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化派”文化哲学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初叶的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逐渐形成了三个文化哲学派别，即自由主义的“西化派”、保守主义的现代新儒家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派。这三个派别分合异同，斗争交融，反映着现代中国思想潮流的走向。本文拟对“西化派”文化哲学进行分析批判，以浅探文化发展的趋势与取向。
一、“西化派”的代表人物及其观点
1915年，标志新文化运动开端的《新青年》问世了，《新青年》杂志一开始就高举“西化”旗帜，开始了新学对旧学、西学对中学的斗争，这场斗争的总司令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吴虞、刘半农等人都集合在陈独秀的周围，形成了“西化派”的骨干力量。
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是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对东西文化有着深刻的认识。陈独秀认为东西文化有三个方面的不同：（一）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二）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三）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他认为文化的民族性质实质上反映了文化进化的迟缓程度的不同，即新与旧的关系。西方文化之所以先进，不在于是西方的，而在于他是近代的，中国文化之所以落后，不在于是东方的，而在于它是古代的。他深刻地认识到“近世文明，东西洋绝别为二”（注：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11页，三联出版社，1984年9月出版。），中西文化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化，二者是不能调和的。陈独秀说：“文化之为物，每以立异复杂分化而兴隆，以尚同单纯统整而衰退。征之中外历史，莫不同然。”（注：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351页，三联出版社，1984年9月出版。）陈独秀关于东西文化、新旧文化的理论，其中心思想是主张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一思想代表了现代文化哲学中文化激进主义的基本主张，是陈独秀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
鲁迅，中国现代文化哲学史上一位思想大师，他一生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的文化宝库留下了一份十分宝贵的遗产。鲁迅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认为社会总要不断地进步，文化亦应不断地前进，他提出：“中国的旧学说，旧手段，实在从古以来并无良效，无非使坏人增长些虚伪，好人无端地多受些人我都无利益的苦痛罢了。”（注：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版，第1卷，第13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鲁迅的文化哲学是批判的文化哲学，其使命是“将旧社会的陋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注：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45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鲁迅一直认为要推动社会的变革，就必须有摆脱了民族劣根性的国民大众，对老百姓，他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运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注：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第16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热爱祖国，关注民族的利益和前途，构成了鲁迅文化思想的核心内容。在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彻底地、毫不留情地揭露的背后，跳动着一颗火热的、充满希望的拳拳爱国之心。鲁迅认为大量吸收外来文化是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的一条非常重要的途径，他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归结起来就是“拿来主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示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地吃掉……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注：鲁迅：《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鲁迅全集》，第6卷，第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全凭我们不自私的沉着辨别。
在“西化派”的阵营中，还有两位“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胡适、陈序经。胡适提出了“百事不如人”的观点，陈序经主张所谓趋向世界化的文化与所谓代表现代化的文化，无非就是西洋文化。
“西化派”的其他人物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等也都向封建文化及一切守旧势力发动了猛烈进攻。虽然他们的理论武器不一，但都主张学习西方，建立新文化新道德，以改造中国，使中华民族得以振兴。
二、“西化派”产生的历史根源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曾经创造出灿烂的古代文明，中国曾经是强大的封建帝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曾经长期处于世界各国的前列。但到了近代，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形势已经出现了深刻的变化，首先是17世纪4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消灭了封建生产关系，接着是法国资产阶级横扫封建势力，美国在1783年也宣告独立，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为西方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造成了社会生产力前所未有的大飞跃。世界资本主义处在迅速发展的时期，而此时的中国仍然停滞在封建制度轨道，逐渐由先进变为落后。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中国还是一个完全的封建国家，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在社会经济中占绝对统治地位。广大农民过着勤劳穷苦的生活。清朝的统治，已沿着中国历代王朝旧有轨道，由强盛走向衰败，政治上腐败、黑暗，军事上军备废弛；帝国主义列强纷纷侵略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近现代中国备受欺辱，帝国主义逐步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100多年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这期间，无数仁人志士为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而艰苦探索，顽强奋斗。
近现代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向西方学习，改变中国落后贫穷、遭受侵略的悲惨命运一直占居主导地位。而且向西方学习也一步步深入，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人物提出不同的内容，但基本上是沿着先器物层面，后制度层面，而后在文化的核心层价值观念层面这样的逻辑顺序向西方学习的。
先是洋务派搞洋务运动，其代表人物有奕忻、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面对外国侵略者入侵，他们深感忧虑。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两次鸦片战争，中国两次惨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清军在侵略者的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于是他们认为应当向西方学习。掌握西方制造舰炮的技术。他们购买洋枪洋炮，训练新式陆海军，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等，主要是在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他们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他们看来，“西学”的“体”，绝不能采取，“西学”的“用”的某些方面，如技艺之类，则可能为“中学”服务。“中学为体”也就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孔孟之道是根本，是不可以动摇的。19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在甲午战争中遭到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中国近代第二次向西方学习，是学习西方的制度。甲午战争以后，改良主义从一种社会思潮发展成为有理论、有纲领、有一定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戊戌变法运动，这场运动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康有为倡议组织了“公车上书”，在康有为起草的万言书中，全面地提出了改良派的政治纲领。