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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银行业现状分析
出口泡沫破灭冲击实体经济，银行呆坏账难以避免出口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引擎之一，2001～2007年间，中国GDP中出口份额从20％跃至36％，几乎涨了一倍，美国长期是中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占全球GDP的比重已达18.2％的美国消费增速被突然拉低后，中国的出口主导增长模式也陷入困境。随着美国经济泡沫破灭，消费者去杠杆，中国产品的国际买方市场环境剧变，出口遭受严重下滑。出口泡沫破灭冲击实体经济，传导至企业、大宗商品、就业等微观环节。
与金融机构可以靠政府印钞“撇账”来调整不同，美欧消费者去杠杆是经济行为的调整，老百姓只能靠自己舔伤口。在失业率高企的情况下，只有节衣缩食被动储蓄，美国居民家庭储蓄率回升很快，2007年是-1.7％，2008年底上升至3.6％，现在是6.9％，不久将重新回到1996年以前的10％水平，并保持这个储蓄率2～3年，只有这样家庭负债率才能有效降下来。与之对应的中国出口贸易至少要萎缩到2006年的水平，距2008年高峰应有30％的幅度。也就是说，今后5年内，中国的出口都难以回到2008年的峰值了。相应的，随着出口萎缩，中国银行业将直面国内巨大的产能过剩的清洗，呆坏账率增加恐难以幸免。
超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信贷出现井喷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剧和国内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中国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先后推出了总额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出台了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制订和实施了重点产业振兴计划。为顺应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各银行及时调整策略，取消信贷规模管理，及时跟进国家拉动内需的重点建设项目。
根据央行统计数据，2009年上半年，我国银行信贷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由图1可以看出，2009年四月末，累计新增贷款已经完成了全年5万亿元的新增贷款额度计划；六月份的新增贷款再次飙升至天量的1.53万亿元，上半年贷款增量总计为7.3万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图1 2008年10月～2009年6月我国金融机构新增贷款
从增量结构上看，通过对1～6月份贷款增量结构的分析，至少可以发现三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票据融资占比在年初急速上升。由图2可以看出，2009年1月份，票据融资达到6239亿元，接近去年全年6461亿元的水平，占全部新增贷款近四成，远远超过2008年全年票据融资在新增贷款中近30％的比重。由于票据融资利率明显低于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融资成本低，加之操作方式简便快捷，因而票据融资很受企业青睐。在年初不少企业竭力压缩存货的现实背景下，票据融资的市场需求更是显著扩大。而对于银行来说，票据融资尽管收益率低，但安全性强，风险可控；在优质贷款客户数量有限的情况下，为提高资金运用效率，票据融资也是银行资产业务的有利选择。然而，票据融资期限相对较短，资金难以进入实体经济。
二是三月份后中长期贷款大幅上升。以2009年5月份为例(图3)，新增贷款构成中，中长期贷款占了一半以上，为51％。从信贷投向来看，各大银行的新增贷款主要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铁公基”)、民生工程、政府背景企业和项目，贷款期限向中长期贷款和政府支持的项目集中迹象明显。政府投资项目大都是中长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期限较长，有的甚至长达10年以上，项目投资需要资金的持续投入。如果各地方借扩大内需之名，急于上项目和盲目铺摊子，没有做好项目的规划和资金的安排，“两高一资”项目就会死灰复燃，而且影响持久。如果信贷增长无法带动社会公众的消费需求增长，那么通过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是难以持久的。而且，这样的信贷结构会对实体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
三是货币缺口高企，资产价格飚升。广义货币M2供应量的增速已经连续三个月位于25％之上，6月份M2攀升至28.79％，若全年新增信贷控制在10万亿元，广义货币增速全年应在30％以上。
假设以全年新增银行贷款10万亿元计算，估计投入基建项目的贷款总计将达4万亿元，剩下的岂能全部被疲弱的实业吸收?2007年中国企业景气最好光景时期全年新增贷款也才3.6万亿元，很明显，相当部分涌进了股市和楼市。上证A股综合指数在过去8个月里涨幅接近一倍，1500只股票股价翻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平均住宅销售价格在1～5月也上升了22％，上海、北京、深圳、杭州等地房价却创了历史新高。
