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社会传播路径——兼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径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正确处理论文,当代中国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理论的目的在于掌握群众，指导实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真正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首先必须实现自身的社会传播。理论的社会传播既是实践发展、社会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也是理论自身价值彰显与价值实现的需要。学术界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已从多方面进行了研究，但对其社会传播的路径选择缺乏系统说明。本文拟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社会传播的路径为个案，从中窥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方式与路径。
一、中共领导集体的理论诠释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发表讲话。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除刘少奇外出考察外，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如此重大的理论与与实践问题，单靠发表一篇讲话，并非能使问题真正得到解决。讲话发表之后，为完善理论、推进理论的社会传播，使全党、全社会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达成共识，以利于实践的贯彻执行，毛泽东和中共领导集体其他成员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对象进行了理论诠释，“人民内部矛盾”一时成为主流话语的关键词。
为赢得全党、全社会的关注和认同，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之后，又多次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发表讲话，进一步诠释他的主张、表达他的观点。3月10日，毛泽东在与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时，说明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由来与研究这一问题的必要。他指出：“我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所谈的问题，本来在心里积累了很久。”①这即是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并不是突然提出来的，而是经过了一个长期孕育的过程。在毛泽东看来，“现在我们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像过去搞阶级斗争(当然也夹杂一些阶级斗争)，心中无数是很自然的。无数并不要紧，我们可以把问题好好研究一下。”②这里实际上说明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复杂性、特殊性，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问题，因而需要“好好研究”。3月6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破例邀请党外人士参加。会议期间，毛泽东围绕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又发表讲话，申明“今天突出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应作具体分析”③。这就进一步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中旬，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赴杭州，沿途在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发表演讲，主题仍然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3月17日晚，毛泽东在天津市党员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教育党员干部要认清形势与任务，转变作风，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并特别强调要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④3月18日，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专讲思想问题，重点分析了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矛盾。3月20日上午，毛泽东在江苏、安徽两省及南京军区的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集中讲了4个问题，即当前阶段的基本特点，人民闹事如何处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再次发表讲话，内容和南京讲话大致相同。⑤在南京、上海讲话时，毛泽东一再强调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用解决第一类矛盾的方法去解决第二类矛盾”⑥。毛泽东走一路，讲一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⑦。毛泽东沿途发表的演讲，对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继续探索、思考和研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补充。他一面讲，一面整理自己的思想，使之更加条理化，更加周密些，更加丰富些”⑧。
在诠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过程中，刘少奇发挥了重要作用。2月18日至4月14日，刘少奇沿京广线一路南下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五省，与领导干部、工人代表、学生代表、民主人士座谈，就如何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并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进行解释和说明。3月4日，刘少奇在河南省干部大会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指出人民内部矛盾主要表现为领导机关和人民的矛盾，更确切地讲，是人民和领导机关官僚主义的矛盾。⑨3月16日，刘少奇在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上就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发表讲话，分析了群众闹事的几种情况，强调要诚心诚意同人民群众商量、讨论，解决他们的问题，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⑩4月10日，刘少奇在视察广东期间，又向广东省和广州市直属机关干部作了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他说：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已经“突出起来”；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突出表现在分配问题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突出表现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问题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过去解决阶级矛盾的办法，必须用新的办法、新的方针、新的路线，允许人民群众用小民主的办法来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11)刘少奇此行，既诠释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又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实际情形有了具体了解。