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视域下的美国海军战略转型与航空母舰的作用 *
杨 震1 蔡 亮2
(1.复旦大学 南亚研究中心，上海 200137；2.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亚太研究中心，上海 200233)
摘 要： 美国是当今世界的海洋霸权国家，也是海权论的发源地。控制海洋是美国夺取和维系霸权的基础。冷战结束后，出于霸权护持的需要，美国海军开始了战略转型。航空母舰是美国海军战斗序列中的核心舰种，其战斗威力大、功能多样，且制海能力强。在美国海军的战略转型中，航空母舰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美国海军的技术发展、战法革新以及一体化联合作战的军种融合起到关键作用，从而进一步丰富了美国的海权战略思想。
关键词： 美国;海军;海权;战略转型;航空母舰
美国是国际体系中的海洋霸权国家，也是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流派地缘政治思想中最早成型的战略流派——海权论的发源地。自马汉以来，美国的地缘政治学家无不认为美国霸权的基础在于对海洋的控制，美国因此建立了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自冷战结束以后，出于霸权护持的需要，美国海军开始了战略转型，其主导思想开始从夺取制海权向运用制海权转变。航空母舰是制海能力最强的舰种，也是美国海军战斗序列中的核心舰种。在美国海军的战略转型中，航空母舰发挥的作用不可替代。而美国海军关于航空母舰作战运用和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构想反过来进一步丰富了美国的海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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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海权思想的发展演进概要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海洋国家，也是世界海权体系中的霸权国家。而美国霸权地位的建立与其海权思想的关系非常密切，可以说，美国的世界霸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美国海权思想的影响。
美国海权思想发轫于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的海权论。学界也将马汉海权论的诞生与发展称为美国海权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阶段。[1]从思想根源来说，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影响的马汉海权论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打上了深深的现实主义烙印。《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海权对法兰西革命与帝国的影响，1793～1812》和《海权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这三部马汉经典著作的问世标志着海权论的诞生与发展。在上述著作中，马汉对海权的概念、构成、要素和意义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使其关于海权的观点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这个理论体系也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流派地缘政治学中第一个战略学派。马汉关于海权六要素的论述，即地理位置、自然结构、领土范围、人口数量、国民性格和政府的性质等，[2](P55)至今仍然被海权学者奉为圭臬，并对世界各国发展海权具有指导意义。马汉的海权论对美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正是在马汉海权论的指导下，美国建立了一支强大的远洋海军——“大白舰队”，并击败了西班牙，夺取了其在美洲的殖民地和菲律宾，美国的霸权由此开始成形。[3]不仅如此，海权论还对英国和德国以及日本产生了重要影响。马汉的海权论对上述三国的地缘政治观念和海军战略施加了重要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进程与结果。[1]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战争的技术形态由热兵器时代向机械化战争时代转型。而马汉的海权论主要研究内容处于热兵器时代。在新的时代，美国的海权思想也与时俱进，美国海军部长小约翰·莱曼(Jr John Leman)制定的制海权理论就是其在机械化战争时代的代表。