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合作医疗制度的产生、普及及影响——以山东省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山东省论文,新中国论文,医疗制度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R-0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45[2008]03—0054—04
建国后，农民在土改中分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急剧高涨，生活很快得到较大改善。但此时因病返贫现象也频频出现。下面是我收集到的一条有关因病返贫的口述资料：“土改后，我们家分到7亩多地。家里有五口人，我、父亲、母亲、姐姐、哥哥。我记得，土改的第一年我们家就收了三大囤的花生，粮食也收了很多。按说，照这样下去，日子应该能越过越好。可是，不久，我哥哥得了心口疼的病。为了给他治病，我们把花生和粮食一袋袋地背去卖，拿到钱后再去给哥哥买药。就这样，家里越来越穷，甚至难以糊口。”①这条资料非常真实地反映了农民因缺乏医疗保障而陷入困境的状况。疾病的影响，甚至使当时信教的教徒也大量增加。在大跃进运动的影响下，农业受到冲击，饥荒导致人们健康状况下降，疾病蔓延。疾病带来的恐慌使入数的教徒急剧增多。在山东，解放前基督教徒分布较密集的临沂、郯城、苍山、临沭、费县等地，建国后，教徒人数有了很大下降。但1960年之后，教徒又有了很大程度的恢复和发展，聚会点大量增加。如郯城县储墩区，1957年有教徒800余人，1962年发展到1200余人。临沂县城关区1957年有教徒200余人，1962年发展到600余人。临沂县册山区1957年有聚会点4处，1962年已增至16处。这些新教徒大都是因患病入会。临沂县付庄区湖西崖村1961年发展了40名教徒，其中因自己有病或亲属有病而信教的38名，占总人数的95％，临沂县孟家庄新发展的34名教徒中，因病入教的有32人，占97.8％。②疾病使家庭陷入赤贫状态，再也无力医治，便把希望寄托于神力，这是导致教徒迅速增多的直接原因，同时也是农村急需改善医疗状况的一个体现。如何解决广大农民的因病返贫现象是当时政府所面临的一个极棘手的问题。在此情况下，新中国政府在农村确立了合作医疗制度，发动、组织农民参加合作医疗。该制度对于保障农民的生命健康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本文将视野主要放在山东省这个行政区域内，对该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影响作一个梳理和解剖，以对今天有所启示。
一、合作医疗的产生及发展
实行农业合作化运动之后，为了同疾病作斗争，避免一些人因病返贫，有些合作社曾自发实行过合作医疗，不过数量极少。1965年6月26 日，毛泽东在同他的保健医生谈话时，针对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面貌，指示卫生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为广大农民服务，解决长期以来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此即“六·二六”指示。毛泽东提出“六·二六”指示，一是反映出他一贯的群众观点，注意到农村医疗卫生状况的落后，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与他此时的备战思想密切相关。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的周边局势一度十分紧张，美、苏加紧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北面，苏联在中苏边境不断增兵，并且向蒙古派驻苏军。南面，1964年8月，美国开始连续轰炸越南北方。1965年3月，美国海军还调集大批舰艇，随时准备北犯。美国飞机不断侵入中国云南、广西和海南岛上空。在此形势下，毛泽东做出了“要打仗了”的形式判断，并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对于医疗卫生工作，他担心一旦打起仗来，医疗卫生机构都集中在城市，医务人员不了解农村的情况，医院和医学教学分科那么细致，这样是无法应付战争需要的。卫生医务人员到农村去锻炼，接触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帮助建设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理应是被重视的一项重要内容。③在这种大背景下，山东省的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开始发展起来，是1968年中央批发了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调查报告和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建立合作医疗的调查报告之后。