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1991年：非正式青年组织和苏联共青团的解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青团论文,苏联论文,青年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1；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74(2015)02-0063-08 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建立了新型国家政权机构，这需要新型的管理机构，需要新型的具有特殊性质的干部培养体系。适应这项新任务，1918年10月29日成立了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1926年起称为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苏联的共青团员们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饥荒和破坏的最艰难条件下捍卫了苏维埃政权，共青团员们和所有苏联青年的创造性劳动巩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按照《苏联共青团章程》，共青团员的年龄界限为14-28岁。随着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共青团的任务逐渐扩大，它被赋予了组织全体苏联青年的使命：为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思想、用革命斗争的英雄主义传统培养青年，所有年龄从14岁到28岁的青年人(被监禁或者有前科、无行为能力的除外)都加入了共青团。到1977年，苏联共产党的“可靠助手”和“后备军”——苏联共青团已经有超过3600万名团员，在人数上大大超过了相对保持严格干部培育机制的苏联共产党。在苏联，不强制加入共青团，但是，是不是团员关系到能否升入名牌大学和从事诸如教学、司法、新闻之类职业，是能否在军队里被提拔为军官的重要条件。 苏联共产党和共青团鼓励的青年的公民积极性表现为各种形式的社会工作和解决苏联国民经济的任务。承载着共青团员青春和汗水的第聂伯罗水力发电站、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运输建筑托拉斯、乌拉尔机器厂和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在20世纪30年代就闻名苏联全国。卫国战争结束后，50万共青团员和优秀青年奔赴东部和北部地区建设大型的工业基地，35万青年到远东的荒地上为了向国家提供亿万普特粮食而付出艰辛劳动。到80年代初，在苏联国民经济部门中有60万个青年生产集体，在物质生产部门工作的青年占职工总数的32％，1981年苏联有135个大型项目被宣布为“共青团突击工程”①。长期以来，苏联青年运动的活动都处于专门的苏联列宁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下辖的青年组织委员会监督之下。青年运动被看做统一的苏联政治空间不可分割的并且受到社会监督的一部分。那些不接受传统观念的个别青年潮流(持不同政见的潮流、追赶各种时髦音乐的潮流，等等)都被看做危险的越轨并且立即遭到意识形态机构的干预。在苏联共青团旗帜之下活动的青年团体主要是从事休闲类活动的旅游组织、体育协会等等。 在苏联，传统上是不承认非官方的群众组织的。正是由于这种传统的思想，80年代越来越多的非正式青年组织的出现和活跃引起了人们的担心和不安。人们担心的还不仅仅是这些组织外部形象的奇异怪诞，如借用了西方名称的“嬉皮士”、“罗克尔”(摇滚乐崇拜者)、“布莱克尔”(霹雳舞乐崇拜者)，对此人们即使不能赞同，但至少也已经习以为常了。有研究者认为，非正式青年组织的活跃表明了青年的价值观及社会行为、政治行为、道德行为的变化，表明了青年对交往需求和精神需求的提高和多样化。非正式青年组织的活跃也表现出传统的青年工作无论在组织形式上还是在活动的内容与方式上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青年的需要。非正式青年组织的不断增加是对共青团工作的形式主义的必然反应②。但是，更让许多人不安、深感忧虑的，主要还是那些新兴的非正式青年组织的“企图”，它们希望摆脱传统的价值观和体制，建立某种自己的东西。 一、1985-1988年：非正式青年组织和共青团的同盟关系 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后，苏联共青团面临一个新任务，就是动员青年投身经济政治改革。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有所放松，最高层有意疏远之前在苏联社会中具有头等重要性的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这相当迅速地影响到非正式青年组织③的活动方向。戈尔巴乔夫大力推行民主化、公开性，其直接结果之一是非正式社团大量涌现。其中，自发的青年组织大量萌生，非正式青年组织的数量日益增多，其活动面不断扩大。