在莱曼出任美国海军部长的年代(1981-1987)，正是美苏海上争霸争夺到白热化阶段的时候。当时的国际局势已经是苏攻美守，这种战略态势反映在海洋领域尤其明显。苏联红海军在其天才统帅——苏联海军元帅戈尔什科夫国家海上威力理论的指导下已经具备强大的战斗力，“海洋-70”“海洋-75”两次全球性海军演习充分显示出苏联红海军在世界各海域执行战斗任务的能力以及咄咄逼人的进攻性，美国海洋霸权的基础由此受到严重冲击。在此背景下，莱曼临危受命，重振美国海军。莱曼认为，美国必须拥有海军优势，它不仅是要对任何一国海军具有优势，而且要对可能出现的、几支敌国海军的任何联合力量具有优势。正当苏联在1962年开始大规模建设海军的时候，美国却在70年代单方面削减海军力量从而使其丧失原有的海军优势。[4](P147)为此，美国必须握有确信无疑的海上优势。为确保这种优势，美国的海上战略必须遵循以下原则：第一项原则：海上战略来源于并且从属于总统所规定的国家安全总战略。[4](P153)第二项原则：国家战略给海军总部规定的海上任务。1、海军负责控制各种国际危机。2、海军在威慑中的作用。3、如果威慑失败，则要阻止敌人利用海洋来攻击我们。4、不让敌人利用海洋进行运输活动。5、保证美国及其盟国畅通无阻地利用海洋。6、确保海洋支援陆上作战。7、确保利用海洋把战场推向敌人一方，并在对我有利的条件下结束战争。[4](P154-157)第三项原则：海军总部受领的海上任务需要海上优势。第四项原则：海上优势要求有一个严谨的海上战略。[4](P159)第五项原则：海洋战略必须以现实的威胁估计为基础。[4](P164)第六项原则：海洋战略必须是一种全球性理论。第七项原则：海洋战略必须把美国和自由世界各国的兵力完全结合成一个整体。第八项原则：海洋战略必须是前沿战略。[4](P171)在莱曼的领导下，美国大致完成了600艘军舰的建设任务，大大提高了海军的战斗力，尤其是夺取制海权的能力，并因此重夺海上优势，为美苏战略态势由苏攻美守向美攻苏守奠定了基础。可以说，美国打赢冷战，受制海权理论指导的美国海军在其中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海权在美国霸权中的地位又一次得到了体现。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美国海军战略转型对航空母舰的使用产生了以下的影响。第一，作战方式的改变。如前所述，在冷战期间，美国海军的主要作战任务是与苏联红海军夺取制海权，航母作为美国海军的核心舰种，更是制海能力最强的舰种，其主要作战方式是远洋地区发现—搜索—攻击苏联海军的水面舰艇和潜艇，此外，航母舰载机在为整个舰艇编队提供防空火力的同时也担负起反舰作战以及反潜战任务。而在美国海军战略转型后，航空母舰的使用方式从夺取制海权向着使用制海权进行转变：为了实施“由海向陆”的海军战略，航母更多地是用于对地攻击。由于舰载机拥有使用灵活、打击精度高、可以反复使用并能进行目标毁伤评估等优势，因此被广泛用于对地攻击中，这一点在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中表现得非常突出。
二、美国海军的战略转型文件内涵分析
重要值（M）反映了某个物种在群落中的重要程度，以相对多度（RA）、相对盖度（RC）和相对频度（RF）的平均值来表示（岳明等，1997）。
2013年3月，美国海军公布了《信息优势路线图2013～2028》。该文件分析了未来15 年美国海军在信息化作战环境中可能遇到的挑战，并分近期(2013～2019年)和远期(2020～2028年)两个时间段，规划了美国海军在可靠的指挥控制、作战空间感知和一体化火力等三个方面的能力建设。[20]2015年3月，美国海军颁布了《21世纪海权合作战略：前沿、接触与准备》，认为美国是一个海洋国家，海洋对美国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与盟国的合作将使美国变得更为强大。美国宣称，持续的领土和领海争端，再加上海军快速的现代化进程，已经使得海洋环境变得更具争议并加剧了潜在的危险。尽管许多国家正努力降低风险，试图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但潜在的误判和不稳定性依然很高。因此，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国家正寻求美国的领导和参与。[15](P19)该文件还认为，这份战略对海上军事力量的使用提供信息，描述了一支在战备能力和美国当前和未来财政挑战之间取得平衡的一支军事力量。美国使用军事力量的方式将能力、能量、平台与地区使命需求保持一致，确保其最现代化和技术最先进的部队被派遣到最需要他们作战力量的地方。该战略还描述了海军力量将如何提高效力、采用新的作战观念、以及促进创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海上军事力量规划了一条路线，确保美国促进其国家利益，并继续做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一块基石。印太地区的重要性日渐增长，正在构建和部署的反进入/区域拒止能力对美国全球海上进入能力构成挑战，来自不断扩大和发展的恐怖主义和犯罪组织的持续威胁，频率和强度都在增加的海上领土争端，以及对海上商务的威胁，尤其是对能源运输的威胁。动荡的21世纪除了带来风险，也带来机遇。很多机遇是在海上军事力量通过与盟国和伙伴国的常规和建设性的参与中产生的。其中最主要的机遇是可能组成一个全球海军网，汇集世界各地志同道合的国家和组织，应付共同的海上安全挑战，应对自然灾害。[12](P1-2)