由此截止到1970年3月15日，山东省已经实行合作医疗的生产大队7085个，占大队总数的8.99％，其中烟台地区已经达到37％；昌潍地区达到10.9％；聊城地区仅为0.3％；临沂地区0.42％。全省赤脚医生有116566人，平均每个生产大队1.47人。其中，烟台地区每个大队平均1.5人；菏泽地区每个大队平均1.4人；昌潍地区每个大队平均1.2人；德州地区平均0.5人；聊城地区平均0.69人。④伴随着备战工作的开展，山东的合作医疗得到迅速普及。山东地处国防前哨，是一个独立作战区域，在战略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备战、备荒、为人民·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引导下，山东省卫生局在1970年4月9日至17 日召开了全省卫生战备工作会议。会议决定要达到以下这样一个目的：“加速农村医疗卫生网络建设，把全省广大农村都建设成为一个要人有人，要粮有粮，要医有医，要药有药的巩固的后方基地，形成一个以专业卫生队伍为骨干，以‘赤脚医生’、卫生员为基础，群防群治相结合的战时医疗救护网。打起仗来，村村有医院，户户是病房，家家有草药，人人能医伤治病，开展战时医疗救护的人民战争。”⑤自1970年9月上旬，全省在昌潍召开计划生育、除虫灭害工作会议后，各地“掀起了计划生育、除虫灭病、合作医疗三个高潮”，农村合作医疗发展比较快。至10月20日，山东全省实现合作医疗的生产大队已达到大队总数的50％，比6月底实行合作医疗的大队数增长了1.5倍以上。⑥到1972年2月，据统计，全省农村实行合作医疗的有41463个生产大队，占80758个生产大队总数的51.2％；实行队为基础，社队两级管理的有92个公社，占1962个农村人民公社总数的4.6％。其中招远全县已实行了队为基础，社队两级管理的合作医疗。至1975年10月，山东全省已有80.5％的大队办起了合作医疗，比1974年同期增加了21％；实行以队为基础，社队两级管理的合作医疗，也由1974年同期的31％增到52％；亦农亦医的赤脚医生队伍，已达17.24万多名。随着合作医疗、赤脚医生队伍的发展壮大，一个平战结合的医疗卫生网正在形成。⑦1975至1977年是合作医疗的鼎盛时期。以山东诸城县(今诸城市)为例，当时全县1267个大队都实行了合作医疗；22个公社医院全都实行了社办合作医疗。⑧
二、国家权力的涉入助推农村合作医疗的普及
在农村合作医疗的推广普及过程中，国家力量的涉入给其提供了坚实的后盾，也发挥了较强的推动作用。
首先，国家通过政治运动的形式助推农村合作医疗的推广。下面这段话是当时一个关于合作医疗的会议讲话，该讲话内容非常鲜明地表达出了政府对推广合作医疗的态度。现将这段讲话摘录如下：“合作医疗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重要组成部分。广大干部群众和医药卫生人员，通过深入进行路线教育，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和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的自觉性，认识到办不办合作医疗，和办不办农业合作社一样，是一个方向、道路问题，是执行不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的问题，也就是对待毛主席的态度问题。各地经验证明，凡是合作医疗办得好的地、市、县、社、队，都是由于通过路线教育，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和医药卫生人员的认识，明确了方向，排除了各种干扰，克服了一切困难，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不断开展农村卫生革命，大力发展巩固合作医疗。”⑨政府采取政治运动的方式，把办不办合作医疗放到走什么道路的高度，这给合作医疗的推行注射了一支强心剂。
其次，在贯彻落实毛泽东的《六·二六指示》中，国家对农村医疗的发展给予了政策倾斜，号召把人力、物力、财力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以加强农村卫生建设，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1965年至1973年，山东省县以上医疗卫生单位下放卫生人员4400余人，医药院校毕业生1万余人，充实加强了农村、厂矿和三线工业建设。同时，还派出巡回医疗队7.6万余人次。两年中，全省74.5％的卫生事业费、81.9％的基本建设费、94.9％的新发展病床和70％以上的药品器械放到了农村。到1972年底，全省农村专业卫生技术人员已达5万零774人，占全省卫生技术人员总数的71.8％；有病床43193张，占全省病床总数的69.4％。一批工农兵学员进入医药院校，推动了医学教育革命，面向农村，开门办学，为农村培养了卫生技术人员，使县分院和公社卫生院的建设不断加强，技术水平不断提高。⑩