4月27日，刘少奇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再次就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发表讲话，系统阐明了他的观点。他断定“现在人民内部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突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地位，并具体分析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强调“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讲来基本上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因此，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能采取处理对抗性矛盾那样的办法”，而“要用和风细雨的办法，要用小民主的办法”。刘少奇还批评了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的几种错误观点，即站在人民之上、只去分清群众是非而不分清领导是非、以力服人而不是以理服人、把人民内部矛盾当做敌我矛盾来处理。(12)由于刘少奇对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与思考，因此其对于这一理论的阐释也就较为全面、到位。
周恩来也从不同角度，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进行了诠释。3月19日，他在政协全体会议上作总结发言时强调，社会主义国家“首先要承认国内的矛盾，要正确处理国内的矛盾”(13)。承认国内矛盾特别是承认存在人民内部矛盾，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前提。4月24日，周恩来在浙江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和省委宣传工作会议上又申明：“在国内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善于正确区别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首先要在党内搞通，使党本身能够认识、掌握和解决这个问题。”(14)第二天，他还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拉希多夫、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等就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交换意见，试探苏联对于这一问题的态度和反映。周恩来说：“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以后，人民内部矛盾就突出地显示出来。在我们社会中，仍然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而在各种社会关系中，领导和群众的矛盾方面也会突出。”尤金表示：“是的，我们也有这种矛盾。”(15)这实际上向苏联客人传递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观点。4月29日，周恩来在上海党内外干部大会上，又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了解答。除重申上述浙江会议报告的内容外，特别强调：“由于过去我们长期进行革命斗争，主要是处理敌我矛盾问题，很容易把两种矛盾混同起来，这点我们必须谨慎。”(16)
总览中共领导集体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诠释，其内容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人民内部矛盾突显的背景与原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表现与性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与应避免的问题。由于毛泽东与中共领导集体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提出者、创立者，其诠释无疑具有足够的解释力、说服力、影响力，容易引起全党、全社会的关注和认同。正因为如此，中共领导集体的合力诠释就成为推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社会传播的重要途径。
二、各层面的传达讨论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发表后，在党内外逐级进行了传达，并组织了学习讨论。基于政党架构、组织架构所进行的有序传达与广泛讨论，是推进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社会传播的有效途径。
最高国务会议召开之时，2月28日全天和3月1日上午，与会全体人员就对毛泽东的讲话分组进行了讨论。3月1日下午，又进行了大会讨论，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等16人作了大会发言。最高国务会议结束后，传达讨论主要通过各级中共组织、政协组织、民主党派组织展开。
(一)基于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传达讨论
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地方、基层组织健全，是传达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主渠道。3月6日至3月13日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首先听取了毛泽东的讲话录音，并分组讨论了毛泽东的讲话。会议期间，毛泽东分别与宣传、教育、文艺、新闻出版、高等学校、科学等方面的几十位党内外代表人物进行了五次座谈，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大量感性材料，了解到宣传工作和科学文化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是传达毛泽东讲话精神、研究思想动向和意识形态方面问题的重要会议，是推进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社会传播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指示》，要求“各地必须组织深入的传达和讨论”(17)。从此，在各级地方党组织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进行了传达讨论，并对全面开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学习讨论作出了统一部署。
从3月中旬开始，上海市在党内外干部中普遍传达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随即广泛展开了讨论。(18)当时人们的普遍反映是：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又一个重要发展，它把我们的思想水平又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听了这个讲话以后，对目前国内生活中的许多矛盾现象，都得到正确的解答了，眼界打开了，对今后的事业也更加充满了信心”(19)。
3月25日至4月1日，北京市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认真讨论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有61人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参加会议的代表经过讨论认为，毛泽东的讲话“提出了调整人民内部矛盾关系的极为重要的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大发展”。有些代表在讨论中说：“过去认为人民内部不能存在矛盾，现在认识到人民内部是存在矛盾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必须从原则上同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区别开来”。来自北京市电车公司等基层单位的代表还认识到，“目前厂内存在的党群关系、领导和群众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如果能正确贯彻中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克服官僚主义，加强思想工作，问题是可以解决的。”(20)