2010年5月，美国智库战略与预算中心颁布了《空海一体战联合作战概念》，妄称中国是惟一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会对美国的影响力及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力量投送带来重大和持久威胁的国家。更为复杂的是，中国一直不愿意公开说明其防御力量持续壮大的理由；几任美国国防部长及其他领导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此外，中国还是惟一未施行民主体制的世界大国，这令事态进一步复杂化。考虑到上述情况，有必要评估美国是否有能力向西太平洋地区成功进行力量投送，以“捍卫”美国的利益并保护其伙伴国和盟友。在美国看来，中国是今后改变亚太地缘战略格局的主要力量，因此，防范和遏制中国是美国亚太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18](P153)该概念是为了应对中国不断发展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战法而提出的，重点在于阻止中国在短期内赢得战争，以及摧毁中国意图压制美国及其盟友的信心。[14](P4-9)美军认为，因为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对于实施联合作战的威胁越来越大，国防部长命令海军部和空军部制定空海一体战概念，以促进空、陆、海、太空和网络军事力量的整合，从而为作战指挥官阻止敌人的进攻提供帮助，并在必要时，运用复杂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打败对手。该概念意在确保联合兵力能够按照要求投射，以保存实力，并在将来维护美国的利益。空海一体战概念发展了美国传统的力量投送方式，是21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各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空海一体战是一种作战策略，关注的仅是在反介入/区域拒止背景下如何整合空海力量。该概念指出了哪些行动可以战胜威胁和挑战，以及执行这些行动所需的物质与非物质投资。为了加强空军部和海军部的合作，空海一体战由三个核心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各组织部门下定决心，制定一个长久的组织模式，保证各部间的合作，以对抗更介入/区域拒止的威胁。第二部分是观念上保持一致，以保证各军种间的能力有合。第三部分是共同制定条令、组织、训练、物资、领导与教育、人员以及设备方案，以保证相互之间互为补充、资源充分，做到完全能够跨领域跨部门运作，并能整合获取战略投入战场，从而在可能的情况下实现高效运作。[19]
如此的思考题，班级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学生都能准确判断，教师可以让中等学生除了判断是否是指数函数之外，再让他们说出判断的理由和依据，对于优秀的学生，可以给出难度较大的问题，如已知函数y=(2a2-3a+2)ax是指数函数，那么，你能确定a的取值范围吗？
1992年9月由美国海军部长等人颁布的《由海向陆——为美国海军进入21世纪做准备》战略白皮书拉开了美国海军战略转型的序幕，其主要内容包括：(1)由“独立实施大规模海战”变为“从海上支援陆、空军的联合作战”；(2)由“在海上作战”变为“从海上出击”；(3)由“前沿部署”变为“前沿存在”；(4)由“打海上大战”变为“对付地区冲突”。该文件一改美国海军在冷战时期的主要作战任务——夺取制海权，首次将对大陆纵深的目标攻击作为海军的重要任务，这是对美国海军信奉的海权论的一种重要修正。[16]紧接着，美国海军于1994年10月发表了《前沿存在——由海向陆》战略白皮书，提出了海上力量必须“前沿存在”、“前沿部署”、“前沿作战”。[17]
三、美国海战略转型中的航空母舰
作为制海能力最强且远程力量投射最有效的舰种，航空母舰在美国海军的作战体系中一直占据核心地位。随着新军事革命的不断扩展，在美国海军战略转型框架下的美国航空母舰的任务增加、地位提高，不仅能够有效遂行夺取并运用制海权的任务，在和平时代的非战争军事行动中也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第二，作战环境的转变。在冷战时代，由于美国海军的主要作战任务是在公海大洋与苏联红海军争夺制海权，因此其作战海域主要集中在大西洋、太平洋。美国海军执行“前沿部署”战略，其基本构想是以部分海军兵力部署在两大洋的前沿：在大西洋部署在格陵兰——冰岛——英国一线及其以北海域；在太平洋部署在日本、硫球群岛、菲律宾等西太平洋地区。美军认为，以美海军的这些前置兵力再加上当地盟国的海军兵力，可以夺取制海权，不使苏联海军进入大洋。