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中公众政治信任的形成机制及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众论文,机制论文,风险论文,政治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13)06－0568－07
1 引言
近年来，我国社会事故频发，风险社会来临。与之相伴的是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每况愈下，政治信任到了亟待提升的关键时刻。政治信任的概念由Miller于1974年首次提出。在其产生初期特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而在后期，其对象逐步扩大到整个国家行政领域，不仅包括中央及地方政府，同时还包括政治体制、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军队和领导人等(Wong et al.,2011)。内涵的扩展带来了意见的分歧，“政治信任是针对特定对象的还是弥散于整个政治环境之中的”成为争论的焦点。前一种观点的支持者认为政治信任指向官员等政治权威，是公众相信权威机构并有所托付的一种心理状态(Citrin & Muste,1999)；后一种观点的支持者则认为政治信任并不针对特定对象，它是公众在期望与认知之间对政府运作的一种归属心理与评价态度(李砚忠，2007)，往往从整体上发挥影响(Hetherington,2002)。研究倾向后一种概念，认为从整体角度的衡量才能切中风险社会政治信任的实质。
影响政治信任形成的因素也是诸多研究关注的焦点。常涉及的变量包括人口统计学变量(如年龄、受教育程度)(Wenzel,2006)、人格变量(如态度、个性特征)(Citrin & Muste,1999)、政治背景(如政治变动、政策偏好等)(Anderson,2002)，以及相关的情境因素(如社会价值导向)(Rahn & Rudolph,2005)等。总结起来，主要从两个角度对政治信任的形成做出解释：第一是以经济学为基础的理性选择理论(Coleman,1990; Hetherington,1998)，该理论认为政府绩效决定了政治信任的程度(Hudson,2006)。政府绩效既包括政治绩效，如政治制度的民主性、政治透明度、言论与行为的自由、社会分配的公平等，又包括经济绩效，国家的宏观经济绩效和个人的经济状况等；另一种是以社会心理学为基础的文化理论(Inglehart,1997; Putnam,2000)，该理论认为个体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基本政治价值观和信念是政治信任的主要来源。它在早期生活中形成，受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接受到的教育、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事件等因素的影响，且代代相传(Schoon,2010)。
理性选择理论与文化理论看似相互对立，然而他们有共同的前提假设，即认为信任是习得的，但在何时习得的问题上有分歧。文化理论强调早期经验的重要性，认为政治信任一旦形成，在之后的生活中很难改变。而理性选择理论则强调新近的、当下的政治评价的影响。鉴于此，有研究者统合了以上两种解释，提出了终生学习理论(Lifetime Learning Theory)(Schoon & Cheng,2010)。该理论认为政治信任的形成是一个终生的过程，在早期社会化过程中就开始积淀，且在之后的政治生活中，不断受到政府绩效的强化或者挑战(熊美娟，2010)。具体说，如果个体对政府现有绩效的态度与早期形成的政治态度相一致，那么原本的政治态度得到加强，反之则受到挑战。如果这种挑战不断积聚并达到一定程度，个体态度就会朝相反方向发展。因此政治信任在某一时段可能是稳定的，但长期来看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
具体到该研究，个体在以往生活中形成的政治信念与价值观作为一种基线态度会对个体的政治信任产生影响，同时，政府在具体危机事件中的风险应对行为与应对效果也会左右公众的信任判断。因此，以“终生学习理论”为基础整合两方面的理论，选取政治透明度、政治宽容度(理性选择理论)，以及负面认知固化程度(社会文化理论)为自变量，探讨这三个因素对政治信任以及政治合作的影响。
2 研究变量与假设
2.1 政治透明度感知
