson)就曾提出大学的发展趋势是同时具备“全球、民族和地区”特征，即成为“glonacal”大学。[10-11]也就是说，高等教育枢纽培养人才的目标是具有地区、国家和国际三维文化特质和社会背景的复合公民，而不仅仅是经济理性中强调的知识经济的创造体。同时，一个具有开放和包容精神的社会文化环境也是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必要前提。

       综上所述，不论是对于国家、地区还是院校、个人来讲，上述四方面的因素都是在推进国际化进程中必须慎重考虑并做出回应的。对于亚洲已经明确提出要建设区域高等教育枢纽的国家或地区来说，政治、经济、学术和文化要素是政府当局制定翔实可行的政策路线的重要参照点；对于未明确提出高等教育枢纽建设但具备潜力和发展前景的经济体来说，这四部分宏观要素是支撑政策可行性评估和预测的关键基因。高等教育枢纽建设一方面离不开政策顶层设计，另一方面更离不开院校的具体行动，以下将就高等教育枢纽建设的微观路径进行分析。

       (二)影响高等教育枢纽建设的微观路径

       高等教育枢纽建设的最终落脚点在本国或地区的大学行动上，分别包括项目路径和组织路径。项目路径本质上是学术的，如教学、培训、科研、交流、咨询等活动，无论是在本土还是离岸分校；组织路径包括支持上述学术活动而开展的政策、程序、管理和制度等(详见表2)。由表2可以看出，大学开展的国际化活动项目和与之配套的组织策略是关切到整个高等教育枢纽建设进程和质量的终端环节，是将政治、经济、学术和社会文化宏观要素不断细化和付诸实施的行动体现，也是旨在建设区域高等教育枢纽的各国和地区必须考虑的政策要素。

       三、亚洲建设高等教育枢纽国家和地区的主要政策

       亚洲是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地，如在英美等主要留学目的国，来自中国、印度、韩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的学生占据了留学总人数的相当比例。面对日益庞大的留学市场和日趋激烈的国际教育市场竞争，不仅传统的留学目的国推出各种优惠政策吸引海外留学生，如放宽签证政策、松解就业限制、增加奖学金等，身处留学输出地的亚洲诸国和地区也不甘落后，密集出台了系列旨在建设成为地区教育枢纽的政策，尤其是那些具有一定区位优势和教育优势的国家、城市或地区，其中，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地区明确提出要建设成为“区域高等教育枢纽”。

      

       (一)新加坡：“世界一流大学”与“环球学堂”项目

       在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和制造业外迁后，新加坡当局将经济发展重点放在高科技产业上，如生命科学、化学、工程、环境科学、服务业和教育服务等方面。为了提升本国高等教育形象和质量，新加坡敞开大门欢迎国外大学在新加坡设立分校，同时致力于打造本国的世界一流大学。[12]1998年，新加坡出台了“世界一流大学项目”(WCU Program)，意在10年内至少吸引10所世界一流大学落地新加坡，以形成本国高等教育的金字塔结构，从上至下分别为绝对精英化培养的国外一流大学分校—中坚力量的公立大学—侧重教学和应用研究的多样化补充性大学。新加坡的定位是“东方波士顿”，一个集全球知识生产、创新创意和产学研一体化的枢纽。[13]为了提高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额，新加坡政府于2002年推出了“环球学堂”(Global Schoolhouse)项目，为全世界提供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服务，吸引各国学生前来学习，进而创造留学收入。[14]该项目的目标是到2015年吸收15万名国际留学生，将教育在GDP中的贡献率从1.9％提升到5％。同时新加坡政府通过进一步发挥外国大学的品牌影响力，鼓励成立私立大学，进一步增加公立大学自主权，吸引企业培训教育等来打造“全球学堂”。从高等教育内部来讲，近年来新加坡通过建立国际学术咨询委员会(International Academic Advisory Panel，简称IAAP)和教育部推行的大学治理和拨款评估活动(University Governance and Funding Review，简称UGF Review)来实现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和内涵发展。此外，在高等教育管理方面，新加坡赋予高校更多的自主权，鼓励公私立大学的市场化改革和自主发展，以积极应对国际学生的需求。[15-16]

       (二)香港：“内地市场”向“国际市场”转圜

       2004年，香港为了迎合中国内地日益旺盛的高等教育需求，其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以下简称“教资会”)出台文件明确表示香港要成为地区教育枢纽。该委员会于2005年进一步对香港高等教育的潜在吸引力、竞争力和“出口优势”进行了分析。直至2007年，“建设地区教育枢纽”作为正式提法出现在施政报告中。[17]2007年施政报告在关于教育改革的论述中，提到“要优化香港人口结构”，大力吸引英才。2008年，香港将教育服务列为促进地区知识经济新增量的六大类别之一。2009年的行政特首报告表示：要加强香港作为区域教育枢纽的地位，提高香港竞争力，进一步发挥香港教育作为内地教育补充的重要角色。同年，香港贸易发展委员会的报告中体现了香港将把教育服务作为向亚洲国家出口的重要“商品”。[18]

