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视野下的千年洛学之思
马 正 标
(洛阳市洛龙区档案史志局，河南 洛阳 471023；洛阳理工学院 洛学馆，河南 洛阳 471023)
摘 要： 不管是“北宋五子”,还是“道学六先生”，就学术而言，称之为“洛学六先生”更为妥帖。南宋时期,洛学的代表人物是朱熹和陆九渊。元朝时期，姚枢在苏门山讲学，成为一位著名的承前启后的洛学家。明朝时期，在中州地区，洛学的主要人物有薛瑄、曹端、刘健等人。清朝时期，研究、传播洛学的代表人物有孙奇逢、汤斌、张伯行、曹肃孙等人。民国时期，与镇嵩军关系密切的杨源懋、刘纯仁、石言、刘镇华、蒋峨、邢德荣、武庭麟等人，可谓是洛学于中原地区的最后践行者。
关键词： 北宋；洛学；理学；洛阳
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是我国历史上的特殊之年。这一年，北宋发生了两件影响深远的大事。一是正月自北宋京师开封起，到十一月间全国各地陆续发生了九次大小不一的地震，举国震恐；二是北宋与契丹(辽)由战转和，签订了澶渊之盟。前者以为天道有变，人类面临着世界的危亡；后者则开启了长达114年的和平发展时期，人们盼望已久的和平、平安之光终于降临。陈寅恪在论及北宋历史时曾经有过这样的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277文化与经济的高度发展，是赵宋王朝的显著特征。加上北宋初期宋太祖赵匡胤重文抑武，曾于太庙立下“誓碑”，立下“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的许诺[2]243，善待文人、崇尚文化一直是宋代的国策之一。
百年的稳定发展催生了文化的长足进步，活字印刷术、宋词、书画、学校、瓷器等蓬勃兴起，形成了密集厚实的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空前繁荣。洛阳作为当时的西京，文人志士云集，最终在宋神宗熙宁年间形成高峰。“北宋五子”中，邵雍在洛阳推演象数学，程颢、程颐兄弟在洛阳开讲洛学。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司马光因与王安石就变法问题产生分歧，携书局入洛，编纂为统治者提供借鉴的帝学教材，从而形成了数家并列立于洛阳的态势，构成了诸学相互沟通激荡、共同发展的局面。南宋著名学者朱熹在研究这段历史时称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司马光为“道学六先生”，并认为道学是北宋建国后历经百年的稳定发展，在洛阳兴起的新儒学学派。
一、“道学六先生”与洛学的关系
朱熹所讲的“道学”和我们现在理解的“道学”是不一样的。
“道学”之名，古无是也。三代盛时，天子以是道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为职业，党、庠、术、序师弟子以是道为讲习，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载之间，无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泽，以遂其性。于斯时也，道学之名，何自而立哉。
文王、周公既没，孔子有德无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渐被斯世，退而与其徒定礼乐，明宪章，删《诗》，修《春秋》，赞《易象》，讨论《坟》、《典》，期使五三圣人之道昭明于无穷。故曰：“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孔子没，曾子独得其传，传自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无传。两汉而下，儒者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
10年后，也即海迷失后二年(公元1250年)，忽必烈派人前来征召，50岁的姚枢慨然允诺，走出苏门山，再次前往漠北。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78岁的姚枢病死任上。姚枢累赠嘉猷程世旧学功臣，拜太师、开府仪同三司，追封“鲁国公”，谥“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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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朱熹所讲的“道学”，并非道德之学或老庄之“道学”，而是道统之学，上接孔孟，远承三代，历来为帝王百姓之所遵循之“道学”。既如此，朱熹作为二程的“四传弟子”，自然将司马光之学纳入其中，并称他们为“六先生”。其中，周敦颐是二程的受业师尊，张载是二程的表叔。周敦颐、张载学说的起源均为《易传》或《太极图说》，出自周公之《易》。而周公旦是洛阳城之缔造者，且周公营洛而制礼乐，天下儒学事实上均出于洛阳。另外，“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洛阳即儒学之渊薮，周公旦被称为“儒学之元圣”。
“北宋五子”也好，“道学六先生”也罢，就学术而言，称之为“洛学六先生”更为妥帖。邵雍生于太平，死于安乐，最终葬在洛阳伊川。司马光居洛15年，编纂出鸿篇巨著《资治通鉴》，更有传世名句“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与洛阳关系密切。更有其弟子范祖禹编著《帝学》一书传于世，当为司马光帝师教科书学说的结晶。张载关学的主旨，集中体现在“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4]320之中。冯友兰对此大为赞赏，称其为“横渠四句”。张载去世后，其弟子吕大临、苏昞等到洛阳，投奔程颐门下学习洛学。由此可见，关学与洛学契合，关系紧密。