国有企业在此轮投资中占了绝对主导地位，巨额的经济刺激计划难以惠及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生存更加困难
金融危机下，中小企业的生存十分困难。一是出口市场缩小，订单下降，开工不足。二是成本上升，利润减少，亏损增加，生产经营出现困难。三是融资特别困难，在危机时经济处于下行周期，银行提高贷款审慎程度，政府实行经济扩张政策时，资金主要流向了大项目和大企业，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反而比以往更为突出。粗略估计，今年一季度累计新增的五万亿元贷款中，中小企业贷款的增加额度约占5％，即使按照最乐观的估计，也不会超过10％。
国有企业在此轮投资中占了绝对主导地位(图6)。虽然指导政策提出了要提高对中小企业贷款比重，但是实际情况是2009年前5个月银行新增贷款的猛增对中小企业影响不大。一方面是订单减少，一方面是资金饥渴，中小企业的发展面临严重的危机。中国社科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有40％的中小企业已经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倒闭，40％的企业目前正在生死线上徘徊，只有20％的企业没有受到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广东、浙江、上海等沿海地区的中小企业受冲击尤为明显。
中小企业是一个多年来由于体制原因一直受金融机构歧视与冷落的群体。近十年来，中小企业这个创造60％以上GDP、吸收80％以上就业的群落，其生存环境在不断恶化。尽管在过去30年的改革中，我们从一开始就强调要实行“政企分开”、“简政放权”、“松绑让利”、“转变政府职能”等等，但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政府支配资源的能力并没有减弱，近年来似乎有愈来愈强之势。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控制土地、矿产等要素的价格，并控制着税收、收费、准入等对经济和金融活动有着绝对影响力的多种要素。掌握着这样一些被银行视为最值得信赖的抵押物，事实上政府就掌握了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权。在这样的体制下，金融必然要与权力相结合，金融资源必然要服从于行政权力的配置。中小企业天然就缺少抵押物，银行又怎会愿意为远离行政权力庇护的中小企业放款呢?何况政府的救市计划和行业振兴计划往往是针对大的国有背景的企业或创造新的政府背景的项目，这本身说明大的有政府背景的企业或项目抗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因为政府的保护而信用增级了。
从银行角度而言，作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主体，尽管对中小企业收取的贷款利率比大企业要高，但是在员工、网点、操作等方面的分摊成本也要高得多，往往得不偿失，加之银行贷款期限与中小企业生产周期无法匹配、对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难以控制等因素的存在，这些都不能不使银行“嫌贫爱富”，极力压缩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规模。从企业自身角度而言，中小企业的确普遍存在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资本实力不足、抗风险能力偏弱、财务制度不规范、信息透明度不高等问题，银行给中小企业贷款意味着额外风险的增加。在此利益冲突下，尽管各级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对中小企业贷款进行扶持，但收效甚微。贷款手续繁杂、抵押和担保条件苛刻以及贷款成本太高，成了中小企业贷款难的三大“门槛”。
中国银行业在危机下面临的挑战
2009年初以来，银行信贷大幅激增，其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作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配合手段，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有利于“保八”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信贷的过度膨胀也给银行带来一些潜在的风险，例如过度的信贷扩张和贷款投向亲政府化也有可能积累严重的系统性风险，增加产能过剩的压力、不利于结构调整。此外，产能过剩可能会带来企业扩张意愿下降，大量未进入实体经济领域但又要寻找机会的社会资金，将转战进入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由此会造成房地产和股票等资产价格泡沫。
过度的信贷扩张和贷款投向亲政府化使银行资产蕴含呆坏账风险
从本次投资增长的结构来看，国有企业投资大幅增加，相反，民营企业及有限责任公司的投资反而出现下滑，因此贷款集中度有可能大幅增加。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政策，政府刺激计划，在短期内在应对危机上确实能够取得一定成效；但政府投资主导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如果操作失当也可能蕴含着较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来自政府部门的投资需求具有不可持续性，如果居民部门作为最终消费者其收入在总体经济中的份额不断下降，需求和供给最终将无法平衡。从这个角度看，当前的政府投资能不能带动私人部门的投资、能不能切实转化为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将成为政府经济刺激计划成败的关键。