非正式的、带有对抗性质的青年文化活动逐渐兴盛起来，出现了在共青团之外的可供选择的许多非正式青年政治团体，如阿富汗老战士协会、各种政治俱乐部等等④。与此同时，共青团员的数量开始减少。非正式青年组织的发展和共青团的削弱是戈尔巴乔夫民主化和公开性政策的结果。 1985-1986年，非正式青年组织在苏联开始形成。它们绝大多数是自发形成的。这些把青年联合在一起的群体有某种共同的兴趣爱好或者持有相近的信念和观点。俄罗斯社会学学者弗·帕斯图霍夫在评价青年参加非正式青年组织的动机时，划分出两个基本的东西：“本性固有的对一切官方东西的憎恶”和青年缺乏“在体制内捍卫自己观点的手段、能力和联系”，也就是说，“青年与现有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一体化程度低”⑤。 非正式青年组织在形成阶段和活动初期的特点是，它们不从事被官方视作进行意识形态破坏的、反对派性质的活动，例如，音乐或者生态问题。它们的活动完全没有超出官方的“社会生活民主化的方针”的范围。所以，这些组织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共青团组织对它们持中立态度甚至持鼓励态度。在1985-1988年非正式青年组织的形成时期，许多团组织的人认为这些非正式青年组织的积极分子的思想动机与共青团的思想动机是相似的。 1988-1989年在组织上形成了非正式的青年社会群体。1985年苏联官方允许青年社团登记注册。截至1988年底，登记的青年社团已经超过3万个，60％的青年参加了这些社团组织。这些社团成员的90％都是共青团员⑥。80年代末期的大多数青年组织和俱乐部，在名称、活动特点上主要具有非政治性质。正是这一点将它们和之前的非正式青年组织区别开：在赫鲁晓夫解冻时期和直至80年代中期之前，苏联出现的青年组织主要具有政治性质，有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倾向”或者“真正的共产主义倾向”，基本是大学生的组织，处于半地下和地下活动状态⑦。在1988-1989年这一时期，唯一在名称上有着政治倾向的青年组织，是在80年代初成立的“同犯罪作斗争共产主义同盟”，1986年这一组织更名为“前哨”⑧。 80年代末期，苏联非正式青年组织的另一特点，是它们大多在成立时都追逐具体的、直观的目的，例如在列宁格勒，要求保护位于弗拉基米尔广场的具有历史文物意义的安格列捷尔旅馆的“拯救小组”，要求为音乐家柴可夫斯基树立纪念碑的“纪念”，要求与在芬兰湾建设堤坝作斗争的“三角洲”⑨。 在非正式的青年运动发展的早期阶段，共青团的作用是反常的。共青团组织的机构及人员敏锐地觉察到党的路线的变化，不再采取与新出现的业余青年群体作斗争的传统方针。不仅如此，可以说，共青团是自发的青年群体在组织上得以形成的倡议者，共青团还为形成中的青年群体的活动提供场所和其他资源。从新成立的青年群体和青年联合的名称中就能看出这个特点，例如，列宁格勒青年宫附属社会科学俱乐部“综合”。不言而喻，“附属”这个词起着关键作用。又如，在列宁格勒，根据苏联列宁共青团列宁格勒市委员会业余联合部主任谢·皮拉托夫的倡议，在1986年5月成立了苏联列宁共青团列宁格勒市委员会列宁格勒创造倡议中心，一些青年组织(如“生态研究委员会”“拯救小组”“纪念”“三角洲”等等)都是在该中心的财政帮助和组织支持下活动的。皮拉托夫是非正式青年联合在共青团的保护人。该中心还经常举行面向青年的音乐会或者音乐节。1989年8月在列宁格勒成立的共青团列宁格勒市委员会瓦西里岛区委员会附属瓦西里岛青年中心，也是在活动的目的和形式上与创造倡议中心类似的组织。80年代末期最受欢迎的青年政治辩论俱乐部之一——“抉择”正是在该中心开始活动的。 在这一阶段苏联共青团试图在青年越来越多的社会主动性和自我组织的活跃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打算借此控制青年的社会积极性，制止青年的社会积极性中的政治成分。在青年的“非正式运动”的早期阶段，这些尝试给共青团带来了一些积极的结果，虽然并不巩固。例如，在列宁格勒，团组织差不多成功地使列宁格勒“巅峰”足球队的大多数球迷自我组织起来，球迷们响应共青团市委员会的号召举行了几次星期六义务劳动日，并且不再在球赛失利后掀翻有轨电车，但是团组织并没有最终建立起相应的全市统一的球迷俱乐部。 二、共青团解体的开始：意识形态和物质分化 苏联列宁共青团的解体不是一下子完成的，有一个演变过程，解体是从共青团在意识形态上和物质上的分化开始的。 第一，意识形态上的分化。 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进展，共青团组织的人数开始逐年减少，在青年人中对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消极趋势开始占据主流。许多青年逐渐对共青团产生了一种厌倦、冷漠和不信任的态度。共青团的声誉下降，作为对戈尔巴乔夫的多元化和民主化的“伟大”许诺的反应而出现的非正式的青年组织——非官方的青年组织，特别是各种青年政治俱乐部，对共青团构成了严重挑战。 当时的苏联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维·米罗年科指出，共青团这一有着10万名专职工作人员、年活动经费预算为数亿卢布的组织陷入官僚主义和以自我为中心之中，共青团员总数从1985年以来已经减少400万，尤其是14-15岁正属于入团年龄的人数约下跌四分之一，“这显然是因为共青团的权威的丧失”，“也是由于有意识地放松了要求青年入团的压力”⑩。 