张伯行刚考中进士时，曾大力搜罗宋代理学大儒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人的书籍，一边诵读一边抄录，前后共7年。其在官时所招致的，都是学问醇正、志向操行清廉的人，而且开始不让他们知道自己是做官的。平时对于意见不合的人，也仍与他们共事，开诚布公，同心协力，没有一点怨恨。
北宋时洛阳诸派学说相互借鉴勾连，在时代洪流中激荡前行，发生了深度变革：邵雍、司马光之学为社会裹挟，成为新儒学由草创到繁荣的中介、桥梁，而张载之关学也由兴转衰，被洛学改造后吸收。唯有二程的洛学刚健飘逸，以其深刻自省，且积极用世、勇于担当、敢为天下先的独特禀赋，成为后代洛学家、文人学士趋之若鹜、潜心追求的顶尖学问。
二、南宋时期程朱理学的形成
南宋时期，传播洛学思想的主要有朱熹和陆九渊。
(一)朱 熹
朱熹(公元1130年～公元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晚称晦翁。祖籍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县)，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福建省三明市)。闽学代表人物，世称朱子。谥“文”，后人尊称朱文公。朱熹于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入都科举，获赐同进士出身。3年后，朱熹入仕泉州同安主簿，开启了长达50年的仕宦和讲学著述生涯。其间，历经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等4朝，外任9年，立于朝40余日，为宁宗讲《大学》，其余40年讲学著书。朱熹著述现存25种、600余卷，总字数2 000余万，是13世纪以来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之一。自元代始，朱熹有关经学研究的成果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依据。明清两代编印了朱熹大量的著作版本，其中以清康熙年间李光地奉敕编修的《朱子全书》最为驰名。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朱熹除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九月到十月间，共上5札论事谕讲。在讲《大学》时，朱熹认真向宋宁宗讲理学内容，希望通过匡正君德来限制君权的滥用，招致了高层的打击和报复，被宋宁宗内批罢去了待制兼侍讲之职。
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十二月，监察御史沈继祖以“十大罪状”奏劾朱熹，并开列出一份59人的伪逆党籍。朱熹被斥为“伪学魁首”，位列黑名单之第5位，落职罢祠。朱子门人也遭到了沉重打击，流放的流放、坐牢的坐牢。
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朱熹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克服病痛的折磨，加紧整理文稿，唯一的愿望就是将自己生平的著述全部完稿，使道统后继有人。四月，71岁的朱熹在血雨腥风的“庆元党禁”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十一月，道学徒众在信州(今江西上饶市信州区)集会，为朱熹举行大规模的会葬，以纪念这位伟大的学者。然而，当权者竟下令地方予以约束。但参加者仍然络绎不绝，竟达千人之多。
(二)陆九渊
员工上班时间玩手机，对于餐饮企业来说，其实是一个表象问题，解决的根本之道在于疏导团队氛围和价值观，不然可能今天是玩手机问题，明天又会是聚众聊天问题，后天又冒出其他问题，从内心去改变或许效果更好些。
为了调和二派的关系，由当时知名学者吕祖谦出面，约两人至信州鹅湖寺，众多江浙学者也来参加，遂发生了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鹅湖之会”。据文献记载，“鹅湖之会”时，双方各执己见，气氛热烈，结果自然可知。两人同为理学大家，朱熹主张通过问学致知的方法，先博览而后归之约；陆九渊则主张先发明本心，然后加以博览，“吾心即宇宙”“心即是理”，本心之性千古不变，明心功夫终究为大。实质之争是“道问学”和“尊德性”的方法之争，后来被放大成“朱陆论战”。
“鹅湖之会”后，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两人又在白鹿书院见面，进行了“义利之辩”。逐渐在学习方法上找到了统一的认识，双方对立的情绪有了缓和的局面。所有这些在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助推了程朱理学的形成和发展。理论的进一步完善，为理学走向统治者视野，进而成为“官学”奠定了基础。
陆九渊(公元1139年～公元1193年)，字子静，福州金溪(今江西省金溪县)人。南宋哲学家，陆王心学的代表人物。因讲学于象山书院，世称象山先生、陆象山。朱熹师承二程之一的程颐，由杨时、罗从彦、李侗三传而至朱熹；陆九渊师承程颢，由谢良佐、王苹、张九成、林季仲四传而至陆九渊。朱熹大陆九渊9岁，师承关系造成对理学的认知方法不同，因而产生差异。朱熹立足于原著，强调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是所谓的“朱子读书六法”。而陆九渊则以“心即理”为核心，强调以心为主，“自作主宰”，在客观上与朱熹的理学思想相抗衡。两人各抒己见，形成二程洛学在南方传播的两大流派。
石言在乡办学堂时，常与王天纵等杨山弟兄接触，宣传反清革命的目的及意义。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在石言的引导下，王天纵袭击了清廷孙店守备署和鸣皋巡防营；柴云升袭击了栾川巡检署，捣毁了文武衙门，赶跑了朱阳关“镇山侯”；憨玉琨袭击了旧县巡营，又在阎沟脑截夺了清兵押送的枪支弹药。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同盟会河南支部派刘纯仁、刘镇华等至豫西，联络地方武装。在石言的策划下，发动杨山弟兄起义。义军下山，计划攻取洛阳。兵至龙门，由于攻城计划泄密，转赴潼关，参加张钫率领的秦陇复汉军东征军。石言任军部总参议。
