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怎样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兼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领导集体论文,是怎样论文,核心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463(2006)02-0023-04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理论界、学术界研究邓小平的成果颇丰。但是，研究邓小平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以及邓小平是如何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成果，则非常少。其实，全面了解邓小平的革命经历、科学评价邓小平的伟大功绩、系统研究邓小平的历史地位，都必须涉及邓小平与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形成、邓小平如何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这两个问题。邓小平是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1] 因此，了解、评价、研究邓小平与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形成，邓小平如何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对理论界、学术界来说就显得非常重要。
一、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及其演变
要对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包括其成员作一界定，就应以邓小平对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界定标准为依据。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在这中间有一段时间，说是要强调工人阶级领导，就勉强拉工人来当领导。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2] (p298)6月16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又谈到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问题。他说：“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2] (p309)还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即第二代领导集体，“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2] (p310)邓小平两次谈话既说明了第一代领导集体这个概念，也说明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是这个集体的主要成员。按照邓小平的说法，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实际上指的是七大选出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八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外加一个林彪)。这也就是说，成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及其核心的标准必定是担任中共中央最高层的领导职务，而不是指担任别的领导职务。这个标准，也适用于第二代领导集体。但是，邓小平在谈及第二代领导集体时，没有像谈第一代领导集体那样点出了具体的成员，这就给理论界、学术界尤其是党史学界留下了研究探索的空间。要全面了解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形成及其演变，了解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成员组成情况，宜以时间顺序将其划分为若干个时期。
(一)酝酿准备期(1977年7月——1978年11月)。
在1977年3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王震等抵制华国锋“两个凡是”的错误，提议要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虽然，他们的意见被华国锋压制，但他们坚持原则的斗争，深得与会者的赞同，揭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也为邓小平的复出作了宣传准备。1977年7月16—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追认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的决议。这次会议不仅使邓小平获得政治新生，也为他在会上强调对毛泽东思想体系要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各项工作提供了一个表达渠道与机制。1977年8月12—18日，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华国锋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会议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次会议为邓小平推进他的强调恢复与发扬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主张，提供了组织保障。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就中央政治局根据邓小平建议提出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在最后一天的闭幕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实际上是随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3] (p102)。
上述四次会议表明，邓小平的地位与影响在不断地上升和扩大，但他毕竟不是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他只有建议权而没有最后决定权。所以说，此期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还只处于酝酿准备期。
(二)成型确立期(1978年12月—1982年8月)。
1978年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这个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战略的确立，凝聚了邓小平的巨大心血。会议增选陈云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1980年2月23—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主要议题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会议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并选举胡耀邦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九次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批准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1981年6月27—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鉴于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一致同意他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科学评价了毛泽东思想。会上，胡耀邦被选为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被选为中央军委主席。
上述四次会议表明，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越来越多，邓小平的分量也越来越重。随着华国锋要求辞去现任职务，随着对华国锋所犯错误的公开批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业已成型，并逐步确立。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作出了独特贡献，其他领导也作出了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实际主持下进行的。”[4] (p475)
(三)稳定标志期(1982年9月—1989年5月)。
1982年9月1—11日，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总结了历史经验，第一次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胡耀邦作了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之后的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5年9月18—23日，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召开。胡耀邦致开幕词，赵紫阳作关于制订“七五”计划的说明，邓小平、陈云作了重要讲话，李先念致闭幕词。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还讨论了中央领导成员新老交替问题。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在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时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实际上是要将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1987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召开。