许多共青团的工作者不是赋予非正式的青年组织以相应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色彩，相反，自己就满怀新思想、不与官方意识形态学说的“狭窄框架”和谐一致，而成了新的青年组织的支持者或参加者。上文提到的非正式青年联合在共青团的保护人——皮拉托夫自己就是这类共青团工作人员的鲜明例子(11)。 第二，物质上的分化。 从1987-1988年开始，青年科技创造中心与非正式的青年组织平行地得到了发展。戈尔巴乔夫上任之初提出了“加速苏联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为此，当局创建了“青年科技创造中心”，旨在用具有智力潜力的青年消除生产中的薄弱环节，创造并掌握新的科学技术，使之在未来成为青年的创造集体、成为生产和先进科学之间的中间环节。“青年科技创造中心”于1986年7月25日正式成立。随着发展，“青年科技创造中心”成为了“共青团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青年科技创造中心具有独立企业的特殊法律地位，履行在科学研究和设计制造的组织方面的居间职能，它们在获得贷款和上缴利税方面享有相当大的优惠。这导致苏联共青团的结构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开始出现分化，而且开始物质上的分化。 负责管理青年科技创造中心的那些团干部相当迅速地捕捉到了社会的运动方向，有的自己成立这样的中心或者进入现有的青年科技创造中心领导层，利用青年科技创造中心的渠道来增加自己的财源。随着青年科技创造中心的出现和发展，共青团的领导干部陶醉于物质上的安逸、经济上的自由，这更加削弱了他们的意识形态热情，更加使他们逃避了来自党的监督。后来在“新”俄罗斯，在银行、交易所等等的经理人中，原来的团干部在其中占有极大比例。青年辩论俱乐部、青年科技创造中心和青年合作社等这些青年的非正式群体使90年代初的俄罗斯出现了政治家、企业家的汹涌浪潮。一些共青团的领导干部成了对政治并不特别感兴趣的日益发达的企业经营者，而大多数的普通团员则是共青团内部发生的过程的旁观者。 共青团干部日益向商业组织渗透，很大程度上阉割了共青团的重要职能——青年的思想政治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现实的发展与计划的方针相反。苏联共青团计划将最突出和最有创造才能的青年人——社会运动的领袖和青年合作社开办人集中在共青团之下，现实的结果却是许多最有主动性、最有前途的共青团干部在从事共青团工作的同时，也在新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中工作或者积极参与其中。 面对现实，苏联共青团内部发生了明显的分化。一部分有影响的团干部试图使用原先的工作方法来保持共青团对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忠诚，努力改变共青团的状况。例如，1987年4月召开的苏联共青团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就是以共青团工作面临的问题及其改革为中心议题的，如何科学地认识青年和克服共青团工作的形式主义是议题中一项重要内容。但收效甚微。另一部分有影响的团干部则作为积极的主体进入了市场关系，主张拒绝或者彻底修正“传统的意识形态教条”。 共青团内部出现了意识形态和物质上的分化，削弱了共青团的机构，使其变得复杂。早先吸引各个领域的青年“精英”的共青团机构，开始失去魅力，出现了另外的、可供选择的青年“精英”的表现机制和自我实现机制，青年“精英”们在新的结构中获得了更多财富和名望的增长机会。苏联社会出现了不可制止的变化：社会招募和政治招募的职能不再为一个青年组织——苏联共青团所垄断，出现了独立于它的、其他的招募青年“精英”的组织。 三、1989-1991年：非正式青年组织向反体制方向演变 从1988年底开始，青年群体和青年组织的政治化过程逐渐加强。苏联社会逐渐加强了吸收青年群体和青年组织参加由反对派主导的“民主社会运动”的过程，政治进程的发展导致了这些群体的政治化和激进化。这些非正式组织的发展对于将苏联共青团从公共政治权力当中推开起了关键作用。在青年群体的出版物和口号中，具有鲜明的反体制意味、后来具有鲜明的反共产主义意味的主题开始被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非正式青年组织和政权之间从同盟关系变成了竞争和政治对立的关系。 大多数政治化的非正式青年组织声称它们的目标在现有体制内不能实现。这些群体的积极分子越来越卷入其他各种纯粹政治性的组织，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因此，到1989-1990年，起初非政治化的、对共青团有着很强依附性的非正式青年组织，实际上日益政治化，最终完全脱离了共青团的控制。一些形式上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州委员会和市委员会监督之下的组织，如“纪念”“拯救小组”“抉择”等等，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 在这一时期，那些社会文化方向的青年组织，也在政治意识的改变和对社会舆论的影响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俄罗斯的青年文化先锋派在反对官方价值观和渗透新的政治价值观方面，起到了十分巨大的作用。