从不良资产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历史波动轨迹来看，大部分不良贷款通常都是在经济景气度迅速上升时期投放出去的，一旦经济出现了较大起伏，高速扩张的信贷必然会产生大量新的不良贷款。如果进一步分析内地银行业历次不良贷款大量形成的原因，就能够得到一些启示：
内地历史上第一次不良贷款潮出现在1980年至1985年之间，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有企业改革需要大量资金，而财政资金不足，出现了“银行资金财政化”的现象；据统计，1979年至1982年间，国有企业增加的700多亿元流动资金，其中超过70％是由银行提供的，财政提供的仅在18％左右。由于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产品没有市场竞争力，当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时，国有企业普遍出现困难，产生大量不良贷款。当时银行总体不良贷款率大致在25％左右。
第二次不良贷款潮出现在1992年至1995年之间，1992年起，内地经济迅速发展，1992年的GDP增长达到14.2％，同时银行贷款也迅猛增长，从1992年的26323亿元增加到1994年的40810亿元，两年增长超过50％。当时，国有企业运营效益极低，大量投资高风险和夕阳产业，大办三产或者大量投资于房地产业。此后，国家实施了严厉的宏观调控政策，在经济转冷后国有企业陷入困难，形成了大量的不良贷款。当时的银行总体不良贷款率重新回升至25％～30％的水平。
最后一次不良贷款潮出现在90年代中后期，由于大量的国有企业陷入亏损，内地实施了国有企业破产兼并机制，地方政府在国有企业改制中往往有意拖欠银行贷款，采用破产逃避银行债务的方式，使银行贷款再次恶化。由图7可以看到，1999年开始的信贷控制政策使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迅速回落。据估计，当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可能高达35％～40％。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实际上内地银行业历次不良贷款潮或多或少均与地方政府或国有企业有关。目前的国有企业与过去的国有企业不可同日而语，无论是盈利能力或是资本实力均有了显著的提高，但2009年3月，上海国有企业的巨头之一上海广电集团深陷亏损泥潭，直接牵涉至少8家银行的大额贷款安全的事件反映出，银行在与国有企业合作时，仍然要客观公正评估项目风险。
目前我国所实施的反周期政策在经济衰退时能够拉动经济增长，一旦经济复苏，新一轮的宏观调控就将再次挤压过剩产能，并导致严重的银行呆坏账风险。20世纪90年代经济下滑时期银行信贷急剧扩张之后所引发银行不良贷款率高企，可谓前车之鉴(图7、图8)。
此外，大规模的投资拉动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对商业银行的信贷干预问题越来越突出，而与之相联系的道德风险将严重侵蚀商业银行的贷款质量。相比较于2004～2006年间经济高涨时期中央政府三令五申的宏观调控政策，地方政府可能更加偏好于在当前经济衰退的形势下可以全面主导经济振兴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2008年11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和4万亿元政府投资计划，而在随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各地政府就提出了总额将近20万亿元的地方投资计划，可见各地行动之迅速。
统计数据表明，2008年1～2月，中央项目投资1070亿元，同比增长40.3％；地方项目投资9206亿元，增长25.1％，中央项目投资增速大大高于地方总投资增速。在整个第一季度中，中央政府投资仍然主导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央项目投资2107亿元，同比增长30.4％；地方项目投资21455亿元，增长28.5％。但是到4月份之后，这一形势发生了转变：1～4月中央项目投资3466亿元，同比增长29.3％，地方项目投资33617亿元，增长30.6％，地方项目投资增速超过中央项目；5月份的趋势更加明显，1～5月中央项目投资4734亿元，同比增长28.0％；地方项目投资48786亿元，增长33.4％(参见图9)。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中央出于刺激经济的需要，对地方投资冲动的监管力度必定会大大低于经济繁荣时期。这就使地方政府比较容易利用手中掌握的自然资源或其他方面的行政影响力吸纳金融资源。问题在于，尽管到目前为止，中央和地方之间似乎还没有发生什么政策取向方面的分歧，但是可以预计，一旦经济复苏的进程开始明朗化，地方过度投资的问题和中央宏观调控的压力将逐步显现。对银行信贷来说，地方政府的信誉和还款能力一直是个问题，而银行在与地方政府谈判时通常处在劣势，难以按照客观的放贷标准和常规的风险控制进行管理，日后也往往可能会造成银行的大量不良贷款。
