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间技术和创新传播的理论分析与政策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论文,理论论文,政策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63(2002)04-0001-06
在现代社会中，很多区域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用资本与劳动力的贡献来解释，而应归功于技术与创新进步，而且技术与创新的贡献份额有增大的趋势。可以说，创新能力已成为区域的核心竞争力。区域技术进步率取决于两个因素，即区域自身的创新能力与吸收其他区域创新的能力。当一个区域自身创新能力有限时，接受其他区域创新技术传播就对区域利益增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技术在区域间的传播肯定会改变区际关系格局，特别是发达地区技术创新成果在落后地区传播有利于改善区际关系。然而这种有利的传播并非像传统的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自然而然的，而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而且现实中存在一种值得注意的反常现象，即落后地区研究开发出的技术不是在当地而是在发达地区转化。
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离不开东西部地区间的经济技术合作，而在东西部地区经济技术合作中，技术与创新由东而西传播又是合作的重要内容。那么，何种方式的传播最有利于西部地区发展呢？不同的传播方式会产生什么样的不同影响呢？应采取何种政策适时推动东部地区的技术转移呢？这些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过程中必须回答的问题。文章从评价理想的区际技术与创新传播理论入手，分析两种主要的区际技术与创新传播方式和其影响，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若干政策结论。
1 理想的传播理论及其局限
在20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大危机前，经济发展的地理分布被认为是由自然条件所决定的，且试图改变这种分布是徒劳的。在自由主义者的眼里，区域经济非均衡不过是一般经济自动均衡体系中的一个暂时性问题，因而区域研究没有必要。这令著名经济学家P·萨谬尔森大为感慨地写道，“空间问题在经济理论中是如此地被忽视，以至于就其本身而言这就是一个引人入胜的领域”[1]。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甚至将区域问题视为经济学的“最后前沿”[2]。
1.1 技术与创新的区域非均衡
技术与创新的空间分布是不平衡的，而且技术与创新的传播是不均衡的。在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下，技术与创新的区域差有可能被放大。
然而，波茨(G.H.Borts)与斯坦(J.L.Stein)曾认为，在竞争条件下，每个利益主体都可自由地享用技术进步成果[3]。当考虑空间因素时，这一观点便显得极其粗糙。区域自由竞争存在障碍，技术应用的风险与收益存在区域差，而且技术应用本身需要一定的条件，不是任何区域都具有创新能力，也不是任何区域都具备接受技术转移的能力，创新不可能在所有区域以同样的速率同时传播。总之，技术创新一般发生在人口与经济活动密集的大城市地区，在其应用期只为一部分区域所利用，而其他区域则要等技术标准化后才能利用，也就是说区际技术传播具有不对称性。此外，某些创新技术的应用需要一定的门槛条件，如门槛市场、门槛技术劳动力、门槛资本等，相对于这些门槛而言，部分区域可能永远也不可能应用这些创新成果。
1.2 新古典经济学有关技术与创新传播的理论及其缺陷
认为技术与创新可在区域间充分传播的理论都是以新古典理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是：①自由竞争；②生产要素充分就业；③资本与劳动力充分流动。事实上，这3个条件在现实中是很难成立的。