政治透明度是指权力机构政治活动的公开程度。公众对政府行为公开程度的感受会影响信任的走向。将政府活动展露于聚光灯下，是会给公众质疑提供更多的机会，加速政府形象的坍塌，还是会为取得公众谅解，增强政治信任铺平道路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对此可以在现实中找到答案。在一些危机事件的处置过程中(如2003年SARS危机，2013年长治泄毒事件)，个别政府官员生怕自己会因为危机事件被指证失职，便采用了瞒报的方法企图瞒天过海。这在短时间内似乎达到了粉饰太平的效果，但是从长远来看，一旦瞒报行为被发现，政府公信力便急转直下，长期以来积累的良好口碑也荡然无存；相反，如果能在危机发生的第一时间将事件呈现在公众面前，也许在短时期内政府会受到监管不力的指责，但长期来看，只要公众看到了政府真诚的处事态度、积极的救援行动、坚决的整改措施，那么最终将有利于政府形象的树立。当前一些政府部门借助网络、微博等平台开展政务公开、网络问政等活动，其目的就是要频繁、全面、透明地将政府活动展露在公众面前，从而创造机会让公众感受到政府机构的有效性和公正性，促进政治信任的建立(Bertot et al.,2010)。Thomas(1998)的研究发现，公众关于政府公开程度与回应性的感知对政治信任有很大影响；Welch等(2005)在对806名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电子政务使用者研究中发现，对利用电子政务提供服务改善透明度更满意的公众更信任政府。
假设1：公众的政治透明度感知对政治信任有正向影响
2.2 政治宽容度感知
政治宽容度是指政府允许公民拥有明确表明选择的自由，保证选择的内容不受歧视，同时允许公开争论和批评的程度(Gibson & Bingham,1982)。危机事件发生后，政府能否容忍公众提出批评，那些有不同声音的民众能否得到保护是公众评判政府宽容度的重要指标。社会支持理论(Theory of Social Support)(House et al.,1988)认为，个体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所感受到的来自他人的支持可以有效弥补其心理需求，其中情感支持、信息支持、传播支持和工具性支持是社会支持最主要的四个方面。一个容许公民表达不满的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给予公民信息支持和传播支持的政府。公民可以从这种支持中感受到政府对公民的关心和尊重，更乐意以一种积极的心态配合政府工作(Semmer et al.,2008)。因此，政治宽容是建立政治信任的基础。
假设2：公众的政治宽容度感知对政治信任有正向影响
2.3 负面认知固化程度
所谓认知固化是指行为者心理层面对认知对象顽固的认知与评价倾向。认知固化是在个体长期的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童年期个体从家庭和学校获得的早期经验，成长期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失业经历、社会地位、环境中占主流的文化导向等都是固化认知的来源。一旦某种评价固定下来，那么，如果遭遇与预设立场相符的信息，固化认知会发生“自我强化”，进一步印证自身的正确性；当遇到与之立场相“解构”的信息时，也不会立即消解，认知主体会采用闭目塞听或者“曲解”的方式保护原有的看法不被改变。这种现象在美国大选和提升士兵士气的政治宣传中都有所发现。政治传播学者Carey将此称为负面认知固化，指个体在长期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对政治系统及行为者的负面看法(Carey,1989)。之所以强调“负面”二字，主要是因为以往有研究发现，我国的部分民众，尤其是底层社会民众，如农民工群体在遭遇了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之后，其内心会形成一种顽固的对政府的不满和对自身的无力感知(董毅，2011)。这种固化认知使他们拒绝接受来自政治系统的任何正面信息，如果强加宣传和说服，反而会引发进一步的不信任与政治反感。因此，认为负面认知固化程度越高的个体越难以建立对政府的信任。
假设3：公众的负面认知固化程度对政治信任有负向影响
2.4 政治合作
政治合作是基于政治信任而产生的一种行为表现。大量研究表明，政治信任与政治合作正相关，公众对政治系统和政府的积极评价和高度信任会增加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而消极态度、不信任会阻碍公众与政府的合作意向(张婍，王二平，2010)。Dalton(2004)的研究发现，政治信任度高的个体更倾向于参与投票选举，二者之间的相关随信任的增强而增强。政客们的良好形象也会极大提高公民参与竞选的程度。Norris(1999)的研究发现，公民对核心民主制度，如议会、当地服务、法律制度的信心越高，就会越积极地投入到各项传统政治活动中。我国学者也发现，较低的政治信任会导致公民上访行为的发生，上访者到达政府层次每提高一级，表明其对政府的信任就减少一个档次(胡荣，2007)。因此，研究认为，如果公众对政府持有较高信任，那么面对危机事件，公众就会积极主动地响应政府号召，不轻易听信传闻，不随意传播流言，甚至牺牲自身利益配合政府的应急救援。
假设4：公众的政治信任对政治合作行为有正向影响