再次，国家还为农村赤脚医生设定了有序的培训计划，对其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和技术培训。不过，相比较而言，政治思想教育似乎处于更重要的地位。下面一段文字是当时的会议讲话中对如何培养赤脚医生的阐述：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培养赤脚医生，必须把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放在首位，坚持认真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要不断提高赤脚医生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抓好树立榜样，表彰先进，使他们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有全心全意为人们服务的思想，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像白求恩、李月华同志那样坚决地执行，勇敢地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11)在进行政治思想培训的同时，有关机构也对赤脚医生的技术进行培训。从当时各地的经验来看，培训的方式大致分为四种：一是举办短训班，学习时间一般是三至六个月；二是有计划地、分批地抽调赤脚医生到县、社医院进修；三是以公社的工作片为单位，由驻片医生或巡回医疗队结合医疗实践进行辅导；四是医药院校下乡开门办学，为附近大队培训赤脚医生。山东省中医药学校驻乳山、掖县、莱阳县的教学点，仅在1973年这一年，就用这种方法为驻地培训了1600多名赤脚医生。(12)1975年1至10月份，山东全省通过派医疗卫生工作队和请进医院带徒弟以及举办各种不同类型学习班等办法，先后培训和复训赤脚医生5.7万余人次。(13)通过政治思想教育和技术培训的赤脚医生们在当时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下，确实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从他们的实际行动中也可以看出这些培训和教育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下面通过对几个赤脚医生工作场景的描述对此加以说明。
以下是一个赤脚医生对她一个工作片段的叙述。“前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北风刺骨，又下起了大雪。吃过晚饭后，我就在卫生室工作，一直忙到很晚。因为近几天来冷一口热一口的吃不好饭，我的胃病又犯了，痛得厉害。我正准备睡觉，突然有人敲门找我，说是小寨村贫农女社员张荣氏老大娘得了重病。我听说后翻身下炕，忍着肚子疼，背起药箱就往外跑，风猛雪大，刚出大门就摔了一跤。但我挂着张大娘的病，跌倒了又起来，跑了一里多路，到了病人家。张大娘高烧到40℃，昏迷不醒，看到这种情况，我顾不得抽打身上的雪和泥，马上进行医治，一直忙到下半夜，大娘病情才好转。”(14)
以下则是几个赤脚医生为了确定药的剂量进行试药的场景描述。“药品制出了，但对于治疗剂量却心中无数，量小了不能治病，量大了容易中毒。赤脚医生抱着‘宁可自己担风险，不让病人受苦难’的决心，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郯城县房庄公社后房庄大队医疗所三名赤脚医生按不同的剂量分别服药尝试。杜厚芝服了三粒百急丸，半小时后胃内发烧呼呼作响，头晕耳鸣，恶心难忍。这时他想，赶快弄解药吧，真要中毒就麻烦了，但又一想，如果解了就找不出治病的准确剂量，思想斗争很激烈。他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心里默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半小时后开始腹泻，泄完了，腹内也就舒适了。就这样，他们逐样药品进行了尝试，从实践中得到了比较准确的治疗剂量。”(15)
以上这些鲜活的实例说明，国家对农村医务人员的政治思想教育是很有功效的，同时这也是农村合作医疗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能够推行下去的重要保证。另外，虽然农村合作医疗的基金主要来自于公社、大队和生产队提取的公益金，但在农村工作的专业医疗人员的工资是由国家支付，巡回医疗队所需的资金由国家提供，培训赤脚医生的费用也主要由国家承担。所以，国家权力的涉入，为农村合作医疗的快速普及、推广提供了坚实后盾与动力支撑。
三、合作医疗的普及带来的影响