三、元朝时期洛学再度兴起于苏门山
元朝时，于苏门山接传洛学的主要人物有3人：姚枢、许衡、窦默。其中的姚枢，是一位承先启后的洛学家。
姚枢(公元1203年～公元1280年)，元初政治家、洛学家。字公茂，号雪斋、敬斋。祖籍营州柳城(今辽宁省朝阳市)，后迁居洛阳。蒙古大军进攻南方时，姚枢随军收容儒道释医卜之士，意外得到名儒赵复和一批程朱著作，遂把赵复及洛学内容迁移北方，成为洛学自南方北归的桥梁。
蒙古太宗十三年(公元1241年)，姚枢弃官，至辉州(今河南省辉县市)苏门山隐居，筑茅为室，供奉宣圣(孔子)像并以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司马光等六君子配祀。终日危坐，潜心研读程朱理学著作，刊印《四书》《小学》等，传布四方，以化民成俗。理学本于北宋之洛学，随着北宋的灭亡而传至南宋。经朱熹等人的努力成为程朱理学，主要在南方传播。若无姚枢在苏门山的努力传播，北方几无可能重兴洛学。
后来被誉为“元朝第一人”的许衡来到这里，见到二程和朱熹之书，兴奋不已，就带着家人和学生迁到苏门山，与姚枢相依而居，共同研讨。另一位饱学之士窦默也来到这里，慨然以道为己任。姚枢、许衡、窦默等人朝暮讲习，从学甚众，洛学在北方形成重兴之势。
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旨，然后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灼然而无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颐实生，及长，受业周氏，已乃扩大其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3]12709-12710
元代姚枢、许衡、窦默等居功至伟。若无他们的努力，洛学在北方传播至此终矣。
四、 明朝时期洛学的发展
明朝是洛学发展的重要阶段。明朝时期，洛学人物众多，大家云集，高潮迭起。明朝时期，在中州地区，洛学的主要人物有薛瑄、曹端、阎禹锡、白良辅、乔缙、王鸿儒、许浩、何瑭、崔铣、王廷相、王尚
、尤时熙、李士元、谢征麟、董尧封、鲁邦彦、孟化鲤、吕坤、杨东明、徐养柏、王以悟、张信民、贺仲轼、吕维祺、刘理顺、王慕祥、刘健、王璇、刘贽、吕孔良、方时学、郭文士、王职、郭显星等人。正所谓中原星空，群星灿烂；北学道统，人才辈出。中州洛学的不少大家，如曹端、阎禹锡、白良辅、尤时熙、孟化鲤、吕维祺、刘健等人，都产自洛阳和河洛地区。产自洛阳和河洛地区的洛学家，成为明朝中州洛学家群体中独树一帜、风格迥异的特别方阵。
(一)薛 瑄
薛瑄(公元1389年～公元1464年)，字德温，号敬轩，河津(今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 人。明代著名思想家、洛学家、文学家，河东学派的创始人，世称薛河东。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进士，官至通议大夫、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去世，赠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谥号“文清”，故后世称其为“薛文清”。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从祀孔庙，有“开明代道学之基”的美誉。
薛瑄批判和改造了朱熹“理在气先”和“理气决是二物”的唯心主义理气观，明确提出了“理在气中，以气为本”的新观点，并认为气是构成宇宙万事万物最原始的物质本体，天地万物皆气聚而成形。
薛瑄提出了“实学”的概念。薛瑄认为人于“实”字，当念念不忘，随时随处省察于言行居处应事接物之间，使一念一事皆出于实。只有如此，才有进德之地。
薛瑄在强调行的重要性的同时，也肯定了知对行的指导作用，认为知理而行，如白昼观路分明而行，自无差错；不知理而行，如昏夜无所见而冥行，纵然偶有与路适合，但终究会出差错。
(二)曹 端
曹端(公元1376年～公元1434年)，字正夫，号月川，河洛地区渑池人，洛学家，人称“明初理学之冠”。
曹端从儒家正统立场出发，屏斥佛教与道教，说：“佛氏以空为性，非天命之性。老氏以虚为道，非率性之道。”[5]7238曹端继承并发扬了洛学思想，倡导洛学正统。在治学上，曹端推尊“太极”，认为这是事物的本源，是“理”是“道”。曹端说：“学欲至乎圣人之道，须从太极上立根。”[5]7239曹端认为“道即太极，太极即道”。曹端反对朱熹的太极“不自会动静”一说，认为太极会自动静，认识到了太极对事物的能动作用。曹端由朱熹上推至二程之师周敦颐，重新为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作了注解。
曹端为学刻苦专一，躬行实践，重视言传身教。曹端在霍州10余年，修明正学，政绩颇佳，且对洛学有真知灼见。因而数百名四方学者士人，争相投其门下受教。霍州之民也深受其化，耻于争短论长。曹端的父母死后，曹端将父母归葬渑池，守墓6年。曹端为父母守墓期间，有很多霍州弟子不远千里，到渑池向曹端学习。
曹端的道德修养方法为“事心之学”，特别重视心之未发时的“预养”功夫，主要是“诚”“敬”二字：“诚”是虚静无欲，继承了二程哲学；“敬”贵自思、自省，修身养性，暗合陆、王心学。朱熹排斥陆、王的心学功夫说，而曹端能兼收并蓄，心底广阔为朱熹所不及。
统计分析软件为SPSS 22.0，2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采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治疗前后的血清肿瘤标志物、免疫功能相关指标采用表示，并采用t对组间比较给予统计学检验，以P值判定统计学有无意义，若P<0.05，判定2组之间差异较大，有统计学意义，反之，则不存在统计学意义。