新古典区域经济理论与新古典增长理论不仅认同波茨与斯坦的观点，而且进一步认为，区际技术与创新传播有利于落后地区，因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趋同趋势。R·塔穆拉(R.Tamura)曾建立一个内生增长模型，试图说明人际、区际与国际的收入趋同。他认为行为人具有同样的偏好和获取同样的生产技术与投资的机会，只是初始的人力资本存在差异。在技术投资中，人力资本存在外溢效应，这将给平均水平以下人力资本的行为人带来较平均水平以上人力资本的行为人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因此，平均水平以下人力资本行为人的收入将比平均水平以上人力资本行为人的收入增长得更快。收入趋同是由于人力资本趋同。而人力资本趋同的原因在于知识获得与传播方面的产权不完善以及教育和研究方面。社会拥有的人力资本越多，任何个体就越容易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拥有平均水平以下的个体受外部效应影响所接受的利益要远高于平均水平以上人力资本的行为人。在一个异质行为人经济中，具有最高数量人力资本的行为人可视为处于知识前沿，对这类行为人来说，其拓展前沿很难，而具有较低人力资本的行为人可视为需要现在的知识。一旦一种思想被发现，就不需要重复不断地再现，但需要学习。趋同的原因在于平均水平以下人力资本的行为人从学习中获得最多。若在区域间存在外溢效应，则区域间趋同就不需要人口的区际迁移[4]。
实际上，塔穆拉认为区域经济趋同的关键在于落后地区在人力资本增进与知识获得方面具有“后发优势”，即落后地区可通过发达地区的外溢效应和自身的学习过程获得比发达地区更快的人力资本增长速度，从而在技术和经济等方面赶上发达地区。塔穆拉的模型强调了知识和人力资本在缩小区际差距中的作用，但他与其他新古典区域经济学家一样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即他们想象要素是完全流动的，不需要付费的。事实并非如此，如上所述，技术和知识的传播是有选择的，且落后地区接受发达地区的技术与创新传播必须付费。
2 传播的方式
技术创新及其在区域间的传播是不均匀的，那么创新是如何传播的呢？不同学科对此提出了不同的创新传播理论。著名区域经济学家H·理查森(H.Richardson)将创新传播理论归纳为四类，即数量地理学家建立的社会经济现象空间传播理论、经济地理学家提出的以交通运输网络为核心的归纳模型、经济学家提出的以盈利性为标准的创新传播理论以及城市与区域经济学家提出的等级传播理论[5]。而且理查森认为这些理论是互补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技术与创新的时空传播有两种主要形式：一是一般的波浪传播，即从创新源向四周呈放射状扩散；二是等级传播，即从高级中心向低等级中心传播。
2.1 技术与创新的波浪式空间传播
对一般的波浪式空间传播作抽象理论分析应归功于莫里尔(Morrill)、托布勒(Tobler)与贝克曼(Beckmann)等人。莫里尔从宏观角度研究了扩散过程，并研究了其空间与时间形式的相互关系[6]。首先，从时间方面看，不同时期的创新技术应用程度曲线呈S形状，这是由于超初了解的地区不多，应用慢，当人们了解创新后应用加速，最终会趋于饱和。这一过程可用对数函数表示，即
式中：t为时间，k为接受率上限（即饱和值），f为一常数，c为吸收系数，P(t)为t时期被接受率。其次，从空间方面看，创新技术在空间的传播一般遵循距离衰减原理，即距离越远，新创新技术接受率越低。这一原理可用距离衰减函数表述，即
P(r)=ae[-br]。
(2)
式中：r为距离，P(r)为r距离地区的接受率，a为一常数，b为距离衰减系数。
将(1)与(2)结合起来可得到创新技术时空传播图，见图1。莫里尔认为这一模型最适于描述落后地区或落后地区间的传播，因那里创新技术传播主要取决于个人联系。而发达社会中的创新技术传播则宜用等级传播理论描述。
图1 创新技术时空传播过程
Fig.1 Space-tim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2.2 技术与创新空间等级传播
等级传播理论说明创新技术的应用是如何从高等级中心向低等级中心跳跃式扩散的。在分析创新技术扩散时，佩德森(P.O.Pederson)在理论模型构建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建立了一个等级传播理论，在该模型中他考虑了4个方面的内容并分别建立了模型：①了解创新；②应用创新的总体意思；③在城市中心创新的经济与技术可行性；④在一个城市中心出现一个潜在的企业家（即创新应用者）[7]。综合这4个方面的分析可得出一些结论。拥有人口P[,i]的i城市在t[,i]时期采用一项创新技术的概率S[,i]可表述为