       尽管香港地区高等教育的质量和学术声望在亚洲占有一定优势，但其要想成为亚洲教育枢纽仍面临诸多挑战。第一，地区教育枢纽的建设需要政府和高等教育机构形成合力，制定严密且富有长远眼光的计划并稳步推进。目前香港只是有一个模糊且宏观的概念，还未形成具体可操作的路线图，各大学(尤其是受教资会资助的八所大学)之间也缺乏紧密合作，还未能形成合力。第二，香港的教育枢纽政策一开始就与中国内地教育市场具有紧密联系，始终未能也渐渐偏离了国际化，反而有将本地大学逐步“内地化”(Mainlandisation)的倾向。[19]换句话说，香港要想建设地区教育枢纽，就必须在全方位国际化和回应内地教育需求之间找到平衡。[20]第三，香港面积小带来的资源紧张以及科研方面的财政投资比例较低，成为制约与其他教育枢纽竞争对手博弈的瓶颈。[21]比起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香港政府对待高等教育市场的态度也趋于保守，[22]这一点体现在香港没有像新、马一样引进国外分校策略方面。[23]

       (三)马来西亚：特区建设与高等教育市场化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马来西亚政府就开始着手将本国高等教育向私有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推进，最终达到建成区域乃至全球教育枢纽的宏大目标。1996年，马来西亚颁布了《私立高等教育法案》(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ct)，目的在于为政府引入国外大学在马来西亚设立分校而铺平道路。这些合作办学机构大多采取双联项目，即学生两年在马来西亚学习，两年在合作方(国)大学学习。马来西亚的“九五规划”(2006-2010)和“十五规划”(2011-2015)提出了要将马来西亚的国家经济升级转型为知识创新主导型经济，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24]“九五规划”出台后，马来西亚紧接着出台了《国际高等教育战略规划》(the 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Strategic Plan)，旨在从扩大就学途径、提高教育质量、重视研究和创新、加快高等教育国际化、提倡终生学习和增加高等教育多样性等方面加快教育枢纽建设。[25]1991年出台的《马来西亚2020发展规划：前进之路》[Malaysian：The Way Forward(Vision2020)]提出，要以国家重点经济领域为支柱，力争迈入发达国家行列，从一个非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成为亚洲教育枢纽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先驱代表，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就是进一步简政放权和公共领域私营化，进一步在高等教育领域鼓励和支持私立大学的发展，吸引国际学生，使教育产业刺激经济发展。马来西亚在建设地区教育枢纽方面，一直紧紧地将高等教育发展、主要学科建设、办学模式和南部特区的经济产业重点紧密相连，体现出鲜明的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马来西亚由于国家的宗教传统和地理区位，对于吸引同源宗教国家和地缘相近地区的学生具有优势，但由于其国家综合国力和高等教育国际影响力都比较有限，所以在推进地区教育枢纽建设过程中面临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和高等教育质量等多重考验和挑战。

       (四)韩、日及中国台湾地区：积极酝酿成为区域高等教育枢纽

       除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地区已经明确提出要成为区内高等教育枢纽外，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也跃跃欲试，如韩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26]韩国意图成为东亚教育枢纽，其政策路径与马来西亚大同小异，也是要建立多个自由经济区来吸引国外大学落地，以吸引更多的留学生和国际教职。[27-28]韩国大部分留学生来自邻国中国和日本，在韩国主导下发展的中日韩参与的学生交换项目“亚洲校园”(CAMPUS Asia)旨在发展成为亚洲的“伊拉斯谟项目”，进而发挥韩国在东亚地区的枢纽角色。[29]

       日本的留学生如同韩国一样，绝大部分来自邻国的中国和韩国，超过90％来自亚洲国家。近年来，日本着力通过培育大学卓越创新中心和提高本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来实现整体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30]在亚洲范围内，日本凭借其经济科技优势和较高的学术水准占据着国际留学生市场的重要份额。

       我国台湾地区高等教育经过疾风骤雨式的市场化改革后，涌现出很多私立大学和学院，但目前这些大学却面临着招生不足的困境，原因在于：一方面，台湾地区内部高等教育入学率已经高达90％以上；另一方面，这部分私立院校始终难以取得与公立大学同等的市场竞争地位和待遇。所以，近年来台湾地区积极实施高等教育推广行动，以期吸引更多的留学生来保持高等教育生态，尤其是保护其私立院校得以持续运作。可以看出，上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主要举措包括大学的公司化运作、院校的分层和优先发展、国际化课程开设等。[31]