(三)刘 健
刘健(公元1432年～公元1526年)，字希贤，人称刘阁老。明朝洛阳县人(今洛阳市洛龙区魏屯村人)。天顺四年(公元1461年)考取进士。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任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春，为少傅兼太子太傅，进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代徐溥为内阁首辅，成为明代弘治中兴重要功臣。章太炎称其为中国历史上六大儒相之一 。刘健作为明孝宗朱祐樘的老师，两人之间感情较深，政治理念接近。明孝宗去世后，其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明武宗，年号正德。早期的明武宗还算勤政，后来在宦官刘瑾的引导下逐渐荒游逸乐，导致正德年间战事频生，外有鞑靼达延汗进犯、内有叛乱和民变等重大事件。刘健等人眼看明武宗沉迷享乐，不理朝政，失望的刘健请求告老还乡。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明世宗朱厚熜即位后，专门命人前去慰问年满90岁的刘健，把他比作北宋名臣司马光、文彦博，并大加赏赐。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十一月，刘健逝世，享年94岁。刘健死后，留下数千言的奏章，劝世宗正身勤学，亲近贤才，远离奸臣。明世宗看后，十分感动。于是再次赏赐刘健家人，并赠刘健太师，谥“文靖”。
刘健历经英宗、宪宗、孝宗、武宗四朝，为四朝元老。对明朝中叶弘治、正德、嘉靖三朝的政治产生了较大影响。入阁19年，任首辅8年(公元1498年～公元1506年)，为政提倡兴利除弊，享高寿得善终，社会威望较高。
刘健是薛瑄的学生，正统洛学班底，个人修养极为深厚，以身许国是其毕生追求。刘健入阁、拜相19年，并未谋取个人利益。今天我们在他的故乡并未看到有什么显赫身份象征的建筑遗存，以及后人以其遗产发家暴富的任何痕迹。清正廉洁、无私无畏、人寿年丰是这位洛学人物留给我们的最大遗产。
五、清代洛学研究的兴盛
清初是洛学研究最为兴盛时期。这一时期，随着国家形势的稳定和发展，洛学的系统研究被摆上政事日程，并取得了重要成果。这一时期，洛学的代表人物有孙奇逢、汤斌、张伯行、曹肃孙等人。
(一)孙奇逢
孙奇逢(公元1584年～公元1675年)，直隶容城(今河北容城县)人，字启泰，号钟元，17岁登万历庚子年京兆榜。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举家南迁至河南辉县苏门山下夏峰村。工部侍郎马光裕赠以田庐，从此孙奇逢开始了隐居生涯。此间清廷多次征诏，甚至以国子监祭酒之职相聘，均遭拒绝，时人尊称其为“征君”。孙奇逢与李颙、黄宗羲并称“清初三大儒”，又以首倡“北学”与黄宗羲的“南学”相提并论，一时名震大江南北，功垂后世。
孙奇逢的著述多成于晚年隐居苏门山期间。讲学之余，兼及著述。《理学宗传》《四书近指》《中州人物考》《畿辅人物考》等都是孙奇逢居夏峰时所作。后人编有《夏峰集》《孙夏峰先生全集》等。孙奇逢的为人有三个特点：一是他的讲学宗旨比较突出，主张身体力行；二是他的义侠之迹，在明末乱世，能够率领几百家据守险要，保全乡里；三是他的门墙广大，教育了很多人才。
孙奇逢的哲学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孙奇逢将朱熹的“格物致知”与王守仁的“致良知”合二为一，认为朱熹和王守仁的穷理、致知和良知均得自孔子，殊途同归，并无矛盾之处，不应将二者对立起来。其次，提出了“顿从渐来”的顿渐合一说。再次，将“道问学”与“尊德性”合二为一。最后，孙奇逢提出了“躬行实践”“经世载物”的思想，在知行关系上，肯定了王守仁“知行合一”合理的一面，认为做学问的，不应是空谈家，应注重实践，重视经世致用。
(二)汤 斌
汤斌(公元1627年～公元1687年)，字孔伯，号荆岘，晚号潜庵。河南睢州(今河南睢县)人，清朝政治家、洛学家和书法家，官至工部尚书，卒谥“文正”。汤斌一生清正廉明，是实践洛学理论的倡导者，所到之处体恤民艰，弊绝风清，政绩斐然，被尊为“理学名臣”。清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汤斌中进士，选宏文院庶吉士，授国史院检讨，从此踏上仕途。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汤斌拜孙奇逢为师，研读洛学。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充《明史》总裁。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迁任内阁学士，出任江宁巡抚。汤斌到任后，命令各州县建立社学，讲解《孝经》《小学》。康熙帝给太子胤礽选择辅导大臣，朝臣中有人推荐了汤斌。汤斌前往京城时，苏州百姓哭泣挽留未成，停市三天，拦路烧香为他送行。上任后，汤斌悉心讲授，尽力辅佐太子。然而胤礽积习已久，成效十分有限。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汤斌病逝于工部尚书任上，终年61岁。汤斌为官一生，身上仅有俸银八两，其友徐乾学赠以二十金，乃能成殡。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乾隆帝赐予汤斌谥号“文正”。道光三年(公元1821年)，汤斌得以从祀孔子庙。
在编纂法国民法典的前夜，法学理论认为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应在委任契约中获得规范，它的内容决定了，当受委任人以委任人的名义并为他而行为之时，产生的法律效果直接由后者承受。这个结果的取得建立在意思自治的原则之上，代理人的意思与被代理人的意思成为一体。委任还与授权书联系在一起，后者被用来使得与受委任人打交道的第三人知晓其权力及其限度，因此，其行为的直接效果对委任人发生。这里也注意到了虚假代理人的活动，以及假若本人后续的追认的效果。人们还可以在委任契约中如此约定：受委任人以自己的名义行动，其行为的效果亦对他自己发生，此人随后应当将之移转给委任人。