S[,i]=1-e[-p[,i]w]。(3)
式中：w为在i城市接收到采用创新技术必需的临界信息流(F[,i])时潜在的创新者占人口的比例。而实际接受到的信息流(I[,i])必须不小于F[,i]，也就是
式中：k为一常数，P[,i]，P[,j]分别为i城市与j城市的人口规模，X[,i]，X[,j]分别为i城市与j城市参与创新交流的人口所占比例，α为距离衰减系数。(4)式有一个约束，即i城市的人口规模不得小于创新所需的门槛人口规模(P[*])，即P[,i]≥P[*]。若城市太小，则创新技术的应用是不可能的。例如，在非基础产业中的企业创新可能需要一定的产出规模才能赢利。要使(4)式的等级含义变得更加清晰，可对不同规模的城市作等级划分，即
P[,i]=P[,1]R[-q,i]。 (5)
式中：P[,1]为首位城市规模，式R[,i]为i城市的等级，q为等级规模系数。利用(5)式可将(4)式中的P[,i]P[,j]用P[2,1]R[-q,i]R[-q,j]代替，这样α就变得十分关键。R[,i]与R[,j]间的差可视为等级距离。当α→∞时，自然距离变得非常重要，而当α→0时，等级距离的重要性突出。由这一理论模型可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距离衰减系数越小，自然距离的影响越小，而等级距离的影响越大。由这一结论我们不难发现等级传播理论模型更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理由：发达国家的交通通讯业发达，自然距离的阻力变小，即α越来越小，从而使得等级距离对传播的影响增大。而在落后国家α值很大，则更适宜用空间波浪传播模型解释其区际技术传播。
第二，α越低，传播过程更快。因此，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与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传播时间会减少。
第三，门槛水平越高，传播过程中断得越早。由此可发现落后地区难以接受高级创新的原因。高级创新频率越高，则传播时间会越短。
第四，若参与传播信息的人口所占比例随城市人口规模减小而降低，则创新传播过程会在低级别城镇受阻。由此可得出一政策结论，即对落后地区而言，为增大吸收与采用其他地区创新技术成果的机会，必须加快发展中心城市以提高其在全国城市等级体系中的级别。
第五，由于企业家的空间分布存在差异，传播过程是非对称的，在缺乏大城市与企业家的区域传播过程会放慢。
在城市体系比较完整的国家，区际创新技术传播按等级推进比较普遍，存在大量的现实理由支持等级传播模型：①主要的交通通讯网基本是拥有各种稠密流的城市间网络。②大城市的社会结构与心理态度更有利于吸收新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与创新成果。③创新应用精英（包括企业家、技术人员、研究与开发专家）等基本上是按城市等级分布的。④大型跨区域企业的空间等级结构促进了等级传播。许多现代的企业组织是有等级的，总部与决策中心分布在大城市，分支决策则扩散到低等级城市。⑤就技术进步所涵盖的范围而言，区域创新传播网往往与区际资本流动是结合在一起的。资本流动可能主要发生在城市之间，并按等级流动。⑥在创新技术通过分销商传播的情况下，等级传播得到强化，因分销网是由城市等级控制的，对那些市场与人口规模密切相关的创新技术尤为如此。⑦聚集经济对创新传播很重要，因为聚集经济不仅吸引创新精英，而且吸引企业、开发与研究机构，而这些又会反过来增强一个区域吸收创新技术的能力。聚集经济存在于城市且与人口规模成正比，这样会改善等级传播。
2.3 现实中的区域技术与创新传播
值得注意的是，波浪式空间传播与等级传播不是绝对对立的。在许多国家，两种形式的区域创新技术传播同时存在。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并不是只存在等级传播，落后国家也并不是只存在波浪式传播。因此，佩德森曾建议根据创新本身的类型而不是一般经济发展水平来区别传播模式。他对住户创新(Household Innovation)与企业创新(EntrepreneurialInnovation)作了区分。前者可视为连续的波浪式现象，因采用者多，且从创新中心向外围辐射。企业创新不会在小镇与乡村被采用，其传播以很不连续的跳跃方式进行，其应用风险也较大；住户创新技术的每位新采用者都会加速传播，而在一个接近门槛规模的城镇里首先采用企业创新技术者倾向于买断在那里的进一步采用。
3 传播的阶段性及其影响