[23](P132)此外，一旦苏联在中央战线越过北德平原进攻西欧，则美国可以实行“水平升级”战略从海上发动战斗，海上前沿部署部队从北翼格陵兰、冰岛以及英国一线向苏联科拉半岛发起进攻，并对苏联在白海和鄂霍次克海保卫弹道导弹潜艇的苏联舰队实施打击。[24](P16)航母此时主要负责夺取海上制空权以及在公海大洋堵截苏联红海军的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前出部署和在必要时对苏联的水面舰艇部队和海军基地实施打击。其作战环境主要是大西洋或者太平洋之类的公海大洋而冷战结束后，美国海军的作战环境发生了转变，这是与其地缘政治目标相适应的：对美国来说，欧亚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这个巨大的、形状不规则的欧亚棋盘从里斯本一直延伸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为“棋赛”提供了舞台。美国可能成为赢家，条件是：棋盘的中间地带能逐步并入扩大中的由美国主导的西方势力范围；南部地区不被某一个国家单独主宰；东部国家不联合起来将美国逐出近海的基地。但是，如果中间地带拒绝向西方靠拢，而成为非常自信的单一的实体，并控制了南部，或同东部的主要棋手结盟，那么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首要地位就将严重受损。如果东部两个主要棋手实现某种联合，美国地位也同样会受损。最后，如果美国的西部伙伴把美国从其西部周边地带的立足点逐出，美国自然而然将被迫终止其在欧亚大陆棋局的角逐，尽管这可能也意味着欧亚大陆西端最终会被重新崛起的、占据中间地带的那个棋手所控制。[25](P19、29-30)因此，美海军的主要作战环境是濒海地区。为此，美国开发了濒海战斗舰(LCS)用于该地区的作战。作为昂贵脆弱的水面资产，航空母舰的作战环境也随之发生变化，更多地出现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国家的濒海地带。
二战期间，航母在行政上隶属各航母分队(Carrier division)，作战时编入特混舰队(Task Force)。1990年代，美军开始将航母集群正式称为航母战斗群(Carrier battle group)。据著名海军历史学家波尔马先生介绍，1990年代初，美国海军开始以着手固化航母战斗群的结构，将相关的海军航空兵力和水面、水下兵力以顶层文件形式予以规定。1990年代中期第一份规定航母战斗群编成的官方文件颁布，这份文件对航母战斗群内应包括的各种兵力力量和型号进行了详细规定。当时的美国航母既包括常规动力也包括核动力，共有四五个不同级别，排水量也有大小之别，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舰载航空联队的规模——必须迁就排水量较小的那些常规航母。待美国航母实现全核动力化后，编成文件进行了新一轮更订。此时，航母战斗群的名字正式改为航母打击群(Carrier strike groups)，按照最新版编成文件，一个航母打击群必须包括1艘航空母舰、1个舰载航空联队、5艘水面舰艇、1艘攻击型核潜艇。名字的变化并未对航母集群的编成带来直接影响，而是反映了美国海军乃至国防部对于海向陆打击的强调——这通常被看作是海军战略转型的结果，同时也表明在他们的认知里，类似珊瑚海、中途岛海战那样的发生在海上集群间的战斗发生的概率已经很低，这种认知的变化反应了冷战以来美国航母战斗群的使用经验。总得来看，航母打击群的兵力规模总的趋势是减少的，这与美国海军总兵力规模持续减少的趋势相符合，同时也与其面临的威胁不断减弱存在一定联系。比如，冷战结束后航母战斗群的反潜能力随着战斗群规模缩小而显著降低，这种能力的削弱与战斗群面对的潜艇威胁显著降低关系密切，冷战结束后俄罗斯海军攻击型核潜艇、巡航导弹核潜艇活动程度断崖式下降，客观上让舰载反潜兵力难以发挥原设计使命。于是从1999年起，所有S-3舰载反潜机均不再执行反潜任务，反潜任务落在了直升机身上。但反潜直升机在留空时间、飞行速度、探测/攻击能力等方面与固定翼反潜机存在明显因此即便反潜直升机搭载数量显著增加，航母战斗群本身的反潜能力也无法与冷战时期相比。从航母打击群自身观察，随着宙斯盾系统、垂发系统的普及，以及舰载武器性能、指挥通信能力的提升，航母战斗群内的属舰单舰控制和打击的范围较之前有了巨大增加，客观上减少了航母打击群对属舰数量的需求。[21]
可以说，航母打击群就是美国海军战略转型后对航母作战使用的产物。美军认为，从航母打击群的整个发展历程看，它几乎提供了执行或保障所有类型海上行动的有效手段，这些行动包括：打击作战、水面作战(SUW)、一体化防空反导(IAMD)、反潜战(ASW)、水雷战(MIW)、两栖作战、海上拦截行动(MIO)、海运保护、侦察以及人道主义救援和救灾(HA/DR)等。在近期的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军事行动中，航母打击群曾多次展示了作战能力，灵活性和多种用途。然而，这些运用方式并不是用于指导对航母打击群在美军联合作战力量中的作用进行评估的最合适概念。对于联合作战力量而言，最具挑战性的作战概念，即针对中国所采取的军事行动，是评估航母打击群作用的真正考验。在这种高端作战概念中所面临的威胁不仅将对航母打击群的作战能力提出最为苛刻的要求，而且也将使其面临最为严重的风险，鉴于应对此类威胁以及赢得此类对抗行动最终胜利的重要意义，也将凸显出航母打击群的极端重要性。[22]
