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通货膨胀问题探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控制通货膨胀”研讨会发言摘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中国论文,研讨会论文,经济体制改革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为了深入研究和探讨当前经济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通货膨胀问题，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和中国银行总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政策研究室于1995年3月28日在京举办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抑制通货膨胀”研讨会。会议邀请了部分在京的国内专家学者及银行政策研究部门的同志，共同分析了当前通货膨胀的形势和特点，探讨了其形成的原因及机理，预测了1995年通货膨胀的基本走势，并提出了有关的政策建议。
本刊特将这次研讨会的部分发言摘要发表，以飨读者。
对我国1994～1995年通货膨胀的若干分析
一、此次通货膨胀的特点是什么？
1、我国的通货膨胀已经由和经济高速增长同步发展为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1990年以来，中国的通胀率（暂以零售物价指数为代表）一直低于经济增长率，1991年GDP增长8%，而零售物价指数增长2.9%，1992年它们分别为13.6%和5.4%。1993年这二者开始同步，分别为13.4%和13.2%。而1994年通胀率已高于经济增长率约1倍，也高于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
2、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各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都在上涨，其中上涨幅度大的是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部分，特别是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过高，1994年占了物价上涨的60%左右。
3、城乡物价增幅由往年的城市高于农村或基本持平变为1994年的农村上涨幅度高于城市。多年来，中国农村价格上涨幅度都显著低于城市，而1994年的零售物价指数城市为121%，农村为123%，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城市为125%，农村为123.4%。
4、内地的物价上涨幅度已赶上并有的超过沿海地区。长期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城市经济增长率和物价上涨率都高于内地（中西部）。1994年这种情况有了新的变化。在经济增长方面，有一部分内地省份速度在加快，但多数省、区仍大大落后于沿海省、市。在物价上涨率方面，则多数内地省区已高于沿海省市。例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全国平均上涨24.1%，其中，广东上涨21.7%，上海上涨23.9%，江苏23.2%，浙江24.8%，山东23.4%，而广西为26.0%，湖南、湖北均为25.3%，河南25.2%，安徽、江西均为26.9%，新疆、陕西上涨为26.7%。
二、导致此次通货膨胀的原因有哪些？
1、价格结构调整。价格改革的目的是理顺不合格的价格比价关系。由于提高粮食和其他初级产品的价格和基础设施的服务收费，会造成下游产业的利润重新分配，这是必要的。在既得利益刚性的阻力下，采用“只升不降”的办法阻力最小，因而总的价格水平必然上涨。而1993年和1994年是中央出台影响价格总水平变动措施自改革开放以来步子最大、项目最多、影响最深的二年。改革范围涉及粮食、基础产业、原材料乃至服务项目。改革方式也从以调为主变为以放为主，力度较之以前明显加强。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价格合理化的过程，也意味着整个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型，但这种转型一般不会很平稳地进行。因此，这种结构性的价格调整总的看是合理的、必要的。但如果调整力度过大，也会带来问题。
2、连续三年的投资规模过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基本是投资推动型的，过高的投资必将首先引起投资品价格的上升，增加投资的资本成本，最终必将转移到消费的价格中。另一方面，过度的投资需求造成的需求拉动影响又将加速这一转移的过程，并扩大这一转移的影响程度。同时，1994年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18.2%，这种成本推动的物价上升是很难通过增加供给或抑制需求遏制的。我们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的投资增加与通货膨胀关系时就会发现，每当投资率连续2～3年超过30%，必然引起后1～2年的通胀。1981～1985年、1989～1991年投资率都低于30%，而1986年～1988年、1992～1994年都连续三年高于30%，1994年则达37.7%，带来了1988年和1994年的高通胀。