波浪式空间传播模型与等级传播模型均是理论上的抽象，只能反映大致规律。至于不同时期具体的影响等问题，这两个模型不能做出明确的说明。地理学家哈格斯特兰德(
)通过经验研究建立了一个归纳模型，经济学家格里利希斯(Griliches)、曼斯菲尔德(Mansfield)等对传播的经济含义及影响作了研究，而创新技术传播对区际关系的影响则似乎无人研究过。
3.1 技术与创新传播的阶段性
哈格斯特兰德是一位在创新传播方面颇有研究的瑞典地理学家。他通过经验研究（主要研究农业、消费品与社会机构）发现了空间传播的3个阶段：初始传播阶段，早期应用者集中在创新中心周围区域；中期传播阶段，创新的应用由中心向四周呈放射状散发，在原聚集区出现第二轮聚集与连续增长；饱和阶段，在原发地创新应用达到饱和，边缘区的应用密度仍可能较低。这些经验总结得到了许多先验因素的支持，如创新的应用取决于明智的决策；意识创新的成功是应用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信息可能是公开的也有可能是私下传播；潜在的应用者遇到的阻力各不相同等。之后，他运用蒙特卡罗模拟法，构建了3个模型，他将假设与现实相对照，作了两次修正，以使模型更接近观察到的现实[8]。后来，他还研究了等级传播。他发现许多创新传播遵循一条由高等到低等城市的轨迹，这反映了绝大多数交通运输节点位于城市的事实。在国家空间经济系统中，从事传播技术的行为人相对较少，“少部分重要的人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事务中起主导作用，而广大民众在创新与传播过程中只不过起看门人的作用”[9]，在参与人相对较少时模拟空间传播过程更困难。
经济学家虽然对创新的空间扩散注意不够，但贡献仍是较大的。首先，他们为描述不同时间创新传播的对数函数提供了丰富的证据。由于时间传播与空间传播是相对应的，这等于也为空间传播函数提供了支持；其次，他们建立并检验了一些模型，主要研究采用一项创新成果所需的狭义经济条件，如在考虑到风险与不确定性后创新必须是有利可图的等。格里利希斯在分析杂交玉米的传播后提出了一假说，即传播率是盈利性的直接函数，而盈利性是市场密度和创新及市场营销成本的函数。也就是说，创新的导入主要决定于供给因素，而应用率取决于需求，两者又取决于盈利性[10]。除盈利性模型外，经济学家还建立了一个综合的创新传播理论。这里简单地分析其中的几个一般结论：①一个区域的产业结构会影响其吸收与采纳其他区域创新成果的能力。若一个区域存在较大的企业，创新应用率较高。而且，竞争型产业比垄断型产业采用创新要快[11]。许多创新只适用于一种产业，存在这种产业无疑是一个区域采用创新的必要前提条件。②学习过程非常重要。若创新要求应用者具有新的知识、新的行为方式或其他集团与组织提供协助，那么传播会延迟。而且，采用一项创新的决定可能是相互影响的。一个地区的决定可能受到其他区域的决定的强烈影响。换言之，邻里效应既包括信息传播分量，又包括学习分量。③创新信息流的限制因素（如专利制度）会明显延缓传播过程。西伯特曾区分了政府支持的研究机构与私人企业。前者更关心创新成果的传播，而后者通常限制传播以保持有利的竞争地位[12]。④一个区域接受其他区域的创新的能力可能受制于供给方的弹性。在生产创新成果的行业中可能存在瓶颈，即创新能力约束。创新需求与创新供给之间因此可能有一很长的时滞。创新传播有时由经销者进行，创新的空间扩散取决于经销中心网络空间分布。
3.2 技术与创新传播的影响
无论是对技术与创新空间传播样式的抽象理论模拟与经验归纳，还是对传播的经济含义的分析，均未深入到区际技术与创新传播对区域行为关系的影响这一层次。首先，应当肯定，波浪式空间传播与等级传播均有利于技术的普及化，有利于区域间技术水平的平衡，有利于通过不断应用进一步支持创新，因而有利于区域间形成相互支持的合作关系，这可能是众多学者建立的理论与模型中暗含的一个结论。其次，已有的传播理论忽视了或无助于分析区域技术与创新格局的变迁。在各种理论与模型中，原有的区域中心与等级在传播过程中没有地位变化，亦即中心仍然是中心，边缘还是边缘。而区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区际力量的重组，其中就包括技术与创新力量的重组。事实上，过去的创新边缘区通过力量积蓄而一跃成为创新中心的事例并不少见。而且没有这种破例，很难想象不均衡的区际关系会有所改变。一些学者指出了落后地区需要集中建设其中心城市以提升城市等级，增强对其他区域创新的吸纳能力。可惜未对区域跳跃技术进步予以进一步探究。边缘区在创新体系中的崛起无疑会对现存的创新中心区发出强烈的挑战与激烈的竞争，对其利益产生多方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区际技术与创新流动既可能导致区域间和谐发展，相互促进，也有可能导致矛盾与冲突，如相互封锁创新信息，限制创新传播等，这主要取决于区域利益的变化。