国家运用政治动员的方式，采取政治思想教育加技术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培养出一批富有奉献精神的赤脚医生。尽管这些赤脚医生医疗水平不高，合作医疗资金有限，管理不完善，但合作医疗作为一种有组织有领导的合作社性质的农村医疗预防制度，其确立为农民就地及时得到预防保健和医疗服务提供了方便，这为缺医少药的农村带来了希望，也为农民健康程度的提高、减轻农民负担、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首先，提高了农民的健康水平。一方面，在推行合作医疗的过程中，设立了疾病预防机制，防止了突发病、常见病、多发病的频繁出现。从山东省1973年制定的《农村合作医疗章程》可以看出，当时的合作医疗制度已经建立了疾病预防机制。《章程》规定：开展群防群治，普查普治多发病、常见病，要及时准确地报告疫情，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控制传染病的发生、流行。山东招远县在《农村合作医疗章程(草案)》中，把“预防为主”列为生产大队卫生室职责第一条。招远县总结了如下经验：赤脚医生治疗效果再好，总是不如搞好预防，使人少生病、不生病。治病要花钱，少生病或不生病，对集体和个人都是最大的节约。1971年春天，流感大流行，凡是做好预防工作的社队，病人就很少。招远县齐山公社小吴家大队集体喝预防汤，发病的，只有17个人。而邻近大队因为没有预防，发病人数达60％。寿光县双河、王河南和北单三个大队，以赤脚医生为主，由公社医院统一组织，1971年对常见病、多发病先后普查过三次，共查出各种病人3496人，其中慢性气管炎797人，胃病975人，结核病162人，高血压病229人，心脏病125人，妇女病820人，其他病338人。在公社医院的指导下，赤脚医生对普查出的各种疾病，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积极治疗，及时解除了农民的疾苦。(16)同时，在推行合作医疗过程中，女性健康、生育健康也被提上了日程。山东省的《农村合作医疗章程》规定：“生产大队建立卫生所，一般应配备一至三名赤脚医生(其中应有一名女赤脚医生，负责新法接生、计划生育和妇幼卫生工作等)。”1972年，山东茌平县王老公社卫生院在对赤脚医生进行培训的学习班上，将学习与实际工作相互结合。女赤脚医生结合课堂教学，在课后上环950人，流产57人，男扎106人，服药20人，做产前检查40人。这样使学习班又成了卫生防疫、计划生育和妇幼保健工作的突击队。(17)宁津县长官公社28名女赤脚医生都掌握了常见妇女病的防治，其中有8个人会做放环、流产等计划生育手术。(18)桓台县索镇公社有赤脚医生96人，其中女赤脚医生32人，她们都已成为防病治病，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大搞计划生育、巩固发展合作医疗制度的尖兵，做到小伤小病、平产、放环不出村。(19)淄博市淄川区五股泉大队共有育龄妇女49人，1972年已落实节育措施的38人，占育龄妇女的77.5％。1971年的出生率是19％。(20)
其次，减轻了群众负担。实行合作医疗，减轻群众的经济负担，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是当时的合作医疗“充分发挥‘一根银针’、‘一把草药’、‘一个验方’、‘一个火罐’的作用，用土方、土法防病治病，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21)二是从医疗费用的支付方式看，社员负担一部分费用，大部分费用由大队和公社从集体基金中提取，这大大减轻了社员的经济负担。以山东平度县青杨公社东五甲大队为例，在该大队没有实行合作医疗的时候，整个大队群众治病，每年要花1500多元，平均每人占将近3元。1969年，全大队有6名社员治病借债700多元。女社员姜进花病了，去青岛一次就花了300多元。实行合作医疗后，社员有病随时治，重病大病外诊也在合作医疗费内报销，社员再也不愁生病花钱了，同时也节省了许多路费。桓台县荆家公社里仁大队贫农社员邢向振也说：“俺爹在旧社会得了便植(偏瘫)病，在高青清了一个医生给针灸，一次就花了30块大洋，也没治好；现在我得了溃疡病，在本村治好了；要是没有合作医疗，光工夫俺也耽误不起呀！”(22)实行合作医疗后的1969、1970年同实行前的1967、1968年相比，到县、公社医院看病的社员减少了101万零4000多人次，看病花销减少了105万零3000多元，既减少了社员看病的误工时间，又减轻了社员的经济负担。(23)