例如在共青团列宁格勒市委员会的参与下成立的列宁格勒摇滚乐俱乐部，许多最流行的乐队的歌曲中占主导的主题是社会抗议，如80年代末苏联摇滚乐运动的领袖之一维克多·崔的歌曲《我们想改变》。摇滚乐俱乐部这样的青年乐队群体，使成百上千万年龄在12到30岁的摇滚乐迷形成了对待现有制度的消极社会政治意识，并且相应地成为了消极政治情绪的表达者。阿·雷宾的书《“电影”乐队：从起点到终点》非常准确地考察了这些乐队群体的活动以及可以看作青年组织的摇滚乐俱乐部的活动：“当时在俱乐部第一任主席格·扎伊采夫的领导下整个俱乐部在准备‘起义’……扎伊采夫自己的解释是：总之就是这样……一切当然都是为了‘起义’。为了缓慢的‘起义’。‘起义’发生了，人们把它称为‘改革’”(12)。 许多非正式青年组织的领袖和积极成员成了1990年春天成立的反共产主义的反对派联盟“民主选择—90”的主要的人民代表候选人，甚至组建了有选前纲领的“独立经济学家小组”。 1980年代和1990年代之交开始的苏联共产党瓦解过程也波及了共青团。1989年11月成立了以劳动者联合阵线和“团结—为了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联合会为指针的非正式的青年组织——“青年共产主义者同盟”。1990年底在这一组织基础上成立了更加广泛的、具有共青团内部党团地位的“共产主义倡议”青年运动。 共青团的结构走向自我毁灭的标志是共青团的正式机关报《接班报》在1990年3月公布苏联共产党的反对派苏维埃代表候选人的完整名单，《接班报》的主编弗·尤金也是“民主选择—90”联盟的苏维埃代表候选人。这表明共青团不仅完全没有能力控制正式地在它管理之下的青年组织，也没有能力控制自身的结构了，共青团组织的许多领导人已经有意识地站在了反对派一边。 四、简要评论 共青团的结束标志是1991年初从共青团州委员会中开除区委员会，也就是说，共青团解体为独立的区的组织，虽然共青团州委员会由于惯性在形式上继续存在到1991年下半年。1991年9月27-28日召开的苏联共青团第二十二次(非常)代表大会正式宣布该组织自行解散。 共青团是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唯一有影响的正式的青年社会政治组织，拥有巨大的物质和干部资源，但是由于政治和经济的改革进程而逐渐变得成分不纯，这使共青团遭到了彻底地削弱。曾几何时统一的、坚如磐石的结构逐渐地越来越模糊不清，共青团的领导人在对于组织的未来而言最重要的意识形态问题和组织问题上缺乏一致认识。另一方面，共青团失去了其在苏联社会的政治体系中传统地执行的功能，这些功能逐渐地转给了青年人是主要参加者的新的青年组织(既有青年政治组织，也有青年经济组织)。这些青年组织和它们的领袖在随之而来的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社会和政治变革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一，非正式青年组织的形成与发展有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苏联青年表现出高度的社会积极性和经济积极性，后来发展到政治积极性。这特别明显地在一些青年社会群体中表现出来，首先就是在进行创造的青年、从事科学的青年和青年学生当中：“在改革年代，由于某种原因过去没有能够获得承认和没有能够在自己的领域站在前列的教授副教授、科学工作者和工程师蜂拥涌向政治……青年运动一片混乱，迅速发展”(13)。在这一时期，那些在青年运动中占优势的非正式青年群体的积极活动和高度影响，促进和推动了青年的高度社会积极性的培育和发展。 应该说，1985-1991年时期的青年群体、青年组织和青年运动是当时苏联社会政治形势的产物。社会上大量出现的非正式青年团体对共青团提出了严重的挑战。非正式的青年联合的参与目的，是改变国家政治制度。它们后来的演变过程，与共青团组织的解体过程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第二，在80年代末存在的非正式青年组织成了90年代初崭露头角的民主派青年政治家的“孵化器”。非正式青年组织成为青年人表现领袖才能和创造天赋的地方，给了他们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或者经营活动的推动力。但是，80年代末期的大多数青年组织在其领袖进入政权机构、进入工商界之后停止了存在。对于这些组织的领袖来说，在他们的行为中持续地起着主要作用的最深刻心理动机，是在这些组织的范围内自我表现的天地过于狭窄，他们要求彻底扩大活动规模，要求走出社会舒适地带、在更高和崭新的政治天地水平上——国家政权水平上的自我实现。“他们当中有着怀有各种动机的人，后来他们中许多人轻率地就改变了自己的政治立场，表明纯粹‘地位钻营’的需要对于这一代俄罗斯政治家来说是非常典型的”(14)。这一点与在一些研究中观察到的“民主俄罗斯”运动积极分子或者矿工运动积极分子在90年代初离开运动进入商界的趋势是类似的(15)。 第三，非正式的青年社会联合的形成与发展，取代了共青团并将其挤出了政治领域。非正式青年组织凝聚了相当一部分青年，规避了一些社会动荡，使共青团这一重要的社会制度的解体过程没有对社会造成严重后果。