4月6日至17日，广东省委召开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也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广泛讨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4月26日，广东省委发出《关于学习“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指示》，要求从现在起到1957年底，自上而下、有分别有步骤地组织广大干部群众深入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中心的学习、宣传运动。到5月上旬至中旬，广州市委、海南区党委和各地委先后召开了以传达和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常委扩大会议或全委(扩大)会议。(21)
除此之外，其他各地通过召开会议、印发文字材料等形式，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进行了传达，并在不同层次、不同范围内开展了学习讨论。基于中共组织所进行的传达讨论，覆盖面广，动员广泛，有效推动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社会传播。
(二)基于政协组织的传达讨论
人民政协由各政党、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及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组成，政协委员具有代表性、广泛性，政协组织也就成为传达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重要渠道。在3月5日至20日举行的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对毛泽东的讲话展开了讨论。宋庆龄在会议开幕时表示：“在大会的前几天，我们参加了最高国务会议的扩大会议，听了毛泽东主席的讲话。我们将在这次全体会议中，依照他的教导，就各项重要问题加以充分讨论。”(22)因此，毛泽东的讲话成为这次政协全体会议讨论的重点内容之一，不少政协委员的发言对此作出了回应。如邓初民在发言中指出：“工人阶级的党，一直不讳言内部矛盾，问题在如何适当地处理内部矛盾”，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新的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内部矛盾的理论”。(23)
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召开之后，各地方政协也召开了以传达、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中心的会议。如北京市政协于4月中旬分别召开了工商界、民族宗教界、医药卫生界政协委员座谈会，学习讨论毛泽东的讲话。广东省政协于5月4日至12日举行一届三次全体会议，传达毛泽东的讲话，省政协主席陶铸作了《如何正确处理广东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提出广东人民内部矛盾12个方面的表现及解决的主要措施，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关键在于领导。(24)其他各地方政协组织也召开了以传达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为中心的会议，通过政协委员的辐射力推动这一理论的社会传播。
(三)基于民主党派组织的传达讨论
各民主党派都有自己的成员及所联系的社会人士，借助民主党派组织也有利于推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社会传播。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之后，各民主党派中央也先后召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讲话，“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成为各民主党派中央会议讨论的中心。如民建中央从3月下旬开始，每周召集在京中央常委、各委员会委员、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学习讨论毛泽东的讲话(25)。各民主党派中央还先后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地方组织深入学习毛泽东讲话的精神，经过讨论逐渐统一认识。如民革中央于4月19日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向全党发出通知，要求全体成员通过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明确认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区别及其转化，认识不同性质的矛盾应以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认识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突出的原因及正确处理的办法，明确“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重大意义。(26)4月22日，农工民主党中央向各级组织发出通知，要求把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作为当前工作中心，通过学习获得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观点和方法，从而达到增强团结、改进工作的目的。(27)
在此前后，各民主党派的地方组织普遍开展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传达讨论。如九三学社北京市分社于3月3日向基层组织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并要求在基层进行讨论，4月21日又召集各基层组织负责人交换讨论的情况和意见；民革北京市委员会于3月12日向市委委员、各基层组织负责人、宣传员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各基层组织进行了再传达和讨论；民盟北京市委员会于3月15日也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各基层组织随后展开了学习讨论。(28)因此，在推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社会传播的过程中，民主党派组织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经过逐级传达与广泛讨论，“怎样正确地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已经成为全国各界人士当前普遍关心的问题之一”(29)。4月1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限期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报告中央。(30)由此可见，毛泽东当时非常关注党内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4月27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整风和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时还表示：“这个讨论可能延长几个月。”(31)
借助政党架构、组织架构所进行的传达与讨论，既明晰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基本内涵、精神实质、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也强化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辐射力、渗透力、影响力。正因为如此，各层面的传达讨论成为推进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社会传播的重要途径。
三、媒体的多方位传播