冷战结束后，美苏争霸的国际战略格局不复存在，美国海军的战略竞争对手苏联红海军也由于苏联的解体而烟消云散。世界经济开始进入经济全球化的快车道，濒海地区的经济地位上升，海洋这个被马汉喻为高速通道的公共空间的战略地位因其巨大的经济价值而显著提高，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正式生效，人类进入“蓝色圈地”的时代。而海洋蕴藏的丰富资源也日益引起各国的高度重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5]与此同时，席卷全球的新军事革命开始兴起，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化战争时代。面临已经改变了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美国海权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从1992年开始，美国海军颁布了一系列战略文件，对美国海军的作战环境、作战任务、作战对象、作战目标、作战理念等一系列战斗要素进行了阐述与界定，在技术形态、规模范围等领域影响了美国的海权理念，美国的海权思想由此进入第三阶段。
美国海军的战略转型是以一系列战略性转型文件的颁布为标志开始的。美军相关部门颁布的一系列战略性转型文件，包括1992年9月的《由海向陆——为美国海军进入21世纪做准备》(From the Sea …Preparing the Naval Service for the 21st Century )[6]战略白皮书和10月的《2020海军远景：未来——由海向陆》(U .S .Navy Vision 2020)[7]，1994年10月的《前沿存在——由海向陆》(Forward …From the Sea )[8]战略白皮书，2002年的《海军转型路线图》(Naval Transformation Roadmap 2002:Power and Access …Form the Sea ,foreword )[9]和《21世纪海上力量》(Sea Power 21)[10]发展构想、2006年的《海军作战概念2006》文件(Naval Operations Concept 2006)[11]2007年的《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A Coopertative Strategy fof 21st Century Seapower )[12]、《提高网络化的海上基地》(Enhanced Networked Seabasing )[13]、2010年的“空海一体战”(Air Sea Battle A Point -of -Departure Operational Concept )[14]联合战斗概念、2015年的《21世纪海权合作战略：前沿、接触与准备》概念[15]等等在很大程度对美国的海军战略转型进行了诠释与指导，也标志着美国海军正式拉开了战略转型的序幕。
实验结果表明：当经受浓度为5%以下的海水胁迫时，厚萼凌霄种子的发芽率、发芽势、发芽指数、平均根长均有所下降，但下降趋势平缓，与对照组差异不明显；当海水浓度在20%以下时，厚萼凌霄的根长与对照组差异不明显，这说明厚萼凌霄根部对海水胁迫具有耐受性；当海水浓度达到30%后，厚萼凌霄种子萌发的各项指标与对照组有明显差异，这说明厚萼凌霄种子对低浓度的海水具有一定的耐受性。
第三，任务的增加。自从冷战结束后，人类战争的技术形态从机械化战争时代步入信息化战争时代。美国学者认为，为满足未来战争与非战争的需求，美国航空母舰将被要求发展一系列从前不具备的能力。航空母舰将需要更好地运用部门、航空器以及其它设施以便更好完成即将到来的任务。它们将需要进行更大范围的侦察监视，并在更远的距离上采取空中行动以及在核环境下执行任务。它们将被要求模块化程度更高，更低的噪音以及准备应对比今天更多的事故。[26]航母的作战任务随之增加。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反导作战。美海军在新的作战能力体系中，“海上盾牌”的概念代表防御能力。它是指借助与制海权、海军全球兵力存在和网络化情报监视与作战能力，改变传统的保护自己和交通线的防御概念，承担战区防御乃至战略防御的使命，使之成为联合作战战区和国家的一面“海上盾牌”。“海上盾牌”概念强调要建立面向内陆纵深地区的精确、持续的防御能力，以保护整个联合战区；强调通过前沿威慑、战略反导和本土近海警戒来实现“保卫本土”的目的。[27](P13)作为排水量最大、电子设备最多、传感器最多的舰种，航空母舰打击群在反导作战中发挥重要作用。此外，航空母舰还增加了非战争军事行动的作战任务。比如灾难救援，等等。
船舶进出港航行的风险形成原因是一个多层次、复杂的大系统。它是由人、船舶、环境、管理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船舶进出港航行系统由自然(吃水水深之比、流向和流速、风向和风速、能见度)、地理(航道宽度与船长之比、航道弯曲度)、交通(船舶密度、交通秩序、交通流速度)、船舶(当事船舶对环境的响应效率)、船员(当事驾驶台人员控制船舶的能力)等多种影响因素构成。