3、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差距。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出现投资和消费需求的膨胀，造成总供给与总需求差距的扩大，据统计局计算，这个差距1993年为－7.3%，1994年为－6.2%。与此同时，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滞后于居民收入的增加引起价格上升，从1989年到1992年，我国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9.8%，而城镇人均收入却增加了47.3%；1993年，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9.8%，而城镇人均收入却增加了28%。1994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比上一年增长35.3%，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率为10%以上，也明显高于当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种劳动生产率和企业经济效益与收入增加的差距，最终必然促使物价上升。
4、多年的货币超量发行。自1978～1993年的15年中，我国GDP名义年均增长率为15%，而流通中货币的年均增长率则为25%，即名义GDP增长了8.7倍，而流通中货币增加了27.7倍，1994年这种趋势并未停止。据测算，近几年超计划发行的货币约1500亿元。特别是近几年，货币超经济发行的情况更为突出。例如，从广义货币M[,2]与GNP的比较情况看，1990年M[,2]比上年增长27.5%，1991年增长27%，1992年增长31.3%，1993年增长24%。而名义GNP（包含了价格变动）4年增长94.9%，M[,2]平均余额增长了157.9%，高出前者63个百分点。这样大的差距虽有经济规模扩大和经济市场化程度提高对货币量需求增多的因素，但也不可能不对价格上涨产生影响。
5、流通秩序混乱，获取暴利高利的情况相当严重。经济市场化的结果，不仅流通领域内国有经营主渠道相对减弱，个体和私营网点比较活跃，而且国有商业本身也出现了以不正当手段追求利润为主要目标的倾向。在流通领域里普遍出现了经营环节过多，经营行为不规范，乱涨物价，偷税漏税，大收回扣等现象，且愈来愈严重，这就不能不影响物价上涨。
综上可见，1993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延续到目前的我国新一轮通货膨胀，其成因是比较复杂的。除了因连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和收入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上升而导致的需求拉动外，重要原因之一是结构性的物价调整或放开，以及由此带来的成本升高。
三、如何看待抑制通货膨胀与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关系？
我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到1993年，年均经济增长率为9.3%，年均物价上涨率为6.4%，情况是比较理想的。1993年我国GDP的增长率为13.4%，物价上涨率为13%，二者仍未出现过大差距。1994年却严重破坏了这个关系。通货膨胀率大大高于经济增长率，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因此，一定要把反通货膨胀作为一个重大任务来对待。但在坚决抑制当前通货膨胀的同时，还必须注意保持经济的继续适度的较快增长。
有一种看法认为，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必须大幅度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我个人认为，这种认识并不全面。这是因为，对于我国的通货膨胀，不能笼统地与速度相联系，或者说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需求拉动。事实上，我国的物价上涨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价格的结构变动，在80年代，较为突出地表现为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据统计分析，1984～1987年的物价上涨中食品因素约占60～70%。1994年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又源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农业劳动的比较利益低下。而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要改变农业劳动比较利益低下的问题，调高农价只是短期措施，根本途径是提高生产率。首先要通过产业结构的大范围调整，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第二次、三次产业的大规模转移，提高农村劳动的利用率；其次是在此基础上提高农村劳动的生产率，以此提高农民的收入。否则，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在利益驱使下必然追求自身的机会成本，要么使农业萎缩，要么形成持续的物价上涨。同时，要大力提高工业的生产率，即使在农产品价格提高的情况下，只要工业的生产率不断提高而使成本不断降低，从而使工业产品价格能够保持稳定甚至下降，那么就会抑制物价总水平的上涨。