第一，在政治方面，上书要求实行“议郎”制，即仿行近似西方的君主立宪政体，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第二，在经济方面，上书要求实行“富国之法”、“养民之法”，即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第三，在文化教育方面，上书要求实行“教民之法”，培养造就发展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各种人才。由于当时的封建势力十分强大，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以慈禧为代表的封建顽固势力不仅直接掌握军队，而且控制着从朝廷到地方的全部官僚机构，戊戌变法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一次更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孙中山为使祖国独立富强而制定了三民主义的救国纲领，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就是“建立民国”，就是要永远根绝君主专制制度，实现西方的资产阶级政党和议会民主。辛亥革命是在制度这个层面对封建社会进行了彻底的革命。组织领导这次革命的，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同盟会，同盟会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民主革命纲领，即推翻清朝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提出“平均地权”，企图解决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他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国，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失败了，他们失败的原因，或因外国侵略者的强大，中国封建社会的落后；或因新生力量的弱小，封建组织的坚固，但是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呢？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何以在近代屡遭凌辱，以致成为半殖民地，我们最终应该向西方学习什么呢？“西化派”就是在中西文化对比中，在文化的价值取向上提出向西方学习。他们在中国现代史上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
三、“西化派”的历史贡献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功劳。而这功劳是与当时提倡西学、新学的“西化”派联系在一起的。在陈独秀这面大旗之下，李大钊、胡适、周作人、鲁迅、吴虞、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以《新青年》为阵地，联袂进行新学对旧学，西学对中学的斗争，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首先，“西化派”人士对中西文化观念进行了比较，在比较中一致认为中国古代的封建文化与近代西方文化有着根本的不同，中国传统文化较之西方现代文化有着很大差距。李大钊指出：“中国的大家庭制度，就是中国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两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立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们表层构造。”（注：《李大钊选集》，第296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孔子的学说能支配中国人两千余年，不是他的学说本身有绝大的权威，“只因他是适应中国两千余年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注：《李大钊选集》，第297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与中国文化不同，西洋文化是建立在工商经济之上的，工商本位的民族，因为常转徙于各地，所以家族简单，而成小家族制度——个人主义，“东方之道德在个性灭却之维持，西方之道德在个性解放之运动”（注：《中国现代哲学原著选》，第1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1月出版。）。在政治上，东方向往英雄，其结果为专制政治，以一人之意志遏制众人之愿望；西方倚重国民，其结果为民主政治，将个人的意向和要求聚合起来，以求发展。“西化派”还把文明的历史分为古代和近代，认为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处于同阶段时是相同的，陈独秀指出“近世文明，东西洋绝别为二”，西洋文明才堪称近代文明，中国仍不脱古代文明，因而，东西文化的差距从本质上来说，是时代的差别。
其次，批判封建孔学，对中国封建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抨击。鲁迅在他的第一部小说《狂人日记》中借用“狂人”之口，深刻地揭露了中国封建社会乃是一个吃人的社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地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注：鲁迅：《呐喊·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版，第1卷，第13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打倒孔家店”，是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响亮口号，李大钊说：“孔子其人已为残骸枯骨，其学说之精神，已不适于今日之时代。”(11)在陈序经看来，复古的运动，正是与尊孔的运动相连带而来，所以尊孔就为复古，而复古也就尊孔。陈独秀认为，如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就是说，打倒孔家店是关系到继续改革中国社会以适应民族生存的大问题。
再次，它具有思想启蒙、思想解放的不朽功绩。以陈独秀为首的“西化派”知识分子，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认识到，过去革命的失败，首先是由于没有唤起“多数国民之自觉”，过去之维新也，复古也，共和也，帝政也，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其结果也不过是党派之胜负，于国民根本之进步，必无关焉。他们认为，不使人民在思想上觉悟，而只是空喊宪法、国会，是毫无用处的，因此，主张要“使吾国党派运动进而为国民运动”，并决心为了促进国民的自觉而奋斗，在中国发动启蒙运动。“西化派”诸人运用西方文化，对国人进行启蒙和洗礼，唤起了国人的“觉悟”。
最重要的，是他们从西方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坚决主张用具有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西方近代文化来取代、改造中国固有的封建文化。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说，国人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当时提倡的民主，就是实行法国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反对封建专制和军阀独裁，反对为专制独裁政治服务的封建伦理道德。当时提倡的科学，就是指自然科学和看待客观事物的科学观点，反对迷信、盲从和武断，树立起积极、进取和科学的精神，陈独秀宣称“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并表示为此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12)。这是时代的最强音，也是新文化运动理论成果中的精髓。
四、“西化派”的缺陷和发展趋势
“西化派”倡导的文化革命，虽然有着多方面的功绩，但也有着形式主义的偏向。其表现就是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好，一切皆好。《新潮》的编者傅斯年在一篇答读者的信中把这种思想表达得很明确。极端的崇外，却未尝不可……因为中国文化落后一步，所以一百件事，就是九十九件比较的不如人，于是乎中西的问题，常常变成是非的问题了。胡适提出了“百事不如人”的观点，他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物质上不如人，政治制度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只有全盘西化才是可取的，这就很容易导致民族虚无主义，进而发展为全盘西化。
“西化派”批判了封建主义文化的腐朽与封闭性，积极吸收资本主义文化中一切对我有用的东西，在一定意义上说，也促进了中国现代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但是，自由主义的“西化派”不愿意吸收或借鉴外国文化，以改造传统文化，主张全盘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大力宣扬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中国现代文化发展趋向的认识，过于偏激，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西化派”处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面对落后、腐朽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迫求要求学习西方，其出发点也是可以理解的。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在新文化运动中积极探索中国出路的“西化派”中的先进知识分子，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本民族解放的出路，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原本就是“西方”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很快地被他们接受。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相继掌握了唯物史观和唯物主义辩证法，他们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问题，分析社会，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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