第四，地位的不同。冷战结束后，美军提出了联合作战的概念。美国认为，当前，全球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持续增强、美国海外防御态势不断变化、太空与网络成为新的竞争领域，面对这三大趋势，未来的对手，无论是国家抑或非国家敌人，都将反介入和区域拒止战略作为与美国抗衡的重要手段。“联合作战介入概念”阐述了未来的联合部队如何针对此类战略实现作战介入，其中心原理是“跨领域协同能力”，即将不同领域内的能力予以互补性而非单纯叠加性利用，使得每种能力都可提高其他能力的效用，并相互弥补不足，从而建立联合领域优势，为各项任务提供所需的行动自由。[28]在这个作战体系中，美国仍然要求高机动性海基空中力量具备能力和灵活性。由大型甲板航空母舰提供的海基空中力量，在部分海洋建立优势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的是利用它来控制执行其他作战任务，或者剥夺对手使用海洋空间的能力。航母提供了致命一击、空战和监视的能力，这些能力可能是联合部队的其他要素难以提供的，尤其是应对同级别或接近同级别的威胁。正在形成的航母打击群战斗系统由相互支持的航母、空军、水面舰艇、潜艇和后勤船只构成，它帮助作战指挥官和美国实现了有机流动性、持续性和多元性的独特结合。[23](P6)由此可见，航母在美军作战体系中的地位得到了提高。
第五，编成的正式固定。极其倚重航母的美国海军其实一直没有规定航母集群构成的正式文件，二战时期没有，冷战时期也没有。冷战结束后，第一份规定航母战斗群构成的顶层文件诞生于海湾战争之后。1995年2月17日，《海军作战部长指南》(OPNAVINST3501.316)颁布，该指南将航母战斗群内应包括的各种兵力数量和型号予以固化(当这种固化是相对的固定的，实际使用时可能会根据执行任务和兵力情况进行调整)，之后这个文件经过2次修改。目前美国海军的作战构成由《海军作战部长指南》3501.316B规定，该规定于2010年10月21日颁布。316B版指南规定一个航母打击群(CSG)必须包括一艘航空母舰、一个舰载航空联队、5艘水面舰艇、1艘攻击型核潜艇，不再要求编入补给舰。并对舰载航空联队、水面舰艇的种类和数量做了具体规定。规定舰载航空联队应包括：4个攻击/战斗机中队，总计约44架战斗机，机型包括F/A-18A、C、E、F，通常不少于2个中队的FlA-18E/F作好伙伴加油准备；1个舰载早期空中预警中队，总计4-5架飞机，机型包括E-2C(4架)或E-2D(5架)；1个电子战中队，负责压制对手防空或电子战单位，总计4-5架飞机，机型包括EA-6B(4架)或EA-18G(5架)；2架C-2A型舰载运输机；直升机兵力有2种选择，选项一塔载2个直升机中队，其一为1个直升机海上作战(HSC)中队，计8架MH-60S，可执行水面战，海上特种作战、战斗搜救任务，其二为1个海上突击中队，计有11架MH-60R，可执行水面战、反潜战任务，使此种搭载方案，可以部署2-4架直升机至编队属舰。选项二为搭载1个反潜中队，计有6架SH-60F，执行水面战、反潜战任务，另加2架HH-60H，执行战斗搜救任务。规定水面舰艇应包括：3艘具备对陆攻击能力(使用“战斧”式巡航导弹)的舰艇；4艘具备反导/防空能力的水面舰艇(巡洋舰或导弹驱逐舰)；2-3艘具备水面战能力(使用“鱼叉”式反舰导弹)的舰艇(巡洋舰或导弹驱逐舰)；2艘装备战术拖曳阵列声呐系统的舰艇。水面舰艇搭载的直升机单位有2种选择，选项一为2-4个属舰直升机分队，搭载3-6架直升机，机型为H-60B，选项二为2-4个航母直升分队，搭载从航母上部署下来的直升机，机型为MH-60R。规定攻击型核潜艇应包括：1艘具备对陆攻击能力(使用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攻击型核潜艇。打击群必须有效保存自己，才能有效发挥威力。目前的航母打击群构成比冷战期间都有了非常明显的规模收缩，然而规模收缩相对的，则是战力的明显增长。[29]
四、美国航空母舰在海军战略转型中的思考
纵观美国航空母舰在美海军战略转型文件下的变化，可以得出几个结论。首先，航空母舰在海军战略转型的框架下对美国地缘战略目标的达成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众所周知，荷兰裔著名地缘政治学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所创立的“边缘地带”理论是美国地缘战略的理论基础。斯皮克曼曾说过：谁控制了欧洲和亚洲的“边缘地带”？这是一个对美国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这些地区落入对美国怀有敌意的单个强国或数个强国的联合体手中，所导致的对美国的战略包围将使我们处于极为危险的境地。[30](P3-4)因此，无论是冷战期间还是后冷战时代，美国都是将追求对边缘地带的控制作为自己的地缘战略目标。随着苏联的解体，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31]美国达成该战略目标的概率似乎上升了。作为美国海军的主力舰种，在美国海军进行由海向陆的战略转型之后，航空母舰进行力量投射、两栖突击以及对岸打击方面的优势得以显现。