这意味着工业要向农业转移一部分收入，而这只能在工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很明显，在这些方面，上述以结构转变为主要内容的高速增长不但不会推动物价上涨，相反，它是从根本上消除物价上涨根源的“釜底抽薪”之计。结构转变过程中的高速增长确实会促使交通、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业的价格水平上涨。但是，这既是对这些产业长期以来价格偏低的合理调整，也是发展这些产业的条件。问题是，这些基础产业的价格上涨对下游产业、特别是消费品价格有怎样的影响。在我国目前情况下，下游产业特别是轻工业比起基础产业，不仅已领先发展，而且易于发展，市场竞争会有效地抑制其价格上涨，从而最终会迫使成本过高的轻工业等下游产业的收益率向基础产业转移。最后，基础产业大多具有规模效益显著、生产率上升较快的特点，在度过最初的发展阶段后，从长远看，它不会成为物价持续上涨的因素。综上所述，控制物价的过高上涨的同时，有可能保持经济的较快增长。根据我们的测算及以往经验，把经济增长与物价上涨的比例控制在1∶0.65这个范围内，是可能做到的，也是我国居民可以承受的。
因此，在1995年，我们要采取的抑制通胀措施，不应影响经济在条件允许下的较快增长，即应努力实现1995年经济增长8～9%的发展目标。
中国当前的新型通货膨胀——“转轨型”通货膨胀
一、体制转轨：我国通货膨胀的特殊性
我国80年代以来的几次通货膨胀几乎都是由投资过度扩张诱发的。这次中国的通货膨胀，其重要诱因也是1992年以来的投资膨胀。1992年以来的投资膨胀，曾在1992年和1993年导致生产资料（即资本货物）的价格猛涨，1993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33.7%，有些产品价格上涨更猛。同时，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资改革，给企业增加了提高职工工资与收入的压力。所有这一切，都导致工农业产品成本的迅速提高，推动着物价上涨。
但是，通货膨胀归根到底是一种货币现象。根植于旧体制之内的投资扩张性冲动固然导致货币需求的过度增长，但还有一些货币需求的增长，也直接或间接与“体制转轨”有关。
——物价制度的改革，既包括物价水平与结构的调整，更包括物价决定机制的转换，即从计划化转向市场决定。然而价格结构的调整总是伴随着物价水平的提高，价格的“放开”（转轨）通常也须经受一次价格上涨的冲击；况且每个产业部门的价格“放开”之前，都须经历几次的价格水平与结构的调整。近几年来，中国在许多产业部门先后推行了价格调整与价格“放开”，特别是1993年突破消费品价格改革中最后两道关口（食品和服务），“放开”食品与服务业价格，自然不仅会引起这两部门的价格上涨，而且会给整个物价水平带来新的冲击。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货币化的进程会加速，一些过去从不进入市场的物品或资源也进入了市场，采取货币形态，扩大了对货币的需求。房地产的开发就是一例。近两年来，随着国内房地产市场的开发，巨额的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自然也扩大了货币需求。应该承认，这一部分货币需求是适应货币化需要而正当地产生的。诚然，房地市场上出现了投机和哄抬价格现象，货币的需求也随之而有了虚假的扩大部分。我们无疑应该将房地产市场所扩大的货币需求的这两部分（正当需求和“泡沫”需求）严格区分开来。
——财政、银行体制的改革刚开始，货币市场、证券市场刚开始建立，机制很不健全，资金流转渠道混乱。在这个新旧机制更迭之际，至少出现了两大灰色的“空洞”，一是财政资金“信贷化”，不少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千方百计将财政资金“贷放”给自己举办的各种企业或公司，搞经营活动。二是银行资金不正当地“产业化”，即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利用自己掌握的信贷资金，或通过拆借，或违纪地经营各种产业公司，甚至经营证券和房地产，出现乱集资、乱拆借、乱提高利息率、乱设金融机构等混乱现象。1993年通过不正当渠道从各金融机构流出的资金达1500亿元之多，不仅扰乱了金融秩序，还不应有地扩大了总需求。
——由于企业改革相对滞后，而资本市场的建立却相对超前，企业却由于尚无“自我约束”机制而不善于使用资金，致使一部分通过资本市场筹集来的资金被妄用于投机性活动，人为地膨胀了总需求。
——1992年以来，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迅速，仅1993年实际利用外资数额即达253亿美元。外资的利用，从长期看有助于增加供给，但从短期看则会扩大总需求。外资利用需要人民币配套资金，按1∶1的比例计，则仅1993年就需人民币配套资金1700亿元。各地都热衷于引进外资，却很少考虑配套资金，更少考虑它给货币供给带来的压力。
诚然，外汇资金既有流进，也有流出；除资本帐户外，还有经常帐户。据报道，1994年10月间外汇储备近400亿美元，外汇占款迫使基础货币溢出约3200亿元。
二、根本治理措施：加快体制转轨