媒体传播具有覆盖面广、方便快捷的特点，在推进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社会传播的过程中，报纸、期刊、广播等媒体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发表后，上海《文汇报》、《新民报》作出了积极反应。如《文汇报》的《社会大学》栏目，在3月22日、3月26日、4月6日分别刊发《什么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为什么要提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关于内部矛盾的几个问题》三篇文章，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进行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和阐释。此前，《文汇报》还刊发了部分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的发言。如邓初民《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以后》(3月12日)；冯友兰《“百家争鸣”保证学术正常发展》(3月15日)；陆侃如《学术界要打破顾虑，勇于辩论》(3月15日)。这些发言，结合具体实际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进行了说明。
相反，《人民日报》对于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反应并不积极。3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最高国务会议的消息，但当天发表的社论却是《不能放松积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连消息也未发。对此，毛泽东十分不满。4月10日，他与陈伯达、胡乔木等人谈话时说：“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消息也只有两行。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为什么也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目前还不能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的意思写文章。”(32)根据胡乔木的回忆，《人民日报》对此反应迟缓事出有因。他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中间有些复杂的过程。毛泽东最初认为暂时不要宣传，怕别的国家接受不了。可是后来上海文汇、新民报这些非党的报纸大讲特讲，毛主席感到应该讲，对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不宣传作了严厉的批评。”(33)看来、《人民日报》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宣传过于谨慎，与毛泽东对此的忧虑不无关系。
其实，《人民日报》对此并非完全没有反应，除发表最高国务会议的消息外，还刊登了阐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文章。比如，3月18日，《人民日报》刊发邓初民《我们克服内部矛盾的力量日益壮大》一文；3月19日，又发表欧阳予倩《听了毛主席的报告的几点体会》与张天翼《文艺怎样表现人民内部的矛盾》两文。这些文章，实际上传递了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一些基本观点。此外，《人民日报》摘发了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具体剖析人民内部矛盾的发言，报道了各地学习、讨论的相关情况。尽管如此，《人民日报》作为党报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宣传乏力、声势偏低，应是不争的事实。
毛泽东批评之后，《人民日报》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4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阐明了认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观点与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态度，并重点说明了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分析了这一矛盾产生的原因与解决矛盾的办法。文章认为，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主要是由于领导者的官僚主义工作作风引起的；为有效克服官僚主义，必须扩大民主，加强群众对领导者的监督，并不断加强在群众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这篇社论的发表，意味着《人民日报》在宣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态度的转变。此后，《人民日报》推出了系列社论，并用更大篇幅、在更显要位置报道各地学习、讨论的情况。
4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驻上海记者的文章《在民主的气氛中展开激烈争论》，对上海知识界讨论毛泽东讲话的情况作了详细报道；4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强调“人民内部矛盾是是非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为了明辨是非，增强团结，而不是像进行敌我之间的斗争那样，要消灭或打倒矛盾的一方”；4月18日、20日、24日、27日，《人民日报》连续刊登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笔谈；4月23日，《人民日报》又推出社论《全党必须认真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提出认真研究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当前党的每一个组织、特别是党的高级组织和它们的负责人员的迫切任务”。从4月中下旬的情况来看，《人民日报》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宣传可谓不遗余力。
《人民日报》的强势宣传，带动了其他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宣传。比如，从4月22日起，《工人日报》连载了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宣传讲话；从4月中旬起，《光明日报》接连发表了《认识矛盾，解决矛盾》、《上海各高等学校热烈讨论毛主席的讲话》、《几位学者对“放”的方针有不同体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等文章和报道，一改此前沉寂的局面。
除报纸媒体外，广播、期刊在推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社会传播的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经过媒体的传播与引导，民众进一步认清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表现、基本特点与解决之道，消除了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存在的种种疑惑。正因为如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逐步赢得了全党、全社会的认同。
四、实践运用与实践贯彻
在推进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社会传播的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共领导集体注意通过实践运用与实践贯彻，结合具体问题的处理与实际问题的解决来促进理论的社会传播。
1956年底至1957年初，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和其他类似事件，比以前有了明显增加。3月20日，毛泽东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把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看做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34)。3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进一步分析了罢工、罢课这类事件产生的原因与对待这类事件的态度。《指示》认为，罢工、罢课这类事件的发生，“首先是由于我们的工作没有作好，特别是由于领导者的官僚主义。”对于这类事件的处理，《指示》一方面提出，“为了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不需要采取罢工罢课游行请愿一类的方式，采取这种方式，一般地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因此，我们不但不提倡这类事件，而且应该力求防止这类事件”；另一方面申明：发生这类事件时，应当采取如下方针：允许群众这样做，而不是禁止群众这样做；群众既然要闹，就让他们闹够，不要强迫中止，以便使群众在闹事的过程中受到充分的教育；对群众在事件中提出的要求，同群众按正常方式提出的要求同样对待，即接受其中正确的可行的部分，对目前做不到的要求进行解释，对不正确的要求加以批判；在事件平息以后，认真对干部和群众进行教育，一面健全民主生活，一面提高群众觉悟，以达到在新的基础上增强人民内部团结的目的。