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美海军航空母舰的舰载航空兵在对地攻击时的精确打击能力、任务弹性以及火力持续性是被视为美海军对地远程精确打击主要手段的巡航导弹所无法相提并论的。现代大型航母通常搭载各型飞机70～80架，其中作战飞机所占比例为60%左右，战时每昼夜最大出动强度在300架次以上。按作战飞机平均每架次载弹量6吨计算，即便舰载航空兵仅将全部火力的60%投入到对陆攻击，一个舰载机联队每所能提供的对岸突击火力也是十分惊人的。[32]换言之，航空母舰在美海军实施由海向陆的打击并进而实现控制边缘地带的地缘战略目标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且不可或缺的作用。
其次，航空母舰通过海军战略转型提高了自身在美军作战体系中的作用。冷战结束后，新军事革命席卷全球，一体化联合作战成为新的作战方式。所谓一体化联合作战，是围绕统一的作战目的，以各作战单元、作战要素高度融合的作战体系为主体，充分发挥整体作战效能，在多维作战空间打击或抗击敌方的作战样式。它具有体系对抗、整体联动、精确高效的鲜明特点，强调从指挥系统、作战平台、作战空间、作战力量、作战行动和作战保障多方面的一体化。[33](P144)美国海军通过战略转型深度融入到一体化联合作战中。“由海向陆”白皮书不用“战场”，而用“作战空间”一词指称军事行动的场所，说明美国海军对战场有了新的认识。“战场”一词指发生战斗的地面场所，是一个平面概念，用它指称全方位现代战争展开的场所已经不够精确。“作战空间”是一个由陆地、空中、海上、水下和太空组成的五维空间。这一空间可大可小，根据作战行动的规模、任务性质、参战兵力等具体确定。由海向陆战略明确提出在作战中要夺取五维的空间控制权，实施海陆空天水下的一体化联合作战。[34](P341)航空母舰是夺取海洋空间的空间控制权的主要舰种，1艘航空母舰上的舰载机即可控制800km×1000km的海空域，4支航母编队就能控制96.5万平方公里的大面积海域，除夺取制海权和制空权外，还可以夺取制电磁权和制陆权，其使用效能是任何武器都不能比拟的。[35](P165)可以说，航空母舰通过其强大的制海能力使海军这个军种在一体化联合作战体系中的地位变得不可或缺。
最后，航空母舰未来的发展将带动整个海军作战体系的技术进步。在可预见的未来，航空母舰是进行海上作战和威慑的战略性力量，[36]展望航空母舰的发展，未来有几个趋势。首先是隐身化。水面舰艇在海战场上最致命的弱点是隐蔽难，隐蔽性差就意味着被动挨打。多年来，水面舰艇始终面临生存的严重威胁，这使其对隐形的需求极为迫切。要真正做到隐形，技术上有相当难度。要说清楚这些问题，最好借助相关参照物来讲。除了水面舰艇，海战场上的主角还有潜艇和飞机，它们在隐形方面都已有不俗表现，将它们作为参照物有助于以更广阔的视野并在较高的层次上理解问题。与潜艇相比，水面舰艇没有海水的覆盖遮蔽，直接且突出地暴露在雷达、红外、电磁及光学等探测设备下。由于受技术限制，水面舰艇还难以完全消除自身的目标特征，如：雷达反射、红外辐射、可见光特性和磁特性等，它被各种侦测设备发现的概率，要比潜艇高得多。[37]作为海战场最大的作战平台，航空母舰也开始向隐身化方向。美国“福特”级航母就采用了隐身材料和外形隐身设计等多种方式力图做到对雷达、声、红外、磁的“隐形”。这种核心舰种的隐身化必将带动整个海军水面主战舰艇的隐身化。其次是舰载机无人化。目前，美国海军面临的发展前景是：面对竞争对手正在研发、部署以及出口的防御系统，其造价日趋昂的航母呈现出作战成效下降的趋势。然而，如果海军能够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那么作为国家实力象征的航母将仍然有机会重新提升其作战价值。体现于无人系统、隐身、定向能和高超音速等领域的新型作战能力将以相互融合的方式提供纵深打击所需作战半径。诸如X-47B展示型无人战机进行的试验以及过去10年来运用无人机平台(如MQ-9“死神”/Reaper)所积累的经验教训，都为美国海军以及整个国家提供了以创新和革命方式发展海上力量以及作战力量投送能力的机会，成本曲线有可能出现下降趋势。平台规模、作战半径、载弹量、低可探测性以及续航力等要素都在数十年的海上空中作战行动中日益体现出自身的重要意义，这些变化有可能在未来再次成为航母舰载机联队的主要特点，从而确保航母在未来几十年内继续发挥重要的作战成效。[38]上述创新和革命方式对于美国海军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整个海军作战体系的进步。
五、结论