市场普遍认为，中国银行业2009～2010年将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信贷风险，这将是大多数中国银行上市以来首次面临挑战性的行业信贷周期。银行的资产质量在经济回落时面临挑战，但它的暴露却有时滞性。国内银行的展贷行为和不良贷款的划分特点使得一般情况下银行对不良贷款的确认会有半年至1年左右的时滞。国际银行业的历史同样表明，周期中的小幅波动对资产质量影响并不显著，但经济调整的时间越长、幅度越大，对资产质量的压力越大。也就是说我国银行业2009年积累的风险有可能在2011年暴露出来。
银行信贷供给增长缺乏企业实体的长期支撑
我国实体经济尚未恢复，作为我国增长引擎的出口持续低迷，6月份中国出口总额为954亿美元，较5月份增长7.5％，较去年同期下降21.4％，但却是2008年12月以来最高的月度数字。由于长期实施鼓励出口的重商主义政策，中国已经建立了庞大的出口部门。出口增长的下降必然造成经济增长下滑和失业增加，导致生产过剩。
私人投资仍然举棋不定，对经济未来走势充满了彷徨。他们对扑面而来的危机无能为力，根本不知道如何应对，倒闭、歇业、出逃、缩小经营规模成了唯一的选择。在中央政府力图将经济拉出泥潭的过程中，私人投资成了真正的“旁观者”，巨额的“铁公基”投资与他们几乎毫无关系，产业振兴计划的受益效应也非常的虚幻，有力使不出，有钱不敢使，前景不明，政策不清，陷入了特别的焦虑，这是二十年来第一次发生这样的景象——中国的民营企业集团在经济复苏过程中显得无足轻重。
目前私人部门投资疲软和开工不足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市场对最终产品的需求不足和信心不振，这主要不是由于信贷方面的制约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要解决好市场需求疲软问题，包括订单缺乏等实际问题，而不是如何让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
政府部门的公共投资在短期内创造了大量的信贷需求，银行体系内的票据周转也带来了流动性的繁荣，但如果这些不能有效地拉动私人部门的投资，就难以阻止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持续衰退。对于银行来说，信贷供给缺乏企业实体的长期支撑，盈利能力最终会遭遇较大的打击。不仅如此，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持续衰退，一定是与企业的偿债能力的持续弱化相伴相生的，这将大大增加银行体系的坏账。据此判断，如果国内经济恢复太缓慢，前几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投放的大量贷款，产生坏账的风险会远远大于当前新增贷款的风险。破解这一困局，关键是要找准财政政策的着力点，一定要把社会投资带起来，赋予私人部门更多参与公共领域投资和建设的机会，让更多的企业受益。只有这样，才能最有效地提升社会信心，进而改善商业银行的信贷结构，有效地避免信贷投放的大起大落，确保金融体系的健康稳定运行。
在当前急需以内需替代外需的形势下，通过扩大内需来积极吸纳过剩产能、促进结构调整和优胜劣汰，这是我们政策的初衷。但是，令人担忧的是，应急式保增长固然成效显著，却加剧了部分产业的产能过剩。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信贷投放过多更容易推动各地的重复建设，盲目上马项目，甚至会使“高耗能、高污染”的项目死灰复燃。因为，从金融的角度来看，相对较低的利率水平与相对宽松的信贷政策，是形成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机制与利益上目标不一致，短期的利益驱动就会扭曲产业领域的信贷政策和市场信号，大规模的资源错配风险就会上升，扭曲的信号和资源配置将会保护落后产能，这样就很难达到产业整合和升级的目标。
产能过剩的情况如果继续蔓延下去，无疑会加大以后的调整难度，延长调整时间，令今后的结构调整付出更大代价。目前的信贷膨胀实际上造成了去库存化与库存增加的矛盾。从政策角度说，扩张的正确方向应该是通过政府投资，消化库存，消化部分过剩的产能，为企业进行结构性调整提供较为宽松的需求环境。在资金比较充裕的情况下，企业自身调整的动力将会大大减弱。一些企业，特别是国有资本或者政府背景的企业，即使自身的经营能力下降，也可能靠融资来维持企业的运转，目前内地的企业已经出现这种迹象。
信贷过度投放催生的资产价格泡沫潜藏银行危机
在全球股市普遍低迷的状态下，我国资本市场则掀起了强劲的上涨行情，上海股票市场综合指数在过去6个月里涨幅超过60％，1500只股票股价翻了倍，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平均住宅销售价格在1至5月也上升了22％。由统计数据可知，现在不仅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几大城市房价大幅度反弹，个别二、三线城市甚至出现了月两位数字环比增长。房价暴涨、地价狂升、股价猛涨的局面又重新出现。对于股市和楼市的上扬，除了国家一系列“保增长”利好措施刺激外，其中也不排除会有一些信贷资金进入到了资本市场。实体经济还没有走出谷底时，股票价格大幅上涨蕴藏着巨大的风险。
由于实体经济部门缺乏良好的投资机会，投机成为可选操作之一。假设2009年全年新增银行贷款能控制在10万亿元，估计投入基建项目的贷款总计将4万亿，过剩的实业不能吸收那么多剩余贷款(2007年新增贷款也才3.6万亿元)，相当部分涌入了股市和楼市。可以设想，一家企业同时面临低成本融资的便利性和生产性投资渠道缺乏时的现实选择——不如在资本市场上赌博以保持盈利。于是，房地产价格走高与股票成交量放大便不足为奇。
同时，低利率显著推动了居民的资产持有偏好从银行存款向资本市场的转移。从图10可以看出，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在经历了几个月的增量环比上升后，2009年2月以后增量回落。存款少增往往意味着投机性的增强，如果企业与居民同时进行运用信贷和存款资源的高风险资产操作，则资产泡沫化将可以预期。