       四、亚洲高等教育枢纽建设面临的挑战

       虽然亚洲不少国家和地区都有意并竭力争取成为地区教育枢纽，但从教育枢纽的内涵和构成要素来看，这些国家和地区还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

       (一)传统国际生市场对亚洲高等教育枢纽建设的稀释

       亚洲高等教育枢纽将会是一个、多个抑或是根本不会存在呢？从新加坡的留学生来源地来看，来源于其附近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越南、柬埔寨、泰国、印度的留学生所占比重较大；而香港地区背靠中国内地，非本地学生绝大多数是内地学生；马来西亚的留学生中，来源主要是印度尼西亚、中国、伊朗以及一些中亚和非洲国家，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大部分国家和马来西亚一样是伊斯兰教传统，这也是信奉伊斯兰教学生选择马来西亚作为留学国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的留学生也大都来自邻近地区。总的来说，亚洲高等教育枢纽的学生国际成分还非常有限，来自西方发达国家或亚洲外地域的学生较少，距离真正的国际化程度尚有不小差距。

       国际教育市场长久以来一直被几大国家把持，分别是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占据了全球留学生市场一半多的份额。美国2011-2012学年中，国际留学生中64.1％来自亚洲，其中中国学生在留学生总数中约占16％。[32]在短期内，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这些留学去向地的地位难以被替代，但在亚洲国家留学的学生份额也在不断增长，这与亚洲经济向好发展和新型经济体崛起不无关系，因为留学生的留学动机中有一点就是目的地与母国之间存在经贸往来或文化交流，这种贸易关系越密切，对留学生的吸引力越大。[33]综上所述，这些传统留学大国和地区对国际生市场的掌控和分割，对亚洲高等教育枢纽无论在吸引本区域还是其他地区的学生方面，都是巨大挑战。

       (二)国(区)内高等教育大众化要求与国际化的矛盾

       新加坡全面开放拥抱全球化的政府姿态和“全球学堂”项目也引发了国内民众的焦虑。对海外留学生的扩招意味着进一步挤压国内学生的生存空间和入学机会，尤其是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压力会进一步加强。同时，外国资本、人员和机构流入抬高了生活成本，对国际学生的过分重视某种程度上有忽视本土学生的风险。而且，新加坡2011年选举民调显示，民众对于将纳税人的税收花在外国留学生身上颇为不满。[34]在香港也如此，香港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为20％左右，教资会资助的八所大学和其他大学所提供的入学名额尚不能完全满足香港本土的需求，若在此情况下进一步扩大国际学生的比例，势必会继续压缩本地学生的高等教育机会，引起社会不满情绪。加之，不断增长的非本地生会对香港地区的大学硬件设施(尤其是宿舍)带来更大挑战。也正因为如此，香港政府对非本土学生的比例一直有所限制。2013-2014学年中，教资会资助的八所大学中非本地学生占比15.2％，其中11.9％来自中国内地。[35]

       此外，分析上述的留学大国，在25～34岁的人群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除德国外，最高的是加拿大，约为57％，最低的法国其比例也达到43％，美国为44％，英国为48％。[36]这一数值说明国家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程度越高，越具有吸收国际留学生的空间，且遇到的国内阻力会相应减小。就亚洲地区来讲，高等教育大众化一方面需求旺盛，另一方面大众化程度低于西方国家，这对于高等教育枢纽建设应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37]

       (三)宏观因素对高等教育枢纽类型与层次定位的牵制

       就奈特提出的三种教育枢纽来看，其实质不仅是类型的区分，也具备分析教育枢纽的层次高低的功能。将教育枢纽功能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综合考虑可以发现，最低层次的是成为学生枢纽，其次是高技能人才枢纽，最高层次的是知识创新枢纽。从全球范围来看，美国作为留学生最多的国家，本质上就是当前的世界知识生产和创新中心在美国，美国在全球的政治、经济和高等教育中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其毫无疑问是全球教育枢纽之一。马来西亚希望通过引入外国大学来吸引大量留学生，其目的或定位符合学生枢纽特征。而新加坡不仅希望吸引留学生，更希望这些高素质人才能留在本地，为知识经济发展创造价值，符合高技能人才枢纽的定位。但作为最有价值和分量的知识创新枢纽，亚洲地区和相关国家尚需未来的发展空间。随着亚洲经济的发展和区域经济同盟的建立和互联，为知识创新枢纽的出现提供了生长土壤。就亚洲致力于建设区域高等教育枢纽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决定其成就的不是目标和定位，而是既存的政治影响力、经济发展形势和高等教育质量，从这三点宏观因素来讲，尽管我国(即中国大陆)并没有明确提出“高等教育枢纽”这一政策术语，但凭借当前的区域政治经济影响力、高等教育质量工程的推进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中国内地的潜力和前景都不容小觑。