随着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革进程，这些非正式青年组织承担了共青团曾经执行的那些社会职能的一部分。 整体而言，该时期的非正式青年组织与俄罗斯民主运动的命运一致，是俄罗斯民主运动的重要部分，与俄罗斯民主运动的基本发展阶段相似，并且在它们的领袖进入政权机构之后实际上停止存在——这一时期的青年政治运动整体上也是如此。 注释： ①《苏联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帕斯图霍夫在苏联共青团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载《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 от 19 мая 1982 г. ②И.Ю.Сонзиев:《неформальные молодёжные группы》,《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1987г.,№5. ③当时被称作“自己搞起来的青年组织”。 ④Р.Д.Браунгарт,М.М.Браунгарт:《Советская и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молодёжь: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взгляд.Предисловие В.Н.Шубина》,《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1991г.,№4. ⑤В.Б.Пастухов:《Три времени России.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прошлом-настоящем-будущем》,М.:ИНФРА-М,2007г.,с.53. ⑥张跃进：《五光十色的苏联青年群体》，载《今日苏联东欧》1989年第5期。 ⑦60年代是苏联所谓“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较活跃的时期。其中“非正式青年团体”具有代表性的，是60年代初出现的“公社社员”运动。其自身定位是，强烈的社会正义感促使他们这些“社员”去同那些阻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力量进行无情的斗争。刘成彬：《苏联的非正式青年团体》，载《青年研究》1988年第6期。 ⑧В.Березовский,Н.Кротов:《Неформальная Россия:О "неформальных" политизированных движениях и группах в РСФСР(опыт справочника)》,М.: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1990г.,с.371. ⑨О.Н.Ансберт,А.Д.Марголис:《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жизнь Ленинграда в годы перестройки.1985-1991》,СПб.:Серебряный век,2009г.,с.107. ⑩陈保平译：《苏维埃青年团面临的困境》，载《当代青年研究》1989年第1期。 (11)谢·皮拉托夫在1989年成了列宁格勒最早的广告公司——青年信息广告公司的合伙人之一。 (12)А.В.Рыбин:《"Кино" с самого начала и до самого конца》,Смоленское областное книж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мядынь",1992г.,с.77. (13)Г.Г.Дилигенский:《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психология》.М.:Наука,1994г.,с.234. (14)О.Н.Яницкий:《Социальные движения:100 интервью с лидерами》,М.: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1991г.,с.49,50. (15)参见：Л.Гордон,Э.Клопов(ред.)《Новые социальные движения в России: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российско-француз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вып.1,М.:Прогресс-Комплекс,1993г.,с.70; Л.Гордон,Е.Груздева,В.Комаровский:《Шахтёры-92:Социальное сознание и социальный облик рабочей элиты》,М.:Прогресс-Комплекс,1993г.,с.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