美国次贷风暴带来的全球金融市场的震荡提醒我们，要对资产价格泡沫予以高度重视。特别是资金在房市和股市之间相互融通，更值得倍加关注。资金的相互融通在放大银行信贷风险的同时，也在放大整个金融市场的风险。信贷扩张虽然不是资产泡沫产生的充分条件，但却是资产泡沫不断膨胀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信贷扩张的支持，资产泡沫的膨胀就不可能持续。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信贷扩张会从两个方面推动资产泡沫的形成。首先是从银行的信贷量来看，信贷的扩张将会大大带动相关产业的投资热度，创造泡沫生成的外部环境；其次，从银行信贷结构变化来看，企业在这一时期容易获得借款，而我们知道，对这些企业的放贷会大大增加资产泡沫。在泡沫形成过程中，银行等金融机构往往会增加对一些投机性企业，如金融公司、房地产公司等的信贷投放，大量资金流向股票市场或房地产市场，导致资产价格迅速上升。
房地产泡沫膨胀时，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往往和房地产企业基本面相互促进。资产泡沫的膨胀导致房地产企业融资能力的提高，比如，商业银行对房地产商进行抵押放贷，由于贷款的规模在发放时是根据资产市值的一个比例确定的，在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时，房地产企业的抵押品市场价格上升，房地产企业利用这一提高的融资能力获得更多的信用支持，更强化了市场对企业未来盈利前景的预期，而这种预期相应的又推动了资产价格的上升。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在资产泡沫膨胀时，资产泡沫的膨胀与银行信用的扩张之间呈现一种正向的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关系，即表现为：信贷扩张催生资产泡沫，资产泡沫推动信贷扩张，信贷扩张进一步催生资产泡沫，在这种相互促进中形成一种“自我增强”机制，如此循环往复，泡沫将膨胀到一个惊人的地步。如果房地产泡沫破裂，则可能发生银行危机。事实上前几年房地产市场信贷扩张造成的风险已在近期暴露。在已获得资料的五家上市银行中(表1)，2008和2007年年报显示房地产开发已成为这些银行不良贷款率较高的前五大行业之一。银行对这些不良贷款还没有消化，目前天量信贷下的房地产火热又会催生下一批房地产不良贷款潮。
2009年中国银行业的机遇
危机中也蕴含着机遇的因素，正如英国作家布瑞杰所说，“中文的‘危机’分为两个字，一个意味着危险，另一个意味着机会”。从经济周期理论看，经济总是按照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周而复始的运行，萧条之后便是新一轮的复苏，因此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就曾说过“为危机而担忧是大可不必的，对市场经济来说，萧条是一副很好的清醒剂”。当前形势尽管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构成了严峻挑战，但同时也蕴含着不少前所未有的机遇。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国家扩大内需政策，银行利润获得强力支撑。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出台的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都为各个层次金融市场的创新发展、为银行的改革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条件。在政府四万亿经济振兴方案的刺激下，大量有政府担保背景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立项和施工，为银行贷款增长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截至今年六月份，银行业贷款投放已经超过了7.3万亿，大规模的信贷投入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也为银行业自身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此外，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政策正在见效，消费对增长的贡献在开始回升。这样，相应企业的风险将降低，盈利能力将得以保证，相应的也保证了银行的安全。而消费启动后相应消费贷款的增加会增加银行的盈利能力。
一些新融资方式如并购重组贷款、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等的推出，为银行拓展新型融资业务、投行业务等打开了通道。国家实施重要产业的调整和振兴规划，支持企业并购重组，扩大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处置自主权等政策措施，也为商业银行防范和化解信贷风险、保持资产质量稳定，提供了新的政策空间。