汤斌的《洛学编》作为一部梳理洛学师承的学术传记，是在清初编修学术史蔚然成风的背景下，奉师孙奇逢之命编修而成。《洛学编》前编断自两汉，正编断自程子，记述了中州学派自汉迄明的源流演变，旨在“表前贤以励后进”，使洛学传承之统得以复续。《洛学编》成书之后，历经8次刊刻印行，影响范围较为广泛。汤斌打破门户之见，笃守二程和朱熹，也不薄陆九渊和王阳明，以记述程朱派理学家为主，而又兼顾陆王派理学家，主张“朱王合一，返归本旨”，淡化了学者们的理学宗派意识，从而避免学派偏见所带来的学术弊端。《洛学编》篇幅不大，仅4万余字，却是研究汤斌洛学思想和洛学发展状况的一部重要学术史著作。
在建筑给排水施工中的常见问题中漏设倒流防止器问题也要引起重视，建筑中的给排水系统和城市居民供水系统相连接，供水系统正是借助给排水系统来完成分流工作，保证每个居民小区都得到供水，因此在进行给排水设计的过程中，需要在城市居民供水系统和给排水系统相连接的位置，安装倒流阀，以此避免出现水流倒流现象。如果没有安装倒流防止阀，那么水就会从高压力的一侧流向低压力的一侧，进而导致水表倒转。不仅如此，如果水流逆行，那么还会对城市居民供水系统中的水资源造成严重的污染，继而影响到居民生活用水的质量。
(三)张伯行
张伯行(公元1651年～公元1725年)，字孝先，号恕斋，晚号敬庵，河南仪封(今河南兰考县)人。清朝大臣，洛学家。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张伯行中进士。累官至江苏按察使、福建巡抚、礼部尚书。历官20余年，以清廉刚直称。学宗程朱，及门受学者数千人。去世后，朝廷追赠其为太子太保，谥“清恪”。光绪初年，从祀文庙。
后来历史推演，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备受推崇，宋神宗赵顼不仅为书稿题名，还亲自为《资治通鉴》作序，司马光在宋哲宗时复出，任朝廷宰辅；而邵雍之象数学却为民间接受，广为传播。尤为奇特的是，邵雍之象数学被人改造为“邵子神数”，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也算是“司马钻天，邵氏入地”，书写了文化人的传奇。
(四)曹肃孙
曹肃孙，河南洛阳人，字伯绳。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66岁时，始以“山林隐逸”之荐，出任河南临颍训导，旋即告归。著有《迟悔斋经说》《洛学拾遗补编》等。
六、洛学于中原地区最后的践行者
镇嵩军原系豫籍同盟会员偃师人杨源懋等人为响应辛亥革命而策动豫西绿林组织起来的一支起义武装。后经张钫等人的安排，成立于民国初年。镇嵩军前期以剿匪安定地方治安为名，在北洋军阀的势力夹缝中生存。随着全国政局的变迁，势力几经消长，但实质与传统一脉相承。真正控制镇嵩军体系的是具有洛学班底的洛阳籍文化人，其中石言、李宾阳、邢德荣、冉心佛等中坚人物均为清末具有秀才功名以上的拔贡、举人、进士等。镇嵩军以反清起义始，纵横中原数省地域，前后存在37年之久，几与民国共始终，最后以反共反人民而覆灭告终。在全部民国的历史中，武庭麟领导的洛阳抗日保卫战，算是最后一批洛学人士理论实践的最后一点光彩。与镇嵩军关系密切的杨源懋、刘纯仁、石言、刘镇华、蒋峨、邢德荣、武庭麟等人，可谓洛学于中原地区的最后践行者。
(一)杨源懋
杨源懋(公元1886年～公元1912年)，字勉斋，河南偃师人，19岁中进士。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杨源懋被授法部主事。不久弃官返乡，在偃师、洛阳、开封等地办学堂。又创立森牧社、明强学社，以振兴家乡实业。次年任中州公学监督兼河南府中学堂监督。驻日本东京河南同盟会支部派杜潜到开封组织同盟会河南分部，杨源懋率先加入同盟会。杨源懋将山东革命志士刘冠山和朝鲜反日志士金秉万接到家中，共商推翻清政府大计。
7) S Zorb预警诊断模型。该模型可实现反应进料量、加热炉出口温度、反应温度、氢油比突降和突升预警。
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河南同盟会欲在开封举义。杨源懋积极培养革命力量，进行军事训练，等备军火，借办林场之名在太行山葫芦寺潜修山寨，聚集志士。河南同盟会为策划起义曾在开封袁公祠集会，因当局戒备森严，集会不便，杨源懋乃以河南府中学堂监督的身份回洛阳，利用学堂为掩护，策动军队起义，并派人分头和嵩县杨山绿林武装首领王天纵联系。
石言处事仗义执言，颇孚众望。治军严明，受众称赞。民国9年(公元1920年)，石言病逝于灵宝，终年32岁。
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豫西农民武装被编为镇嵩军。不久，杨源懋到开封，并被选为河南省临时议会议长。杨源懋纵论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得失，力主地方自治，实行民主选举。是年6月18日病逝开封，年仅26岁。著有《杨勉斋遗文集》存世。
(二) 刘纯仁
刘纯仁(公元1881年～公元1912年)，字粹轩，号养爱庐，河南新蔡人。刘纯仁出生于革命世家，靠祖母汪氏、母亲时氏两世孀居抚育成人。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在河南乡试中举人，任开封优级师范暨高等学堂学监。
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刘纯仁被推选为同盟会河南支部长，负责领导河南革命工作。武昌起义后，刘纯仁与偃师杨源懋、巩县(今河南巩义市)刘镇华等人，到洛阳策动和组织嵩县杨山绿林武装、洛阳东关“在园”农民组织和清军中倾向革命的官兵，准备在农历辛亥年十月二十五日(公元1911年12月15日)起事，攻占洛阳，宣布河南独立。举事前夕，由于叛徒告密，清政府调大批军队镇守洛阳，洛阳起义受挫。刘纯仁、杨源懋、刘镇华等商议决定，将起义军转人陕西同张钫领导的秦陇复汉军东征军汇合，再图收复河南。