综合以上假设不难发现，政治透明度、政治宽容度和负面认知固化程度作为前因变量会对政治信任产生影响，政治信任会对政治合作行为产生影响，因此，政治信任可能在前因变量和政治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鉴于以往研究多偏重于理论推导而较少实证研究，本研究拟采集数据对此假设进行验证。
假设5：政治信任在政治透明度感知、政治宽容度、负面认知固化程度与政治合作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2.5 政治氛围感知
政治氛围感知是指个体感受到的，社会中其他人对政府及其相关体系比较一致的总评价与总看法。政治氛围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一旦形成便会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个体的观点与行为。换句话说，个体的政治信任必须经过良好政治氛围的“发酵”才能对政治合作产生影响。社会网络理论对此有很好解释。Granovetter将社会关系划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两种，关系的强弱决定了获取信息的性质和获得资源的难易程度。中国社会是一个强关系社会(边燕杰，2011)，熟悉、亲密的个体之间有较多的情感维系，相互信任且乐于给予帮助。强关系组成的社会网络同质性强，从中获取的信息比较一致，因此更容易就某一问题形成共识。中国民众在这种强关系的包围之下，很容易受到周围人，尤其是亲密的家人、朋友的影响而改变自己的观点。如果个体感受到周围的大多数人都对政府持信任、支持的态度，那么其对政府的信任也会更快更多地积累起来，最终对合作行为产生影响；相反，如果个体感受到周围的大多人对政府的态度是怀疑和否定，那么即使个体自身对政府持有好感，但这种好感仍不足以形成强大动力对合作行为产生影响。
假设6：公众对政治氛围的感知在政治信任与政治合作之间起调节作用
3 研究方法
3.1 被试与程序
以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进行的“上海社会质量调查”为依托，将调查问卷纳入“社会凝聚力调查”部分，由专业的调查员在2010年6月—7月期间进行入户调查。调查对象主要为上海居民，在年龄、知识背景、性别等方面尽可能满足分层随机抽样的要求，每位被试因为参与调研而获得一定的薪金报酬。最终入户调查367人次，获得有效问卷291份，有效回收率79.3％。总样本的人口统计因素如下：在性别上，男性占48.1％，女性占51.9％；在年龄上，22岁以下占36.4％，22～35岁占38.9％，36～50岁占13.8％，50岁以上占11.0％；在学历上，高中及以下占46.4％，本专科占37.1％，研究生及以上占16.5％。
3.2 研究工具
政治信任的测量项目是从“美国国家选举研究(ANES)”中的“政府信任问卷”修订而来，同时参考了Baldassare的“当地政府信任量表”(Lee & Glasure,2002)。主要对政府的可信性、能力、诚实度三个方面进行考察，Cronbach a系数为0.652。政治透明度感知的测量借用了Relly等(2009)在进行跨文化研究时使用的“政府透明度量表”，从信息披露的可靠性、相关性和及时性三个角度进行评价，Cronbach a系数为0.795。政治宽容度感知的测量参考了Gibson(1982)关于政治宽容度的问卷，但是考虑到政治体制的差异，仅选择言论自由、信息获取自由两个维度进行考量，Cronbach a系数为0.806。负面认知固化程度参考了董毅(2011)进行质化研究时的概念界定与访谈结果，自编题目进行测量，问卷的Cronbach a系数为0.654；用研究数据对该量表的结构效度进行检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所有项目拟合良好。政治合作的测量借鉴了Friesema(2010)对首都城市公民政治合作行为进行研究时采用的问卷，Cronbach a系数为0.815。政治氛围感知的测量则以Putnam(1995)的社会资本问卷为蓝本，进行了修订和改编，Cronbach a系数为0.755。
考虑到政治体制和社会文化的差异，所有初始问卷都结合我国国情进行改编，并经过翻译—回译—修订—试测—再修订—再试测六个步骤，最终获得20个题目的有效问卷。问卷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被试基本情况调查；第二部分为问卷的主体测量内容，其中政治透明度感知包括5个题项，政治宽容度感知包括4个题项，负面认知固化程度包括2个题项，政治信任包括3个题项，政治氛围感知包括4个题项，政治合作包括2个题项。问卷采用Likert 5级量表形式，用1～5代表完全不符合、不很符合、不确定、基本符合和完全符合。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每个题项的因子载荷都达到显著水平，模型拟合良好。拟合数据见表1。