(35)很显然，中共中央在处理罢工、罢课问题时运用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通过这一具体问题的处理，使民众进一步明确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与目的。1957年4月底发起的整风运动，其主题也在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使整风运动“同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解决结合起来”(36)。从整风运动发起之初的情况来看，对于认识、分析、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社会传播的过程中，各地、各部门注意结合实际，分析具体领域的人民内部矛盾。比如，4月23日，新华社发表一篇报道，指出目前农村中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农业合作社内领导不民主、财务不公开、分配不合理，引起群众不满；一些干部对民间的迷信活动和宗教问题处理不当，引起农民闹事；在占用渔场、畜牧场、林场、茶场、小矿山及农田等问题上，国家与当地群众发生利益纠纷；等等(37)。又如，文化部门经过分析认为，文化系统存在八大内部矛盾，即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党与非党的矛盾，事业单位之间的矛盾，文化事业的发展赶不上人民文化生活需要的矛盾，文化部门对中央与地方文化事业、国营和民间文化事业、各民族之间文化事业统筹兼顾不够的矛盾，学习外国文化知识和吸收祖国文化传统结合不够的矛盾，文化艺术领导骨干的思想业务水平和文化事业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干部思想中教条主义束缚的矛盾。(38)这些结合具体实际对人民内部矛盾所作的分析，使民众认清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内涵与类型。
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社会传播的过程中，各地还采取一些具体措施使人民内部矛盾真正得到解决。如黑龙江省对40多万从外省盲目流入的农民、复员军人和中小学毕业生以及整编中调整出来的干部、职工，进行妥善安排和处理(39)；湖北省提出采取五个方面的措施，正确处理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即扩大企业的民主生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克服领导的官僚主义、及时解决工人经济与生活上的困难、改革制度中的不合理因素(40)。1956年10月起，广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山西、河北、辽宁等省，相继有部分农民要求退社，也有部分退社农户要求重新回社。在广东，1956年秋至1957年春，先后退社的117916户农户中，有102149户重新回社，全省尚有约30万户的个体农民。5月2日，广东省委发出《关于正确处理回社社员、退社农户及个体农民有关政策的指示》，强调对于回社社员、退社农民、个体农民的关系问题，都属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各级党委必须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从团结出发，妥善处理。(41)这些措施的提出与问题的解决，深化了民众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认识与理解。
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与贯彻，既有利于彰显理论的实践价值，也有利于民众掌握理论、明确理论的内涵与实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与贯彻，推进了理论的社会传播，增强了理论的征服力、感召力。
五、余论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向社会传播之后，在赢得民众认同与好评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认识上的分歧。比如，对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否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存在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国内主要矛盾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另一种意见认为，人民内部矛盾就概括了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只是一个矛盾“一而二，二而一”的两种说法；还有少数人认为，国内的基本矛盾仍然是阶级矛盾。这些争论，实际上反映了如何认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重要性的分歧。又如，对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自发的矛盾可以“氧化”，听其自然；有人认为无论什么矛盾都没有自生自灭的，“氧化”也要通过斗争的过程；有人说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求同存异”，只能“以同摄异”或“引异为同”；有人提出人民内部要“异同求存”，“溶异为同”；还有人认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时，先要分别大小，小矛盾让它“自生自灭”，大矛盾要及时解决。(42)这些看法，折射出对于“团结——批评——团结”这一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基本方法认识上的差异。甚至有人明确提出，“团结——批评——团结”公式不是万能的。对于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原因，有人认为是共产党创造出来的，也有人认定是受匈牙利事件影响形成的。(43)这些看法，说明了当时对于人民内部矛盾产生原因认识的偏颇。其实，由于知识水平、经验背景、思维方法等方面的差异，存在这些观点的分歧是正常的，恰恰反映了民众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社会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一，使广大干部群众明确了理论的基本内容、理论价值、实践意义，认清了人民内部矛盾凸显的原因、表现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及方法。其二，引发了全党、全社会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思考和争论，其中不少合理观点对于促进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完善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三，理论认同促进了政治认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社会传播，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赢得了民众的信任与支持，民众对于理论的积极评价和反映折射了民众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看法。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之所以能实现有效的社会传播，除了上述路径、方法的合理运用之外，还与这一理论自身的品格相关。第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具有时代性。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使人民内部矛盾日益凸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可谓应时而生，回答了当时现实亟须回答、干部群众十分关切的问题，因而具有“解渴”之效。第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具有独创性。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新问题，围绕这一问题而构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其创新的程度也是引起民众关注、促使民众认同的重要因素。第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具有实践性。理论必须针对问题、解决问题，才具有吸引力、说服力，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是基于实践问题的思考，对于实践问题的解决具有指导性、方法论意义，因而推动了这一理论的社会传播。