综上所述，航空母舰对于美国海军战略转型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由于美国海洋霸权是建立在对制海权的绝对控制与有效运用基础上的，因此美国海军的作战行动和非战争军事行动无不是以拥有制海权作为基础进行的。美国的战略思想家们历来认为制海权是海权的基础，而国家强盛是建立在强大海权基础上的。[1]如前所述，航空母舰在美国的海军作战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此外，航空母舰作为“网络中心战”的重要平台，可以使美国海军深度融入到一体化联合作战体系中去，这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和提高了美国海军的地位。不仅如此，随着航空母舰隐身化和载机无人化趋势的发展，航空母舰未来将会很大程度上推进美国海军战略转型的发展，从而反作用于整个美国海军的作战体系。这将进一步稳固和加强美国海军夺取海权的能力，进而对世界海权战略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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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States Navy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and Aircraft Carriers 'Fun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a Power
Yang Zhen Cai Liang
(The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137, China; The Center for Asian-Pacific Studies,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Shanghai 200233, China)
Abstract : America is a hegemonic sea power in the current world and the birthplace of sea power theory. The control of the ocean is the foundation upon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seizes and maintains hegemony. After the Cold War, the U.S. Navy began a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out of the need to maintain its hegemony. The aircraft carriers are the core of the U.S. Navy's combat series, which has great power, versatile function and strong capability of sea control. The aircraft carrier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U.S. Navy. They have also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S Navy's technology, the innovation of the tactic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integrated joint operations, thus further enriching the American strategic thinking of sea power.
Key words : United States; navy; sea power;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aircraft carrier
*收稿日期： 2019-09-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国际核政治和我国国家安全研究”(11&ZD181)；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印度社会经济发展与对外政策”(19JZD055)；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重点项目“日本海洋战略跟踪研究”(CAMAZD201611)；上海交通大学智库引导性研究项目(ZKYJ-2019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杨震(1977- )，男，江苏南通人，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从事海权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 D823 E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35X(2019)06-0066-09
DOI ：10.16497/j.cnki.1672-335X.201906006
责任编辑：鞠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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