4 数据分析及假设检验
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政治透明度感知、政治宽容度感知与政治信任之间呈显著正向相关，负面认知固化程度与政治信任之间呈显著负向相关，具备条件进行回归分析以确定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见表2)。
4.2 中介效应回归分析结果
采用Baron和Kenny(1986)介绍的分层回归的方法进一步验证政治信任在政治透明度感知、政治宽容度感知、负面认知固化程度与政治合作之间的中介作用。考虑到人口统计变量(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可能会对主要关系产生影响，在分析时首先加入人口统计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之后将自变量、政治信任逐步代入方程，检验回归系数的变化(见表3)。
从模型1可以看出，在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把政治透明度感知加入回归方程后，政治透明度感知与政治合作之间线性关系显著(
＝0.513，p＜0.001)；在模型4中，政治透明度感知与政治信任之间线性关系显著(
＝0.174，p＜0.001)，假设1得到支持；在模型7中，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变量与政治信任的影响后，政治透明度感知与政治合作之间仍线性关系显著，但系数变小(
＝0.484＜β1＝0.513，p＜0.001)，说明政治信任在透明度感知和政治合作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在模型5中，政治宽容度感知与政治信任之间线性关系显著(＝0.205，p＜0.001)，假设2得到支持；模型8中，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变量与政治信任的影响后，政治宽容度感知与政治合作之间线性关系显著，但相关系数变小(＝0.357＜＝0.394，p＜0.001)，说明政治信任在宽容度感知和政治合作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在模型6中，负面认知固化程度与政治信任之间负线性关系显著(＝－0.288，p＜0.001)，假设3得到支持；在模型9中，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变量与政治信任的影响后，负面认知固化程度与政治合作之间的线性关系不显著(＝－0.069)，说明政治信任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假设5得到支持。同时政治信任对政治合作影响显著(
＝0.234，p＜0.001)，假设4得到支持。
4.3 调节效应回归分析结果
参照Muller提出的方法，首先对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以避免多重共线性的影响；之后，运用层次回归分析，在依次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政治信任、政治氛围之后，政治信任与政治氛围感知的交互项对政治合作具有显著线性关系(β＝－0.179，p＜0.05)，证明调节作用存在，假设6得到支持(见表4)。
综上，6个研究假设都得到了数据的支持。政治透明度感知与政治宽容度感知对政治信任的形成有正向影响，负面认知固化程度对政治信任有负向影响。政治氛围感知在政治信任和政治合作之间起调节作用，当个体所处的政治氛围良好时，政治信任能促进个体与政府合作，表现出积极的行为；当环境中的大多数人对政府持批评、怀疑等消极态度时，个体的政治信任不能激发个体表现出合作行为。根据以上结论，各变量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透明度感知 负面认知固化程度 宽容度感知 政治信任 政治氛围感知 政治合作
图1 研究结论整体框架图
5 讨论
5.1 政治信任的形成：理性选择路径与社会文化路径的整合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公众政治信任的形成一方面有赖于个体在早期生活中累积下来的对政府的认可，如负面认知固化程度；另一方面则取决于政府在处理危机事件时的行为绩效，如政治透明度、宽容度等。该结论为终生学习理论提供了支持。