再次，有病及时治疗保证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实行合作医疗，小病由大队的赤脚医生治疗，大病送到公社卫生院。这既节省了时间，也做到了及时治疗，避免小病拖成大病，保证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山东平度县青杨公社东五甲大队是个山区，距县医院40多里，到公社医院也有十二、三里，而且山路崎岖，交通不便。到公社医院去看一次病，就得误半天多工，如到县医院，误工就更多了。实行合作医疗前的1969年，是这个大队群众发病率一般的年份，到外地治病的就达800多人次，误工2000多个劳动日。实行合作医疗两年多来，全大队只有4名疑难病号到外地治疗。社员劳动出勤率比合作医疗前提高10％以上。1970年初冬，“流感”爆发，山东招远县毕郭公社两个大队因对合作医疗的重视程度不同致使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结果。当时，黎儿埠大队由于合作医疗抓得不紧，群防群治开展不得力，在冬季农田基本建设上马的关键时刻，全村270户1170人，有500多人患流感病倒，20多天不能参加学习和劳动，严重影响了冬季生产。相反，庙子岙大队开展了群众性的防治工作，用自采的药材下料制成“健曲”，家家户户烧水喝，全村359户1430人，只有约30人患轻度感冒，没有病倒，及时完成了休整大寨田的任务。(24)1973年8月，山东实行合作医疗的社、队初步改变了缺医少药的状况，治疗小伤小病约250多万人次，如按每人次因外出看病误工半个劳动日计算，每年可节省125万个劳动日，投入农业生产。(25)广大赤脚医生在“预防为主”方针指引下，用“一根银针”、“一把草药”、土单验方为贫下中农防病治病，对减少疾病、保护劳动力、支援农业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26)
合作医疗制度的确立，无论从其基金的筹集方式，还是其所发挥的效力，都已经体现出了国家通过政府力量的投入组织社会资源给那些生活极度艰难的民众提供最起码公共服务的意图。从维护社会的有序运行及保障社会成员生命健康而言，合作医疗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尽管它所保障的医疗水平是低层次的。从合作医疗的基金筹集来看，“基金筹集一般以个人和集体共同负担为宜。根据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的精神，集体负担的基金，可以从生产队、生产大队和社办企业(实行社、队两级管理合作医疗的公社)的公益金中提取合理部分，作为社员防病治病的集体福利事业费用，对确有困难的烈军属、五保户、困难户的疾病治疗，经过民主评议，社、队批准，可以从公益金中予以照顾。”(27)这说明，合作医疗基金的筹集是对社会资源的整合利用。再从合作医疗所发挥的效益来看，尽管合作医疗是在当时农村比较困窘的情况下推行的，部分地区甚至是徒具形式，但由总体上看，这一制度对中国农民身体素质的提高功不可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公民的生命指标(包括婴儿死亡率、死亡率和期望寿命等)都远远超过当时的国民收入所能达到的水平，被世界认为是一个奇迹。据世界银行1987年估算，中国1966年人均GNP为110美元，1985年人均GNP为300美元，按说，这样的收入不足以使中国在人口学指标上排名靠前。1984年人均GNP超出11000美元的国家人均期望寿命为75岁，人均GNP为1720美元的99个发展中国家人均期望寿命为59岁，而根据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1982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为68岁。中国至少比同等收入的国家在期望寿命上高出15岁。这不能不归功于合作医疗制度在新中国农村几十年的推行。(28)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的长时间里，中国农村的医疗保障之所以由兴到衰，以至于激发大规模的农民医疗保障危机，除了在农村改革中，农村集体经济出现弱化，合作医疗的经济基础和支撑出现缺位之外，还有很关键的一个原因：政府在医疗保障特别是农村医疗保障中的角色不明，职责不清，调控不力。政府职能上的缺失，不仅仅表现为财政直接投入的不足，更重要的是政府没有为农村居民安排一个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医疗保障制度，在组织上缺乏规范、高效、健全的管理与服务体系。(29)农村合作医疗作为整个社会保障的重要构成，是一项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公共事业，完全市场化是行不通的。所以，在今天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推广与普及中，从新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推行中吸取有益成分，将国家力量的投入作为其重要支撑与动力源泉，以确保农村医疗保障的公平与高效，这对于构建和谐的新农村，意义重大。
注释：
①访谈对象：王富奎；性别：男；职业：农民；年龄：64岁；住址：山东曹县黄村；访谈时间：2006年7月12 日。
②中共山东省委：《批转省宗教事务处党组关于临沂地区基督教活动情况的调查报告》(1962年12月)，A001-01-840卷，山东省档案馆藏。
③姚力：《“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毛泽东“六·二六”指示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5期，第102至103页。