企业加快调整和转型，未来将减少银行经营风险。为有效应对危机，企业纷纷转变经营模式、优化产品结构、加强自主创新、实施技术改造和升级转型，并且更加注重多产品、多客户、多渠道、多市场的营销策略。比如，在受金融危机冲击较为严重的珠三角地区，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主动调整转型的步伐普遍加快，通过出口转内销、完善产品设计能力、加大科研投入等手段加速实现从生产型企业到市场型、创新型企业的转变，仅半年时间，东莞市已有47家来料加工企业转为了三资企业，52家企业积极进行自主品牌创建申报；而佛山市仅南海区一个区就已经有200多家民营企业转型升级成功。另一方面，各级地方政府从资金、土地、税收等多方面为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减轻企业负担，优惠政策之多、扶持力度之大，为多年来所罕见。通过自身的升级转型以及政府的有力扶持，企业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将得以明显增强。这减少了银行的经营风险，也有利于银行更好地拓展业务，特别是中长期贷款、股权融资、应收账款保理融资等融资业务。
居民资产配置调整，财富管理和私人银行业务潜力巨大。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快速发展、国内环境的稳定、分配制度的改善等，我国居民财产和财富性收入快速增长，富裕阶层的队伍在不断壮大。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及金融消费观念的更新，居民的理财需求和财富管理的需求日益增长，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国内银行理财产品发售规模超过2.3万亿元，是2007年发行额的大约3倍。而且，随着市场波动加剧，居民对自身资产池的结构调整更加关注，对资产配置动态调整的意愿更强。目前90％左右的银行认为股市波动对储蓄存款和同业存款的影响较大，这也充分体现了居民资产配置鲜明的动态转换特征。因此，只要银行不断丰富产品体系，主动适应客户需求变化，当前形势下财富管理业务和私人银行业务仍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此外，国内消费革命兴起，消费理念在逐渐变化，年青一代的透支消费行为并不会因金融危机而发生改变，信用卡业务的发展也有很大的空间。
城市化和产业区域转移和加速推进，为银行拓展中西部市场提供了机会。在成本增加和市场萎缩的双重挤压下，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资源加工型产业逐步梯次迁往内地，更多生产要素也将在逐利性驱动下加速流向边际报酬率较高的中西部地区。据有关专家分析，东部沿海地区大规模产业转移估计5年左右完成，到2010年，仅广东、上海、浙江、福建4省市需要转出的产业产值将达到14000亿元左右。这无疑为银行提供配套金融服务、更好地拓展中西部市场提供了新的机会。银行将相应调整区域战略布局。
跨国跨区经营适逢有利条件，将在未来成为潮流。银行业的发展受益于宏观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可能受制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当银行在某个地区已经达到区域饱和或发展的瓶颈，或某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已无法给银行提供足够成长性和盈利性的时候，走出区域无疑是最佳选择。国际国内经验表明，银行可以通过跨国跨区域发展获得超越GDP的发展速度，并适度分散风险。国际金融市场的大分化、大调整，中国金融业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提升，一些国际金融机构收缩或减缓市场扩张，为国内商业银行的国际业务和海外机构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同时，监管部门也放松了中小银行跨区设立分支机构的准入限制。因此，国内银行的海外扩张或收购、中型银行收购地方银行、以城商行为主体的中小银行跨区域拓展、地方银行合并将在未来成为潮流。
直接融资工具的发展为银行的中间业务发展拓展了空间。为了扩大社会投资和缓解企业资金压力，政府加大债券市场扩容力度，除积极鼓励企业发行企业债、公司债和中期票据等传统债券品种外，还积极推动可分离债券、浮动利息债券、中小企业短期融资券及集合债券等新型债务融资工具发展。据统计，2008年全国包括公司债、企业债、短融和中期票据在内的信用债发行量达到9433亿元，是2007年的1.72倍，而2009年的发行量有望达到1.2万亿至1.3万亿元。其中，交易所市场公司债的发行量可能达到1500亿元。除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外，我国政府还将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创业板等新型市场将很快推出。直接融资的快速发展在对银行融资业务构成严峻挑战的同时，为银行业手续费和佣金业务收入注入活力，在净利息收入增长有限的情况下，承担起推动营业收入增长的重任，也带动了银行债券发行承销、专项财务顾问等投资银行业务的发展，并且进一步拓展了银企合作的空间。
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经过全球金融衰退的洗礼得以提高。尽管由于中国及时而又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国经济增长下滑的趋势基本上得到了控制，一些企业可能又缓过了一口气。但全球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的确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种类型的企业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也实实在在地考验着中国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水平。经济危机不仅给中国银行业积累风险数据，以便更好地建立风险管理模型，而且为中国银行业的风险识别、风险计量和风险管理的全面能力提出了挑战。经历经济危机洗礼之后，中国银行业可以认真总结在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管理架构、管理模式以及管理方法。