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全会确认198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接受胡耀邦辞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的请求的决定和推选赵紫阳代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决定。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2日，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赵紫阳代表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作了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之后的十三届一中全会选举赵紫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十二大之所以是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的稳定标志期，除了在组织上产生一个坚决执行三中全会路线的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外，还在于它提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纲领，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延续与具体化。特别是邓小平在开幕词中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十二大的指导思想，也是整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这表明，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治国方略已自成体系。邓小平真正成为了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四)过渡结束期(1989年6月—1992年2月)。
1989年6月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形成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随着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逐步建立，第二代领导集体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限于篇幅，对过渡结束期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情况就不再赘述。提出“一国两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四项基本原则”、“百万大裁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三个有利于”、“社会主义本质论”、“两个文明建设”、“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都表明邓小平是实际意义上的领导集体的核心。虽然，第三代领导集体已经建立，但在宏观决策方面，邓小平仍起着核心的指导作用，如“南巡谈话”以及对谈话的认识、学习和贯彻，确是对邓小平起核心指导作用的最好诠释。
由此，我们看到第二代领导集体形成的历史脉络，也看到邓小平对这个领导集体形成所发挥的作用。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按实际情况排序则是：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赵紫阳、华国锋、汪东兴。必须说明的是，邓小平恢复职务时，华国锋正担任中共中央主席、汪东兴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尽管华国锋为过渡期，没有独立成为“某代”，但在这里我们仍将其列入第二代。
二、邓小平成为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基础
要成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成员，成为这个领导层的核心，除工作能力极强、理论水平和领导水平极高外，还应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和中央工作经验，同时必须担任党的最高层的领导职务，必须有驾驭大局、指挥全局、应对复杂局面的本领。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是这样，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也是这样。那么，邓小平成为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基础是什么？
(一)丰富的革命实践活动和治党治国治军的政治经验、长期担任关键岗位的重要领导职务，为邓小平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打下了牢固的工作基础和业绩基础。
邓小平16岁就抱着朴素的“工业救国”的爱国思想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走上革命道路。1924年他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都担任党和军队的重要职务，如1948年5月，邓小平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及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政委。11月，他又担任总前委书记，同二野三野的领导一起，指挥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解放了南京、上海及苏、皖、浙、赣等广大地区。随后，他和刘伯承又率部进军大西南。这前后，他分别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和西南局第一书记。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于1952年7月调到中央，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后又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长。1954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反对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斗争中，作出了贡献。1955年4月，邓小平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总书记。
从1956年起，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长达十年。这十年，是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邓小平一直处于中央领导工作的第一线，参加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并提出过许多正确主张。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被粉碎后，毛泽东有意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在周恩来支持下，邓小平于1973年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5年1月，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周恩来病重后，他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在这期间，他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所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收到显著的成效，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由于“四人帮”的百般诬陷，1976年，邓小平再一次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我们对邓小平的生平思想和工作业绩作一简要回顾与叙述，旨在说明邓小平是凭着自己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对工作极端负责而不断赢得组织信赖、领导器重和人民支持，具有丰富的革命实践活动和治党治国治军的政治经验，长期担任关键岗位的重要领导职务。这也正是他得以成为核心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基础和业绩基础。
(二)毛泽东的信任器重、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为邓小平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标志着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结束。可以说，毛泽东在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建国后，都非常赏识邓小平，甚至还倚重邓小平：从1952年被调进京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到“60年代初期，他和刘少奇被毛泽东内定为共同担负一线领导工作的接班人”[5] (p649)；从“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复出担任“三副一总”，到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邓小平都显示了杰出的治党治国治军的才能和魄力，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信赖和支持，也说明了毛泽东从内心深处对他的信任和器重。虽然，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做“二号走资派”打倒，但毛泽东认为他是人民内部矛盾。“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重新起用邓小平，委以重任，再次传递出选择他为接班人的信息。但是，在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毛泽东与邓小平的观点大相径庭，于是，又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邓小平再次被打倒。