刘纯仁到东征军后任总参议，协助张钫与清军在豫西鏖战。时袁世凯采取了远交近攻的策略，一方面与南方议和停战，另一方面欲剿灭秦陇复汉军，派北洋陆军周符麟部同赵倜毅军并力西攻。双方在渑池相持。周、赵假意议和，驰书约张钫亲至甘濠协商。刘纯仁认为张钫为帅，不可轻往，主动请求代替张钫赴会。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1月14日，刘纯仁代张钫赴会，被杀害于张茅。时年31岁。
(三)石 言
石言(公元1888年～公元1920年)，名朝臣，字又謇，乳名贵秋，又名东乾，洛阳嵩县九店街人。光绪三十年(公元1905年)，石言考入开封中州公学优级师范学校。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加入同盟会，为便于秘密活动，化名石言。翌年，石言在嵩县南庄创办初、高级学堂，以教学为掩护，秘密进行反清革命活动，发展同盟会组织。同年，清廷又行科举，石言赴省城应试，擢为拔贡。
按照新课程改革的要求，数学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要着力传达数形结合思想，将数形结合的思想贯彻到数学教学的课前准备、课上讲解、课后复习的全面的过程当中去。辅助学生快速的掌握数学概念、理解公式推倒过程、多角度的对题目进行思考、快速合理的打开解题思路等。学生的思维在数学学习中被不断的训练和强化，有利于学生数学兴趣的培养和逻辑思维的扩宽。
不管怎样，朱陆之争还是把理学推向“官学”。程朱理学在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中，逐渐走向政治中心。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崖山兵败后，陆秀夫慷慨赴难，背负宋帝赵昺投海而死。元世祖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文天祥在大都(今北京)从容就义。文天祥过零丁洋时留诗一首，尾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程朱理学的核心意义上来看，“时穷节见”“杀身以成仁”“舍身以取义”成为理学精神领域的成功范例，对后世文人志士的治学修为产生了重大影响。
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镇嵩军成立，张钫首委石言任统领。石言坚辞不就，举荐刘镇华为统领。淡泊名利的石言，辞职为民，定居灵宝，仍保留总参议名称。
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纷纷响应，张钫在陕西组织东征军，杨源懋与河南同盟会支部长刘纯仁联络豫西山区农民武装，计划东进与开封起义同志配合，切断南北交通，阻止清军援助武汉，进而光复河南全省。当时，因河南反动势力对革命活动加紧防范，革命党在洛阳举事失败，杨源懋与刘纯仁计议，率领豫西农民武装入陕加入张钫东征军。入陕后，杨源懋任东征军秘书长，刘纯仁任东征军总参议。时清军重兵集结函谷关东，杨源懋认为函谷关地势险要，不宜强攻，提议先占领函谷关关南高塬，设奇兵攻取函谷关，这一建议得到实施。在崤西战斗中，杨源懋亲自上阵，经过3昼夜激战，东征军攻取了灵宝、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渑池，缴获大批武器。与此同时，清军大量增援豫西，杨源懋力主后撤，避开敌人锋芒。但因为主要将领轻敌，东征军遭受较大损失。后因清帝退位，南北议和，军事行动停止。
(四)刘镇华
刘镇华(公元1883年～公元1952年)，字雪亚，河南省巩县(今河南巩义市，清末民初属河南府管辖)人。清末秀才，上过保定北洋政法学堂。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刘镇华在中州公学任庶务长时参加同盟会，同杨源懋、刘纯仁一起参加反清活动。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武昌起义后，同嵩县的石言、蒋峨等一起奔走豫西，联络嵩县杨山的绿林首领王天纵起义，准备攻打洛阳。后投入秦陇复汉军东征军，任都督府书记官、参议。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张钫部编余5 000人，成立镇嵩军。在石言举荐下，刘镇华担任豫西观察使兼镇嵩军统领。
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刘镇华任陕西省省长。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任陕西督军兼省长。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4月，与憨玉琨一起与胡景翼部在河洛地区激战。兵败后，刘镇华只身逃往山西，投靠阎锡山。同年秋，被吴佩孚任命为讨贼联军陕甘总司令，攻击国民军，围攻西安达8个月之久。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夏，任冯玉祥部第八方面军总指挥。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任豫陕晋边区绥靖督办、第十一路军军长。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5年)5月，任豫鄂皖边区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开封第二次解放前夕去台湾。1952年病死在台，终年69岁。
(五)蒋 峨