上述现象从短期看是属于经济总量（投资、消费、信贷、货币供给等）问题，或是总量失衡。为此，应十分重视宏观经济管理工作，在通货膨胀恶化时期尤须加强对货币供给的管理。然而，从长期看，从根本上看，这是个体制和机制问题。为什么我国经济会有一种“投资扩张”的内在痼癖呢？为什么经历了15年改革后的今天，旧体制所固有的“投资饥饿症”依然顽固地缠身，而国有企业的“软财政约束”、低效率、人浮于事等问题仍然未能解决呢？为何社会资金（包括财政的和信贷的）流通渠道发生混乱？归根到底，原因在于旧的计划化管理体制虽经部分改革，但旧体制的核心部分—“政企不分”、“资金大锅饭”却基本未改；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包括法规建设）虽初现端倪，但远不充分、成熟与完善。旧的“计划化”直接管理国民经济的行政手段已经大大削弱，而适应新体制要求的经济手段（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等）尚十分孱弱乏力。“转轨型”通货膨胀，正是“转轨”期经济体制的“复杂性”（或“双重性”）、宏观管理的“孱弱性”的产物。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决不应将宏观调控“不力”的情况归咎于改革本身。相反，“转轨型”通货膨胀的根本解决办法，在于加速“转轨”，即加速推进改革。目前的“转轨型”经济不宜持续过长。
在过去的几年间，多种改革措施均已先后出台。然而，其间究竟哪一项是关键性环节呢？我认为是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主要任务的“企业改革”。因为，企业改革是最为基础性的改革，只有实现了企业改革，其它重要体制改革措施（价格、银行、投资等）才有条件加速推进和完成；而且，也只有以这种现代企业为基础，才能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建立起有力、有效的宏观经济调节体系。因此，从长期看，从根本上分析，应当痛下决心，尽快推进并完成企业改革，这是“体制转轨”的关键所在。
三、短期稳定政策：1995年宜采取“抑胀防滞”的方针
——货币政策应从紧掌握。在没有新的重大货币化因素（如房改）情况下，货币发行不宜超过1994年水平；利息率应适当提高，但对基础设施及重点工程，可采取信贷较宽和利息率较低的鼓励政策。
——财政政策也应从紧掌握。要严格控制集团消费性开支；随着逐步贯彻“政企分开”，不断精简机构。
——应继续控制投资规模和经济增长速度，采取谨慎的投资政策和实现稳步的经济增长。1995年经济增长速度应低于1994年(11%），不宜高于10%；但鉴于1994年投资额商品有所积压、失业有所增加以及通货膨胀中成本的推动作用已超过需求的拉动作用，1995年经济增长速度不宜低于8%，1995年全社会投资的实际增长率不宜低于1994年的投资实际增长率(15%)过多，以防经济下滑。
——鉴于1994年物价的上涨有60%来自粮食及食品类的价格上涨，1995年控制重点应放在粮食及农副产品的价格上。如何稳定粮食及农副产品价格，经济学界有不同见解。我认为，应尽量采用经济手段而避免采用“统购”、“统销”、“限额”等行政措施。最终的目标是，争取1995年把通货膨胀率降到16～17%，1996年降到10%以下。
对1995年通货膨胀短期趋势的预期
我认为，1994年通货膨胀是在供给大于需求的条件发生的，主要是因为粮食及其它农产品价格调整力度过大造成的。那么，1995年通货膨胀的短期趋势又如何呢？
首先需要分析总量格局。1994年消费需求（以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为代表）实际增长速度为7.8%，大大低于1993年10%的增长速度。1995年1～2月，居民储蓄存款增加了2000亿元以上，储蓄倾向（以居民储蓄存款与银行工资性支出之比为代表）提高到87.8%，比1994年同期的25.6%上升12.2个百分点，比1993年同期的57.5%上升30.3个百分点，说明发端自80年代末期的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尤其是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正在向更深的程度发展。去年以来由于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城乡消费购买力差距有显著缩小趋势，今年如果没有农产品提价因素，则由于农村市场需求不振，整个消费市场仍会显现“城市人储蓄，农村人买不起”的情况，这样就会对1995年的消费需求继续构成强大的下压力。
从投资需求看，1994年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紧缩投资，投资率已经有了明显下降，1995年为了继续贯彻控制投资、抑制通胀的方针，计划安排的投资规模只有17000亿元，现价计算只比上年增长6.7%。1995年头2个月，国有单位投资增长率为31.3%，比去年同期低16.9个百分点，投资性贷款额则比去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负增长。所以从短期看投资需求也将呈继续下降趋势。
1994年在人民币贬值50%和国内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格局下，我国出口增长显著高于进口。使出口需求在社会总需求中所占比重明显提高，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国内总量供过于求的矛盾。但是由于受到通货膨胀影响，出口换汇成本到年末已高出汇率，所以1995年的出口条件不会好于去年。
总而言之，消费、投资和出口三大需求在1995年的形势，都面临着比1994年更多的下压力，在短期内1994年以来形成的供大于求的格局仍将持续，这是1995年把通胀压到较低幅度的有利条件和基本前提。
如果总量格局有利于抑制通胀，宏观政策倾向就是决定1995年物价走势的关键。1994年9月以后，中央政府为了压抑通胀，已经作出了在通胀率明显下降之前，不再出台较大经济改革措施的决定，既然政府的宏观政策调整是导致1994年出现较高通货膨胀的原因，那么1995年的宏观政策稳定就会使通胀率下降，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形势：年初通胀率会缓慢下降，但月度之间不会下降得十分明显，5月以后则受去年物价水平陡急上升的影响，出现陡急下降。具体的说，从年初到5月份以前，同比的消费物价同上涨幅度会以每月降低1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下降，5月份仍会在16%左右的水平，6月份以后则会迅速降到13%以下。