由此可见，邓小平被重用，与毛泽东有重大关系；邓小平被打倒，与毛泽东也有重大关系。一方面，正是毛泽东的赏识、器重，邓小平能很快地进入到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另一方面，正是毛泽东的决定、指示，邓小平又迅速地被撤职甚至被打倒。所以，邓小平成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并最终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都与毛泽东有密切关系。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对陈云、邓小平进中央领导层就有过专门的评价，在谈到谁是他的接班人时又提到邓小平。毛泽东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6] (p111—112)1957年11月毛泽东访苏时在一次宴席间用庄重的口气对赫鲁晓夫说：“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了。”赫鲁晓夫问：“有接班人吗？”“有，我们党里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毛泽东扳动手指，如数家珍，在说到第一个是刘少奇后，在座的都认为会按当时职务顺序说到周恩来、朱德、陈云，最后才会说到邓小平。但毛泽东扳动第二个手指时，则说：“第二个是邓小平。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7] (p464-465)在1959年的上海会议上，毛泽东又说，政治局就是“政治设计院”，权力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我是主席，为正帅，邓小平是总书记，为副帅。[8] 在筹备四届人大和酝酿国务院领导人选时，毛泽东评价他“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在天安门事件中，广大人民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力主邓小平出来工作，都说明邓小平有坚实的广泛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可见，毛泽东的去世，“四人帮”的被粉碎，为邓小平的政治生活带来了转机。当然，邓小平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不能只看到毛泽东去世之后的历史经历，还要看到他在毛泽东去世之前的革命活动。历史具有延伸性、具体性、现时性，历史也具有连贯性、全面性、历时性，只看到现时而不看到历时，就容易割断历史，也就容易看不到一个人能力水平的来龙去脉。
(三)正确把握毛泽东思想和努力推进思想解放运动、有力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邓小平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准备了厚重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党的许多领导人对其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邓小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参加者，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开拓者，是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先看看建国前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贡献：1.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贡献。邓小平领导人民建立根据地，建立革命武装，与“左”倾冒险主义做坚决斗争，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及其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2.为毛泽东的著述提供经验素材。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概括，他曾根据邓小平提供的经验素材，发出过一系列重要指示，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3.对毛泽东思想概念提出的作用。与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等一样，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也作出了贡献，他继王稼祥等之后较早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阐述了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明确提出中共中央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再看看建国后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贡献。邓小平一贯注意全面、准确、科学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和具体内涵。1960年3月25日，他在中共中央天津会议上所作的《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讲话，批评了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错误倾向。1962年2月6日，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党有五个优点即五好，其中第一好就是有好的指导思想即“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党的指导思想”。[9] (p298)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邓小平维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时候，又是邓小平，勇敢地站出来，正确地维护毛泽东思想。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3] (p26)邓小平对“两个凡是”错误的批评及其一系列论述，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基础上，邓小平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对党的思想路线进行了表述。总之，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把握、对“两个凡是”的系统批评、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有力支持，为他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准备了厚实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三、结论
邓小平虽然不像毛泽东那样既是组织形式上的领导集体核心，又是实际内容上的领导集体核心，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我们只要看看邓小平本人的一系列谈话，看看叶剑英、陈云对邓小平的评价，答案自然就出来了。
邓小平说：“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2] (p380)这从1988年5月他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所说的一番话中看得更加清楚：“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家希望我当总书记、国家主席，我都拒绝了。在党的十三大上，我和一些老同志退出了领导核心。这表明，中国的未来要靠新的领导集体。近十年来的成功也是集体搞成的。”[2] (p272)
邓小平虽然拒绝当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但并不影响他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地位。叶剑英说：“小平同志在历史上对党作出过杰出贡献。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每一个主要关头，他都敏锐、果断地提出了一些正确的决策和主张。在我看来，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他当党的‘军师’和全军的统帅是当之无愧的。”[10] (p220)1987年7月1日，陈云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我们国家，在目前第一位的领导人是小平同志。但他今年的岁数，照中国的老算法，已经84岁了。过不了多少年，党和国家的全部领导重担都要落在你们一代身上。”[11] (p360)1989年5月26日，陈云在中顾委常委会上指出：“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就是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11] (p368)叶剑英和陈云的讲话，已表达出邓小平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邓小平“一生之中，三次被打倒，又三次复出，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加引人注目，一次比一次走向更大的成功”。[5] (p651)邓小平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又是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第二代领导集体形成的过程中，在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稳定的过程中，他起了关键的作用。历史恰如江泽民所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光明前景。”[1]
标签：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主席论文; 邓小平论文; 毛泽东思想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毛泽东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华国锋论文; 胡耀邦论文; 叶剑英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