④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卫生局：《全省卫生技术队伍级别情况补充资料》(1970年3月15日)，A034-03-14卷，山东省档案馆藏。
⑤鲁卫(1970)13号：《关于卫生战备工作意见的报告》(1970年4月23日)，A034-03-14卷，山东省档案馆藏。
⑥山东省卫生局：《农村合作医疗发展情况》(1970年10月20日)，A034-03-14卷，山东省档案馆藏。
⑦《我省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有了新发展》，《大众日报》，1975年10月16日。
⑧麻东堤、张卓民：《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诸城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433页。
⑨《深入开展农村卫生革命大力发展巩固农村合作医疗——边立敬同志在全省农村合作医疗中医中药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3年12月25日)，A034-03-101卷，山东省档案馆藏。
⑩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卫生局：《山东省卫生工作会议纪要》(1973年6月2日)，A188-03-0003卷，山东省档案馆藏。
(11)(12)《深入开展农村卫生革命大力发展巩固农村合作医疗——边立敬同志在全省农村合作医疗中医中药工作会议上的讲话》，A034-03-101卷。
(13)《我省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有了新发展》，《大众日报》，1975年10月16 日。
(14)侯秀兰(齐河县赵官公社崔桥大队的赤脚医生)：《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当一辈子人民的赤脚医生》(1973年)，A034-04-043卷，山东省档案馆藏。
(15)郯城县房庄公社后房庄大队党支部：《只要听毛主席的话“贫农”也能办好合作医疗》(1972年1月25日)，A034-04-043卷，山东省档案馆藏。
(16)中共寿光县道口公社委员会：《自力更生，勤俭办医，不断巩固发展合作医疗制度》(1972年1月20日)，A034-03-064卷，山东省档案局藏。
(17)茌平县王老公社卫生院：《坚持无产阶级卫生路线，为灾区人民办好合作医疗》(1972年1月20日)，A034-04-014卷，山东省档案馆藏。
(18)宁津县长官公社革命委员会：《提高赤脚医生水平巩固发展农村合作医疗制度》(1972年1月21日)，A034-04-014卷，山东省档案馆藏。
(19)桓台县索镇公社革命委员会：《沿着毛主席“六·二六”指示，巩固发展合作医疗》(1972年1月26日)，A034-04-014卷，山东省档案馆藏。
(20)淄博市淄川区五股泉大队赤脚医生张桂荣的报告：《认真落实“六·二六”指示巩固发展合作医疗制度》(1972年1月25日)，A034-04-014卷，山东省档案馆藏。
(21)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卫生局：《山东省农村合作医疗章程(草案)》(1973年9月3日)，A047-02-189卷，山东省档案馆藏。
(22)桓台县荆家公社里仁大队党支部：《坚持路线斗争巩固发展合作医疗十三年》(1972年1月20日)，A034-04-014卷，山东省档案馆藏。
(23)(25)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卫生局：《关于全省农村合作医疗开展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1973年9月3日)，A047-02-189卷，山东省档案馆藏。
(24)中共招远县毕郭公社委员会：《以路线为纲 巩固发展合作医疗》(1972年10月)，A034-03-064卷，山东省档案馆藏。
(26)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卫生局：《山东省卫生工作会议纪要》(1973年6月2日)，A188-03-0003卷，山东省档案馆藏。
(27)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卫生局：《山东省农村合作医疗章程(草案)》(1973年9月3日)，A047-02-189卷，山东省档案馆藏。
(28)王国军：《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变迁》，《社会保障制度》，2004年第6期。
(29)李和森：《中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