蒋峨(公元1882年～公元1921年)，字我山，河南伊川县人。光绪三十年(公元1905)三月，蒋在伊川书院旧址创办鸣皋两等(初、高级)小学堂，自任堂长。同年五月，考入开封中州公学优级师范学校深造。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参加同盟会。后到豫西一带，从事反清活动。先后在洛阳高等小学堂、鸣皋高等小学堂任教师、堂长，不断地向学生灌输进步思想，并秘密发展同盟会员，壮大革命组织。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武昌起义后，蒋峨同石言等联络以王天纵为首的杨山兄弟，率众下山准备攻打洛阳。接着奔赴陕西潼关，参加张钫率领的秦陇复汉军，任军部参议。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镇嵩军援陕，刘镇华当了陕西省省长后，蒋峨任周至县知事。蒋峨执政期间，廉洁清明，勤政爱民。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因积劳成疾，病逝军中，时年39岁。
(六)邢德荣
邢德荣(公元1881年～公元1941年)，字润斋，号沧渔，清末拔贡，伊川县白元乡夏宝村人。
光绪末年，邢德荣任洛阳县立高等小学堂堂长。受杨源懋、刘纯仁等人影响，邢德荣加入了同盟会。邢德荣利用职务之便，在师生中积极传播革命思想。为发展革命力量、联系有识之士，邢德荣又回到伊川家乡，和地方进步人士一起拆毁庙宇，聘请良师，在夏宝创立了明新两等小学堂。
1911年，为响应武昌起义，邢德荣同杨源懋、刘纯仁等人策动杨山王天纵的绿林武装攻打洛阳，失利后转赴陕西，加入张钫的秦陇复汉军东征军。1912年镇嵩军成立，邢德荣任第二标统张治公部幕僚，直到1927年张治公部被冯玉祥的国民军击溃，始解甲还乡。此后，邢德荣长期任明新小学董事长、校长，倾心教育，培养人才。
(七)武庭麟
武庭麟(公元1882年～公元1952年)，字歧峰，河南伊川县人。先在张钫的模范团当学兵，后被保送到河南督军赵倜的军士学校学习，毕业后转入镇嵩军张治公部，不数年升至镇嵩军第二路第四营营长。
在柳州市的“十三五”规划纲中，提出的“一江两岸、一主三新、多点支撑”的城市发展格局，未来的柳州市，将形成市中心城区（主城区），柳东新区、柳江新区和北部生态新区构成的全新城区，同时，凭借水运的传统优势以及铁路公路的工业优势，继续大力发展多式联运，继续发挥西南地区工业重镇、综合交通枢纽、商贸物流中心的重要作用。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武庭麟率部随刘镇华移驻安徽六安围剿红军。武庭麟由于“剿共”有“功”，当上了国民党第十五军第六十四师师长兼六安行政督察区专员。
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8月，武庭麟率部开赴山西抗日。10月，参加忻口战役。11月，国民党军队在忻口全线撤退，第六十四师奉命守备汾河，掩护大军向晋南转移。武庭麟率第一九一旅在汾河南岸布防。苦战数日，死伤沉重，但仍坚守阵地，得到第二集团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褒奖。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10月，武庭麟升任第十五军军长。
而在工业锅炉的给水过程中，若使用软化水，其主要原理是利用离子交换树脂，将水中含有的铁、镁、钙等离子交换为钠离子。具体来说，在知道自来水中溶解固形物及各种离子含量的情况下，只需将液体内各种离子转化为钠离子，就能够计算出软化水中溶解固形物的含量。同时，通过计算得知，选用与生产除盐水相同的自来水得到的软化水，其含有的溶解固形物的总量为260mg/L。
中条山战役失利，第十五军移驻洛阳。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4月，日军发动河南战役，进攻洛阳。在汤恩伯部节节败退的形势下，武庭麟率领第十五军和川军第九十四师扼守洛阳孤城，与日军展开激战。从5月9日到24日，日军用200余门大炮、数十架飞机向洛阳狂轰滥炸，并以500辆战车配合步兵进攻。武部终日苦战，坚守城池，打退了敌人无数次进攻，因弹药不继、外援断绝，加之部队伤亡过重而突围西撤。
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8月，陈谢兵团强渡黄河，武庭麟部在黄河拼死阻拦。10月2日，武部第六十四旅在新安铁门被歼，武庭麟率残部南逃临汝(今河南汝州市)。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1月2日，解放军袭击临汝，武庭麟又窜到郏县。立足未稳，解放军又兵临城下，活捉了武庭麟。由于武庭麟平生杀人太多，民愤极大，经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批准，1952年武庭麟被解回洛阳，12月11日在洛阳周公庙被枪决。
风险匹配制度是指商业银行只能向客户销售风险评级等于或低于其风险承受能力评级的理财产品。2011年颁布的《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为《办法》）明确规定商业银行销售理财产品应当遵循风险匹配原则，禁止误导客户购买与其风险承受能力不相符合的理财产品。然而，因为缺乏风险匹配制度的具体实施细则，风险测评的可操作性差，容易造成商业银行对理财产品的风险评级和对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的评级流于形式，误导投资者购买高于其风险承受能力的理财产品。
2.3 水分管理 苗期需水量少、随着植株生长加快，需水量相应增多，这时若遇干旱，必须及时灌水；鼓粒到完熟期，需水较少，但此时受旱，会使秕粒增多，百粒重降低。当出现萎蔫现象时，就应及时灌水。水源缺乏的地块，可采用清粪水浇灌；水源条件好的最好用喷灌。大豆在幼苗期和鼓粒成熟期较怕涝，生长过程中也经不起长时间淹水，必须注意开沟排水。