在个体政治社会化的早期，在成熟的评判标准尚未建立起来时，个体对社会中的他人、政府、体制等的态度更多是从生活中最亲近的人。大多是父母身上直接“移植”而来，父母所传递的态度、评价等作为基模为个人态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阅历的增加，当个体具备一定认知能力，价值标准逐渐建立起来之后，个体开始用自己的视角对政府行为进行判断。此时，日常生活中的政府绩效、危机事件中的应对行为开始对早期的态度进行重塑。这种成年之后的学习比之前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有更大影响。因此，在早期社会文化的渲染与后期理性认知的双重作用下，个体的政治信任逐渐建立起来。
在现实工作中，政府一方面要发挥基层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在全社会营造信任、合作、和谐的氛围，通过提高整体的社会资本，帮助公众树立积极的信念与价值观。另一方面要致力于通过提高政府绩效来提高公众的政治信任。在和平时期，政府不仅要关注政治绩效的最终结果，更要在以发展经济为主战场的同时，将公众感受放在心上，注意工作程序的合法性、过程的透明性，以及工作态度的人性化。在危机时期，政府要采用科学手段，提升信息的透明度与对不同意见的宽容度。在合适的时间发布公众最迫切需要的真实信息(Li,2008)，同时力避向媒体输出冗余信息和可以被多角度诠释的信息，提高输出信息的准确性和对目标对象的影响力；对于公众的不同意见和质疑之声，政府要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并将这些声音当作审视自身、规范行为的“利器”，切不可不闻不问任其发展，更不可采用暴力手段强加遏制。
5.2 政治信任对公众合作行为的影响：政治氛围感知的调节作用
政治信任度高，意味着公民对政治系统比较满意，对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危机应对等有较好评价。但这种评价并不保证政治合作行为的必然产生。我国公众的政治不合作较少以游行示威、罢工等激进方式出现，而较多以政治冷漠，消极抵制等方式出现，如不参与政治活动，不响应政府号召，在选举中弃权等。这种消极的政治不合作虽表面上不会引起惊涛骇浪，但实际上却会潜存于社会心态当中，一旦以流言、社会负性情绪等方式弥散开来，很容易对他人产生影响。如果环境中具有倾向性的言论大多朝着对政府有利的方向发展，那么，公众就会倾向于建立积极的价值观念，表现出合作行为。积极的政治氛围充当了“催化剂”的作用；相反，如果大多公众都对政府持怀疑态度，那么，即便个体乐于相信政府，独木难成林，个体依然会感受到较大风险，信任态度无法进一步得到强化而促成合作行为。
因此，政府在危机应对中，要同时发挥传统主流媒体和新兴主流媒体的主导作用，抢占舆论阵地，引领舆论走向。主流媒体要利用自己官方、权威的身份特征发挥主场优势，主动出击“抢旗帜”；新兴主流媒体也要担负起网络舆论引导的责任，不仅要在事前未雨绸缪，还要在事情发展过程中认真倾听公众的利益诉求乃至某些非理性情绪，因势利导，营造出有利于政府的舆论氛围，主导舆论的走向。
5.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采用实证的方法构建模型，探讨风险社会中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及其对政治合作的影响，是政治信任研究的一次有益尝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研究的数据主要以上海市公众为样本采集而得，而不同地区发达程度、经济状况、文明程度的差异可能对政治信任产生不同影响，未来研究如能以地区为分类标志，更加细致深入地了解不同地区、不同层次居民的不同实情，得到的结果会更有价值。另外，研究所采用的调查问卷是以成熟量表为基础，根据中国实情修订而得，虽信、效度达到标准，但还有待于在更多研究中进行检验，未来研究如能采用开源数据，结果会更有说服力。此外，目前有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态度呈现出将信将疑，喜忧参半的矛盾特点，未来研究可以采用实证的方法对此状况进行验证，并探讨信任态度的矛盾特征对政治行为的影响。
6 结论
6.1 政治信任在政治透明度感知、宽容度感知和政治合作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公众感受到政府行为的透明度越高，对不同意见的宽容度越高，就越有可能信任政府，与政府合作。
6.2 政治信任在负面认知固化程度与政治合作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公众在以往生活中形成的对现有政治系统与行为者的负面评价越多，信任当前政府、与政府合作的可能性就越低。
6.3 政治氛围感知在政治信任和政治合作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当公众感受到的政治氛围有利于政府，那么政治信任对合作行为有积极促进作用；当公众感受到的政治氛围对政府不利，那么政治信任无法促进合作行为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