如果全年宏观政策保持稳定，通货膨胀将只反映市场的自发性物价上涨，按照近年来的情况，大约在6%左右，但问题是为了压抑物价，经济增长已经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停产待业，亏损增加，三角债累积和商品物资外汇的大量剩余等等，已经到了经济难以承受的程度，一旦物价水平出现较大幅度下降，放松了需求控制，刺激经济增长的呼声就会强烈起来。这样就极有可能重复1994年5月以后的情况，在6、7月份再次出现宏观政策的拐点性变化，从而使一度下降的物价水平再次趋于上升。如果6月份的物价上涨率降到15%，上半年的物价平均上涨就可能在18%左右，7月份有可能下降到13%，到年末又有可能上升到18%左右。下半年平均在16%左右，全年平均的物价水平则有可能在17%。这就是我对我国通货膨胀短期形势的判断。
抑制通货膨胀要有新思路——增大若干产业投资与信贷力度
一、需要增大投资与信贷力度的产业
抑制通货膨胀决不可以全方位增大投资力度。另一方面，抑制通货膨胀也不能全面压缩投资。上述两个极端都是错误的，对实践是有害的。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看，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保持社会稳定，需要增大以下几个基础产业的投资力度。
1、需要增大农业投资与信贷力度。1994年我国高过20%的物价上涨率，主要由农副产品价格上升带来。农副产品价格涨幅很大，究其原因，除了国家有计划调价和市场流通环节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外，还有供给不足的因素在起作用。要稳定农副产品价格，必须增大农业投资力度。而增大农业投资力度仅仅靠农业自身的积累和财政拨款是不够的，还必须适当增加对农业投资的信贷投入。
2、需要增大水电投资与信贷力度。水电产业属于基础产业，增加水电投入，增加电力供给，能够满足生产与生活对电力日益增长的需要，能够稳定电价，进而稳定铝价以及其他耗电多的产品的价格。如果不及时增大水电投资力度，那么，将来就会有出现电价不稳。现阶段我国完全有条件增大水电投资力度。
3、需要增大交通投资与信贷力度。我国交通运输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交通运输紧张一方面造成产地货物积压，另一方面又可能造成销地缺货，价格大幅度上扬。低价卖不出去还会挫伤生产者的积极性，造成以后年度的减产和短缺，导致价格暴涨。目前应当特别增大铁路和高等公路的投资力度，尽快建成遍布全国的快速交通网。
4、需要增大城市建设举债与投资力度。21世纪中国应当实现城市化。中国城市化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是形成数以千计的中小城镇，二是建成若干现代化的大型城市图。我国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区、沈大一线、成渝一线和大武汉建成几个现代化大型城市圈或城市带，就可以带动全国经济发展。客观地看，这一过程已经开始启动，正在一步步地临近高潮。为了迎接这个高潮，从根本上提高城乡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也就是从实质上而不是表面上稳定物价，需要在今后几十年间增大城市建设投资路度。
5、需要增大原材料工业投资与信贷力度。对短缺的原材料工业增加投资，缓解供需矛盾，不仅可以稳定这些原材料的价格，还将起到稳定下游产品价格的作用。
二、增大基础产业投资力度的物价效应
上述的农业、能源、交通、原材料、城市建设等可概括为广义的基础产业。加大这些基础产业的投资与信贷力度无疑有助于稳定各自的产品或服务价格，但对全社会物价总水平究竟会产生何种作用呢？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增加上述产业的投资与信贷力度，会扩大货币供应量，推动物价总水平上涨。目前，这种观点在我国经济界占有主导地位，左右着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增大上述基础产业投资与信贷力度，虽然会扩大货币供应量，增大社会信用总规模，但却可以增加社会供给，从供给角度稳定物价总水平，提高城乡人民的实际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准，从而有助于社会稳定。
我认为，我国应当进一步加大农业、能源、交通和原材料工业的投资与信贷力度。这样做不会有大的失误，不这样做却可能造成大的失误。农业投资不足的失误，已经显现出负效应，成为1994年通货膨胀率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它方面投资不足的负效应也开始显露出来。如果不吸取农业投资不足的教训，不在增加农业投入的同时相应增加电力、交通和原材料工业投资，将来就可能表现出更大的失误。
三、增大基础产业投资力度的融资主渠道
既然从根本上抑制通货膨胀需要增大基础产业投资力度，那就应从经济政策上为基础产业建设提供融资便利。在我国现实情况下，加强基础产业的最主要融资渠道是扩大负债。具体地说，借用内债加强基础产业建设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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