最后，技术与创新的区际传播也像区际资本流动一样，存在“反梯度运动”现象。落后地区在创新领域并不完全是空白，如中国的西部地区也存在一些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中心。但由于创新成果在落后地区转化的盈利性较发达地区差，现实中存在落后地区创新成果向发达地区传播这一与一般理论相悖的现象。特别是在城乡二元结构非常突出、产业结构单一的落后地区，城市中心的创新成果外流不足为奇。这种技术与创新传播迟早会加剧区域矛盾，破坏区域间的实力平衡。总之，区际技术与创新传播同区际劳动力、资本流动一样，其对区际关系的影响是复杂的，区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考虑到这种复杂性。
4 政策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了两轮越来越严重的区域经济冲突，而且“十五”期间有爆发第三轮冲突的可能[13]。由于我国东部地区会于2010年前后达到中等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势在必行，而且在调整产业布局的过程中，技术与创新的传播是不可避免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与实施无疑反映了这一趋势的要求。根据前述分析可推导出一基本结论，即当一个国家内部的发达地区因结构膨胀而产生产业与技术转移的需要且落后地区同发达地区间的发展水平差距扩大时，技术与创新的区际传播不能单纯依靠市场力量来推动，而是需要一定的政策支持以使其传播的方向与速度更加符合预期目标。由此可得出以下政策结论：①在开发落后地区时，必须注重培养其对发达地区转移技术的吸收能力，也就是增强落后地区对技术与创新的吸引力。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将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与教育视为战略重点，就是旨在增强西部地区对沿海地区转移出的技术的吸引力。②鉴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存在两种区域经济差距，即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间的发展梯度差以及西部地区内部“二元”发展所导致的城乡发展差距，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必须同时注重技术与创新在东西部地区间的等级扩散与西部地区内部增长极的培养以推动波浪扩散，因而重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是有其理论与实践意义的。③西部开发不能仅仅着眼于解决东西部发展差距问题，而应理解为联动解决所有问题区域的发展问题，其中既包括西部落后地区的贫困问题，也包括东部膨胀地区的拥挤问题。只有从这一高度来阐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政策目标，才有可能广泛调动不同类型区域参与西部开发的积极性[14]。中国空间格局的大调整是由东部地区整体及其主导产业发展所处的生命周期和振兴西部地区经济的需要所共同决定的，于多种地区有利，并非只有西部地区受益。中国东部许多城市地区早在10多年前就已陷入拥挤之中。例如，1989年上海老市区的人口密度高达42900人／km[2]，每平方公里有企业34家[15]，这种拥挤程度在全球来说也是十分罕见的。传统产业与技术不转移出去，上海的拥挤问题则不能得到缓解，上海就有陷入膨胀乃至萧条的可能。适时将传统产业与技术向西部地区转移，既有利于解决东部地区的膨胀问题，从而有利于预防其陷入萧条，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让出空间与资源，也有利于西部接受这种转移的地区振兴实业。④为防止技术与创新成果的“反梯度运动”，必须给予一定的“胡萝卜”政策，解决西部地区技术成果的就地转化的利益驱动力不足问题。⑤西部地区需要有利于培养本土企业家和完善技术传播网的政策。技术与创新的区际传播与吸收由企业家完成，而企业家吸收传播技术与创新有赖于信息传播和传播途径的通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