总之，在《经济学人》中国专栏中，涉及到中国发展的方方面面，使用了大量隐喻架构，外媒通过这些隐喻架构赋予文章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及观念，而这些隐喻架构也恰恰在无形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读者。本文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一是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媒体报道中的隐喻架构及其深层观念，使读者对涉外媒体眼中的中国形象具有更为立体的印象；二是为中国形象的传播与媒体报道的语言的使用提供一定借鉴；三是在深度剖析外国媒体眼中的中国形象后，对于外方媒体报道失实并对我不利的部分，我方可针对性地进行舆论反击。
七、结语：洛学的千年之思
宋兴伊洛，元大苏门，明清衍于睢水，这是千年以来，洛学演化的规律。从司马光入洛，到北宋道学六先生，历史造就了群星灿烂的星空。星光闪烁之下，洛学眨眼间走过了一个千年。这期间，经程门四先生、陆九渊、张栻、朱熹、王阳明等不断阐发，洛学遂成显学。中原学子前仆后继，姚枢、许衡、薛瑄、曹端、孙奇逢、汤斌、张伯行等身体力行，矢志不渝，不断续写辉煌。致使洛学这个古老的学派代有圣贤，成果丰硕，影响深远。而今，研究其轨迹，传承其衣钵，开发其精神，自然落在我们的肩上。
纵观洛学千年演变，有几条值得我们思考、传承和创新：其一，千年以来，洛学诸人生生不息，立志传承洛学文化，其情可嘉，其实可悯。我辈应慎重研究，以期使古老的洛学成为中原(北方)学人矢志奋斗的不朽遗产。其二，洛学先辈勇于时代担当，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当为我辈发扬光大。其三，不求闻达，济世为民。追求积极向上的人生格局，倾其毕生所有，求得清白，著于青史。其四，珍惜道统传承，研讨洛学和洛学精神，进而形成一个新洛学学派，锻造出与新时代发展相结合的新洛学精神。
蔬菜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面对物价上涨等问题，应季蔬菜的贮藏保鲜是普通人家应付物价上涨，提高生活质量的一个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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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Millennium Luo Culture From Perspective of Northern Song Dynasty
MA Zhengbiao
(Archives History Bureau of Luolong District, Luoyang 471023, China; The Museum of Luo Culture,Luoyang Institute of Science & Technology, Luoyang 471023, China)
Abstract: No matter what they were called, "the Five Scholars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or "the Six Masters of Taoism ", it should be more academically appropriate to call them "the Six Masters of Luo Culture".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representatives of Luo Culture were Zhuxi and Lu Jiuyuan. In the era of Yuan Dynasty, Yao Shu lectured in Sumenshan and became a famous scholar Luo Culture who inherited the past and set a new course for the future.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the main figures of Luo Culture in the central plain region were Xue Qian, Cao Duan and Liu Jian and some others. In the Qing Dynasty, Sun Qifeng, Tang Bin, Zhang Boxing, Cao Susun and others were the representatives who studied and disseminated Luo Cultur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losely related to Zhen Songjun were Yang Yuanmao, Liu Chunren, Shiyan, Liu Zhenhua, Jiang E, Xing Derong, Wu Tinglin and others who were the last practitioners of Luo Culture in the Central Plains.
Key words: Northern Song Dynasty; Luo Culture; Neo-Confucianism; Luoyang
DOI: 10.3969/j.issn.1674-5035.2019.05.001
中图分类号： K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035(2019)05-0001-09
收稿日期： 2019-07-04
作者简介： 马正标(1963-),男,河南洛阳人,主要从事河洛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 王治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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