次贷危机对我国银行业的启示
第一，借款人未来现金流仍然是评价还款能力的最重要标准。近年来，银行贷款出现了“重抵押、轻偿付”的倾向，更加注重贷款抵押物的价格，而对于借款人的现金流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很多经营次级房贷的公司，在明知借款人无力还款的前提下，仍然敢于放款，其风险管理的逻辑就在于即使借款人不能还款，依然可以将房屋出售偿还贷款，不会形成损失。但他们的逻辑起点是建立在房价一定会永远上升的基础之上的。从2000年到2006年，美国房价大约上升了一倍，而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同期美国工人平均工资仅上涨了23.7％，显然，这样的房价上涨是不可持续的。当房价下跌趋势开始，没有稳定还款来源的次级贷款就必然出现问题。从这点上来说，银行发放个人住房贷款时仍需要坚持严格审查客户的收入真实性。
第二，审慎的经营原则仍然应该坚持。金融衍生品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有效地对冲风险，但稍有不慎，风险也会非常之大。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金融衍生品固有的杠杆性可以放大投资头寸，在发生风险时也就放大了风险；另一方面，从个体机构而言，衍生品具有转移风险的作用，但对于市场整体而言，风险并未消失，而是不断在累积，且由于个体的暂时无风险而刺激个体机构不断地向市场注入风险资产，客观上导致市场整体风险的扩大，最终产生系统性风险。因此，需要谨慎对待衍生品在风险累积和扩大方面的负面作用。次贷危机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CDO、CDS等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发行，最后已经“面目全非”，就算是发行者也不知道其基础资产源自何方。而且华尔街投行过去十几年的成功运作，造成了其对技术过分自信和风险管理的自负，当市场系统性风险突然放大时，这些昔日不可一世的巨人一夜之间就轰然倒下。因此，在风险管理问题上中国银行业机构需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良好的风险文化和审慎的经营原则。
第三，金融创新的步伐更不可停止。美国的次贷及其衍生产品作为本轮危机的导火线，受到了全球的诟病。但对中国银行业而言，我们所处的阶段还是创新不足、创新层次较低、创新能力较弱。面对日益市场化、国际化的金融环境，中国银行业不可因噎废食，而是需要加快创新，以满足企业和居民不断增长的投资和风险管理需求。中国银监会刘明康主席指出，2009年银监会将继续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制度创新、机制创新、深化内部改革、全面提升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能力和技术水平，努力调动金融机构支持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结语
2008年是中国银行业名利双收的一年，2008年在国际金融危机不断蔓延、四季度中国经济下滑的严峻形势下，我国上市银行的盈利表现高于预期水平，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与国际上一些大银行受到金融危机冲击业绩大幅亏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2008年中国银行业本身已经成为国际投资界的宠儿，把它们视为搭乘中国经济增长快车的通道。
2009年是我国银行业面临考验的一年。在政府主导的经济刺激计划下，贷款的大量发放为银行的利润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银行过度依赖于政府投资，利润增长具有不可持续性，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风险隐患。如何解决好银行顺周期特点与政府宏观调控逆周期要求的关系是各大银行面临的迫切问题。作为顺周期性很强的银行业，在经济低迷阶段，提高担保要求，谨慎放贷是必然的选择。然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中国银行业的经营重心仍是中国本土，中国经济的兴衰仍是银行业经营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在政府扩大需求、逆周期调控经济的要求下，银行业作为信贷和货币投放的主力军，也面临着配合政府调控政策加大信贷投放的压力，需要在支持经济发展的同时，把握好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长期，银行业面临的难题就是如何由“政府的银行”转变为商业银行。这不仅是银行业要不断地进行改革，开发市场满意产品，提高服务质量，增加盈利渠道，更重要的是政府要主动放权，为银行松绑，提高银行经营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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