       (四)微观路径中大学人力资源依赖潜藏的风险

       当今亚洲各国和城市都在努力争夺区域教育枢纽战略地位，但是要想成为实至名归的亚洲教育枢纽绝不是靠幸运和机缘，而是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政策规划、经济支持和战略推动，需要生发支撑本地高等教育发展的力量。从微观层面讲，其中一个风险是大学的人力资源管理，即大学师资招聘。观察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韩国的国际化举措，会发现这些国家都希望能引进世界一流大学落户本国来快速实现自身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目标，成为区内教育枢纽。这些合作国大学会带来部分教职，但有研究发现，这些教师绝大部分不会一直留在这些分校，而是会工作一段时间后回归母国。这其中隐藏的问题就是合作方师资的不稳定性和外来性质会影响本地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虽然短期内会将本地的高等教育质量和合作项目提升一大层次，但大学内部核心人力资本的不稳定性和长久性会伤及其未来发展。换句话讲，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采取的是选才而非育才的路径，选才可以短期内降低高等教育成本并实现大学地位和名誉擢升，但只有培养出本地人才作为本国高等教育的核心力量，才能真正实现国家高等教育质的提升和转型，才具备质量保障的长期性和稳定性。

       (五)国家或地区(间)支援环境的缺位与掣肘

       国家支援环境是指教育枢纽建设绝不只是教育领域之事，需要国家或地区良好的整体环境，包括良好的地缘位置、生活居住环境、生活质量、校友基础、国际交流和开放环境、政治稳定、经济总量和增劲、法制体系、优质高等教育、国(区)内高等教育需求、移民与签证政策、文字语言、政府对教育的重视度等。[38]如宽松的签证政策和移民条件与留学生人数增长呈正相关。根据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服务类贸易的形式有四种：跨境交付(Cross-border Supply)、境外消费(Consumption Abroad)、商业存在(Commercial Presence)和自然人流动(Movement of Natural Persons)，体现在高等教育领域分别是虚拟大学、出国留学、跨境分校或卫星学校及双联项目、教师到国外教学。[39]而现实中存在的诸多因素阻碍着教育服务贸易，如彼此学位认定和学分转换、国外大学分校资格认定、教育质量保障、本国和国外学生平等参与教育过程等，也就是说，大学在微观路径行动方面缺乏双边或多边宏观的政策保障。另外，国家和地区内社会文化的开放度、互通性和包容性也是影响教育枢纽运转的不可忽视的软因素。

       五、结语

       从宏观层面讲，文中提及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均意识到通过建设区域高等教育枢纽来拓展政治影响力、维护民族文化特性、发挥枢纽本身的经济效力、不断通过多种途径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性，但各国和地区本身的政治、经济、学术和社会文化实力其实也潜在对其高等教育枢纽建设目标的实现做出了基本判断，形成了现实挑战。从微观路径来讲，这些国家和地区在项目路径方面大同小异，都在凭借前述框架内的项目方式来提高自己的国际化程度。对于组织路径来讲，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权力下放和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是目前亚洲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显著趋势，[40]但对于亚洲这些拥有中央集中管治传统和体制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在高等教育组织管理方面始终处于集权和放权的摇摆状态，在管理跨境办学、院校国际化和释放高等教育国际市场活力方面，还显得经验不足。[41]在直面大学中的人力资源、教师聘用、国际生支持服务和管理架构等具体事宜时，其成熟度和完善度距离英美这些高等教育高地还有不少差距。

       总而言之，亚洲这些意在打造地区高等教育枢纽的国家和地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仅需要政府在政策制定中发挥主观能动性，需要亚洲地区不同经济体之间加强合作和相互理解，也需依靠并抓住历史发展和时代变迁中创造的机遇，依赖本国和地区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综合影响力，需要不断解答如何促进高等教育质量提高、国际认可和建造所谓“世界一流大学”这一重大命题。

       注释：

       ①指本土大学被西方强势学术话语主导的局面，尤其是来自美国高等教育学术标准和文化的影响。

       ②参考2010-2015年间泰晤士世界大学排行榜(THE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和QS大学排行榜相关数据。

标签：世界一流大学论文;  大学教育论文;  大学论文;  国际教育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中国大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新加坡大学论文;  中国教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