当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社会传播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就社会传播的文本而言，在毛泽东的讲话稿正式发表之前，诠释、传达、讨论、宣传没有正式的文本可依，只能领会和传播其基本精神，如此既难以使民众了解理论的全貌，也容易导致理解的偏差与歧义；就社会传播的步骤而言，全国也不完全一致，华北、华东、华南起步较早，西北、西南、东北起步较晚。至4月20日，西安大部分高校尚未传达毛泽东讲话的精神，一些大学校领导对要不要传达、如何传达，是谈精神、还是谈要点，不甚清楚，有的校领导甚至担心传达之后会引起混乱、带来麻烦(44)；就社会传播的成效而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在领导干部、知识分子群体中收到了良好效果，引起了强烈共鸣，但工人、农民对于这一理论的反映并不明显，如何通过有效方式使这一理论走向工人、农民，仍然做得不够。
“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45)，是当前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社会传播的过程可以看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运用多种方式、借助多样载体、汇集各方力量，理论创立者、中共领导集体的理论诠释，基于政党架构、组织架构所进行的各层面传达讨论，媒体的多方位传播，实践运用与实践贯彻，都是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可缺少的路径和方式。
注释：
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407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0页。
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76页。
④参见李文芳：《对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天津讲话”的解读及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2期。
⑤《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44～650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9页。
⑦《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647页。
⑧《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652～653页。
⑨《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88～389页。
⑩《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390页。
(11)《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大事记(1949.10-2004.9)》，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5～76页；《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396页。
(12)《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6、301、302页。
(1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7页。
(1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6页。
(15)《周总理和苏联贵宾在笕桥机场畅谈人民内部矛盾》，《人民日报》1957年4月26日。
(1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8页。
(1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34页。
(18)《上海知识界的新气象》，《人民日报》1957年4月25日。
(19)《在民主的气氛中展开激烈争论》，《人民日报》1957年4月16日。
(20)《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人民日报》1957年4月19日。
(21)《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大事记(1949.10-2004.9)》，第76～77页。
(22)《充分发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积极作用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开幕》，《人民日报》1957年3月6日。
(23)邓初民：《我们克服内部矛盾的力量日益壮大》，《人民日报》1957年3月18日。
(24)十二个方面的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指：农民方面的矛盾；工人方面的矛盾；失业人口不能很快就业方面的矛盾；中小学毕业学生大部分不能升学的矛盾；华侨、侨眷方面的矛盾；盐民、渔民、船民方面的矛盾；知识分子方面的矛盾；民主党派和工商业者方面的矛盾；转业军人方面的矛盾；少数民族方面的矛盾；老根据地方面的矛盾；供应不足和物价有些上涨方面的矛盾。参见广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233-2-94-14～30。
(25)《民建中常委讨论毛主席讲话》，《光明日报》1957年4月20日。
(26)《深入学习毛主席的讲话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光明日报》1957年4月23日。
(27)《农工民主党中央要求把学习作为工作中心》，《光明日报》1957年4月23日。
(28)《各民主党派北京市组织普遍传达和讨论毛主席的讲话》，《光明日报》1957年4月22日。
(29)《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人民日报》1957年4月13日。
(30)《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92～293页。
(31)《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94页。
(32)《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664页。
(33)《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页。
(34)《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9页。
(3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155、161～162页。
(3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223、226页。
(37)《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95页。
(38)《文化部门里内部矛盾是多方面的必须掌握中央大放的精神摆脱干部思想中教条主义的束缚》，《人民日报》1957年4月27日。
(39)《黑龙江开始具体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四十万人将得到适当安排》，《人民日报》1957年4月28日。
(40)《湖北决定从五个方面采取措施正确处理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人民日报》1957年4月23日。
(41)《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大事记(1949.10-2004，9)》，第78页。
(42)《认识矛盾，解决矛盾》，《光明日报》1957年4月13日。
(43)广东省工商联：《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思想情况反映》，广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248-1-19-30～32。
(44)《西安大部分高等学校尚未传达毛主席讲话》，《光明日报》1957年4月21日。
(45)《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